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关于“人”的学说由来已久。在西方，从希腊神话开始，人们就开始将人性的特征归结于神之上。随着时代的不断变更，近代唯心主义哲学发展的最高峰——黑格尔，将一切最高的认识和理性定义为“绝对精神”。在后续的发展中，青年黑格尔派继承了黑格尔哲学的观点，并且将思想、观念、意识的作用更为夸大，其中鲍威尔、施蒂纳、费尔巴哈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反思和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在1844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神圣家族》，批判了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哲学观点，初步表达了关于唯物史观的观点。在1845年，马克思写作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将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观融入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中，与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划清界限，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 反思与批判：对青年黑格尔派“抽象的人”的否定
2.1. 鲍威尔的“自我意识”仍囿于观念领域
工业革命后的欧洲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同时还促进了社会文明的进步，构建了以资产阶级为主的文明格局。在哲学思想领域，德国哲学家们对于人类解放的贡献最为突出，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立足于唯心主义历史视域，将世界的本原归结为绝对精神，认为只有通过哲学，通过绝对精神，人才可以最终认识到自己。
鲍威尔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之一，将“自我意识”因素融入对黑格尔哲学的阐释，并沿此方向对黑格尔哲学做了彻底的发展。在鲍威尔看来，自我意识的本质是发展，自我意识没有固定的形式，现实生活中自我意识的发展所变现出来的宗教、哲学等人们能感知的形式都是具有暂时的特点。因此，鲍威尔主张对于不符合现实状况的、旧的表现形式需要通过纯粹批判这一手段进行更替，才能将不合理的表现形式转变为新的、符合一定社会发展现状的表现形式。这种纯粹批判就是批判地否定一切，真理不断变化这一特征使得只有批判地否定一切过后，现存事物中消极因素得以排除，自我意识才得以发展，因而批判是把对象改造达到自我意识的活动，是自我意识对外部世界也是对自身的超越。
鲍威尔认为黑格尔体系中的上帝实际上不过是绝对精神的自我意识，即绝对精神对自身本质的认识。原本属于人的自我意识在黑格尔体系中被变成了同人异己的力量而存在，束缚着人应有的自由。因而，他呼吁人们要从基督教的压迫中挣脱出来获得自由。鲍威尔对宗教的批判实现了自我意识对同自己异己存在物的扬弃，真正实现了它自身。“对不同于资产阶级的绝大多数群众来说，革命的原则并不代表他们的实际利益，不是他们自己的革命原则，而仅仅是一种‘观念’，因而也仅仅是暂时的热情和表面的热潮之类的东西。”[2]
马克思和当时的青年黑格尔派围绕“自我意识”展开讨论，但不同于青年黑格尔派一般的思辨特性，青年马克思在寻找扬弃黑格尔哲学以“绝对精神”为本原回归现实基础的视域。在后续发展中，马克思意识到鲍威尔停留在主观唯心主义，片面夸大“自我意识”的作用。
2.2. 费尔巴哈忽视“人”的能动作用
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之一费尔巴哈向唯物主义历史观迈进了一步，他的人本学思想建立于其直观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之上，并阐发了人的类本质，他把人的本质看作是“类”范畴，只停留于抽象的直观。费尔巴哈认为“类”是其唯物主义哲学的中心所在。类本质是人共同所有的本质，人类有了类的本质，才不陷入孤立的境地。不同于一般的青年黑格尔派，他在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建立起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
然而，费尔巴哈在历史观上却陷入了唯心主义。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所研究的人不是现实意义的人，不具有现实历史性，并没有摆脱黑格尔哲学里人的抽象性，仅仅是感性世界的直观。在《提纲》中，马克思强调认识世界不能像唯心主义一般从抽象的思维出发，也不能如同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仅仅从客体的表面或直观现实认识。唯心主义发展的顶峰黑格尔将世界理解为主体的精神自我运动的结果。费尔巴哈则扬弃了黑格尔哲学精神世界中的“人”，将研究的重点转回到客观世界中，创立了以人为本的唯物主义哲学。费尔巴哈指出，人的心理需要，是基督教产生的根源。所谓的上帝其实就是人，人将自己的本质对象化，赋予上帝，上帝反而成为人的统治者。为了克服这种异化，费尔巴哈提出了爱的宗教，试图通过人与人的爱来实现人性的复归。因此，在解决现实阶级对立的矛盾时，费尔巴哈选择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通过“爱”以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但这不能切实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反而替资产阶级掩盖他们的罪行，维护了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利益。
马克思通过《提纲》对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和其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进行批判。作为旧唯物主义发展的顶峰，费尔巴哈将自然界与人结合在一起，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但是，他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人在自然界面前是消极、无能为力的，对现实的问题也采取妥协的态度，并未能为解决现实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利益冲突提供现实的可能。马克思在《提纲》中，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观，表明了马克思不仅同唯心主义，而且同旧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为创立新世界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3. 施蒂纳“唯一者”的形而上学本质
