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详细地阐释了“诠释学循环”(Hermeneutische Cirkel)的概念，即任何解释都发生在一个已经被其预先设定好的领会的背景中，解释要得出的意义早已被决定好了，任何理解都具有一个不可避免的前结构。诠释学循环一直是海德格尔诠释学思想当中一个关键的构成部分，对于这一概念我们有必要展开一个全面的理解。首先，对于“循环”现象的关注古已有之，哲学史上已经存在过“作为诠释学方法的循环”和“作为认识论问题的循环”。对比于它们，海德格尔提出的循环概念作为一种“以生存论为基础的循环”有何特性与价值？其次，诠释学循环直接产生自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对此在的生存论探索，因此这样一种“本体论”转折其实是与“生存论”、“存在论”相关联的。诠释学循环或者说海德格尔的诠释学何以具有生存论的基础？最后，还要看到诠释学循环的本体论、生存论特征也影响了其在方法论层面的呈现，而后世伽达默尔和利科等人的诠释学思想可以被理解为对这一方面的补足。
2. 历史中的循环概念
诠释学循环属于更广义的“循环”概念的一种，而循环概念的产生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据让·格朗丹的考证，它最早是出自古希腊时期的修辞学，是作为一个组建文本的方法出现的。柏拉图在《斐德若篇》中借苏格拉底之口指出，在文本写作中文本被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各个构成部分如同身体的各个器官，相互协同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1]: p. 656)。在这种观念下，文本写作便以构建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为标准。这种写作层面的要求后续发展成为文本解读的方法，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整体与部分的循环”：对整体的理解需要依靠对文本各部分的理解；而对文本各部分的理解又要以对文本整体的理解为基础。可以注意到，无论是构成文本还是解读文本，循环一直是在文本层面被讨论的。这种在文本解释中对诠释学循环的应用一直持续到通过16世纪的宗教改革而产生的《圣经》解释学，主要体现于宗教改革家们发展出的《圣经》解释的“整体原则”：“《圣经》整体指导着对个别细节的理解，而个别细节的理解增进对整体的把握。”[2]到了18世纪，尽管主流诠释学仍然是将循环概念应用在对文本的解读上。但是改变已悄然发生。在施莱尔马赫的诠释学循环中，诠释学循环开始逐渐突破文本本身，而关涉文本之外的内容。施莱尔马赫发现，在理解过程中读者会将自己的预感与直觉带入进来，形成一种“预期”，并通过对文本的阅读来修正自己的预期以达到对作者思想的理解([3]: p. 68)。由是诠释学循环就从发生于文本内部的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循环，拓展到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直觉的循环。反映出人们对诠释学循环的关注点，逐渐从解释对象转移到解释者身上。
这一点在随后的19世纪被明显地展现出来：“诠释学循环不是一种文本构成方面的连贯性的要求，而是诠释学中的认识论问题”([4]: p. 301)。人们的讨论更多地指向解释者，而非解释对象。狄尔泰意识到了这种情况在理解过程中的普遍性，并将自己的诠释学建立在生命哲学的基础上。这时诠释学循环完全跳出了文本的局限，从施莱尔马赫的“作者思想”拓展到人类的生命与历史，解释者的维度被进一步明确。诠释学循环表现为解释者个人的主观预设的循环，也就是形式逻辑中所谓的“循环论证”：解释要达到的结论，其实已经出现在了解释者预先设定的前提中了。因此一个理想的对文本的解释就应该避开个人偏见以及与其相关的循环。而这种观点本质上是出于自然科学对客观性的要求。启蒙运动后的19世纪，人们对自然科学的崇拜日益增长，人文科学(或者按狄尔泰的说法“精神科学”)是否要按照前者的模式改造自身，以成为一门“严格的科学”。狄尔泰以诠释学作为其精神科学的方法论回应了这一问题，认为精神科学中一样存在普遍而有效的判断([5]: p. 79)。于是他的诠释学致力于消除循环带来的主观主义倾向，提供具有客观性的知识，使精神科学能够摆脱解释者的个人偏见，而具有普遍性和准确性。
可以将海德格尔之前，哲学史上关于理解过程中循环现象的解读，划分为两种主要的阐释类型：最初发生于解释对象中的循环可被称作“作为诠释学方法的循环”；而后续出现的发生于解释者身上的循环，则可被称作是“作为认识论问题的循环”。而海德格尔对循环的解读更多是针对后者的回应。海德格尔并不认为发生在解释者身上的循环是一种恶性循环，通过对此在的生存论分析，可知人们的理解总是不可避免地出自某种预设，解释总是带着一种“先入之见”。在这里诠释学循环揭示出了理解自身的本体论结构，任何类型的理解，不论是人文科学领域的理解还是自然科学的理解，作为人类理解它们都不可能摆脱这种循环结构。下面我们将对这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循环进行具体的阐释。
