摘要: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生态文明观内容全面而丰富，彰显了时代性、哲理性、系统性和实践性特征，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指导。本文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背景下生态文明观的出场前提入手，建构“为我而存在”“实践的人化自然观”“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三大层面，以“感性外部世界”的自然生态、“主体需求驱动”的精神生态、“人的关系交往”的社会生态共同交织推演出生态文明观演进的运行机理，剖析生态文明观下自然共生系统“生成–衰微–复归”三层逻辑，最终以四层“生态转变”路径指明生态文明观“落地实践”的立场方法。
Abstract: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cept in Xi Jinping’s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comprehensive and rich in content, manifes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philosophical, systematic and practical, and providing a powerful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ical guidance for the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premis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zation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and constructs the three major levels of “existence for me”, “practical humanization of the concept of nature”, “the sum of all social relations”, and the three major levels of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zation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existence for me,” “practical humanized view of nature,” and “the sum of all social relations” are constructed, and the natural ecology of the “perceptual external world,” the spiritual ecology driven by the needs of the subject, and the social ecology of the “human relations” are jointly interwoven to deduce the ecological ecology of the civilization. The ecology jointly intertwines and deduces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alyzes the three-layer logic of “generation-decline-recovery” of the community of life under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ultimately specifies the path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s “on-the-ground practice” with the path of four-layer “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Finally, the four-layered path of “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is used to indicate the position and methodology of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practice”.
1. 引言
“抓生态文明建设，既要靠物质，也要靠精神。”生态文明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多维角度探赜生态文明观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背景下意义重大。
2.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背景下生态文明观转变的出场前提
2.1. “感性外部世界”的自然生态：“为我而存在”
自然为人而存在。“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1]: p. 52)马克思通过理性分析把自然划分为“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两种类型，并强调“自在”自然对人类的重要性。他认为“感性外部世界”的自然生态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独立于人的活动之外且尚未被人的实践活动改造过的“自在自然”，其运动变化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力量相互作用构成的；另一个则是已经被人类实践活动改造过、打上主体印记且包含人的感性活动在内的“自为世界”，其在人类实践和人类社会中历史发展、动态流变。关于“感知性的周围宇宙”认知，首要聚焦于一种在人类诞生之前的原始自然场景。因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1]: p. 55)，在“自在世界”里，动植物、石头、空气等都是人的生活的一部分，无论它们的形式如何，“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1]: p. 55)。如果缺少了这个基础，那么人类便无法生产出任何物品。“自在”自然无疑是人类工作开展的基础条件，并且“自然界也在一种较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生活资料”，人们为了维持生命，就需要穿戴、食物和居住等物品，并持续地从大自然获取满足自我生存所需的物质生产资料。不仅人们的物质需求，甚至包括他们的精神需求都无法脱离对自然的依赖。
