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以知识翻译学理论为框架，以《古文字趣谈》中“鸟、虫、鱼”部象形文字为例，系统阐释译者主体性在古文字跨语际传播中的多维运作机制。通过构建“知识考古(真)–文化协商(善)–审美重构(美)”三维分析模型，以“罗、蛊、渔”等典型甲骨文为样本，揭示译者在知识形态转化、文化价值调和与审美意蕴再生中的协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在知识考古维度，译者需通过文献考据与历史语境还原构建“形–义–史”知识体系，确保知识的科学性与真实性；在文化协商维度，通过术语创新、加注改写等策略实现文化势差调适；在审美重构维度，借助意象移植与修辞再造再现古文字审美特质。本研究为古文字翻译提供了可复制的符号阐释模型，对汉字文化国际传播具有理论创新与实践指导意义。
Abstract: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ransknowletology, uses the “鸟(niǎo) (bird), 虫(chónɡ) (insect), and 鱼(yú) (fish)” pictographic characters in “A Fascinating Talk on Deciphering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as an example to systematically explain the multidimensional operational mechanism of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in the cross-linguistic transmission of ancient scripts. By constructing a three-dimensional analytical model of “Knowledge Archaeology (Truth)—Cultural Negotiation (Good)—Aesthetic Reconstruction (Beauty),” and taking typical oracle bone characters such as “罗(luó), 蛊(ɡǔ), 渔(yú)” as samples, this study reveals the collaborative role of the translator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knowledge forms, reconciliation of cultural values, and the regeneration of aesthetic meaning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within the dimension of knowledge archaeology, the translator needs to build a “form-meaning-history” knowledge system through textual research and historical contextualization to ensure the scientific and factual accuracy of the knowledge. In cultural negotiation, strategies such as termi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annotation rewriting are employed to adjust cultural disparities. In the dimension of aesthetic reconstruction, the aesthetic features of ancient characters are recreated through image transplantation and rhetorical reconstruction. This study provides a replicable symbolic interpretation model for translating ancient characters and offers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 culture.
1. 引言
在全球化知识传播与文明互鉴的背景下，《古文字趣谈》作为汉字文化传播的经典文本具有独特研究价值[1]，其选取“鸟、虫、鱼”类象形文字作为研究对象，源于对甲骨文符号系统本质特征的深层考量。从符号学视角审视，甲骨文中的鸟虫鱼类文字集中体现了汉字“观物取象”的造字智慧，其造型通过“形–义共生”的符号编码，将自然物象转化为兼具生物特征描摹与文化象征功能的表意系统。这类文字作为象形文字的典型范式，在翻译过程中呈现出三重典型特征：其一，其“依类象形”的造字法则使每个字符都构成独立的意义场域[2]，如“鸟”部字通过羽毛形态差异区分候鸟与留鸟，既承载古代生态知识又隐含图腾信仰；其二，其“形义互渗”的符号特性要求翻译必须兼顾字形考据与意象解码，正如“虫二”现象揭示的汉字拆解重组带来的不可译性挑战[3]，“渔”字不同甲骨文变体对捕鱼方式的具象描摹就需在译文中实现视觉符号向语言符号的转化；其三，其“天人合一”的哲学内蕴使文字成为文化基因的载体，如“蛊”字从皿虫会意向巫蛊文化的语义延伸，要求译者完成从生物学概念到社会文化概念的认知转换。选择该类文字而非其他字类，关键在于其通过高度系统化的符号群完整呈现了汉字从具象认知到抽象表意的知识生成路径：在符号能指层面，甲骨文通过“线形符号性与象征性统一”构建视觉传达系统；在符号所指层面，其“形中有意，意中涵形”的双重特性使每个文字都成为独立的文化阐释单元。这种“符号能指–文化所指”的复合结构，使得翻译过程必然涉及符号解码、知识重构与文化调适的多维互动，为探究译者主体性在知识形态转化、文化价值调和与审美意蕴再生中的三维协同机制提供了理想样本。研究此类文字的翻译规律，能够揭示甲骨文象形系统特有的知识翻译路径，为汉字文化国际传播建立可复制的符号阐释模型。