3. 诠释学循环的生存论基础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明确地提出了诠释学循环的思想，诠释学循环的生存论基础就是指此在的生存论结构之一，即“领会”(Verstehen)——“领会中的‘循环’属于意义结构。意义现象植根于此在的生存论结构，植根于有所解释的领会。为自己的存在本身而在世的存在者具有存在论上的循环结构”([6]: p. 219)。诠释学循环属于海德格尔诠释学思想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其之所以具有生存论的基础，根本上是源于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对诠释学的独特应用。
《存在与时间》是海德格尔前期的代表作品，他在书中对存在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探索。海德格尔认为以往的形而上学错误地对待了“存在”问题，它们研究的是“存在者”，而非“存在”本身。要想纠正这一错误的方向，需要重新对“存在”本身进行发问，这一发问要借助“此在”来进行。“此在”是海德格尔对“人”的定义，他看到“此在”作为存在者的特殊性：它在生存的过程中领会着存在，与存在有着直接紧密的关联。因此《存在与时间》就从对此在的生存状况的分析入手，以此来揭示存在的意义。而诠释学就是海德格尔用来对此进行生存论、存在论分析的工具。
在海德格尔之前，诠释学的对象主要是单纯的文本，或是人的其他精神客观化物。但海德格尔将诠释学的对象创造性地拓展到了作为“此在”的人本身。实现了“诠释学的本体论转向”，使人们对诠释学的关注从方法论、认识论转向到本体论、存在论，“把诠释学与存在论层面上的探究结合起来在存在论的视域中重新为诠释学定位进而把诠释学的问题看作是存在论的问题”[7]。经由海德格尔的这一创造性的突破，诠释学不再被视为对深藏于文本中作者心理意向的探究，而是被规定为对此在所处的生存世界的阐释；理解也不再是对文本的外在解释，而是对此在的生存方式的揭示。
海德格尔的诠释学(Hermeneutik)之所能完成这一转向，乃在于诠释学自身与存在论的契合。“存在”通常隐而不漏，但本质上又包含在通常显示着的东西之中。能对此进行研究的，只有以“面向事情本身”为原则的现象学。现象学通过正确地提出存在者本身，以此显露存在，就方法论意义而言便是一种解释：“存在的本真意义与此在本己存在的基本结构就向居于此在本身的存在之领会宣告出来。”([6]: p. 53)诠释学与存在论之间的这种关系，在海德格尔早期的诠释学中就有所展现：存在的话语与解释具有本质的关联([8]: p. 101)。与此同时，海德格尔通过“现象学的方法对狄尔泰的‘生命’概念和解释学思想作了批判性转换”[9]，完成了现象学对诠释学的方法论改造，使后者能实际作用于对存在论的分析。由是诠释学及其下属的循环概念，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中必然有其生存论—存在论基础。
具体而言，诠释学循环奠基于此在的“领会”。海德格尔并不是在一般的存在者层次上去使用“领会”，他是在通过此在的生存，在存在的层次上去使用“领会”。“此在不是一种附加有能够做这事那事的能力的现成事物。此在原是可能之在，此在一向是它所能是者；此在如何是其可能性，它就如何存在。” ([6]: p. 205)因此“领会”不是能够做某些事的能力，作为生存论环节的领会是指此在作为“可能之在”的存在方式。领会中包含的这种可能性，既不是空洞的逻辑上的可能性，也不是偶然地发生于现成事物之上的可能性，而是“此在的最源始最积极的存在论规定性”([6]: p. 205)。此在的可能性通过“筹划(Entwurf)”得以施展，作为能在的此在因“筹划”而得以具有活动空间。这一“活动空间”就是“世界”。在《存在与时间》的始初章节，海德格尔就指出此在“在世界之中存在”，此在的生存与世界密不可分。因此领会揭示的能在向来是“能在世界之中”。此在的可能性凭借着“筹划”这一生存论结构，突入进诸多可能性之中——“不仅世界是作为可能的意蕴展开的，而且世内存在者本身的开放也是向它的种种可能性开放……甚至形形色色的现成事物的‘统一’，即自然，也只有根据它的可能性的展开才是可揭示的。”[6] (p.207)领会在筹划可能性时是想着此在的“为何之故”而加以筹划的，使此在作为能在世界中施展自身。此在的生存不可能脱离世界而实现。不论是此在非本真的领会(从它的世界方面来领会自身)，还是本真的领会(将此在自身抛入“为何之故”中，使此在的当下世界成为世界的意蕴而加以筹划)，都离不开世界，“对生存的领会也总是对世界的领会”([6]: p.209)。
4. 诠释学循环的形成