施蒂纳首先对费尔巴哈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在施蒂纳看来，费尔巴哈对“人”的理解只停留在精神层面，只不过是概念与概念之间的替换，费尔巴哈用了新的“类”替换了神的概念继续实施对人的压迫，并不能彻底地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性革命。在施蒂纳1844年出版的哲学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提出了“唯一者”哲学，唯一者是“无规定的”，它是“无规定的概念，其他任何概念都不能使他有所规定”，因为“唯一者指出自己的内容是在概念之外或在概念的彼岸”；于是，唯一者便是一个“无思想的词”，它“没有任何思想内容”；因而唯一者乃是“我们的词句世界的最后一块砖”，是“一种作为词句而告终的逻辑”。[3]
但是，施蒂纳的唯一者并没有离开旧哲学本身。马克思认为施蒂纳企图批判和超越费尔巴哈，最终却也不得不和费尔巴哈一道回落到形而上学之中。表面上两人针锋相对，根本上两人都离不开黑格尔哲学的范围。施蒂纳的唯一者是脱离具体历史环境、社会关系的个体，唯一者抽象的解放建立在空中楼阁上。因此，马克思对施蒂纳和费尔巴哈二人的批判在性质上是十分相似的，在批判施蒂纳形而上学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的批判和改造，这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瓦解近代形而上学的哲学革命。
2.4. 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抽象的人”的清算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着重对鲍威尔和其他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观唯心主义观念进行批判，表明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决裂。青年黑格尔派历史观思辨性的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
第一，青年黑格尔派仍是抽象理论。青年黑格尔派将黑格尔的“自我意识”更加抽象，认为“自我意识”是世界的根源，是“至高神”，对现实的变革仅仅停留在意识层面的“呼喊”，实质上并没有对现实世界产生实质上的物质力量，是对占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的妥协和顺从。
第二，不理解真正的“人”。青年黑格尔派仅仅停留在反对“词句”，停留在“自我意识”中进行哲学革命，并没有从现实实际出发，忽略了现存环境对人的影响，更是忽略了“人”对现存环境的能动作用。因此，青年黑格尔派并没有从根本上提出“现实的人”何以解放，只是提出“抽象的人”在意识中解放的可能，不能解决现实中阶级压迫的问题。
第三，缺乏现实性。“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既然他们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这种哲学批判所能达到的唯一结果，是从宗教史上对基督教作一些说明，而且还是片面的说明。”[4]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家并没有从现实出发理解现实生活与哲学的联系，仅仅是停留在纯粹精神领域兜圈子，仍然不能解决现实生活环境的问题。
在书中，针对鲍威尔和其他青年黑格尔派鼓吹自我意识创造世界，马克思和恩格斯抨击他们将人民群主视为意识敌人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并阐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定力量；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人民群众将逐步认识到自己的地位和力量，会自觉自发地团结起来；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只有消灭和打碎旧式的国家机器与旧的生产方式，才能实现自身的解放。《神圣家族》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和对无产阶级命运的阐述，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3. 扬弃到超越：对“现实的人”的阐发
在《提纲》之后，为了彻底捍卫自己的政治理念与理论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全面而彻底的批判，并合著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这一著作。《形态》，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基本形成的里程碑，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标志。据书中表述，马克思从“人”这一角度入手，进一步揭示了以鲍威尔、施蒂纳等哲学家所构建的“抽象意识王国”的虚假性，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新的世界观，科学地论证了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并对作为历史唯物主义之前提的“现实的人”做了系统阐释，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
首先，立足于“现实的人”的生产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针对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在思想、观念、意识中想象、设想出人这一概念的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一观点首先进行了批驳，他们认为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即在于人能够进行劳动和生产，并将生产的环节和人与人的交往联系在一起，从而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哲学、宗教、艺术等社会意识也进行溯源研究，揭露了青年黑格尔派思想、观念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具有决定作用的虚假和错误，并以此为基础，确立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理论基础，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史观进行了划分。