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以翻译史为视角，梳理西方翻译理论发展脉络，即对西方翻译理论进行历时性研究。整个过程难点不在于如何收集种种资料，而在于如何从庞大的资料中进行有意义的选择，从中选择什么，又放弃什么。关键在于“有意义”。如果只是将所有材料排比出来，呈现的势必是偶然的混乱。研究西方翻译理论家及其简介离不开对翻译史的研究，写史的过程要充分重视重点任务和重点译著，要充分重视翻译理论发展的脉络[1]。写史如此，研究翻译史也是如此。对此，本文按照西方历史发展的脉络，重点讨论西方翻译理论发展中重要转折点，梳理阐明翻译理论的发展规律和重要翻译理论家的主张、著作，重点探讨其影响，从而站在宏观的角度深析研究翻译史、研究翻译理论的意义。
2. 翻译史的划分
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不同的翻译研究阶段划分方法。例如，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按照西方历史发展顺序进行划分，即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以及近、现代；谢天振《中西翻译简史》根据翻译活动的对象，将翻译理论史分为宗教典籍翻译、文学翻译以及非文学翻译。
为更清晰地体现翻译活动的开展以及翻译理论的发展，本文借助谭载喜先生的划分方式对西方翻译理论进行梳理，即分为“经验积累期”、“语言探索期”、“文化扩展期”、“多元转向期”(时间表如下图1)。
Figure 1. Timetable
图1. 时间表
在经验积累期，翻译主要出于翻译的需要，专家学者集中在总结翻译经验以及思考实践中所遇到的难题，其中包括著名的古典时期西塞罗的“释义说”与哲罗姆的“自然对等”，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直译与意译之争。20世纪以来，语言学的发展催生了翻译理论语言学转向，即为“语言探索期”，例如，奈达的“动态对等”、纽马克的“语义/交际翻译”都在此期间提出。论文集《翻译、历史与文化》(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明确提出翻译研究应超越语言学层面的对等，转向文化、历史、意识形态等宏观语境的分析，强调翻译的本质是跨文化改写(rewriting)，而非单纯的语言转换。该书的出版标志着翻译理论开始文化转向，进入“文化拓展期”。20世纪90年代之后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出现，标志着翻译理论进入“多元转向期”。
3. 西方翻译理论发展脉络概述
张佩瑶教授指出：“早期的翻译论述中其实是有‘论’而无‘理论’20世纪50年代之前，中西翻译研究都停留在‘怎么译’的讨论上，集中在翻译方法、标准、可能性等问题；50年代之后，经历了谢天振教授所说的‘三大突破两大转变’，西方翻译理论才有了实质上的进展与突破。”
虽然西方翻译活动可以追溯到千年之前古罗马第一位翻译家安德罗尼柯的《奥德赛》，但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之后翻译理论才真正发展。在此之前，翻译主要角色是一种工具。
按照谢天振《中西翻译简史》中指出，在宗教典籍时期，西方翻译活动主要围绕《圣经》翻译而展开，从《七十子希腊文本》到标准本《通俗拉丁文本圣经》的诞生，从马丁•路德用德语重译《圣经》到后来英语《钦定圣经译本》的诞生，《圣经》的翻译其实是对《圣经》解释权的争夺，也是民族语言诞生发展的起点，究其本质，是教会统治的武器或者宗教改革反对教会的武器。在中世纪阿拉伯文献的翻译中，译作本身就有很多编译的成分，12世纪的著作中可以清晰区分出翻译和创作。学者将阿拉伯文译为拉丁文只是他们之间的一种信息交换，而非知识的普及[2]。由此可见，翻译依旧是工具，是学习的工具。但是在这一时期，从西塞罗开始已经出现就翻译定义、翻译方法、翻译原则进行讨论，翻译理论由此产生。
但即使到了文学翻译阶段，翻译理论的讨论依旧局限在“怎么译”的文本范围内，直到20世纪50年代语言学的介入，才真正就翻译本身、翻译实质等方面进行了讨论。20世纪70年代，翻译已成为民族之间全方位的文化交流，翻译研究开始从文化层面对翻译进行整体性思考，借用各种当代文化理论对翻译进行考察、剖析，进行新的阐述，即开启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3]。翻译学在此期间应运而生，不再附属于任何学科，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4. 西方翻译理论家及其理论简介
4.1. 经验积累期
4.1.1. 古代
在这一时期，翻译多以学习为主，途径以模仿为主，内容多为宗教典籍的翻译，方法论多是经验式的总结，理论取向也是规定式。