可知“领会”作为此在的生存论结构之一，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解”，或者说“理解”这一概念被海德格尔赋予了生存论的性质。它指向了此在作为“能在”的存在方式，而且这样的此在是“在世界之中”的，它在本源意义上就与自己周围的世界相关联。领会的筹划活动通过“解释”(Auslegung)得以成形的，而解释的“前结构”引致了诠释学循环的出现。
与“领会”一样，海德格尔也是在存在的层次上去使用“解释”概念的：“解释并非要对被领会的东西有所认知，而是把领会中所筹划的可能性整理出来”([6]: p. 212)。解释是领会的衍生物，原本领会中非反思的、日常的活动中断时，上手事物不再平稳地发挥功用，而明确地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中，这便是解释。解释是在领会的背景中展开的，并依赖于这个背景，展露这一背景：解释就是去把“被领会的世界”解释出来，揭示出上手事物的“作为结构(Als-Struktur)”，作为结构指向了世界，我们的领会是在世界中展开的。此在的筹划向来是向着世界的筹划，此在和世内存在者都是向着一个意蕴整体被筹划的，向来被紧缚在意蕴的指引网络之中。作为结构中展现出的指引关联属于因缘整体，而单纯照面的东西是从这个因缘整体的方面被领会的，也就是说“随世内照面的东西本身一向已有在世界之领会中展开出来的因缘”，而解释要做的“无非是把这一因缘解释出来而已”([6]: p. 214)。因缘整体性作为日常的、寻视的解释的本质基础，揭示出解释向来活动在一种“前结构”中。
这个前结构具有三个层次：“先行具有(Vorhabe)”是指因缘整体性暗含于领会之中，作为解释的本质基础，如此解释便奠基于先行具有之中；“先行视见(Vorsicht)”是指解释被领会的东西时所着眼的目光总是在因缘整体中确定，解释因此奠基于先行视见之中；“先行掌握(Vorgriff)”是指决定了此在会认同对有待解释的存在者的哪种概念方式，由此使解释奠基于一种先行掌握之中。由此可见，所谓的“前结构”就是在将某物明确地理解为某物时，理解在其中活动的背景。尽管这样一种背景被海德格尔分成了三个层次来论述。但论述上的区分不代表实际解释活动中的分离，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和先行掌握是共同起作用的：“这些层次中的每一个都让解释接近明确化，但是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是充分明确的。”([10]: p. 211)海德格尔对解释的前结构的阐释就引出了诠释学的循环：解释本质上发生在一个已经被它预设好的领会的背景中，解释出的意义已经被决定好了——“这个背景从一开始就限定了什么问题可以被明确地表达出来，以及什么算作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然而它却绝不可变得完全明确，也绝不可受到质疑”([11]: p. 239)。我们对上手事物的意义的领会，已经在前结构中被指示出来：“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及先行掌握构成了筹划的何所向。意义就是这个筹划的何所向，从筹划的何所向方面出发，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得到领会”([6]: p. 216)。我们领会到的意义(Sinn)其实就是存在者和存在。
海德格尔的循环结构诞生于对此在的生存论分析中，海氏一直反对传统哲学划分主客二元的认识论，在对此在的生存论分析中，他强调此在与世界之间的紧密关联，此在是“在世界中存在”的。这一点同样也反映在诠释学循环中，海德格尔的诠释循环摆脱了传统诠释学对解释者与解释对象的划分，“在这个根本时间化了的本体域中，传统形而上学所偏执的主客对立已不复存在，认识中的‘彼’‘此’之分亦被打破。”[12]正是在这样一种现象学的视域中，海德格尔才能以诠释学循环去揭示“事情本身”，使“前见”作为理解的前结构呈现出一种积极的意义。
5. 循环概念之间的关联与差异
通过分析海德格尔“以生存论为基础的循环”和历史上“作为诠释学方法的循环”、“作为认识论问题的循环”，可以看到，海德格尔的“诠释学循环”更多地不是面向古典诠释学中发生于文本内部的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循环，而更多是对近代以来作为认识论问题的“循环论证”的一个回应：人们的理解活动与人们的在世存在有着本源性的关联，人生存于意蕴整体之中，理解活动也奠基于此，并因而具有了一个不可避免的前结构。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在介绍完诠释学循环后，海德格尔会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科学论证”。
