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形成背景与理论渊源
1.1. 历史背景
1.1.1. 生产力的提升与市民社会的出现
十九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出现加速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以《物种起源》为标志的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提出自然进化选择学说，阐述了生物是如何诞生等进化问题。生物进化论给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以沉重的打击，为分析人和其他生物的内在发展演变规律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三大自然科学的出现让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明显提升，人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自然界并对自然界进行改造。
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洞察到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在社会进步中的核心地位。资本主义社会的迅猛扩张正是根植于生产力的飞跃发展之上，这一认识为经济的社会形态理论的提出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石。与此同时，科学技术的不断革新不仅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提升，还深化了人类对自我的认识，强调了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导角色。这一转变促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关注的焦点逐渐扩展到人的全面发展上。马克思在1843年《黑格尔哲学法哲学批判》中，对黑格尔“国家是宇宙精神的体现”这一政治国家理论的核心思想进行了批判，指出：“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活动着的；而在思辨的思维中这一切却是颠倒的。”[1] 1844年马克思在全面阅读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著作之后，由“劳动异化理论”出发，首次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问题。
十六、十七世纪，随着工业的发展，英法两国出现了代表新生产力的新兴社会阶层——市民社会。在中世纪时期基督教的统治下，市民社会理论一度被遗弃。直到13世纪，阿奎那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中获得启发，认为人是“天然的社会政治动物”。进入近代后，“市民社会”这一概念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变，被逐渐赋予新的内涵。尤其在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中，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从而形成了“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马克思运用社会形态理论，科学的揭示了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只有全面科学的认识社会形态理论,才能真正的认识社会历史。[2]
1.1.2. 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无产阶级的壮大
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化的浪潮汹涌袭来，机器大规模取代手工劳动，工业化生产成为主流，人类自此迈入社会化大生产阶段。本质上作为商品生产的社会化大生产加速吸收全球各自原料与商品，同时资本家也将目光投向国际市场，将国内产品源源不断销往全球各地，以求利益最大化。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之中，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弊端也逐渐凸显，生产社会化与私有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经济危机频繁爆发。
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大机器生产快速发展，不仅推动了商品和资本的流动，也促进了科学技术和人文科学的进步。同时，工业革命带来了思想的巨大变化，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社会结构、经济关系和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这一系列变革为后来马克思的理论奠定了基础，推动了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深刻反思。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在全球的拓展这一现象进行考察之后，他以全新的视角深入剖析人类社会发展模式蕴含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为社会形态理论的孕育创造了契机。[3]
无产阶级是作为资产阶级的对立面同时产生的。在19世纪30年代，欧洲社会的产业工人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困境，其获取的工资报酬，在扣除必要的生活成本后往往所剩无几，难以维系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的开销。在此背景下，欧洲三大工人运动爆发，反映出无产阶级作为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展现出强大的感召力，宣告自身作为一支新兴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社会形态演进动力论——即由生产力主导的“结构性动力”与主体实践主导的“主体性动力”构成的辩证统一学说——为此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论证。[3]
1.2. 理论渊源
1.2.1. 早期资本主义观念影响
