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数字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研究
Research on Alienated Labor in Digital Capitalism Based on 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
摘要: 马克思在早期资本主义时期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向人们展现了资本家借助异化劳动剥削工人的实质。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入数字资本主义阶段,数字技术与资本逻辑的融合催生出异化劳动新形态——数字劳动。虽然数字劳动具有去异化的表象,但借助马克思异化理论仍可以揭示数字资本主义下异化劳动的本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劳动者在数字劳动中面临着与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劳动产品、与自身的异化。这些异化现象不仅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还对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和个人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对数字劳动异化进行批判也是马克思异化理论在资本主义新阶段下的延伸。异化现象的克服需要从社会历史的运动过程中去寻找答案,数字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共产主义的到来。
Abstract: Marx proposed the theory of alienated labor in the early capitalist period, revealing to people the essence of how capitalists exploit workers through alienated labor. As Western capitalist society entered the digital capitalist stage,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capital logic gave rise to a new form of alienated labor—digital labor. Although digital labor appears to be de-alienated, the essence of alienated labor under digital capitalism can still be revealed through 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 In the digital capitalist era, workers face alienation from labor tools, objects of labor, products of labor, and themselves in digital labor. These alienation phenomena not only exacerbate social inequality but also have negative impacts on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nd personal development of workers. Criticizing the alienation of digital labor is also an extension of 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 in the new stage of capitalism. Overcoming alienation requires seeking answers from the process of social and historical movement.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also advances the arrival of communism.
文章引用:王凡. 基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数字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研究[J]. 哲学进展, 2025, 14(5): 41-49.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5.145211

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广泛运用,传统劳动在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中衍生出了数字劳动,人类社会也由此步入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在这个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性资本成为了数字资本,而这一变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均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与此同时,在这一时期,数字资本用一种更为强大隐蔽的形式重塑了异化,加强了对数字劳动的控制,这使得资本家的剥削者更为隐蔽,数字劳动也成为了异化劳动的主要表现形式。[1]

马克思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异化劳动理论,指出资本主义异化的实质在于生产关系的异化。在当代西方数字资本主义背景下,劳动主体、形式、范围以及时间均发生了显著变化。异化的参照对象也从物质劳动转变为数字劳动。虽然参考物有所变化,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仍然具有阐释力。异化劳动产生的基础,即资本主义社会以往就存在的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并没有发生改变。

因此,运用马克思异化理论研究数字资本主义下的异化劳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首先就理论层面而言,数字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展现出诸多新特征与新变化。对其异化劳动展开分析,能助力深化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理解与运用,进而丰富并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过探究数字资本主义中的异化劳动,可揭示马克思异化理论在当代的适用性与发展性,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提供新视角和新思路。其次,从现实层面来讲,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数字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内在矛盾,为解决数字时代劳动领域出现的问题提供理论指导。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劳动异化现象在新的技术条件下不断加剧,劳动者面临着新的困境和挑战,如数字劳动的高强度、低报酬、劳动过程的异化等。深入研究数字资本主义异化劳动,有助于我们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改善劳动者的劳动条件,促进劳动者的自由全面发展。

2. 相关概念定义

2.1. 马克思异化理论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可以发现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其思想体系的关键构成部分,手稿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出现了异化,而异化劳动是异化理论的核心。[2]异化的具体表现具体涵盖四个方面:

其一,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异化。劳动产品本是工人劳动的物化成果,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丧失了对自己所生产产品的控制权和支配权,劳动产品与工人相对立。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生产的产品数量越多,异己的力量就越强,自身也愈发贫困。

其二,劳动者与生产活动异化。劳动本应是人类自由且自觉的活动,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劳动是被迫的,仅仅是为了获取维持生存的工资。这样的劳动不仅无法给予工人满足感和成就感,而且成为一种折磨与痛苦,工人在劳动过程中感觉自身本质被扭曲。

其三,人与自身类本质异化。马克思认为,人是类存在物,具备自由自觉的类本质。然而,异化劳动致使人无法实现自身的类本质,人的生命活动仅仅沦为维持生存的手段,人与自己的类本质相互分离。

