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生态翻译学最早由胡庚申先生于2001年提出，是“一种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和“一种生态学途径的翻译研究”[1]。这一理论的提出给翻译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通过对社会环境的深入分析，生态翻译学将翻译研究的焦点从单纯的翻译本身转移到语言、文化和翻译生态等方面，使得翻译研究更加多元化、更具有可持续性。与此同时，胡庚申先生的生态翻译学在基于中国本土的基础上，逐渐冲出国门，走向世界，这代表着该理论在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中汲取营养的同时，不断发出中国声音，打破了西方翻译理论的霸权地位，助力中国译论走出国门。
生态翻译学是翻译研究领域中新兴的生态范式，倡导生态整体主义以及生态理性智慧，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2]。路璐[3]，时间范围设置在2008~2024年，利用中国知网(CNKI)所收录的论文为研究对象，总结归纳了当前生态翻译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及研究热点方向，并针对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提出了建议，表明中国学者们应紧追时代发展潮流，不断趋合学科发展趋势，作出进一步有关研究，助力生态翻译学向更高的水平发展。贺雯婧[4]，时间范围设置在2016~2020年，研究对象为CNKI上的以“生态翻译学”为主题的论文，运用文献计量的研究方法，系统地归纳了期刊论文发表数量、研究主题、硕博学位论文总体概况和外语类核心期刊论文发表成果四个方面，详细地分析了近五年国内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现状，针对其不足之处提出了一些建议，并对未来的发展方向做出了展望。周鑫婷[4]，将CNKI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检索“生态翻译”这一关键词，检索了自2001年提出生态翻译学至2021年2023年的文章，并借助CiteSpace可视化工具，对生态翻译学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梳理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现状、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促进了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发展和实际运用。
上述学者从多个角度梳理了生态翻译理论的发展现状，利用相关文献分析工具，为生态翻译理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宝贵价值。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有关生态翻译理论的前沿动态研究尚不充分。因此，本文以2008~2024年中国知网(CNKI)所收录的论文为研究对象，以“生态翻译学”为检索关键词，总结归纳了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现状，探索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并针对现有研究中的不足提出了建议，最后对生态翻译学的未来作出展望。
2. 生态翻译学的产生背景
2.1. 全球视野的生态思潮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传统的工业文明向现代的生态文明转变，进入工业化的生态文明社会。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这一国际宣言将全人类保护自然环境的义务提高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社会发展高度，引起了全人类极大的关注。与此同时，为响应国际呼吁，同时也为适应中国国情，中国逐渐开始重视生态环境问题[1]，陆续推出可持续发展政策，倡导科学发展观，实行生态文明建设，并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战略性高度。2019年全球遭遇新冠疫情，疫情三年无疑是给世界带来重创，无论是经济还是生态环境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世界发展的进程也逐渐缓慢。这次新冠疫情对人类的生存提出了致命性威胁，随着疫情的减退，不仅是中国，全世界人类都开始高度重视生态环境问题，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将生态理念贯穿到方方面面，生态翻译学在这一阶段也经历了蓬勃发展趋势，保护生态环境成为了当务之急。
2.2. 华夏文明的生态智慧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根本观点之一，和谐是关键所在，分别体现在“天和”“人和”以及“心和”，是主客关系的和谐完满[1]。“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现到生态翻译学中，表现为译者与生态环境的和谐统一，相互融合，整体关系，这意味着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不断适应翻译环境，使翻译选择遵循翻译生态的变化规律，始终服从大自然的动态规律，实现原文与译文、译者与作者、译者与读者、译文与译语文化以及译者自身的“平和”“平衡”，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天人合一”。
