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启蒙辩证法》中技术理性批判的理论渊源
1.1. 马克思的技术批判思想
马克思通过分析机器大工业时代的特征，揭示了技术进步在资本主义体系下对工人阶级产生的深远影响。机器大工业时代标志着一个与以往手工工场截然不同的生产方式，即利用机器来生产机器的历史时期。马克思指出，“在机器上实现了的科学，作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而事实上，以社会劳动为基础的所有这些对科学、自然力和大量劳动产品的应用本身，只表现为剥削劳动的手段，表现为占有剩余劳动的手段，因而，表现为属于资本而同劳动对立的力量”。[1]技术的应用和机器的使用之所以会造成人的被奴役和异化，并非技术本身的问题，而是技术在资本主义体系下的应用方式。机器本身可以缩短劳动时间，减轻劳动强度，增加生产者的财富，但在资本主义的应用下，却导致了工作日的延长、劳动强度的提高、工人受自然力的奴役，以及生产者变成贫民。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和科学与资本相结合，推动了生产力的提高，但同时也加剧了对工人的剥削。技术和科学成为了资本增殖的手段，表现为剥削劳动的工具。因此马克思认为，要消除技术对人的奴役，必须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只有在生产力极大发展和物质资料极大丰富的基础上，技术才能从奴役人的工具变成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手段。
1.2. 卢卡奇的技术理性批判思想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里面，特别是《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这一章节中，卢卡奇对技术理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卢卡奇的批判基于物化理论，这一理论受到了黑格尔哲学和韦伯合理性思想的影响，并从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发展而来。卢卡奇定义的物化是指非物质的事物被赋予物质形态，例如意识转化为物化的意识，从而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掩盖。因此，技术理性是理性观念演变和科学技术进步的产物，其代表了一种特定的认知世界的方式。在这种思维方式下，理性被理解为逻辑的形式化、数学的可计算性以及机械的可操作性。而技术理性具有三个核心特征：首先，它与精确科学和数学的发展同步，并与管理技术和生产过程的复杂化相互作用；其次，技术理性将所有事物视为工具，将生产过程的不同方面分解，形成各种形式的规律，强调可操作性和可计算性；第三，技术理性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合理性，实际上却是资本主义合理化过程中的异化或物化。卢卡奇指出，技术理性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一种组织化的统治原则，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象。在这种理性的影响下，工人与自己的劳动和产品相异化，被看作是抽象的量和机械化的工具。因此，鉴于技术理性带来的种种问题，卢卡奇主张通过研究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构建一种总体性的辩证法，以恢复理性的批判精神。
1.3. 马克思·韦伯的“合理性”概念
马克思·韦伯的“合理性”概念对《启蒙辩证法》中关于技术理性的批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克思·韦伯的理论受到了黑格尔哲学的影响，而黑格尔认为理性是理解事物本质规律的关键。马克思·韦伯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概念，他在社会学领域里区分了目的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两种形式。马克思·韦伯认为随着合理化在文化、知识和社会组织中的不断演进，西方文明也经历了持续的合理化过程。在传统社会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受到传统道德和宗教的限制，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等运动的兴起，逐渐改变了这种状况。马克思·韦伯还指出，新教伦理的合理化是建立新社会秩序的关键因素。新教伦理强调职业道德，譬如勤俭和刻苦，并通过世俗工作的成功来荣耀上帝，寻求救赎。这种伦理在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促进了工具理性的增长。随着形而上学世界观的瓦解和传统宗教在世俗生活中的退场，价值和意义的丧失导致了人的行为越来越工具化，从而产生了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导致宗教动力的减弱，金钱和物质成为追求的目标，工具理性走向极端化，手段变成了目的，束缚了人们。一旦人们被纳入科层制、官僚制和工业生产的体系中，工具理性使工人和资本家都成为了经济大机器的一部分。因此，马克思·韦伯进一步将理性细分为不同的维度，揭示了自我否定的方面，而工具理性已经控制了社会心理，并通过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过程显现出来。虽然科学技术是为了人类福祉而发明和应用的，但随着其发展，人们开始对科学技术产生崇拜，甚至将其视为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钥匙。马克思·韦伯的“合理性”概念是技术理性批判的重要理论基础，后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批判。