2. 知识翻译学与译者主体性理论基础
2.1. 知识翻译学的理论演进
知识翻译学作为新兴理论，以“地方性”知识与“世界性”知识的跨文化互动为根基，融合知识与文化，构建了基于知识且回归知识的译学理论。其理论演进可追溯到2021年杨枫提出的“知识翻译学宣言”，强调翻译是跨语言的知识加工、重构和再传播行为[4]。此后，知识翻译学不断发展，构建了一系列核心概念，如“知识互动化生”“知识剪刀差”“知识冲击”等，为翻译批评提供了新工具[5]。
与传统语言学翻译相比，知识翻译学更关注知识在翻译过程中的生产、转移和传播，而不仅仅是语言层面的转换。它强调翻译活动中的知识本体论，即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知识的跨文化互动和价值创造[6]。与文化翻译相比，知识翻译学不仅关注文化的传递，更注重知识的地方性与世界性之间的动态关系，以及知识在翻译过程中的加工、重构和再传播。知识翻译学还提出了独特的翻译批评标准，如“以真求知”“以善立义”“以美行文”，强调翻译过程中知识的正向功能和对目标社会的建设性影响[7]。
知识翻译学的理论构建融合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知识资源，以复杂系统为基础，重新定义翻译学科的关键概念和知识结构，构建翻译学的元知识[8]。其核心在于将翻译视为一种跨语言的知识行为，关注知识的地方性与世界性互动，以及翻译过程中知识的生成性和价值创造。
2.2. 知识翻译学视域下译者主体性的三维分析框架构建
译者主体性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为实现翻译目的，在尊重原文的基础上所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9]。这种能动性主要体现在文化意识、审美能力、创新精神以及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和运用上。在知识翻译学中，译者主体性贯穿于整个翻译过程，从对原文知识的深入理解，到在目标语文化中进行有效的文化协商，再到以优美的语言形式呈现译文，译者在每一个环节都发挥着积极主动的作用[10]。译者通过发挥其主体性，不仅能够准确地传递知识，还能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交流，同时提升译文的艺术价值，使翻译作品在知识性、文化性和审美性方面达到较高的水平[11]。在知识翻译学理论体系中，译者主体性表现为译者在知识迁移过程中通过认知能动性和文化中介性实现知识形态跨语际重构的能力[12]，其运作需遵循“真–善–美”三维标准。具体而言，译者主体性可从知识考古(真)、文化协商(善)和审美重构(美)三个维度进行分析。知识考古(真)维度强调译者需对原文知识进行深度挖掘与精准理解，确保知识的真实性与科学性。这要求译者深入研究甲骨文的形、义、史，通过文献考据、历史语境还原等方法，构建“形–义–史”知识体系，为翻译奠定坚实基础。如严复译《天演论》时保留进化论科学内核，同时植入“物竞天择”的中式哲学表达[13]。文化协商(善)维度强调译者在面对不同文化间的差异与冲突时，需采取灵活策略，如术语创新、加注、改写等，实现文化价值的调和与沟通。这既包括对文化特有项的处理，也涉及对文化背景知识的补充，以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理解与交流。典型如陈望道将“abolition of private property”译为“消灭私有制”，以语义窄化适配革命语境。审美重构(美)维度则要求译者在传递知识与文化的同时，需关注译文的审美价值，通过意象移植、修辞再造等手段，使译文在目的语中再现原文的审美意境与艺术魅力，提升译文的感染力与吸引力。如朱生豪以元杂剧对白形式翻译莎士比亚，兼顾戏剧张力与中式审美期待。
3. 三维分析框架下《古文字趣谈》“鸟、虫、鱼”部文字英译
3.1. “罗(羅)”字英译：三维标准下的文化解码与重构
在《古文字趣谈》第17章《捕鸟与罗网》中，“罗(羅)”字的含义丰富多样，最初表示张网捕鸟的动作，后演变为捕鸟工具的专有名词，还具有搜集等引申义。从知识考古的角度来看，译者需深入研究“罗(羅)”字的甲骨文字形及其在古代文献中的用法，如《诗·王风·兔爰》中的“雉离于罗”和《唐书·张巡传》中的“罗雀掘鼠”，全面把握其文化内涵。在文化协商方面，由于“罗(羅)”字所蕴含的捕鸟文化在目的语文化中可能不存在对应概念，译者可采用加注法，如将其译为“net (originally used for catching birds in ancient China)”，以传递其基本含义和文化背景。从审美再现的角度，译者需关注“罗(羅)”字的象形特征和审美价值，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描述其甲骨文字形，使目的语读者能够直观感受到其视觉美感，并在翻译相关文学作品时，通过恰当的修辞手法再现原文的意境美和文化美感。