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的国家观念与社会观念，是在对古典时期与中世纪思想的深刻继承与发展中逐步构建起来的，其核心在于将国家视为多元力量汇聚而成的联合体。这一“联合”的核心理念，巧妙地平衡并满足了不同社会力量群体与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既与基督教神职人员的愿景相契合，又顺应了新兴社会各阶层的发展需求。在这一复杂的联合架构内，众多异质的实体——诸如各类社团、工会组织以及宗教教会等被有机地融入其中，共同构成了国家这一宏观社会结构的基石。[4]在构建“国家联合”时，需要通过法令的形式来规范行为，并选出一个人或组织作为代表，负责管理国家事务。民众此时将自身的权力进行让渡或移交，这一过程被称为契约。契约不仅是国家形成的基础，也是社会各阶层之间达成共识、实现合作的重要机制。通过这种契约关系，国家能够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寻求平衡，从而维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卢梭在《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一书中，探讨了人类不平等产生的原因是生产和发展造成的不平等。而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对自由以及平等的相关问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卢梭认为必须要采用社会契约的方式才能更好地让社会力量聚集到一起，社会契约就是一种突破专制统治的有效方式，最终让社会发展处于平等状态。
1.2.2. 德国古典哲学家思想影响
西方哲学传统历来对理性持以高度重视，致力于探索宇宙万物内在的普遍必然规律。然而，近代哲学领域内的经验主义与唯理论，在休谟的深刻剖析下，均遭遇了难以逾越的难题。经验主义力求通过实验方法确立事物间的普遍关联，而唯理论则尝试凭借先验观念推导出事物关系的模式。休谟的见解揭示了经验现实与观念构想之间的鸿沟，使得近代世界观的理解面临困境。
在此背景下，康德在休谟与卢梭思想的启迪下，通过对先天综合判断可能性的严谨分析，阐明了一切知识均根植于经验，但单纯经验无法充分说明问题，因为事物间普遍必然的联系唯有通过先验方式方能理解。他也指出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是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规律性和目的性相统一的过程。马克思的思想就受到了康德历史观的深度影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将辩证思维融入理性主义历史观之中，认为人类历史是理性表现与不断演进的动态过程。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寓于唯心主义框架内，其提出的辩证法具有革命性，被视为一个具有普遍解释力的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规律的研究受到了前两者的影响。
1.2.3. 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的构想
空想社会主义者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基础上，对未来社会发展做出预测。圣西门强调社会发展的有序性，把历史看作连续数列，过去和未来紧密相连，这一观点揭示了社会发展的连续性和规律性，为理解社会变迁提供崭新的视角。傅立叶则继续拓展这一思路，提出社会各阶段遵循一般成长规律，将人类社会划分为童年、成长、衰落和凋谢阶段。他对社会阶段性的划分及对发展规律的探讨，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思想财富。欧文根据社会发展进程，将人类历史划分为渔猎、游牧和农耕等阶段，强调每个阶段在历史长河中的短暂性，凸显社会形态的演变和阶段性特征。圣西门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尽管这些理论存在一定局限，但他们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以及后来社会主义理论的完善，都发挥了重要的思想启迪意义。[5]
2. 国内外研究综述
2.1. 国内研究综述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如蔡和森、李达等对社会形态演变理论进行了研究。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通过对生产方式的演进对社会形态进行了划分，其是我国最早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撰写的社会发展史著作。[6]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关注到社会形态演变中的特殊性，还对错误见解进行了澄清与批判。对于马克思社会形态概念的研究之中，段忠桥教授(1995)指出社会形态是特定阶段的社会整体结构。[7]刘召峰教授(2020)指出经济和非经济的社会形态差异。[8]陈洪鑫、郗戈(2025)指出“社会形式”的唯物史观意蕴和社会认识论意蕴，揭示出其相较于“社会形态”更为独特的历史科学意义。[9]
关于马克思社会形态基本内容特征的研究之中，近年来，国内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研究方面不断深入。如洪光东(2013)《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辨析》，从生产关系思想的形成出发进行探讨，得出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中的基础性地位的结论。[10]从社会形态的划分角度论述来看，赵家祥教授(2006)通过与段忠桥教授否认“五形态”合理性并与之展开辩论，得出“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贯穿在马克思、恩格斯一切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中的结论。[11]吕薇洲、刘海霞(2021)通过对社会形态更替的“五形态”论与“三形态”说为基础，探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划分及更替的理论是唯物史观的核心思想，是共产主义学说的重要依据这一观点，更加全面清晰地认知马克思社会形态的基本内涵。[12]国内学者的研究领域较为广泛，涉及社会形态的形成、划分界定等等，但是对于社会形态的划分研究以及当代意义仍然需要不断理论与实践研究，从整体上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与当代中国道路进行结合。
2.2. 国外研究综述