其四,人与人异化。前三种异化的结果致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与资本家处于对立的地位,工人之间也因竞争等因素产生矛盾和冲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漠、敌对。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向我们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困境,这一理论并不仅仅局限于过往时代,而是跟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丰富内涵。到了数字资本主义时期,异化劳动虽然有了全新的表现形式,但资本主义存在的异化弊端始终未变。

2.2. 数字资本主义

对于数字资本主义的定义,蔡晓辉认为数字资本是数字时代的新资本形态,以海量数据为核心。数字资本的本性是物质要素与社会形式的统一体。[3]数字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崭新阶段,是数字技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紧密融合的成果。它以数字技术作为核心推动力,对传统的生产、流通以及消费模式均产生了变革。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资本通过对数据的占有、分析以及运用,达成价值的增值。数字平台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组织形式,它整合了海量的用户资源和数据,掌握着市场的话语权与资源分配权。以谷歌、亚马逊等大型数字平台企业为例,它们依靠强大的算法和庞大的数据,在全球范围内获取了巨额利润。

2.3. 数字劳动

数字劳动是指人们在数字技术支持下进行的劳动活动,它涵盖了多种形式。学者邵彦敏,赵文瑄指出数字劳动是传统劳动与数字技术融合的产物,具有生产劳动的本质,其过程包含一般劳动的三要素,产品具有一般劳动产品的基本属性,仍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4]从广义上讲,包括互联网用户在使用各类数字平台时产生数据的活动,如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内容、进行网络购物等;从狭义上讲,主要指数字技术领域的专业劳动,如软件开发、数据分析等。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数字劳动作为一种新兴劳动形式,展现出了独特的特征,主要包括非物质性、灵活性以及碎片化。

首先,数字劳动与传统劳动聚焦于有形的物质产品生产不同,其非物质性特征显著,主要体现在数字劳动的对象和手段方面。例如,数据标注员的工作对象是海量的数据,他们通过对数据进行分类、标注等操作,为人工智能算法提供训练素材;内容创作者则以文字、图片、视频等信息为创作原料,借助数字技术,在网络平台上产出各种形式的内容作品。这些数据和信息并非实体物质,却构成了数字劳动的核心要素。

其次,数字劳动在时间和空间层面呈现出高度的灵活性。传统劳动模式下,劳动者大多需要在固定的工作场所,按照既定的工作时间开展工作,受到明显的时空束缚。而数字劳动打破了这一限制,只要拥有网络连接和相应的数字设备,劳动者可以随时随地开展工作。以远程办公的程序员为例,他们既可以在家中舒适的环境里编写代码,也能在旅途中利用移动设备完成简单的任务;自媒体创作者也能根据自己的生活节奏,在任何灵感闪现的时刻进行内容创作,然后通过网络平台即时发布。

最后,数字劳动的过程还体现出碎片化特点。由于数字劳动不受时空局限,劳动者的工作过程常常被分割成多个片段。比如,利用零碎时间在众包平台上完成简单任务的兼职人员,可能在早上上班途中利用手机完成一个问卷调查,午休时又参与一个数据录入任务,晚上在家再进行一些简单的图像识别标注工作。他们的劳动时间被分散在不同的时间段,劳动地点也频繁变换,这种碎片化的劳动方式已成为数字劳动的典型形态。

3. 数字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诞生

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可以发现,数字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产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以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迈入数字资本主义阶段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下产生的。数字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也就是不断演化的异化劳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形态。

3.1. 数字技术的发展

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是数字资本主义异化劳动诞生的重要基础。自20世纪90年代起,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掀起的革命浪潮在全球范围席卷,这些技术的普遍应用,深刻改变了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生产领域,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入引发了显著变革。一方面,它促使生产过程朝着智能化、自动化方向推进,极大地提升了生产效率;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使得劳动的组织形式和分工方式发生了转变。例如,在电商平台的仓储物流环节,自动化设备与智能算法的广泛运用,极大地提高了货物分拣和配送效率,能够快速对市场需求作出响应。然而,这一变革给从事相关工作的劳动者带来了新的劳动压力与挑战。由于引入了自动化设备和智能算法,工作节奏加快,劳动者不仅需要持续学习并适应新的技术与工作流程,还得承受高强度的工作负荷,以此确保工作高效完成。