古希腊古罗马本在军事政治上征服古希腊之后，被古希腊优美的诗歌、戏剧、散文、演讲能力所吸引，开始通过翻译古希腊作品学习模仿古希腊的叙事方式、写诗用词手法，旨在学习提高自身的演讲创作能力。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43)，西方翻译史上第一位翻译理论家，提出“解说员”式翻译和“演说家”式翻译，即为意译与直译的雏形，打破了翻译只限于实践，不提理论的局面。
哲罗姆(St. Jerome, 347?~420)，其毕生从事于《圣经》的翻译，是古代西方罗马神父中最有学问的人，在翻译实践中，他完成了《通俗拉丁文本圣经》的翻译，在翻译理论方面，他指出“I render not word-for-word, but sense-for sense”，提倡灵活翻译；提出要区别对待宗教文本与文学文本；反对“上帝的感召”，主张在爱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翻译。
4.1.2. 中世纪时期
在中世纪时期(5C-15C) (又被称为“黑暗时代”)，宗教禁止除宗教活动之外的其他一切活动。但在这1000年里，阿拉伯帝国崛起，开始将古希腊、古罗马科学和哲学著作翻译为阿拉伯文献，而中世纪晚期以托莱多为翻译中心，对阿拉伯文献的翻译，中西文化第一次出现交汇，形成了东学西渐的局面，一定程度上又触发了文艺复兴运动。这个时期由于教会的影响，翻译主要围绕宗教活动展开，但是存在一定世俗翻译，其翻译的初衷并不是要发展这些学问本身，而是借以丰富、发展宗教哲理。该时期的世俗翻译有很多编译的成分，12世纪的著作中可以清晰地区分出翻译与创作，这说明学者将阿拉伯文译为拉丁文只是他们之间的信息交换，而非知识的普及。虽然翻译活动并无中断，甚至形成了先后形成了两个翻译中心，但是翻译理论并没有什么进展。
列奥那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 1369~1444)，是西方翻译史上最早对翻译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的学者，他在《论正确翻译的方法》一文中指出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要使自己脱胎换骨”，努力保留原作的风格。标志着西方翻译思想以及实践逐渐侧重于文学翻译。
4.1.3. 文艺复兴时期
在该时期，除了宗教典籍外，对于世俗文本包括社科经典和文学著作的翻译逐渐增多，译学观念也随之深化。
其中，法国多雷(Etienne Dolet, 1509~1546)在《论出色翻译的方法》中提出翻译五原则，针对翻译的理解、译者语言的掌握、翻译方法以及译作风格等问题进行讨论，是西方最早的一篇系统论述翻译问题的文章。
德国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实行宗教改革运动，提出“使用普通民众的语言”，译出来“第一部民众的《圣经》”即德语版《圣经》，被称为“德国文学语言之父”，打破了只用拉丁语译《圣经》的局面，掀起了各国民族语典籍翻译的狂潮，唤醒了德国文学创作，为后来胡适倡导白话文运动提供了借鉴意义。
4.1.4. 近代
17世纪英国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 1631~1700)意识到文学翻译的困难，延续了译词译意的讨论，提出翻译三分法，提倡释义的翻译方法。
18世纪泰特勒(AF·Tytler)在Essays on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Three Laws of Translation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翻译三原则。从译思想、风格以及自然美感，注重形式与内容并重，该原则囊括了翻译理论的几个最基本的问题，被称为整个西方翻译理论上一座非常重要的里程碑[4]。
4.2. 语言探索期
20世纪50年代语言学理论进入翻译研究领域，对于翻译理论来说是划时代的年代，是一次“质”的飞跃。威利斯·巴恩斯通(Willis Barnstone)表示：在二十世纪之前，所有人不管他们谈翻译谈的如何头头是道，他们讲的并不是翻译理论，而是应用于文学的翻译原则与实践史罢了[5]，50年代以来的西方翻译研究开始从一般层面的对两种语言转换的技术问题的研究，也即从“怎么译”的问题，深入到对翻译行为本身的深层研究，提出了语音、语法、语义等一系列的等值问题[6]。
布拉格学派最有影响的翻译理论家是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 1896~1982)，他在《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一文中，从语言学的角度，对语言和翻译的关系、翻译的重要性、翻译中存在的问题等主题进行了谈论，提出翻译三种类型，超越了语言的界限，将翻译代入宽泛意义上的信息转换和传递。