2. 《启蒙辩证法》中技术理性批判的主要内容
2.1. 启蒙理性变为技术理性
其一，启蒙的目标是祛魅，祛魅的手段是知识。启蒙的核心宗旨在于消除迷信和恐惧，确立人的独立自主性，而实现这一宗旨的关键手段是知识的积累和应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提出，启蒙的实质是通过知识来驱散无知和迷信，将人从恐惧中解放出来，确立其作为主体的地位。启蒙要使人类的理性之光得以普照，并通过理性给人提供确切的知识，再通过知识去改变人与自然的不对等关系。[2]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启蒙的过程本质上就是祛魅的过程，旨在用知识取代神话和幻想，打破人们对未知的恐惧。启蒙最初是为了粉碎神话，然而启蒙在确立人的主体性的过程中又吸收了神话的因素，进入了新的理性神话之中。[3]尽管神话和宗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人类对无知的初步克服，但也带来了新的恐惧和依赖。因此，启蒙需要继续推进，用知识的力量来彻底消除迷信，确立人的自主性。
其二，知识的本质是技术，而技术是同一性的工具。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提出了一种批判性的观点，认为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知识和技术发展实际上与权力和资本的积累紧密相连。知识和技术并非纯粹为了增进人类福祉，而是被用作一种工具，以实现对自然和人的控制和剥削。人在认识自然、发现自然规律的时候，运用了一种技术的方法，这种技术方法最终发展成同一性逻辑。[4]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这种同一性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祛魅”，即去除事物的神秘性，使之变得可计算和可操作。他们认为，这种祛魅的过程导致了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工具化理解，忽视了事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资本主义体系下，这种趋势进一步表现为对劳动的剥削和对商品价值的量化。他们还强调了等价原则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重要性，认为这种原则不仅体现在商品交换中，也体现在对劳动价值的量化上。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所有事物都被简化为可以量化的价值，从而使得资本的积累和权力的扩张成为可能。
其三，技术工具成为新权力，启蒙理性沦为技术理性。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探讨了启蒙运动如何转变成一种新的权力形式，即技术理性。启蒙运动原本旨在用理性驱散无知和迷信，但最终却演变成一种新的神话，即技术理性对世界的统治。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形式逻辑成了统一科学的主要学派。它为启蒙思想家提供了算计世界的公式”。[5]在这个过程中，形式逻辑、数学和等价原则等工具被用来统一和简化世界，从而取代了传统宗教和神话中的权威。他们指出，这种转变意味着人类试图用技术工具来控制和统治自然，以及社会和文化现象。技术工具成为了新的权力，它们不仅用于科学和工业领域，还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衡量和判断一切的标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这种技术理性实际上是一种新的专制，它排斥所有无法被其统一性原则所解释的事物，将它们视为非理性的、需要被消除的。尽管启蒙运动试图通过理性来消除恐惧和迷信，但最终却未能实现其承诺的自由和解放。在他们看来，启蒙运动的失败在于它未能认识到理性本身也有其局限性，而试图用一种单一的、统一的视角来解释和控制世界，最终导致了对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忽视。
2.2. 技术理性与自然