人为自然而存在。人赋予自然存在的本质，同时将内在尺度物化于自然之中。马克思恩格把“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生命与自然的双重力量便“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由于人与自然的对象化，“它所以能创造或创立对象，只是因为它本身是为对象所创立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的存在物的活动。”人类在相当长的历史发展中“处在生态系统的运行方式中”“人的活动已经成为自然进化过程中的一个构成要素的后果”。然而，对于人类及社会而言，真正具备实际重要性并非抽象的、纯粹直观的自然界形态，而是与人类生活紧密相连、经过人类活动塑造的自然界实体。马克思指出：“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人类实则生活于一种“人化”的自然环境之中，这种环境是人类活动的直接产物与反映。
2.2. “主体需求驱动”的精神生态：“实践的人化自然观”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 p. 531)。随着工业革命持续推进，人类的“生存发展需要”基本得到满足。“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1]: p. 531)，从而使民众渴望更高品质的生活。马克思围绕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提出“实践的人化自然观”，并通过主体与客体的相互转化及融合趋势，描绘了人类与自然深度融合的未来图景，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型关系提供了理论指引。从主客体认知与实践活动的逻辑来看，“人与自然的认识与被认识关系形成人们的自然观”[2],“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1]: p. 162)。当人类深刻认识到“自在自然向人化自然的转化是人主动‘化’自然的结果”[3]，并洞察到从“自在”状态向“自为”状态演进的必然进程时，这将强烈冲击自然决定论的既有理论框架，逐步瓦解自然作为宇宙主宰的传统认知。在此情境下，“实践的人化自然观”成为一股强大力量，激励人类积极调动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展现其在改善自然方面的主体能力。随着“需求–满足–新需求–新满足”这一过程的不断循环迭代，“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须推出更多涉及民生的科技创新成果”[4]。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背景下变革生态文明观势在必行。
2.3. “人的关系交往”的社会生态：“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认为，人本来即“社会存在物”，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 p. 135)，人的本质乃是在其生产实践活动中逐步构建的社会关系总和的体现。为了适应生产实践的需求，人们不仅构建了生产关系，还衍生出了政治关系、思想关系以及其他复杂的社会联系。要深入揭示人的本质，我们必须聚焦于人们在生产实践中所形成的必然联系，将个体置于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进行综合审视，方能真正把握其内在本质。劳动者在人与人的交往互动中“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5]: p. 145)。这一过程不仅丰富了人的精神世界，也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因此，我们应从更广阔的视角来审视人的本质，理解其在社会关系中的动态生成与演变。从人类与社会相互交织的复杂维度审视，人不仅是浩瀚自然界的衍生结果，更是人类社会这一精妙构造的必然产物。与此同时，人亦作为能动力量，塑造并催生出现实社会的多维面貌。正是凭借现实个体的实践活动这一基石，我们见证了生产力的蓬勃发展、交往关系的错综交织，以及一系列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应运而生，这些元素共同构筑了现实社会的宏观架构与微观细节，形成了一个既复杂又和谐的整体结构。从人类内在固有的本质属性与特性进行深入剖析，人类兼具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这两大核心层面，而社会性无疑构成了人类最为本质与核心的属性。人类的本质，在现实层面与本质意义上，绝非局限于“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深深植根于“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之中。社会这一宏大范畴，正是由无数活生生的、具备现实意义的个体所共同构筑，它的存在价值，也唯有在对这些现实个体的关照与映射中方能得以彰显与实现。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背景下生态文明观转变的在场逻辑
生态文明观深刻回答了“如何认识并妥善处理现代化进程与生态文明之间关系”这一核心命题，彰显了党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与深远思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背景下生态文明观变革经历了从哲学伦理与实践创造双向建构人与自然到资本逻辑布控下的人与自然关系裂变再到未来社会形态下的人与自然和解的在场逻辑演进。
3.1. 自然共生系统生成：哲学伦理与实践创造双向建构人与自然
从哲学与伦理的深邃视角审视，自然无疑是“人类生命的摇篮与根源”，对自然的保护与呵护，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赋使命与道德责任”。而从实践的广阔维度出发，自然构成了人类不可或缺的实践领域与对象，人类与自然的命运紧密相连，彼此依存，共同构成了不可分割的自然共生系统。基于此，马克思以科学的洞察力，精妙描绘出人与自然之间紧密相依、共生共荣的生命共同体关系。马克思认为，对象性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普遍具备的一种关系，事物通过对象性关系来表征自身的本质力量、确证对象的客观存在及其价值意义。任一实体之存在，均需通过与之相对的对象以确立自我本质，进而成就其对象性存在之状态。因为“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1]: p. 210)。其一，人类进行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必然将自然作为其实施的对象与范畴，“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1]: p. 211)。