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众所周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表于1932年。作为马克思生前未发表的一篇遗作，《手稿》在其去世后的发表，在社会上引起了前所未有的波澜。《手稿》写于1844年，这个并不寻常的一年，此前的1843年，处于《德法年鉴》时期的马克思，可以说是深受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此后的1845年，马克思开始写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个“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其中蕴含着马克思的新的世界观——唯物史观。1844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是承前启后的一年。并且，马克思在1843，1844，1845这三年，哪一年都离不开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学界对于马克思和费尔巴哈哲学关系多有研究，大多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角度切入去研究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超越，本文以更早期的《手稿》为切入点，以马克思在这一关键时期的思想转折更深刻地体现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批判的萌芽的发展脉络。所以研究处在转折一年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蕴含的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和继承，对于研究这一时期马克思的思想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Abstract: As is well known,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was published posthumously in 1932, marking its emergence as an unpublished work from Marx’s lifetime. Its release after his death sparked an unprecedented sensation in academic circles. Composed in 1844—a year of profound significance—the Manuscripts reflect a critical transitional phase in Marx’s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In the preceding year, 1843, during his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period, Marx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Feuerbachian philosophy. By 1845, he began drafting Theses on Feuerbach, hailed as the “first document to contain the brilliant germ of a new worldview”, which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his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through its critique of Feuerbach. The year 1844 thus stands as a pivotal juncture, bridging Marx’s earlier philosophical engagement with Feuerbach and his later revolutionary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s. Notably, the intellectual trajectory of 1843, 1844, and 1845 remains inextricably linked to Feuerbach’s philosophical influence on Marx. The academic exploration of the philosoph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x and Feuerbach has predominantly focused on perspectives derived from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and Theses on Feuerbach to examine Marx’s transcendence of Feuerbachian philosophy. This paper, however, adopts the earlier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as its analytical lens. By delving into Marx’s intellectual turning point during this critical period, it aims to illuminate the germination and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his critique of Feuerbachian philosophy, thereby revealing a more nuanced progression in Marx’s early philosophical evolution. Examining the critique and inheritance of Feuerbachian philosophy embedded in the 1844 Manuscripts—a text situated at this critical turning point—holds indispensable value for understanding the evolution of Marx’s thought during this transformative period.
1. 引言
马克思在其思想演变的初始阶段，无疑受到青年黑格尔派很大的影响。可以这样说，在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是青年黑格尔派的骨干力量，但是后来由于其理念的不同，他们与青年黑格尔派走向分裂。到了1843年，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就是以费尔巴哈哲学为其基本出发点，从而达到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那毫无疑问《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肯定也蕴含着相当丰富的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比如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在讨论“异化”问题时，在人的异化劳动的四方面中就谈到了“类本质”思想。“类本质”就是马克思借用了费尔巴哈的术语，认为人是类存在物，这体现了在这一时期，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对马克思还有相当的影响力。但是，到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期，马克思在《提纲》中，马克思已经明确对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本主义产生了怀疑，并给予批判。比如在人的本质的问题上，马克思从《手稿》中的“类本质”，“类特性”再到《提纲》中对人的本质做出了科学的界定：“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 p. 501)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到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但是在《手稿》中，马克思真的对费尔巴哈哲学一点怀疑都没有吗？
2. “稳定”–“不稳定”–“稳定”