此外,在生活领域,数字技术的普及让人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依赖数字设备和平台。人们通过社交媒体进行社交活动、获取信息,在网络平台上进行购物、娱乐等。这些活动产生了大量的数据,数字平台通过收集、分析这些数据,实现精准营销和广告投放,从而获取商业利益。例如,社交媒体平台通过分析用户的兴趣爱好、浏览历史等数据,向用户推送个性化的广告,从而通过增加点击率给平台带来丰厚的收益。

3.2. 资本逻辑的扩张

马克思指出资本的本质是追求剩余价值,在数字资本主义中,数字资本通过多种方式实现这一目标。在数字资本主义时期,数字资本使用数字技术作为获取剩余价值的新手段,不断挖掘数字劳动的价值。例如互联网平台企业通过吸引大量用户参与数字劳动,如内容创作、数据生成等,然后将这些劳动成果转化为商业价值。平台企业则利用算法对用户数据进行分析,精准把握用户需求,推出各种付费服务和产品,实现资本的增殖。

此外,资本逻辑的扩张还体现在对数字劳动的控制和剥削上。一些数字资本家为了得到更多的剩余价值,不断加大数字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例如,一些外卖平台通过算法优化配送路线和时间,并对外卖员的工作进行严格监控,导致外卖员为了完成订单任务,不得不加快送餐速度,面临巨大的工作压力,甚至连最基本的休息时间都难以保证。这种高强度的劳动使得外卖员身心疲惫,劳动的异化现象十分明显。

3.3. 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

在步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以后,社会生产关系发生了深刻变革,这为异化劳动的产生提供了土壤。传统劳动的雇佣关系逐渐被数字劳动所补充和替代,出现了众包、平台经济中的自由职业等新形式的劳动关系,而在这些新型劳动关系中,劳动者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和隐蔽。以众包模式为例,劳动者看似拥有更多的自主选择权,可以自由选择任务进行工作,但实际上劳动者在这样的模式下往往面临着激烈的竞争,收入也十分不稳定,并且在工作过程中还会受到平台规则的严格限制。

兴起的数字劳动也改变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在数字平台上,劳动者往往需要借助平台提供的技术和工具进行劳动,而这些技术和工具归平台所有。劳动者虽然可以利用这些资源进行生产,但却失去了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进一步加剧了劳动的异化。当下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些自媒体创作者依赖于特定的平台发布内容,一旦平台改变规则或限制账号权限,创作者的劳动成果可能会受到影响,他们的劳动成果实际上被平台所控制和支配。

4. 数字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具体表现及影响

数字资本主义借助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已逐渐成为当今经济社会的重要形态。它在为人们生活带来便利、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悄然改变着劳动的本质。马克思提出的异化劳动理论在数字资本主义的语境下有了新的内涵与呈现方式。[5]探究数字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具体表现及影响,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当代劳动的真实状况,还能为构建更合理的劳动体系和社会秩序提供理论依据。而数字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表现及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4.1. 具体表现

4.1.1. 劳动者与数字劳动产品相异化

在数字资本主义背景下,劳动者与数字劳动产品的异化体现得尤为明显。以短视频平台为例,创作者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制作的视频,一旦发布到平台上,就成为平台的资源。平台通过广告投放、流量变现等方式从这些视频中获取巨额利润,而创作者往往只能获得微薄的收益,甚至很多创作者得不到任何直接的经济回报。创作者无法控制自己作品的传播和使用方式,作品的价值被平台所剥夺,成为与自己对立的异己力量。

除此之外,互联网用户在使用各类数字平台时所产生的数据,也是数字劳动产品的一种表现形式。具体而言,用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内容、留下的浏览记录,以及进行的搜索信息等数据,均会被平台收集起来并加以利用。这些数据看似是用户在日常使用过程中无意留下的痕迹,实则成为了数字平台重要的资源。这些数据成为平台进行精准营销和广告投放的依据,为平台带来了巨大的商业价值。然而,用户对自己产生的数据却没有所有权和控制权,他们的个人隐私可能因此受到侵犯,如Facebook曾因用户数据泄露事件,引发全球关注,大量用户个人信息被用于商业目的。这也是劳动者与数字劳动产品相异化的一种体现。