3.2. “蛊(蠱)”字英译：文化势差中的知识调适机制
第20章《“皿虫为蛊”说》中，“蛊(蠱)”字的含义涉及古代人们对疾病、害虫、迷信等多方面的认知。在古代中国文化中，“蛊(蠱)”不仅表示器皿中有虫象征着灾难，还代表一种被认为是由寄生虫引起的难以治愈的疾病，同时与诅咒、巫术等迷信观念相关联[14]。译者在知识考古阶段，需全面研究“蛊(蠱)”字在古代中国文化中的多重含义，包括其作为疾病象征、与巫术相关联等方面，以及在古代社会中的应用情境。在文化协商维度上，由于“蛊(蠱)”字所涉及的概念在目的语文化中可能不存在直接对应，译者可采用意译与加注相结合的方法，如将其译为“a superstitious concept in ancient China, referring to a harmful condition caused by the presence of worms in a vessel, symbolizing disaster, and also associated with incurable diseases and malicious curses.”，以传达其基本含义和相关背景知识。在审美再现方面，译者需关注“蛊(蠱)”字在古代文学作品中所赋予的神秘、恐怖的审美意象，通过精心选择词汇、组织语句和运用修辞手法，营造出与原文相似的神秘氛围和恐怖感，使目的语读者感受到中国古代文化中独特的审美情趣。
3.3. “渔(漁)”字英译：知识传播与审美意境的共生
《捕鱼杂谈——说“渔”》(第21章)中，“渔(漁)”字在古文字中有多种写法，反映了古代不同的捕鱼方式，如徒手捉鱼、垂竿而钓、张网捕鱼等。同时，“渔(漁)”字在诗词歌赋中常常被赋予丰富的文化意象，代表着一种闲适、自由的生活方式，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15]。译者在知识考古过程中，需深入研究“渔(漁)”字的甲骨文字形及其所反映的捕鱼方式，如徒手捉鱼、垂竿而钓、张网捕鱼等，同时了解其在古代文献中的用法和文化意象。在文化协商时，针对“渔(漁)”字所蕴含的捕鱼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差异，译者可根据不同的捕鱼方式采用相应的译法，如“catch fish by hand”“fish with a rod”“net fish”等，并在处理相关文化意象时，采用增词法或意译法，添加解释性词语以传达其文化内涵。在审美重构方面，译者需关注“渔(漁)”字在古代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闲适、自由的审美意境，通过恰当的词汇选择和句式调整，保留原文的韵律和美感，使译文在目的语中再现原文的意境美和文化美感。
3.4. 三维框架下译者主体性的共性规律与普适性
在知识翻译学“真–善–美”三维框架下，译者主体性在跨文化知识迁移中呈现出多维动态平衡与文化调适的共性规律，构建了“知识考古(真)–文化协商(善)–审美重构(美)”的翻译路径。这一路径不仅适用于“罗、蛊、渔”等字的翻译，也为其他甲骨文乃至古文字的翻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型。译者在知识考古阶段，通过对甲骨文字形、古代文献的深入研究，确保知识的科学性与真实性；在文化协商阶段，灵活运用加注、意译、改写等策略，有效处理文化差异，实现文化价值的调和；在审美重构阶段，借助生动的语言、恰当的修辞手法，使译文在目的语中再现原文的审美意境与艺术魅力。这一路径的构建，为古文字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4. 知识翻译学视角下译者主体性的作用与意义
知识翻译学视域下，译者主体性在古文字跨文化传播中展现出三重核心价值：其一通过构建“形–义–史”知识考古体系，译者既解码甲骨文字形的生物特征(如“罗”字捕鸟动作的具象呈现)，又揭示其文化象征功能(如“蛊”字巫蛊语义的延伸)，在《古文字趣谈》译介中实现原始认知与现代阐释的知识桥梁搭建；其二借助“术语创新 + 文化加注”策略，译者动态调和异质文化冲突，既保留“渔”字甲骨文变体中“徒手捉鱼”“张网捕鱼”的具象特征，又通过阐释性翻译消解文化势差，推动“天人合一”哲学意蕴的创造性转化；其三依托“意象移植 + 修辞再造”的审美重构路径，译者将“虫二”拆解智慧转化为“endless romance”的意境再生，使“渔”字诗词的闲适之美跨越语言藩篱，达成“以美行文”的艺术传达。这种“真–善–美”三维协同机制不仅突破了传统翻译的“可译性”困境，更从学科层面验证了知识翻译学的理论解释力，为翻译批评提供新工具；实践层面则为典籍外译及文化传播工程构建了可复制的符号阐释范式，对增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能具有双重价值。
5. 结语
本研究通过知识翻译学理论框架，系统揭示了译者主体性在古文字跨语际传播中的多维作用机制。案例分析表明：“罗、蛊、渔”等甲骨文的成功译介，本质上是通过知识考古确保文化基因的准确解码，借助文化协商实现符号意义的动态调适，依托审美重构完成艺术价值的跨文化再生。这种三维协同机制不仅证实了知识翻译学对特殊文本翻译的解释效力，更拓展了译者主体性的理论内涵。研究局限性在于样本集中于象形文字体系，未来可延伸至指事、会意等其他造字法类型文字的翻译研究。同时，所构建的“真–善–美”三维模型在数字人文语境下的适用性，以及人工智能翻译时代译者主体性的演变路径，将成为后续研究的重要方向。本文提出的翻译路径为汉字文化国际传播提供了方法论启示，其理论框架亦可迁移至其他非拼音文字系统的翻译研究，对推动文明互鉴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