尤金·奈达(Eugene A Nida, 1914~2011)翻译思想分为三个主要发展阶段[7]，提出了功能对等理论、交际理论，坚持语言共性论和可译性，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当代翻译研究领域最杰出的理论人物之一。
语言学所涉及的翻译理论研究有一个前提：语言或文本有确定的意义，而且这个意义不会随着时间、读者和任何外在因素的变化而变化。
然而，随着人类对意义问题认识的深入，发现意义和语言符号并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文本的意义甚至文本是否有确定的意义都成了问题。建立在其之上的翻译原则、标准和方法，往往只适用于一时、一地以及一次翻译活动。20世纪70年代捷克、以色列和欧洲低地国家一批从事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学者首先发难，出现了“多元系统派”“低地国家派”等，进行“描写–系统范式”此类的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由此拉开序幕。
4.3. 文化转向
文化转向指的是从人类意义的文化观转向当代“文化研究”的文化观，指的是反映在词语中民族特性、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等。传统翻译理论中的“文化”实际多指词语层面体现的“文化因素”，如习语、文化负载词和修辞格等[8]。
19世纪德国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1768~1834)的阐释学思想和威廉·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语言哲学思想对翻译语言本质的论述对文化转向造成影响。施莱马赫认为翻译与时代背景文化语境之间的密切关系，而洪堡认为译文与原文不可能对等，从语言本质上赋予了译作的相对独立性。
基于此，1923年，德国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1832~1940)发表The Task of Translation，提出翻译不用理会读者以及“文学翻译若只译出了内容，那就是劣质翻译”，认为内容形式不可分的一元论观点，其解构主义的思想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奠定了基础。解构主义与结构主义一个很大区别在于，解构主义否定意义的确定性，以奈达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认为原文的意思总能在另外一种语言中找到表达方式，但是解构主义却确定意义的确定性，换一种说话意义就不一样。文化派的学者早期受到结构主义的影响，后来受解构主义思潮影响，开始从语言走向文化，从文本走向社会。
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文化转向后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支流，即后殖民翻译研究。韦怒蒂(Lawrence Venuti)提出了“异化论”，认为在翻译表达时，选择符合本土当下流行文化语言价值观的就是归化，不符合就是异化。后殖民研究将翻译视为殖民文化的产物，把翻译活动回置于当时真实的文化历史背景中[9]，揭开了权利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文化转向继承了语言学转向对翻译技术层面的分析，将翻译理论的焦点从“如何译”(强调翻译方法)转为“为何这样译”(强调翻译动机与社会功能)，推动其成为跨学科独立领域。由此可见，文化转向并非否定语言学转向，而是将其纳入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形成“语言–文化–权力”的多维研究范式。二者的关系反映了翻译理论从技术规范到批判反思的演进逻辑。
4.4. 多元转向期
自20世纪90年代“文化转向”以来，翻译研究进入“多元转向(Multiple Turns)”时期，表现为研究范式、方法论和学科交叉性的显著扩展。这一阶段不再以单一理论为主导，而是呈现多视角、跨学科并存的动态格局，包括：反映了翻译学作为独立学科的成熟与开放。多元转向标志着翻译研究从“文化主导”进入“问题驱动”阶段，不同理论根据具体研究对象(如媒介、地域、技术)选择性结合。
5. 翻译史研究的意义
5.1. 深化对翻译的认识
5.1.1. 翻译对语言、思想的影响
长期以宗教文本作为翻译对象，造成了中西翻译界对忠实原文的追求，也一定程度上造成西欧各国的民族语言在句法结构上的相似性。直译与意译的选择，对民族语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德国文学家们效仿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的文学家，模仿古希腊语的修辞规则、拉丁语的句法和表达法，对德语风格造成重大影响。民族语言的形成反过来又大大地增强了各民族的自我意识，促进民族文化的独立发展。