这一本质特征预示着人类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自然法则的约束与限制，在此意义上，人类与其他生物一样，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然而，人类作为具有主动性与创造性的类存在，通过具有目的性和意识性的对自然的改造与利用，不仅实现了自我本质的确认与展现，同时也赋予了自然界以独特的属人价值。当自然界中的种种实体被人类选定为生产与生活实践的对象与基础素材时，它们便转化为了人类生命活动中不可或缺且至关重要的构成元素。但值得注意的是，若某部分自然尚未被纳入人类的实践范畴，其内在价值便难以被人类所认识与体验。简而言之，只有当人类通过实践活动，当人类将原本处于自在状态的自然界，通过其本质力量的作用转化为蕴含人类意志与创造力的人化自然时，自然界的属人价值方能得以全面彰显与实现。这一过程不仅彰显了人类实践活动的力量，也深刻体现人与自然之间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关系。
3.2. 自然共生系统衰微：资本逻辑布控下的人与自然关系裂变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议题，堪称一个跨越时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根本性问题，其妥善处理与否，直接关系到人类社会持续繁荣与发展的长远图景。随着西方社会中个体主体意识的日渐觉醒，自然昔日所享有的崇高与神圣地位，逐渐被技术的强大力量所侵蚀与消解，这一转变导致了一系列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它们成为了世界历史进程中不可忽视的严峻挑战，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下潜在灾难性倾向的显著体现之一。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犯下了地位错置的错误，形成了“资本宰制自然”式的人类中心主义[6]。资本对生态环境的侵占与剥削，展现出了毫不留情的冷酷无情，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7]: p. 239)“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7]: p. 297)资本主义体系内在地蕴含着对人与自然关系认知的谬误，它将自然客体错误地视为与主体截然分离、缺乏内在关联的存在，未能深刻洞察到主客体间复杂而微妙的双向互动本质。这种认知偏差导致了对自然支配的肆意妄为，缺乏应有的节制与敬畏。在理论上，主体向客体转化的过程，本质上应是人类主体自由地将自身的本质力量渗透并融入自然界的过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过程；然而，在资本的强势主导下，这一本应充满自由与创造性的活动却异化为一种极不自由的状态，改造自然的主体被迫以一种扭曲、丧失人类本质的方式行动，这不仅背离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初衷，也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类主体性的异化与沦丧。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的那样：“国民经济学把工人只当做劳动的动物，当做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8]: p. 125)在此背景之下，人类主体不幸地沦丧了其应有的主体地位，被残酷地贬抑至近乎原始生物般的存在境遇。与此同时，自然界这一本应受到尊重与保护的被改造客体，亦不幸沦为人类贪婪掠夺的无尽资源库，仿佛一座巨大的能源补给站，随时准备满足人类无休止的欲望与需求。资本出于攫取经济利益的动机，“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固有的价值”([1]: p. 52)。在资本的视野中，自然资源仅仅被视为实现自身扩张目标与手段的工具，而非拥有独立价值的“自为的力量”([1]: p. 90)。然而资本的规模扩张必然依托于坚实的物质基础，这一基础又不可避免需要得到来自环境的支持与滋养。因而我们可以深刻洞察到，资本增长的过程实质上就是资本不断侵占环境空间、挤压自然生态的过程。
3.3. 自然共生系统复归：未来社会形态下的人与自然和解
相较于西方社会所秉持的主客二分、单向度线性思维模式，“生命共同体”理念展现出了显著的超越性视野。该理念深刻指出，“人”的概念不应局限于孤立的、割裂的个体层面，亦非一个可独立存在的实体概念，而是内在地包含了一个更为宏大、更为整体的共同体——即生命共同体的接纳与承诺。人类必须充分认识到并尊重自然界的权利，因为人类的存续与发展深深依赖于自然，与自然共生共荣于这一广阔的生命系统中。人性的尊严与价值，并非赋予人类凌驾于其他生物之上的特权，也不应通过人权的主张而牺牲自然或其他生物的利益。相反，人性的尊严唯有在人类与自然及其他生物达成和谐共存，且能促进它们的福祉之时，方能得以真正彰显与实现。这一理念倡导的是一种全新的生态伦理观，强调了人类与自然界的深度关联与共生关系。同时“生命共同体”理念是对人与自然异化关系的批判性反思，在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叙事中，生态文明理念已经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框架下“资本对自然的支配”这一狭隘局限，实现了对自然主体客体化倾向的合理纠偏。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深刻的断裂与对立，传统的“天人合一”和谐理念被严重颠覆。从生态文明发展的宽广视野来看，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始终是贯穿中国哲学智慧、西方哲学思辨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探讨的核心议题。针对资本主义制度所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现象，马克思主义哲学展开了深刻的自我审视与批判性反思，并力图修复这种“物质变换裂缝”。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人与自然互为本质的对象性关系理论，为“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提供了深刻的思想启迪与坚实的理论支撑，展现了其对于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独特贡献与前瞻视野。