其一，技术理性要求征服外在自然。为了克服对自然的畏惧，技术理性倡导对自然的征服。人们试图掌握和控制外部自然界，但这种征服反而引发了自然的反击，使人类陷入更深的自然束缚之中。而技术理性还追求对内在自然的控制，即构成自我认同的基础。然而，这种内在控制导致了人的异化，使个体变得盲目和不完整。从启蒙的辩证发展来看，技术恐惧渊源已久并具有内在必然性。[2]启蒙理性，蜕变为技术理性后，追求对外部自然的征服。启蒙运动的目标是通过知识消除恐惧，确立人的独立性。启蒙祛魅的手段是知识，而知识的本质是技术。霍克海默指出，“技术是知识的本质，它的目的不再是概念和图景，也不是偶然的认识，而是方法，对他人劳动的剥削以及资本”。[5]启蒙的祛魅目标是消除神秘自然。在启蒙之前，人类力量有限，自然显得神秘且不可理解，于是在此情况下产生了神话和宗教。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人类的力量不断增强，人类开始尝试征服和统治自然。人类开始认为自己能够控制物质世界，物质不再具有神秘力量或内在力量的幻象。此外，霍克海默主张，技术构成知识体系的核心要素，其内涵不仅涵盖概念建构与图景呈现，更延伸至方法论层面；同时，技术还成为剥削他人劳动与资本的工具。启蒙试图简化复杂且神秘的自然，以形式逻辑和数学作为理解世界的工具，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启蒙的核心原则是数学和形式逻辑，数字成为其法则。这些知识工具审视万物，就像神灵审视人类一样。尽管启蒙承诺用理性之光驱散恐惧，但其构建的世界并未真正摆脱超自然力量的控制，反而带来了新的恐惧。
其二，人类通过技术征服外在自然并导致自然的报复。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探讨了人类征服自然的欲望及其后果，揭示了这一过程如何导致了对自然的恐惧和自然对人类的“报复”。自我持存的本能和对自然的恐惧驱使人类试图控制和征服自然。这种征服不仅源于对自然力量的恐惧，也是为了确保人类社会的稳定和进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自我持存原则在西方文明中占据核心地位，它既包括人类作为自然存在物的自我保存，也包括作为抽象个体的自我保存。为了实现这种自我持存，人类不得不压抑内在的自然倾向，从而确立了理性和同一性的自我。霍克海默指出“启蒙总是把神人同形论当做神话的基础，即用主体来折射自然界。由此看来，超自然物，比如精神和神灵都是人们自身畏惧自然现象的镜像”。[5]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进一步分析了神话与启蒙之间的联系，认为二者都源于对自然的恐惧，并且都包含了征服自然的倾向。因为在早期人类社会中，通过崇拜自然神来试图控制自然，而启蒙运动则试图通过理性来消除恐惧，这同样要求征服自然。尽管神话和启蒙试图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控制自然，但最终都未能摆脱对自然的恐惧。他们指出对自然的无限制征服最终会导致自然的“报复”，即人类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反而会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和影响，而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技术的发展导致了新的社会强制形式，即市场中的等价交换原则，这成为了一种新的“第二自然”。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服从这种由人类自身创造的“自然”，从而陷入了一种新的束缚之中。
其三，技术理性要求控制内在自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探讨了技术理性如何试图控制外部自然，也试图控制人类的内在自然。他们认为，启蒙运动的目标是消除恐惧和确立自主，这不仅涉及对外部世界的征服，也包括对人类自身内在冲动和欲望的控制。他们通过分析《奥德赛》中的奥德修斯形象，揭示了这种控制内在自然的过程。在《奥德赛》中，奥德修斯的返乡之旅象征着对内在自然的征服和自我塑造。面对各种神话中的危险和诱惑，奥德修斯通过自我约束和牺牲来克服挑战，从而塑造了一个理性和自律的自我。例如，在面对海妖塞壬的诱惑时，他选择让水手们绑住自己，并用蜡堵住水手们的耳朵，以技术手段克制自己的欲望，从而避免了沉沦。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这种自我控制和牺牲是现代资产阶级个体形成的基础，而奥德修斯的故事展示了人类如何通过压抑内在的自然倾向来建立自我控制，从而在面对外部世界的挑战时保持自主和理性。其实这种对内在自然的控制是启蒙理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它要求个体不断地压抑和控制自己的欲望和冲动，以适应社会和文明的要求。通过自我控制和牺牲，个体在社会中建立起自我认同和自主性，但同时也揭示了这种控制可能带来的限制和代价。
其四，控制内在自然导致人的扭曲。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探讨了技术理性如何导致对人类内在自然的控制，进而造成人的扭曲和异化。随着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控制能力的增强，这种控制也逐渐转向了对人的内在世界的管理。在这一过程中，人为了适应社会和文明的要求，不得不压抑和控制自己的内在冲动和欲望。在原始社会，人们通过神话和宗教仪式来模仿自然，以此来控制外部世界。而在现代社会，人们通过科学实验和合理化制度来达到同样的目的。合理化制度要求人们根据社会的需求来控制自己的情感和行为，导致人的内在自然不断衰退。他们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文化对人的内在自然的影响，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为了适应社会的合理性和效率要求，不得不进一步压抑自己的内在自然。这种压抑导致了人的自我异化，即人变得与自己的内在自然相分离，成为一种逻辑自我和先验自我，忽视了自然和情感的因素。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将纯粹精神的自我称之为逻辑自我和先验自我。他们指出，“从方法论上把一切神话学意义上的自然足迹都彻底消除之后，自我也就不会再是肉体、血液、灵魂，甚至原始自我。但是自我一旦被提升为先验主体和逻辑主体，它就会构成理性的参照点和行动的决定因素。”[5]