4.1.2. 数字劳动过程本身的异化

数字劳动本身的异化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数字劳动往往伴随着高强度和长时间的工作。许多互联网企业实行“996”的工作制度,在这样的制度迫使下,员工需要长时间连续工作,承受巨大的工作压力。一些互联网公司的程序员为了完成项目任务,经常加班到深夜,这种高强度的工作不仅损害了他们的身体健康,也使他们在劳动过程中无法获得乐趣和成就感,劳动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

其次,数字劳动的形式化和抽象化特征明显。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往往与抽象的符号、代码等打交道,缺乏对劳动内容的实质性参与和掌控。臂如数据标注员的工作是对大量的数据进行标注,他们的工作内容枯燥乏味,只是机械地按照既定的规则对数据进行处理,无法从中获得对自身能力的提升和对劳动意义的理解,劳动过程变得异化。

最后,数字劳动还使得工作与生活的界限变得模糊。在当下,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数字劳动,这使得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难以区分。在现代工作模式下,不少劳动者即便结束了工作时间,依然不得不应对工作相关信息,难以切实享受休闲时光。这种工作与生活的混淆使劳动者时刻处于紧张的状态,进一步加剧了劳动的异化程度。

4.1.3. 数字劳动者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

马克思提出人拥有自由自觉的类本质,然而在数字资本主义的环境里,劳动者的类本质遭到了严重的异化。数字劳动者在工作期间,通常缺少自主性与创造性,仅仅依照平台设定的规则和算法开展劳动。以电商平台的客服人员为例,他们必须依据预先设定好的话术和流程去回应客户的疑问,几乎没有自主发挥的余地,难以展现自身的个性与创造力,劳动变成了一种机械性的重复活动。除此之外,数字劳动者身处虚拟空间,容易迷失自我,与现实世界产生脱节。在长时间沉浸于虚拟工作环境的过程中,他们逐渐模糊了虚拟与现实的界限,难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自身的准确定位,从而影响到其全面发展。一些网络游戏主播为了吸引观众和获取收益,长时间沉浸在虚拟的游戏世界中,忽视了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和个人发展。他们在虚拟世界中的行为和表现往往是为了迎合观众的需求,而不是基于自己的真实意愿,这使得他们逐渐失去了对自己类本质的认知和追求。

4.1.4. 人同人之间数字关系的异化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也通过数字媒介发生了变化。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人们的社交关系停留在虚拟层面。人们通过点赞、评论等方式进行互动,但这种互动可能并非基于真实的情感和需求,而是受到数字平台算法的影响。一些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内容只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点赞和关注,而不是为了与他人进行真正的交流和分享。另外,在数字劳动领域,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紧张和对立。臂如网约车司机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关系。为了获得更多的订单,司机们可能会采取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如抢单、恶意竞争等。这种竞争不仅破坏了市场秩序,也影响了司机之间的关系,使他们之间的合作变得困难,进一步加剧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

综上所述,数字资本主义下的异化劳动在劳动过程、产品、劳动者自身以及人与人关系等方面都有明显表现,对劳动者个人、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等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这需要我们在发展数字经济的过程中,关注劳动者权益,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对,以实现数字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4.2. 影响

4.2.1. 对劳动者的影响

数字资本主义异化劳动对劳动者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的损害。长时间的高强度工作、工作与生活界限的模糊以及劳动过程的异化,使得劳动者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容易产生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同时,过度使用数字设备进行劳动,也对劳动者的身体健康产生了不良影响,如视力下降、颈椎疾病等。此外,从个人发展角度来看,异化劳动对劳动者的成长与进步形成了阻碍。在异化劳动的情境下,劳动者难以提升自身技能与能力,原因在于整个劳动过程自主性与创造性严重缺失。劳动者在这样的环境中,只能按部就班地完成任务,无法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也就很难在实践中积累经验、锻炼思维,实现技能与能力的进阶,极大地限制了个人的成长空间。而且,数字劳动的不稳定性和低收益,也使得劳动者难以获得稳定的职业发展和经济收入,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和未来发展。