5.1.2. 翻译远非是语言的转换
纵观整个翻译史，对《圣经》翻译是对《圣经》解释权的争论，是宗教统治民众思想的武器，但后来也是人们反对宗教的武器。在古代，教会一直占据着《圣经》的解释权，民众只能去教堂听神父的讲解。在中世纪时期，教会规定私下翻译是死罪、授死刑，翻译的内容要完全符合教会的利益，译者没有任何的主体性，多雷、廷代尔都是因为从事翻译活动而被迫害的翻译家。中世纪以巴格达、托莱多为中心两次大规模的翻译运动都在宗教的赞助下进行的，其目的是为了发展丰富宗教哲理，但是通过翻译，更多外来文化涌入，给人们带来更多的世俗知识，提供了自我的多种视角，民族意识觉醒开始，人们开始用民族语言翻译《圣经》，推翻宗教的统治。由此观之，翻译是人文主义思想的起源，是人们意识觉醒的过程。
5.1.3. 翻译是社会发展的缩影
谢天振指出：20世纪50年代，科学技术发展大大加强语际超文化的科学技术交流和人际活动，对语际转换的准确性和速度提出更高的要求。在此背景下，索绪尔开创的现代语言学得到发展，从而促进西方理论实现重大意义的转变。
20世纪是一个各种巨变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国际大交流、科技大发展、思想大波动，非理性、反传统，甚至荒诞派思想粉墨登场，一切权威、秩序、结构轰然倒塌。这一切首先通过各种文艺形式表现出来，然后波及文学理论、哲学理论和语言观，各种标新立异的思潮流派层次不穷。解构主义、多元理论、后殖民理论应运而生。
5.2. 对当代“文化走出去”的意义
站在翻译史的角度看待翻译活动的展开，会发现翻译绝非简单的文字转码活动，而往往是一种政治活动[10]。王东风先生提出了翻译兴则国运兴[11]，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翻译是一种学习，是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一个国家的进步富强离不开知识的更新，知识的更新又离不开翻译，因此，要强国富国，我国一定要继续坚持贯彻改革开放，坚持“一带一路”建设。从这个角度看，翻译史研究有利于为“讲好中国故事”文化走出去提供借鉴意义。
近代西方的翻译理论也有了长足发展。虽然大部分的译论还是以译著序跋、文学批评等形式出现，但也有不少专门论文甚至专著出现。另一方面，许多文学会和政府的学术组织的成员以翻译问题作为演讲题目，例如：施莱马赫代表作On the Difference Methods of Translation是1813年在德国科学院发表的演讲，可见西方学术界对翻译的重视。其次从古罗马到当代，同一原著在各个领域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译本，对重要的作品从未终止过重译，例如：《荷马史诗》、莎士比亚作品等，即使是同一时期也常常会出现几种不同的译本。这也为中国翻译活动以及研究提供借鉴意义。
在外译过程中，翻译研究的后殖民理论影响着对归化异化策略的选择，启发对语言杂合现象、语言纯洁性、抵制文化侵略与翻译关系等问题的重新思考。
现当代翻译理论的快速发展，科技进步对翻译活动的促进作用，又进一步对翻译观念的更新、翻译学科的建设、翻译理论的研究标准等方面提出了进一步更高的要求。
6. 结论
正如许钧教授所指出的：翻译史研究不只是“对于翻译的历史研究”(history of translation)，还是“关于翻译的历史研究”(history about translation) [12]。翻译理论的出现与发展，构成了一部分的翻译史，是时代发展的缩影。通过梳理重要西方翻译家及其理论，本文发现，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的技术行为，更是文化交融与思想传播的媒介。从古希腊的典籍翻译到宗教文本的跨文化传递，再到近现代文学与学术的全球化流通，翻译始终推动着人类文明的互鉴与进步。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这一历史视角凸显了翻译的战略意义：唯有通过精准、包容的翻译实践，才能有效传递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打破西方话语霸权，促进文明平等对话。也只有尊重文化差异性，主动参与全球话语构建，才能真正实现“走出去”的深层目标。翻译史视角下的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揭示了翻译理论的阶段性、翻译活动的复杂性，对如今翻译史的研究、翻译的认识以及中国文化外译等方面都有很强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