2.3. 技术理性下的文化工业
第一，技术革新产生文化工业。阿多诺在1967年写作的《文化工业再思考》一文中做出了解释。阿多诺提出“文化工业”这一概念，是为了强调现代文化生产与传统大众文化之间的根本区别。他认为，将现代文化简单地视为大众自发创造的文化是误解，因为现代文化实际上是按照工业化的逻辑被制造出来的。阿多诺指出在写作《启蒙辩证法》的时候，使用的是大众文化这一概念，但当1947年出版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决定用文化工业替换大众文化概念。文化工业并非指生产过程的标准化，而是指文化产品的标准化，即文化产品被设计成符合大规模生产和消费的需要。文化工业的产品，如电影和音乐，是按照工业生产的模式来设计和制造的，目的是满足市场需求和实现经济利益。技术革新在这里起到了关键作用，技术革新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还加强了经济和政治权力对文化领域的控制。技术的使用使得文化产品能够被大量复制和广泛传播，从而满足了大众对文化产品的需求。而阿多诺指出，“技术合理性已经变成了支配合理性本身，具有了社会异化于自身的强制本性”。[5]文化工业通过标准化和大规模生产，不仅改变了文化产品的本质，也改变了人们消费文化的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导致了文化多样性的丧失，以及个体在文化消费中的被动性和同质化。文化与娱乐的功能发生了异化，即文化商业化和娱乐知识化；人丧失了主体性地位，堕落到客体的位置，人的个性与批判意识消失。[6]所有的文化作品在公诸于世之前都要经过无数次的检査和修改，在达到统治阶级可以接受的标准之后才会传递给公众，以至于思想日趋与行动相统一，文化原有的自身价值逐渐变得符号化，从而成为推动社会前进发展的阻滞力。[7]
第二，文化工业生产的技术化。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分析了技术如何深刻地影响了文化生产，指出技术革新不仅增强了经济和行政权力，而且这些权力通过技术的应用，进一步渗透到文化领域，形成了所谓的文化工业。在这个过程中，技术不仅成为文化生产的核心，而且改变了文化内容和生产过程的本质。尽管文化的表现形式多样，但技术是其发展的核心。技术理性主导了多种文化形式的发展，技术理性已经演变成一种控制社会的强制力量，将各种事物整合成一个整体，而这种整合最终可能转化为一种破坏性的力量。此外，文化工业的各个部门往往受到文化生产者的意识形态控制，导致电影、流行音乐等文化形式变得模式化和可预测。情节、旋律、小说的结构和幽默都经过精心计算，以迎合大众口味。文化部门只关注内容的模式和效果，而忽视了文化的内在自发性、多样性和自由表达，导致文化内容被彻底技术化。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进一步阐述了技术如何成为文化生产的核心，不仅体现在文化内容上，而且深入到生产过程本身。文化产品的大规模生产导致了内容上的同质化，因为这些产品都是技术化生产流程的直接结果。文化工业与其他工业部门一样，追求利润最大化，其生产过程在资本的驱动下变得越来越技术化、机械化和规模化。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强调，资本的整合力量贯穿于文化工业的每一个生产环节，从改编的小说到最终的音响效果，都是资本投资的成果。因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对那些很有才干的节目制作人来说，早在他们借助工业把自己展现出来以前，他们就已经把自己划入到工业范围以内了，否则，他们不会如此投入地从事这项工作”。[5]
第三，文化工业产品的商品化。随着文化向工业化的转变，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也日益技术化，这一现象伴随着文化产品的商品化。在西方传统中，艺术被视为追求美、体验美和创造美的活动，与功利无关，是自由和独立的。康德曾提出，美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是一种纯粹的、非功利的体验。艺术创作需要天才的想象力和偶然的灵感，它本应是不受功利影响的自由活动。然而，随着经济和行政权力利用技术和理性，文化逐渐演变为工业生产，艺术也变成了标准化的文化工业产品。艺术的商品化意味着艺术被视作可以买卖、替代的商品，就像任何工业产品一样。但随着技术的发展，艺术逐渐转变为一种娱乐工业，满足大众的娱乐需求，并遵循交换价值的逻辑，从而消解了艺术原有的自发性。由于艺术作品成为了标准化的文化产品，它们遵循着交换价值的逻辑，导致艺术作品可以大规模复制。同时，受到经济和行政权力、技术合理化等因素的影响，艺术作为商品的价值不断贬值，所以艺术作品的消费者可以轻易获得大量作品，这导致艺术作品内在价值和神圣性逐渐消解。当文化产品作为商品时，就变成了维护现有权力结构的意识形态工具。阿多诺指出，作品被纳入普遍性的统治形式中，成为商品的文化产品，其个性和美都是机械复制的结果。这种复制的目的是为了塑造美的标准和个性的标准，使大众崇拜这些标准，从而维护现有的统治秩序。