4.2.2. 对社会关系的影响

在社会关系方面,异化劳动使得社会不平等进一步加剧。数字资本的所有者通过对数字劳动的剥削,获取了巨额财富,而数字劳动者却只能获得微薄的收入,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一些大型数字平台企业的创始人成为亿万富豪,而平台上的众多劳动者却生活在贫困线边缘。这种不平等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还体现在社会地位、资源分配等方面,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同时,异化劳动还导致社会关系的冷漠和疏离。人与人之间的数字关系异化,使得真实的人际交往减少,人们之间的信任和互助意识逐渐淡薄。在数字劳动领域,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关系也使得他们难以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4.2.3. 对意识形态的影响

数字资本主义异化劳动对意识形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数字资本通过控制数字平台和媒体,传播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少数数字平台宣扬消费主义观念,鼓励人们过度消费,从而促进商品的销售,实现资本的增殖。这种意识形态的传播,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发生扭曲,追求物质享受成为生活的主要目标,忽视了精神追求和社会价值。同时,数字劳动的异化也导致人们对劳动的认知发生偏差。劳动者在异化劳动中感到疲惫和无奈,逐渐对劳动产生厌恶和逃避心理。这种心理进一步影响了社会的劳动风气,使得人们对劳动的尊重和热爱程度降低,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5. 对数字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现象的应对策略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使数字平台从信息中介变成了新型数字资本,侵犯人们的隐私、控制生活并使人异化。一方面,智能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产业升级、促进了国家治理变革、维护国家安全;另一方面,我们要辩证看待数字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防范数字经济带来的问题。[6]有基于此,需要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采取应对措施。

5.1. 宏观层面:推动社会制度变革与数字技术公共化

首先,从宏观的社会制度层面出发,政府需要积极发挥监管与引导作用,构建适应数字时代发展的制度体系,以此来有效缓解数字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现象。政府应加快数据保护立法进程,参考臂如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明确数据收集、使用、存储规则,严格约束数字资本,防止劳动者被深度剥削。通过实地调研数字平台企业的数据收集、存储和使用情况,结合国际先进的数据保护法律经验,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数据保护法规。明确规定数字资本收集用户数据的边界,对违规收集、滥用数据的行为设定严厉的惩罚机制,如高额罚款、限制业务范围等,从法律层面保障劳动者的数据权益,防止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深度剥削。同时,加强对数字平台垄断行为的监管,依据反垄断法对大型数字平台进行定期审查,防止其利用市场优势地位压榨劳动者。像美国对谷歌、脸书等科技巨头的反垄断调查,促使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兼顾市场公平与劳动者权益。

其次,在加大对数字技术研发投入方面,政府可以设立专门的数字技术研发基金,鼓励科研机构与企业合作开展关键数字技术的攻关项目。针对数字劳动中数据处理效率低等问题,支持研发高效的数据处理算法。同时,大力建设公共数字基础设施,制定全国性的宽带普及规划,明确偏远地区网络建设的时间节点和建设标准。每年投入专项资金用于铺设网络线缆、建设基站等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偏远地区的劳动者能顺畅接入互联网,平等获取数字技术资源。

最后,鼓励开源软件的开发与应用,降低数字劳动的技术门槛,减少劳动者对商业数字平台的依赖。政府还可以搭建公共数字劳动平台,为劳动者提供技能培训、就业信息共享等服务,提升劳动者在数字经济中的竞争力。

5.2. 中观层面:强化企业责任与优化劳动管理

其一,企业作为数字劳动的直接组织者与受益者,在应对异化劳动问题上肩负着重要责任。企业应当积极主动地对数字劳动的工作环境与条件进行优化,并且合理规划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和强度。企业应积极主动地对数字劳动的工作环境与条件进行优化。在办公空间设计上,遵循人体工程学原理,为员工配备舒适的办公桌椅、符合健康标准的电脑设备等。对于长期面对电脑的数字劳动者,安装防蓝光屏幕保护膜,减少视觉疲劳。在工作时间安排上,除了推行“弹性工作制度”,企业还应根据项目需求和员工的工作负荷,合理分配工作任务。这种积极的改变有助于缓解数字劳动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促进数字劳动模式的健康发展。