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语境下，生态文明观深刻植根于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异化关系的批判性审视，并同时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丰富实践经验。这一生态文明观，作为资本主义文明之外的一种全新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为理论指引，紧密融合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不仅系统总结了生态文明建设所取得的显著成就，还深刻反思了其中存在的问题与挑战。它致力于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传统思维框架，力求在科学层面精准把握环境保护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动态平衡，积极探索一条既能驱动物质财富稳健增长，又能有效维护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新路径。这一探索不仅体现了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刻洞察，也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独特智慧与坚定立场，是对“人类善待自然，自然也会馈赠人类”这一实践经验的深刻抽象和理论概括[9]。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背景下生态文明观转变的立场方法
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背景下生态文明观的“生态转化”与“落地实践”成为关键议题，积极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观的“生态转变”充分体现了新时代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战略主动与历史主动，能够有效地将生态文明观的内在优势外化为经济发展的生态优势。
4.1. 从“资本逻辑”主导向“生态逻辑”主导转变
从资本固有的革新本质出发审视经济体系的发展模式，将生态环境视作基石并转化为高效的投资媒介，此路径契合人与自然和谐共融的现代化愿景。这既是对传统大企业主导社会形态的革新与超越，又难以完全摒弃对利润追求的本质属性。尽管该模式作为企业家精神的体现，不断催生生态产品以满足社会整体需求，但其终极旨归可能与民众的实际期盼存在偏差。在盈利层面，其于特定情境下能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但若过度逐利导致特定自然资源被过度消耗乃至枯竭，资本将迅速抽离，甚至可能触发新的环境灾难，潜在风险不容忽视。资本创新逻辑的历史作用呈现双重性：一方面蕴含着推动人类进步的力量，另一方面其负面效应亦显著，其危害程度不容小觑。生态产品的生产与使用，实则是解决资本异化问题的途径之一。尽管资本创新模式披上了生态产业的绿色外衣，但其逐利的内核未变，社会化生产的根本矛盾及资源私有制的基本冲突依旧存在。因此，生态资本与生态公正之间的张力时常显现，可能偏离生态公正性和生态文明的核心价值。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中，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尚不发达的背景下，我们无法回避利用资本来推动生态产业的发展、促进生态事业的进步、加速生态建设的步伐。我们应警惕资本因逐利而偏离生态建设轨道，重蹈破坏环境以牟利的覆辙。同时，亦需防止资本为追求更多收益而盲目扩张生态产业，导致产能过剩的问题。为此，需运用“生态逻辑”对“资本逻辑”的无序扩张进行矫正与调整，实现对资本的规范化管理，以确保其发展路径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
4.2. 从“经济原则”主导向“生态–经济原则”主导转变
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从根本上讲，高度依赖于自然资源的支撑。西方经济的发展轨迹，从早期的殖民地拓展，逐步演进为对自然界的广泛开发与利用，进而催生了“自然资本主义”的形态。“我们的中心论点是，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1]: p. 183)资本主义的发展轨迹，显然伴随着其影响范围从人类社会核心逐渐向外，深入并扩大至自然界的各个角落。此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往往将生产基地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实际上，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的严重程度与经济效益的获取成正比，意味着经济效益的最大获益方，往往也是导致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加剧的首要责任方。这一结论，在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已得到广泛认同，它深刻揭示了资本无休止追求财富积累的本质，是导致环境问题的根源所在。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三者构成了一个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有机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生态链条的稳固与否，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的资源保障、生产生活的空间质量以及民众的幸福感水平。一旦生态链条断裂，将引发连锁反应，导致资源供给短缺、生产生活空间恶化，进而削弱民众的幸福感。“生态优先”原则的提出，旨在解决改革与发展进程中长期存在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它将生态优先作为发展的前提条件，不仅体现了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尊重，也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一原则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与现实基础，是我们在面对环境问题时，必须坚守的底线与原则。鉴于对此有深刻认识，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一种“生态”与“经济”和谐共生的发展模式，正如总书记所强调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已从单一的“经济导向”转变为“生态与经济并重”。
4.3. 从“异化消费”主导向“绿色消费”主导转变