国外学者对社会形态的研究集中在社会历史领域。中世纪奥古斯丁把人类社会分为七个阶段；近代维科则提出“三时代”论；斯宾格勒和汤因比首次提出文明形态史观，通过对社会历史不同发展阶段的考察，从宏观角度以文明为单位研究人类历史，对传统史学观念有所突破。柯林伍德等“唯心主义历史哲学家”认为历史发展不具有客观性，否认社会形态发展的规律性。马尔库塞(1993)认为马克思把人类历史分为成熟的历史和真正的历史。汤因比(1997)主张从人类的整体历史进行考察，将人类历史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哈贝马斯(2000)认为任何的社会形态是整个社会一体化的集合。科恩(2008)认为经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区别社会形态的重要标志。虽然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看到了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所蕴含的不同之处，通过不同角度对其进行划分，但是持“趋同论”、“单线论”、“多线论”观点等学者未能深入“人”的本质之中，忽视了不同的社会形态之间的联系。国外的研究现状主要更加注重对于现实世界的批判，其立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主张重新架构马克思主义从而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摆脱唯物主义的束缚，强调人自身价值的实现。
3. 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形成过程及基本内容
3.1. “社会形态”理论的形成过程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时期以及莱茵报时期属于马克思对社会形态理论的早期探索阶段。1843年，马克思在创办的《德法年鉴》上发布了众多研究成果，其中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文中，他对社会形态思想进行了开创性的革新。马克思首次基于唯物史观角度，以现实中的人为基础来分析历史哲学。《德意志意识形态》被广泛视为唯物史观的诞生标志。这部作品不仅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还首次提出了社会历史演进的一般规律，即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社会形态理论以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发表为标志。“……但是，新的社会形态一形成，远古的巨人连同复活的罗马古董……就都消失不见了。”[13]
19世纪50~60年代，马克思深入地分析了政治经济学内容，从多个视角丰富了社会形态理论的内容。社会形态理论内容主要包含在《1857~1858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相关著作之中。比如在《手稿》中，马克思基于现实的人的角度，对人的本质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结合人类个体所具有的发展水平，把整个社会划分为了三形态。即人的依赖阶段，物的依赖阶段，人的全面发展三大社会形态。[14]
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提出了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结合经济社会的不同形态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规律展开描述。“大体来说，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将社会形态分为五种形态。[15] 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是“社会形态”理论持续深化的阶段，“五形态”理论得到了深刻的明晰阐释。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社会形态的理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标志着其社会形态理论的成熟。
马克思晚年深化了社会形态理论，转向研究东方与史前社会，并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将社会发展分为过渡阶段、社会主义时期及共产主义高级发展阶段。他在1877年和1881年的信件中，特别关注了东方社会道路，提出俄国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见解，这是基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与各国民族特性的创新思考。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通过《家庭、私有制与国家起源》发展了两种生产理论，完善了五形态理论，解决了早期研究的逻辑问题，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框架。
3.2. “社会形态”理论的基本内容
3.2.1. 以生产方式为划分标准的“五形态说”
“五形态理论”是依据所有制形式划分的社会形态分类，它根植于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之中，其是以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不同为基础进行划分。该理论的核心在于：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深入探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以及这一矛盾中人类追求自由解放和共产主义前景的趋势。“五形态说”是马克思基于全球历史视角，对人类社会发展本质和内在规律的深刻剖析。“五形态说”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但这种规律性并非在所有国家和民族中都严格对应。所有制社会形态受劳动交换关系影响而独立存在，并带有历史选择性，因此不同国家的历史种类之间有可能并没有逐次更替的必然性。 “五形态说”并不意味着全球所有地区和国家都会遵循同一社会形态发展路径。相反，特定国家和民族可能因各种因素而展现独特发展轨迹，利用自身优势，结合实际情况，跳过某些社会形态，直接进入更高级阶段。马克思指出，一些国家和民族能够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利用时代的有利条件“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甚至能“够跨”过一个或多个形态，整体表现出明显的跳跃性。但需明确，这种跨越主要指所有制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变革，而生产力和社会经济运行的发展阶段则难以跨越。
3.2.2. 以人的发展为划分标准的“三形态说”
在《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明确强调了经济发展对社会进步的关键作用，并基于人类发展的视角，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三种不同的形态：即以人的依赖性为特征的第一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标志的第二形态，以及追求人全面发展的第三形态。“三形态说”从另一维度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全面过程。它聚焦于社会主体——人，以此作为划分社会形态的基础。从“三形态说”层面而言，社会形态演进顺序的排列，表示为后一社会形态对前一社会形态的超越，但每一后续的社会形态，都是在辩证扬弃前一社会形态的基础上实现的。[16]