其二,企业要根据数字技术的发展趋势,制定系统的职业培训计划。与专业的培训机构合作,为劳动者提供前沿的技能培训课程。在权益保障方面,企业要规范劳动合同的签订,邀请专业律师对合同条款进行审核。此外,企业还要明确工作报酬的计算方式、支付时间和调整机制并详细界定工作内容,避免模糊不清导致的劳动纠纷。最后,企业对数据权益进行清晰划分,规定劳动者在数据产生、使用过程中的权利和义务。

其三,企业还应关注劳动者的身心健康,提供心理咨询、健康检查等福利服务,缓解劳动者的工作压力。企业可以与专业的心理咨询机构合作,为员工提供线上或线下的心理咨询服务,帮助员工应对工作中的压力和焦虑情绪。定期组织员工进行全面的健康检查,包括身体检查和心理健康评估,及时发现员工的健康问题并提供相应的帮助和支持。

5.3. 微观层面:提升劳动者意识与数字素养

就微观层面而言,劳动者自身意识的觉醒与数字素养的提升是应对异化劳动的关键。一方面,劳动者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可以利用线上学习平台,如网易云课堂、腾讯课堂等,参加专门的数字劳动法律课程。课程内容涵盖《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以及与数字劳动相关的法律法规解读。同时,关注劳动法律资讯公众号及时了解最新的法律动态和案例分析,当权益受到侵害时,能够依据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另一方面,需要通过培养数字素养和创新能力来使劳动者在数字劳动中占据主动地位。劳动者要积极学习数字技术知识,提升对数字工具的运用能力,可以通过学习Python编程、数据分析、图像处理等数字技术课程培养创新能力,在数字劳动中发挥主观能动性。例如,一些自媒体创作者通过创新内容形式、优化传播渠道,打破平台算法的限制,实现自身价值的提升。劳动者还应关注行业动态,不断更新知识结构,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变化。

6. 结语

马克思异化理论为深入剖析数字资本主义中的异化劳动现象,提供了极具深度的理论视角。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异化劳动展现出了新的形式和特点。数字劳动者在享受数字技术带来的便捷时,也陷入了被剥削、被异化的困境。这种情况不仅危害劳动者的身心健康,阻碍个人发展,还加剧了社会不平等,扭曲了社会价值观念。为缓解数字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现象,推动劳动者自由全面发展,需要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提出应对策略。政府、企业和劳动者应协同合作,形成强大合力。政府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推动数字技术公共化,为劳动者营造公平的劳动环境;企业应当强化责任意识,优化劳动管理模式,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劳动者自身则需提升意识与数字素养,从而在数字劳动过程中,增强自身的自主性与创造性。

综上所述,应对数字资本主义异化劳动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新的劳动形式与问题将不断涌现。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关注数字技术创新对劳动的影响,深入探讨如何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数字劳动制度体系。同时,加强对不同行业、不同群体数字劳动异化现象的实证研究,为制定精准的政策提供依据。只有不断探索与实践,才能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实现劳动者的解放,让数字技术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郑夏育. 当代西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异化劳动[J].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3(2): 7-12.
[2] 张露山.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劳动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J]. 今古文创, 2025(2): 70-72.
[3] 蔡晓辉. 数字资本本质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检读[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 2024(6): 144-156.
[4] 邵彦敏, 赵文瑄. 论数字资本主义下的数字劳动、数字资本及其劳资关系[J]. 经济纵横, 2024(3): 15-22.
[5] 徐艳如, 郑召利. 数字资本主义的劳动异化与人的生存困境——基于马克思的生存论视角[J]. 宁夏社会科学, 2024(4): 46-53.
[6] 贾振博. 数字资本主义的智能技术批判及其当代启示[J]. 当代经济研究, 2021(10): 6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