这里的“科学”指的是近代以来大行其道的“自然科学”。自然科学要求对认识进行严格的论证，要求认识不能将其本该为之提供根据的东西设为前提。因此诠释学循环被科学视为一种恶性循环，一种毫无意义的循环论证。但是海德格尔反对这种观点，他指出这是对领会的彻头彻尾的误解。在人类源始的认识活动中，所有解释都必须活动在已被领会了的东西中，并且是从领会了的东西那里汲取养料以进行更进一步的认识。不存在哪种认识活动能够脱离循环结构，脱离理解和解释中的前结构。科学论证所追求的认识，是一种“认识理想”，是源始理解(即“领会”)的变体。在这种解读下，海德格尔对科学论证的本质进行分析，指出它们试图“在现成事物的本质上的不可领会性中把握现成事物”([6]: p. 218)。这样一种分析让人们看到了科学论证中的一种荒诞性。因此，海德格尔指出“决定性的事情不是从循环中脱身，而是依照正确的方式进入这个循环”([6]: p. 218)。诠释学循环是不可摆脱的，它与此在的生存息息相关，是此在本身的生存论上的前结构。
尽管人的理解在本源上就处在一种循环结构中，是在前结构的影响下进行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海德格尔对所有“前见”持有同样的接受态度。那种人云亦云的意见，或是个人异想天开的想法都是被海德格尔排除在外的。前结构带来的“前见”应该指向对事物本身的阐述。因此所谓“正确的进入循环”就是“不让向来就有的先行具有、先行视见与先行掌握以偶发奇想和流俗之见的方式出现，它的任务始终是从事情本身出来清理先行具有、先行视见与先行掌握，从而保障课题的科学性”([6]: p. 219)。就此而言，这样一种循环其实还包含一种积极的可能性。因为源始的认识与此在的生存活动直接相关，领会关联着作为能在的此在本身。如果能正确地进入循环，清理出关于事情本身的“前见”，便可以使此在向着最本己的可能性发展，充分地实现自身。
当我们明确了海德格尔的诠释学循环所具有的生存论的内涵后，再次回看三种循环概念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现，它们其实是对循环概念的三种不同层面的解读。海德格尔对诠释学循环的创造性解读，属于对理解的本体论结构的揭示。正如伽达默尔所言“海德格尔这里所说的，首先不是要求一种理解的实践，而是描述那种理解性的解释得以完成的方式。海德格尔的诠释学反思的最终目的与其说是证明这里存在循环，毋宁说指明这种循环具有一种本体论的积极意义”([13]: p. 344)。而古典诠释学中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循环，是一种从对解释对象本身的理解中诞生的方法论。形式逻辑中的循环论证，则反映了在解释者自身会出现的一种认识论问题。三种概念分别关注了循环的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三个方面，结合起来便是对诠释学循环立体的、全方位的说明。
海德格尔的诠释学循环说明了一切解释活动都活动在事先的领会中，我们的理解在循环中接近事物本身。他之后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进一步指出，循环是思之力量的体现：“这并非权宜之计，也不是什么缺憾。踏上这条道路，乃是思想的力量；保持在这条道路上，乃是思想的节日”([14]: p. 3)。海德格尔的确通过诠释学循环揭示出了理解自身的本体论结构，但是他对诠释学循环的应用并没有进行更细致的阐释，相当于提示出了一个“基础”，而缺乏“具体方法”的指导。利科就指出，海德格尔对诠释学循环过于本体论的解读是这一概念遭受非议的主要原因，并据此将海德格尔的诠释学批评为“短程诠释学”。而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中的思想，也可看作是对诠释学循环的方法论应用的拓展，他通过“效果历史意识”将前见合法化，为循环提供了实践路径。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当海德格尔在本体论层面拓展了循环的含义后，循环逐渐摆脱了“认识论问题”的“污名”。但理论上的澄清，仍需要具体的方法论指导来巩固。其身后的诠释学也逐渐展现出了这种新的发展方向，那就是在更高的本体论层次上返归作为认识论、方法论的诠释学循环。
6. 结论
海德格尔的诠释学循环诞生于对此在的生存论分析之中，作为理解的本体论结构揭示出所有的解释活动都是在一种事先的领会中进行的。他回应了近代以来被作为认识论问题的“循环论证”，指出一切理解都具有其前结构。问题的关键不是去摆脱或忽视循环，而是以正确的方式进入循环，获得对事物本身的认识，使此在向着最本己的可能性发展。尽管海德格尔创造性地揭示出了诠释学循环的本体论内涵，但是却缺乏进一步的方法论阐释，而这一方面的缺乏最终成为了伽达默尔、利科等人在诠释学领域努力的方向。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海德格尔与中国哲学：一种哲学诠释学的比较研究”(21BZX092)。
致 谢
感谢为本文提供指导的李红霞副教授。
感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海德格尔与中国哲学：一种哲学诠释学的比较研究”(21BZX092)提供的支持与帮助。
感谢各位参考文献的所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