第四，文化工业机制的计算化。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是文化计算理性化的结果，其中计算性原则贯穿于整个生产过程。文化一旦成为工业，其生产方式就变得与其他工业部门无异，机械化和标准化成为主导。在这一过程中，反思、批判和自发性等精神特质被排除，文化内容被事先设计和安排，以符合社会权力结构的需求。文化工业的生产环节被精心控制，从电影情节到音乐旋律，再到小说的结构和篇幅，都经过了精心计算，以确保符合可计算性原则。不符合这一原则的内容被排除在外，导致文化创新和多样性受到限制。因此，阿多诺指出，“与最近出现的自由主义阶段相比，大众文化也迎来了自己的新阶段，那就是将所有新生事物排除在外……把所有未经检验的事物都当成风险排除在外，就拿手稿来说吧，如果它没有得到畅销书作家的首肯，那么制片商就会对其持有一种怀疑态度”。[5]而在消费方面，文化工业将人视为可计算的对象而非服务的对象，因而，文化不再以人为核心，而是以消费、欺骗和控制为目的，将大众视为机器的附庸。而机械化影响了人们的休闲和幸福，将快乐简化为无需努力的厌烦，使人们在消费文化产品时，如同执行既定程序一样，缺乏真正的自发性和创造性。因此，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的机制是高度计算化的，它通过标准化和机械化生产，排除了精神特质和创新，将文化内容和消费过程都纳入了可预测和可控制的框架内，从而服务于维护现有的社会权力结构。
3. 《启蒙辩证法》中技术理性批判思想的评价
3.1. 《启蒙辩证法》中技术理性批判思想的进步性
3.1.1. 开创技术理性批判新进路
一方面，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提出了对技术理性的深刻批判，为理解现代社会中技术与文化的关系开辟了新的视角。他们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韦伯的合理化思想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深入探讨了技术理性如何影响现代社会，特别是文化生产领域。在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中，技术进步导致了劳动者从生产过程的主导者变成了机器的附庸，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悲惨处境。卢卡奇则进一步探讨了物化现象，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活动(如劳动)变成了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东西，揭示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韦伯的合理化思想则强调了现代社会中理性化的进程，技术与计算的运用使得世界祛除了神秘性，但同时也带来了形式合理性和实质非理性的矛盾。另一方面，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技术理性批判的新维度。技术理性导致了启蒙的倒退，将理性变成了新的神话。在文化工业的生产中，技术理性导致了文化的商品化和标准化，艺术作品变成了可复制的商品，艺术的内在价值被交换价值所取代。文化工业还通过不断地许诺来欺骗消费者，提供一种永不停歇的快乐的幻想，但实际上这些承诺永远不会实现。
3.1.2. 指出了资本主义技术条件下人的异化情况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深入探讨了技术理性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尤其是其如何导致人的异化。他们认为，技术理性的膨胀不仅改变了文化生产的方式，还深刻影响了人的存在状态。作为理性的知识或者技术支配一切，控制一切，人就容易进入到异化或者物化状态中。[8]人的异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我持存原则导致的自我异化，二是为了适应社会而进行的自我压抑和牺牲。首先，自我持存原则是启蒙时代以来的一个核心德性原则，斯宾诺莎将其视为德性的基础。霍克海默指出，当自我持存原则排除了人的自然属性，譬如血液、肉体和灵魂，人就变成了一个逻辑主体和先验主体，失去了生命的活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自我持存原则通过商品生产和等价交换的实践，迫使个体按照技术装置的需要来塑造自己，导致了个体的自我异化。其次，为了适应社会和追求资本增殖，个体不得不压抑和牺牲自己内在的自然因素，即非理性部分。这种压抑和牺牲是理性自我确立的基础，但同时也导致了人的残缺和闭目塞听。在《奥德修斯：神话与启蒙》中，奥德修斯身处神话秩序之中，不得不屈从于神灵和自然，因而必须接受献祭。奥德修斯为了抵抗自然和神灵的控制，不得不压抑自己的自然属性，这种压抑实际上是一种自我献祭。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进行类似的自我献祭，即不断地将自己内在的非理性因素作为祭品献给理性自我，从而导致了个体的异化和残缺。在总体性的控制下人变得像一个工具，人们完全被异化了。[9]因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现象，强调了技术理性如何通过文化工业和商品生产社会的逻辑，迫使个体进行自我异化和自我压抑。
3.1.3. 分析了技术浸染下的文化工业的虚假性和欺骗性