生态翻译学中的平衡反映了中国传统智慧的“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华夏儒家道德规范的最高标准，是行为规范的最高准则。一切事物都应遵循中庸之道。不论是翻译理论研究，还是翻译操作，“中庸”之道都是优化决策的方法论。这就要求在翻译过程中，追求平衡，不能走极端。
除此之外，生态翻译学中蕴含“人本”思想。“人本思想”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以人为中心”更是当今社会的最高要求。“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问题”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它强调了人与自然、人与身心之间的和谐关系。因此，“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问题”的翻译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而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则是译者的选择。在生态翻译实践过程中“译者主导”理念体现的就是“人本思想”，译者是决定翻译成功的根本因素。
以上华夏的生态智慧包含了“自然”“中庸”“人本”“尚和”等生态思想，这些思想促进了生态翻译学的形成与发展，帮助中国学者提出生态翻译学理念。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文利用学校图书馆网站进入中国知网，根据“生态翻译学”这一关键词搜索2008~2024年相关论文，将时间区间设置为2008~2024年，共检索相关文献3429篇。
3.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法，将检索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得到相关图表，更加直观地观测生态翻译学领域的发展现状、研究热点以及最新前沿动态。
4. 国内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现状
4.1. 总体趋势分析
从年度发文总量来看，如图1所示，整体呈上升趋势。2001年提出生态翻译理论，2008年胡庚申先生首次发表《生态翻译学解读》论文，此后发文量明显增加，说明胡庚申先生的生态翻译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广大译者的关注，并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和译者们开始从事相关研究。2008~2010年属于生态翻译的初始阶段，总体发文量虽逐渐上升，但仍处于较低发展阶段。2010年，得益于胡庚申先生的大力支持，我国第一届国际生态翻译学国际研讨会成功举办，2010年被誉为是有跨越性进展的关键一年，此后生态翻译与理论发文量开始呈现持续激增之态势，并一直持续超过4年，于2014年达到历史顶峰，将近有190篇。2014年后增长态势下降趋于平缓，但整体发文量仍处于上升趋势，因此2014~2018属于平稳增长期。2019年遭遇新冠疫情，使得人们越来越开始重视“生态文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与大自然的“天人合一”理想状态，越来越多的领域开始引入生态文明理念，生态翻译的研究在该阶段显得尤为重要，2019~2021年三年疫情，生态翻译相关发文量在该阶段呈现又一新阶段的增长，于2021年增长达到顶峰，年度发文量达到240篇。整体来看，在胡庚申先生的引领下，生态翻译领域呈现一片光明前景。生态翻译学以“天人合一”的和谐思想为根基，通过思想创新，形成生态翻译理论，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翻译理论，是基于中国本土的、第一个“原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是中国学者在国际翻译理论领域作出的巨大贡献。
Figure 1. Annual publication volume of theses on ecological translation
图1. 生态翻译学论文年刊载量
4.2. 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共现分析呈现研究内容和重点内容间的关联程度。本文通过CiteSpace可视化工具，导入所筛选文献，得到关键词共现网络图，如图2所示，密度为0.0117。图谱中的连线数代表关键词共现次数。关键词的中心度用于判断中心词研究热点。其中关键词节点越大，中心性越高，共现的关键词越多。通过观察可知，共现图中“三维转换”这一关键词的节点最大，几乎覆盖整个研究范围。与此同时本文列出了关键词频次表如表1，通过频次表可知，剔除掉本文的主题检索词，排名前三的关键词分别是“三维转换”(771次)“字幕翻译”(191次)“翻译策略”(134次)。但仅仅通过高频关键词无法精确获取当下研究热点，需要依靠中心度这一指标来判断。中心度高的关键词，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热点。因此根据中心度排名可得，中心性最高的关键词是“三维转换”(0.46)，由此可见当下生态翻译理论的研究热点围绕“三维转换”。
4.3. 研究前沿动态分析