社会意识只是依附于社会存在，社会存在的改变影响着社会意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与自然界其他生物的可能在生活习性、思考方式等有着明显区别，但根本区别在于“现实的人”从事生产劳动，人们不仅通过现实的实践活动生产和维持人类生活的物质基础，也在生产中生产出人类的交往形式。其中，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联系是始终处于矛盾运动中，但这一矛盾运动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规律的，即交往形式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同时，每一个个体在劳动过程中创造了人类历史，以确认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合力所致。一个人作为一个个体的生命是有限的，但对于人民群众这一个整体的概念而言，每一个个体都是构成社会的“细胞”，人的形成和发展是通过实体的实践活动进行塑造的。马克思的‘现实的人’并非假设的或虚幻的人，也不是只具有人类普遍性质的人，他所指的“现实的人”，是指通过物质生产的实践来表达一个人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劳动方式，其性质取决于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其次，考察了分工和所有制产生的根源。青年黑格尔派歪曲现实冲突，认为哲学词句就是现实问题本身，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观察社会人的生活状况，分析其背后形成的历史逻辑，阐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同时，重点考察了分工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论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阶级产生的根源。“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在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方面的相互关系。”[5]“现实的人”存在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最普通的吃穿住行，因此人生产的第一件事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所需的物质，不是生产意识，历史也不是“观念史”。在物质生产中，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制约着社会的形态。不同的生产存在不同的分工，而不同的分工阶段对应着私有制的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立足于人类发展历史的角度，阐释了人类生产关系的历史进程和对社会形态起着决定作用，从而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发展的过程和共产主义实现的现实可能。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推动私有制的更替，产生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随着两级的分化，资产阶级越来越占有经济意义上的统治地位，为了维护其对其他阶级的统治，要求其自身在意识形态上也占统治地位，运用国家、法律等暴力保障自身的权力。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解释了旧的生产关系对“人”的束缚与剥削，只有在新的生产关系中，“现实的人”才能实现解放，消灭一切的剥削和阶级，使每个“现实的个人”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再次，通过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厘清统治阶级对“人”的压迫。在《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清晰地阐明了统治阶级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如何对被统治阶级压迫的，并打破了统治阶级表面上代表全社会公共利益的伪装，实则他们不仅在经济、政治上实现统治，还要在思想上也得到统治，进一步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忽视现实生活而维护了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4]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市民社会”这一经济学概念来阐释资本主义社会背后的经济关系。市民社会后期又称经济基础，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承担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任务，但是现实却是资产阶级无情地剥削和奴役着无产阶级，生产工具、财产都属于资产阶级，而成果并没有归属于社会中的每一个“现实的人”。而宗教、道德、艺术等都是在维护经济基础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受当时的生产方式所支配，隶属于统治阶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规律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规律的作用不是平行的，而是交互的：前者决定后者，后者反作用于前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因此成为人类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规律。