阿多诺深入分析了文化工业的运作机制，揭示了其内在的虚假性、欺骗性以及强制性。阿多诺指出，文化工业通过技术手段和理性计算制造了一种假象，使受众误以为自己参与其中，实际上却只是被动接受者。就如在电影产业中，大量资本的投入使得技术手段得以广泛应用，观众在精心设计的剧情和视觉效果面前，被迫跟随，失去了真正的选择和批判能力。文化工业通过不断许诺快乐和满足，却从未真正兑现，剥夺了大众追求更高层次满足的可能性。文化工业限制下的人们弱小而无力，人们不假思索地对钢铁机器这种文化工业的节奏韵律褒扬称赞。[10]文化工业创造了一个充满关爱与和谐的幻象，掩盖了现实中的不平等和压迫，使人们在意识形态上接受现实的不完美。此外，文化工业通过复写现实，包括现实中的残酷和痛苦，制造了一种悲剧性的内容，但这种内容被处理得无害化，成为人们必须接受的现实。悲剧电影等成为道德感化的工具，使意志消沉的大众在制度压力下被驯服，接受现实秩序。文化工业不仅复写现实，还制造现实，通过影像和镜头传递信息，广泛复制，使人的存在被遮蔽。最后，文化工业表面上给予大众选择的自由，但实际上要求大众适应其运行逻辑才能生存。不遵从文化工业的规则，人们将面临经济和精神上的软弱无力。文化工业通过预先设定的需要，使大众认为自己是永远的消费者，从而维护了既定的权力和统治秩序。
3.2. 《启蒙辩证法》中技术理性批判思想的局限性
3.2.1. 对技术理性的批判不够全面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探讨了科学技术的双刃剑特性，一方面科技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另一方面却可能成为统治和压迫人的工具。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科技逐渐取代了传统宗教的角色，成为一种新的统治力量，不过人们在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的同时，可能忽略了它对批判精神和人性的侵蚀。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批判揭示了技术理性膨胀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然而，他们的批判也存在不合理性。首先，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过分强调了技术对批判精神的消解作用，而忽视了技术在推动文化发展和促进知识普及方面的积极作用。技术的进步不仅使人们更容易接触到文化产品，而且促进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推动了思维和观念的更新。其次，他们将技术理性批判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核心，但没有充分认识到文化工业的虚假性和技术理性的异化本质，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言，技术异化与劳动异化紧密相关，而要克服技术异化，关键在于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因此，要真正克服技术异化，不能仅限于批判技术理性，而应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中去寻找解决之道。只有通过改变这些关系，技术才能真正服务于人的发展，而不是成为异己的力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批判虽然深刻，但需要结合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才能更全面地理解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并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3.2.2. 未指出克服技术理性而走出启蒙的神话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探讨了启蒙运动如何通过知识和理性来祛除世界的神秘性，并建立人的自主性。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启蒙运动试图通过知识来祛魅，而技术知识正是其主要手段。这种知识本质上包含方法论层面的应用，同时也成为剥削他人劳动与资本的工具。为实现祛魅目标，启蒙运动将复杂的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进行简化，构建起一个涵盖一切的系统，其中形式逻辑和数学被确立为核心原则。启蒙运动在试图摧毁神话的同时，但也吸收了神话的元素，最终启蒙运动也陷入了神话的束缚。所以，启蒙运动所依赖的理性概念变成了新的神话，形式逻辑和必然性原理成为了新的神话。但是，启蒙运动并没有实现其承诺的自由和消除恐惧，反而带来了新的极权和统治。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运动的后果持有批判态度，并对其前景感到悲观。理性退化为技术理性，启蒙变成了新的神话，失去了反思批判的能力，祛魅的同时也在附魅。所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提出了对技术理性的批判，但并未明确指出如何克服技术理性并走出启蒙的神话，也没有提供一个明确的解决路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批判中的不足和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