研究领域前沿是指“一组突现的动态概念和潜在研究问题”，突变检测分析结果研究中突现研究对象的一些动态概念研究和一些潜在的研究问题则可能代表未来这两一新兴领域前沿研究与热点方向(陈超美，2009)。因此我们为继续探究我国生态翻译学发展的主要研究问题前沿，将利用相关学术文献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得到了生态翻译学研究关键词的突现性图谱，如下图3中所示。
Figure 2. Keyword co-occurrence on ecological translation
图2. 生态翻译学关键词共现
Table 1. Frequency of keywords on ecological translation
表1. 生态翻译学关键词频次
频次 |
中心性 |
年份 |
关键词 |
771 |
0.46 |
2010 |
三维转换 |
191 |
0.09 |
2011 |
字幕翻译 |
184 |
0.13 |
2011 |
生态翻译 |
134 |
0.09 |
2013 |
英译 |
125 |
0.15 |
2011 |
翻译 |
118 |
0.01 |
2011 |
语言维 |
117 |
0.01 |
2011 |
交际维 |
116 |
0.01 |
2011 |
文化维 |
82 |
0.04 |
2012 |
公示语 |
80 |
0.07 |
2009 |
选择 |
77 |
0.05 |
2010 |
适应 |
71 |
0.07 |
2011 |
译者中心 |
69 |
0.04 |
2012 |
外宣翻译 |
58 |
0.04 |
2013 |
翻译方法 |
55 |
0.05 |
2012 |
适应选择 |
48 |
0.06 |
2011 |
多维转换 |
35 |
0.05 |
2013 |
翻译教学 |
续表
26 |
0.03 |
2010 |
译者 |
26 |
0.01 |
2012 |
旅游翻译 |
25 |
0.02 |
2015 |
英译策略 |
25 |
0.04 |
2011 |
生态环境 |
25 |
0.01 |
2014 |
汉英翻译 |
24 |
0 |
2019 |
翻译技巧 |
22 |
0.01 |
2011 |
翻译研究 |
22 |
0.02 |
2013 |
口译 |
21 |
0.01 |
2012 |
林语堂 |
20 |
0.02 |
2012 |
《论语》 |
Figure 3. Keyword bursting on ecological translation
图3. 生态翻译学关键词突现
CiteSpace中的术语突现和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当前学术界的研究热点，而突变型术语则是指那些出现次数较多、出现频率较高、仅在特定时期内出现的术语。通过关键词突变技术，可以快速、精准、全面地捕捉到某个特定领域在当前时期内的最新学术和研究进展。这种方法比传统的高频次关键词突变更加高效、准确。
对图3进行分析，可以将研究前沿大致分为三个阶段[5]。
第一阶段从2008~2010年，这一阶段主要突变词为“选择”“适应”“片名翻译”“译者”“广告翻译”，该阶段主要研究热点聚焦于生态翻译学的核心概念，理论性研究居多，生态翻译学理论建设的核心与前沿就是对“适应”与“选择”的内涵与外延进行理论性研究[6]。选择和适应作为一种翻译理论，即“翻译适应选择论”，该理论认为，对于译者来说，既要适应，又要选择。适应中有选择，即适应性选择；选择中有适应，即选择性适应。这种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的具体特征：一是“适应”——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二是“选择”——译者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译文的选择。适应和选择是生态翻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核心理念，因此生态翻译学研究模式下，以适应和选择的理论视角而展开的研究逐年增多[7]。
第二阶段从2011~2017年，涌现出许多关键词，如“生态环境”“译者中心”“公示语”“生态翻译”等，生态翻译学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以及蓬勃发展的前景，译者们开始多方面全领域的研究生态翻译学。其中“译者中心”是生态翻译学的核心理念[6]。译者胡庚申先生于2001年首次提出生态翻译学，借助达尔文“进化论”中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等核心理念，于2004年提出“翻译适应选择论”，在翻译适应选择论中为了突出译者的主体地位，胡庚申首次将“译者中心”的翻译理念体现在翻译的定义之中，指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7]。“译者中心”的翻译观能够真正体现翻译实际，从根本上确立了译者的地位和作用，有助于提高译者的责任感。
第三阶段从2022~2024年，这一阶段出现了突变术语“三维转换”“翻译方法”，本文主要讨论三维转换。三维转换是一种生态翻译学方法论，聚焦于语言、文化和交际维度的适应性选择和转化，以达到更高层次的翻译效果。“语言维度”指的是翻译者在语言形式上进行适应性选择和转换的过程，涉及多个方面和层面。“文化维度”指的是在语言转换过程中，翻译者必须具备跨文化意识，需要克服文化差异所带来的障碍，正确认知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特点，以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顺畅性。“交际维度”指的是除了关注语言形式和文化内涵的转换，译者还应关注源语中的交际目的是否在目的语中再现。因此，不仅要关注源语的语言形式，还要设法传达深层次的交际意图，并在目的语中产生尽可能接近目的语读者感受的交际效果[8]。由此可见三维转换更多注重翻译操作层面，因此是应用研究的重点。