对人的解放思想进行深入探讨，不应仅仅局限于对人本质的模糊或抽象分析，而应全面考察自然、社会与人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人的解放，实质上是一个伴随着生产劳动快速发展和人际关系变化的过程，是人不断突破社会关系，迈向自由的过程。从这一角度出发，人的发展“三形态说”属于从分工与交换的层面，将人类发展情况以及自由实现的水平为核心来对人类社会进行划分。
4. 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当代之问
4.1. 全球化趋势与社会分层问题凸显
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阐释了社会发展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所推动发展。在21世纪的飞速发展之下，全球化的趋势愈发明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扩张，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全球化所带来的弊端也日益显现，例如贫富差距日益显现，发达国家凭借自身的技术以及资本优势，控制全球产业的命脉，从而支配发展中国家以获取高额的利润。发达国家拥有较为丰富的贸易经验，可以主导国际的经济秩序，在贸易规则制定、金融体系设置等方面具有话语权。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无产阶级只能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计，会导致阶级分化和社会不平等。高收入的群体通过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以及技术的垄断获取高额利润与回报，而普通劳动者只能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赚取最基本的生活资料。社会阶级分化的加剧不仅扩大了不同阶层之间的资源占有之间的差距，还可能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对社会的整体稳定性和可持续发展构成挑战。
4.2. 环境危机与数字经济问题亟待审视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驱动力在于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这不仅会造成生态环境的系统性破坏，更激化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低端环节，技术能力薄弱，发展空间受限，自然资源因发达国家的过度攫取而面临一定风险。发达国家的高耗能企业被投放于发展中国家内，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随着大数据、新媒体的不断应用，数字经济时代已经到来。生产要素的变化将会引发生产关系的变革，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会改变原有的传统生产方式，与此同时，数据垄断问题也日益凸显。不同平台对于网络数据的掌控程度存在差异，因而会在市场竞争中出现不公平现象。少数平台通过自身常年积累的经验从而获取数据信息优先权掌握商品以及用户的偏好，从而赢得贸易信息差，获取超额利润，数字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结构性问题。
5. 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时代之答
5.1. 建立国际贸易新秩序，完善分配制度体系
对于存在的全球化问题，一方面，各国应加强合作，共同制定符合各方利益的全球贸易和金融规则，减少贸易壁垒，促进资源的公平分配；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应提升自身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产业升级，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实现经济的独立自主发展。此外，对于社会分层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不断缩小贫富差距。政府要加大对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投入，从公民角度出发，为社会成员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持续健全优化分配制度，完善税收、社会保障等再分配调节机制，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5.2.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压力，必须加快转换经济发展动能，建立以资源高效利用和环境可持续性为重要支撑的新型发展范式。政府通过制定严格的法律法规，不断健全自然生态修复屏障，限制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排放，鼓励企业采用更为先进环保的生产技术，大力发展例如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减少对于传统化石能源的消耗。强化环保组织与企业单位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协同合作，构建全球性自然资源治理的长效机制。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应当构建包含数据确权、流通安全等方面的系统性治理框架，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赋能实现多种数据要素的交互聚合与价值输出。制定严密的数据知识产权保护以及相应的数据使用规则，打破原有的数据垄断壁障，促进数据的合理流动。在平台经济反垄断的规制中，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通过完善数据监管制度与协调机制，规范市场秩序，构建开放包容的数字经济生态体系，促进产业良好发展。
6. 结语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动态性和阶段性，强调了社会发展不是线性的，而是通过一系列相互联系的阶段逐步演进的。每个社会形态都有其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相应的社会结构，不同社会形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而更迭。通过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不断探索，可以更好地理解当今社会出现的诸如全球化、阶级分层、环境恶化等现象，从社会形态的脉络发展与理论内涵之中，找寻促进国际经济新秩序以及全球化良好发展的对策，进一步夯实理论成果，推动人类社会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