最后，结合社会现实状况和未来发展规律，预见性地提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后一个存在阶级对抗、阶级对立的生产关系，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灭亡的根本原因。在《形态》中，马克思和恩克斯分析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更是深刻地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扬弃，创造性地阐发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论述了共产主义理论和工人阶级历史使命，为全人类解放探索出了科学的道路。在揭示资产阶级统治的物质和精神根源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紧接着提出了只有共产主义才能真正实现生产资料、生产成果、交往形式属于“现实的个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提出共产主义社会的可行性，这也为后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和“两个必然”提供了可靠的理论遵循。解放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本质属性的复归，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现实性、社会性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发展，而不仅仅是停留于精神层面的解放，寻求在资本主义中生长出共产主义。马克思通过对宗教的批判来分析现实人与社会的本质，指出一切理论问题的根源和社会历史的奥秘，都应该通过对“市民社会”的解剖来揭示，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需要政治经济学作为工具。马克思正是通过对现实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关系的分析，以世俗的“市民社会”即生产生活为研究材料，逐渐揭示了社会发展和历史发展的规律，看到了“真正的人民”特别是无产阶级在推动社会和历史变革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现了科学认识转化为社会现实的关键。“现实的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哲学的明显区别之一，是马克思思想的核心，并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始终。我们需要从人的物质生产角度来理解社会历史，并以这种生产方式所产生的相互作用作为研究整个历史的基础，阐明宗教、哲学、道德和其他社会意识形式的不同，并探索这些社会意识的产生过程。而且，这并非在每个时代寻找某个类别，而是始终站在实际历史的基础上，从物质实践出发解释各种概念形式。马克思超越了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现实，揭示了意识的所有形式和产物，而不是将人溶解为“自我意识”并对其进行批判和消除。因此，通过对市民社会的深刻剖析，一切理论问题都植根于实际的物质生活和生产，这是全面超越抽象的“自我意识”哲学的关键。
4. 继承与发展：赋予“现实的人”新时代价值
当今时代，全球化日趋加速，文化的发展日益多元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面对不同的文化冲击，各种意识形态的博弈，国内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但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在现代的眼光而言已经过时，转而在代表资本主义的学说中寻求人类解放的可能。事实上，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社会思想都会披上“科学”的外衣，普通公民在短期内很难在“温情脉脉的面纱”背后真正发掘出资本主义的本质，这种“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马克思主义无用论”也不利于对马克思理论的接续发展。此外，我们还需要在实践中进行观念建构和引导，以建立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认识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强烈认同，从而真正探索与阶级本身相关的解放道路，真正实现“现实的人”的全面解放。
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民立场。研究立场，是人们观察、认识和处理问题的立足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坚持人民立场，坚持无产阶级解放和全人类共同解放的立场。马克思“现实的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聚焦人民实践创造，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6]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发展亟须回应人民所需，脱离了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就会失去研究的现实意义，成为抽象的词句和空话。
其次，合理运用实践的方法进行社会现实的背景调查。研究方法，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所遵循的某种方式、途径和程序的总和。“现实的人”是从事具体现实活动的人，理论研究不能只停留于理论上的推演，还需要将眼光集中于现实生活的人性百态，通过实践调查社会现状，把握其背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本质，并反复检验真理的科学性。马克思在《提纲》中讲到，“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在《形态》中马克思也突出了实践的基础意义和阐述了其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只有从实践出发，观察研究对象的现实活动，按照社会发展的客观表现来把握历史规律才是同抽象的“社会意识”、旧唯物主义实现本质上的区别。马克思主义不是僵死的教条，通过实践的推进，不断用实践经验、成果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其不断汲取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才能保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永葆真理的光芒。
5. 结语
从对青年黑格尔派“抽象的人”的批判，到“现实的人”的阐发，这一过程体现了马克思在立场、观点、方法上的转变。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理解现实的人或人的本质属性提供了方法论钥匙，也为“现实的个人”的解放指明了从科学理论到现实实践的道路。马克思主义是推动当代发展的精神动力，仍然是当今时代的真理。因此，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解决各种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让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一世纪展现更加耀眼的真理光芒，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