5. 国内生态翻译学研究不足及建议
纵观当代国内中西翻译与译论，基本学术脉络应该是在对中国西方传统译论文化进行广泛介绍、引进、吸收、反思及其原有翻译理论思想的继承基础上所进行具有创造性特色的阐发[9]。
有关研究不足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理论层面有待深化。自胡庚申先生提出的“生态翻译学”以及其他翻译理论如“翻译适应选择论以来，我国国内译者开始不断审视中国本土翻译理论，努力构建具有中国话语体系的翻译理论。本文研究发现该领域研究热点2008~2010年主要集中在生态翻译学的核心概念如“适应”与“选择”，这对理论研究来说是一大突破，表明国内译者开始有意识拓展研究生态翻译学理论。经过我国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发展，国内生态翻译学已经趋于成熟规范与长期稳定，但我国在全球化国际竞争大背景下，翻译生态术语资源仍还较为缺乏，独立自主性建设仍不完善，存在大量盲目学习模仿之风。这说明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翻译理论还没有完全理论化，更多的成果主要停留在翻译实践层面。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国内生态翻译学发展时间仅有二十多年，发展时间较短，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二是由于翻译本身的特性，导致学者们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翻译实践中，而忽略了理论本身的重要性。
二是应用研究有待拓展。本文研究发现从2011~2017年生态翻译学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译者们开始多方面全领域的研究生态翻译学，如“生态环境”“译者中心”“公示语”“生态翻译”等。整体来看，应用研究有待进一步拓展。如将生态翻译学与纪录片、古诗词，广告等领域结合起来。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解说词的英译是外宣翻译的典型范例，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来看，该纪录片字幕翻译的成功就在于译者在翻译时做到了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三维转换，为中国文化外译事业的进步与发展提供新思维和新视角[10]。
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中国国际话语权地位愈发彰显重要，这一切就很迫切需要我们译者积极地主动地构建知识理论，在全球翻译领域构建出具有自己中国语言特色的世界话语体系，让中国译论独特的思想传统价值和文化思想主张真正地融入文化世界、参与人文世界对话，从而得以更好地宣传走出去，传播中国文化声音，让整个世界更加了解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国语言文化，使中国译论跻身世界高水平的理论行列[2]。最重要的是我们应通过结合实践反思，逐步探索和开辟中国未来文化发展方向的发展路径[9]。
6. 结论
该文基于CiteSpace共现图谱，对2008~2024年的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现状、研究热点以及研究前沿进行了相关的梳理、归纳和总结，较为客观地揭示了生态翻译学的研究态势，得出如下结论：(1) 未来生态翻译学领域发展方向前景是一片光明。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生态翻译学逐渐趋于成熟和稳定，未来更有朝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的趋势。(2) 通过关键词共现分析，可以发现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三维转换”。(3) 目前生态翻译学的研究前沿是“三维转换”和“翻译方法”。
生态翻译学作为一种具有“跨学科”性质的翻译学理论，它的发展“打破了生态学与翻译学”之间的学科障碍，让生态理念融入翻译学科，同时利用翻译反映生态学的意义，这对现代翻译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生态翻译学的茁壮成长给翻译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研究方向和新的发展趋势，但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思考，如何使生态翻译学提高在国际翻译学领域的话语权，在加强和巩固影响力的同时，扩大生态翻译学理论体系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进一步打通生态翻译学的国际传播路径[2]。生态翻译学在获得不断关注的同时，也存在许多不足，这就需要广大译者们积极致力于生态翻译学的发展，不断突破创新，将带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推向国际舞台。
致 谢
本论文在撰写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老师、同学和朋友的支持与帮助，能够让我顺利完成论文写作，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