在马尔库塞的著作《单向度的人》中，他深刻剖析了现代消费社会背景下个体所面临的物化与异化现象。在描绘发达工业社会的图景时，他指出，民众深陷于对商品与服务无尽需求的泥沼之中，其休闲方式、消费行为乃至生活态度的塑造，无不受到广告的深刻影响。这一社会现象导致许多人过度聚焦于物质层面的追求，而忽视了精神世界的成长与终极价值的探寻。在这样一个生产高度发达、消费者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环境中，人们所追求的“理想生活”逐渐失去了其真实性与深度，取而代之的是过度消费、物质享受以及闲暇活动的无度扩张，这些浅薄的追求构成了生活的核心，掩盖了生活的本质与真谛，具体体现为“把无度的消费、物质享乐和消遣当作人生最大的意义和幸福。它使人改变数千年积累下来的高尚道德价值观念，把消费水平当作衡量人的尊卑、贵贱、荣辱的尺度”[10]。这种浅显且缺乏深度的生活追求，导致作为世界主体的人类——这个充满灵性与本质纯真的存在——其最生动、最本原的特质被逐渐消磨殆尽：“在消费社会中许多人感到我们充足的世界莫名其妙地空虚——由于被消费主义所蒙蔽，我们一直在徒劳企图用物质的东西来满足不可缺少的社会、心理和精神的需要”[11]。在现代社会，存在着一种以个体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抽象理性思维，以及以财富积累为核心、导致消费行为异化的价值观念，构筑了一个框架，使得多数人鲜少深思消费的界限及生态承载力的极限。这一现状导致现代人逐渐丧失了对社会、自我及他人的洞察力与判断力，进而随波逐流，盲从成为常态。自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已逾四十载春秋，其间取得的辉煌成就举世瞩目。然而，与之相伴的是社会、自然及人类自身之间紧张关系的日益凸显。消费异化的现象，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某些发达国家曾深陷的阴霾：人们为满足私欲与享乐，肆意挥霍资源，不惜以环境为代价，由此引发了土地荒漠化、全球气候变暖及空气污染等棘手问题，日复一日地困扰着我们的生活。在当下社会，自然资源似乎被视为无偿之物，生态环境亦无需承担费用，这种观念驱使着人们倾向于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来换取利益，视其为最为便捷且直接的方式。就当前与未来而言，若要避免重蹈发达国家的覆辙，我们必须对消费主义的思想体系进行深刻的反思，并寻求有效的解决之道。“绿色消费”理念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它代表着一种理性且超脱的选择。当代人类正经历着生存挑战与生活意义缺失的双重困境与危机，其深层原因在于那些旨在征服与控制的发展理念，以及过度放纵个人私欲的生活模式。而“绿色消费”文化及其蕴含的价值取向，则立足于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倡导一种适度、适宜的生活模式，强调实践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今天，现代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已不再是个人或国家的独角戏，而是需要全球人民的共同参与和持续有效的反馈。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共同应对挑战，守护我们的地球家园。
4.4. 从“人类中心主义”主导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主导转变
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长期以来是环境伦理学的主旋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不仅契合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而且实现了对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扬弃与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秉持了一种偏颇的发展视角，它过度凸显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在自然哲学的维度上，机械论为人类中心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其核心特征在于将心与物、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截然二分，并置于对立的状态。在价值论的范畴内，人类中心主义仅承认人类自身的价值，而相对地忽视了其他生命形态所蕴含的独特意义。在这种观念的驱动下，人类展现出了强大的主观能动性与创新精神，不断对地球的自然环境进行改造与重塑。因此，我们不难发现，现有的工商业体系大多建立在人类控制并利用自然资源的基础之上。然而，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导致我们缺失了一种更为全面、更为深远的思考维度——即如何找到一种既能有效保护我们共同居住的地球家园，又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平衡之道，这无疑是当前亟待探索的重要路径之一。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核心在于，它主张所有生物及自然元素均具备内在价值，这些价值并非源于人类的赋予或认知，而是独立于人类存在之外。此外，该观点还坚持所有生命体享有平等的地位，并深信在自然界中，生态环境的价值远远超越了人类主观赋予的范畴。然而，尽管这一理论在理论层面展现出其合理性，但在实践操作层面却遭遇了若干挑战，诸如过分偏重于自然资源的保护而可能忽视人类社会的实际需求；对人类角色的轻视，进而抑制了人类积极参与环境保护的能动性等。非人类中心主义提出的保护自然界的“完整、稳定和美丽”是一种善良的自然主义的“乌托邦”式的道德理念，无益于实践。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类为自然设定规则，而非人类中心主义则坚持自然为人类制定法则，这两种观点均秉持着一种“单向度”的思考模式。其导致的结果要么是人类做自然的主人，要么是人类做自然的奴隶[12]。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一概念进行深刻的再审视，以期探索出一种既能维护自然权益，又能合理满足人类需求的平衡之道。人类中心主义倾向于以人类为中心制定自然法则，而非人类中心主义则倡导从自然本身的视角出发来审视和处理相关问题。这两种方法均呈现出明显的片面性，因为它们仅仅聚焦于问题的一个维度。若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愿景，我们必须开辟一条兼顾人类需求与自然发展规律的平衡路径，力求在两者间寻求最佳的契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