可以这样表述马克思从1843年到1844年再到1845年的思想状态，“稳定”–“不稳定”–“稳定”。可以说，在1843年《德法年鉴》时期的马克思的思想是十分稳定的。因为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已经清楚地看到黑格尔哲学“绝对精神”的内核，他十分清楚自己已经和黑格尔哲学走向了分立。在这一时期，“幸运的”是，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接触，使得他发现了批判黑格尔哲学的武器。所以，马克思毫不犹豫地把费尔巴哈哲学作为其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基本出发点。所以在这一时期马克思的思想状态是相当稳定的，因为他十分安心用来使用这个“武器”。但是，到了1844年，马克思开始着手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上文我们引出了；在写作过程中马克思受到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也提到了，难道《手稿》中当真一点也没有包含着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怀疑吗？当然是有的。在对深刻论述历史发展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时，马克思认为人的劳动活动是离不开自然界的，甚至于说“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合乎人性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1]: p. 187)。正是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马克思把人的实践引入自然界，与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相区别。所以说，在这个时期的马克思的思想是矛盾的，在这里，《手稿》中既有马克思费尔巴哈哲学观点的继承，又有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怀疑的种子，所以在这一时期马克思的思想是不稳定的。到了1845年，马克思已经开始构思《提纲》了，马克思已经大体上完成了阐发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工作，并且已经把新的世界观的基本要点给整理了出来。费尔巴哈哲学是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的新哲学之间的一个环节，尽管费尔巴哈哲学对正在探索的马克思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是在《提纲》时期，马克思认识到了费尔巴哈的感性的、直观的唯物主义，开始了对于费尔巴哈哲学的全面的批判。所以，在这一时期，马克思的思想状态是相当稳定的。
3. 费尔巴哈哲学对马克思的影响
费尔巴哈哲学因其对黑格尔哲学相对彻底的批判而对马克思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不可否认，费尔巴哈的哲学是人本主义的哲学，但是在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批判这一角度来看，事实上已经超越了鲍威尔。因为费尔巴哈是站在了现实的人的基础上，而不是用“实体”和“自我意识”来说明问题。在费尔巴哈看来，首先，宗教真理就是人本学。费尔巴哈认为，“意识是一面镜子”，人在镜子里看到的应该是他自己，换言之，人把自己的本质给予了上帝，上帝是人创造的。再者，费尔巴哈接着提出了，宗教反思是神学，是异化。人创造了上帝，人应该在上帝中看到自己的本质，但实际上人不仅没有在上帝中看到自己的本质，而且受到了上帝的支配。费尔巴哈的人本学的立脚点是现实的人，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高度赞扬了费尔巴哈的“上帝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毫不吝啬地称赞了人本学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明确指出：“由此可见，费尔巴哈把否定的否定仅仅看做哲学同自身的矛盾，看做在否定神学（超验性等等）之后又肯定神学的哲学，即同自身相对立而肯定神学的哲学”([1]: p. 200)。同时，费尔巴哈对一般的形而上学进行了批判；指出宗教和神学具有同一个批判对象，费尔巴哈称之为“上帝”或“真理”，同时阐明了两者的区别就在于，他们只是采取了不同的形式。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的“哲学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且通过思维加以阐明的宗教”。同时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的第一个伟大功绩就在于：“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1]: p. 501)马克思认为这是费尔巴哈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贡献，即“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思辨神学本质的洞悉”[2]虽然费尔巴哈的批判不够深入，但他打响了第一枪。
4. 《手稿》中所蕴含的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超越
4.1.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继承
上文提及许多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谈到了费尔巴哈哲学对马克思的影响。文章所要探讨的是《手稿》中所蕴含的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思想的批判和继承，那探讨了这么多的影响，是不是就没有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呢？当然不是。就像前面所谈到了马克思极度赞扬了费尔巴哈哲学，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仅仅看到马克思赞扬了费尔巴哈哲学，就简单地把马克思归于“费尔巴哈派”。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赞扬只是因为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超越了鲍威尔等人。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继承并不是全面而广泛的，更可以说是“扬弃”。
比如，虽然费尔巴哈所讲的现实的人，其现实性首先应理解为感性的。这是一个创造性的变革。费尔巴哈打破了形而上学历史的超感性，而提出了与之相对的感性，所以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也称感性的唯物主义。虽然《提纲》中明确地批判了费尔巴哈感性的唯物主义，但那并不意味着《手稿》中没有批判的萌芽。
4.2.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
马克思对感性的理解其实更贴近于黑格尔而不是费尔巴哈。“感性是费尔巴哈对马克思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概念。”[3]费尔巴哈强调的是感性直观，认为通过直观可以把握事物的本质。然而，马克思指出这种直观是脱离了社会实践和历史发展的静态观察。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多变的，单纯依靠直观无法真正理解社会现象背后的本质规律。例如，费尔巴哈在高级的哲学直观中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爱的关系，但在现实的普通直观中，人与人之间却存在着冲突和对抗。这两种直观在费尔巴哈那里无法调和，说明他的感性直观理论无法解释现实中的矛盾。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将人视为被动的接受者，仅仅强调人对外部世界的直接感受，而忽视了人在实践过程中对世界的改造作用。马克思认为，人是通过劳动实践与自然界和社会发生联系的，人的本质是在实践活动中不断形成和发展的。因此，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没有正确认识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无法揭示人的本质和社会发展的动力。其次，马克思在《手稿》中也蕴含着对费尔巴哈的“类”的批判，虽然马克思借用了费尔巴哈的“类本质”的术语，但实际上，马克思的“类本质”与费尔巴哈的“类本质”“内涵上具有很大的区别”[4]，“类本质”是费尔巴哈通过对人的本质的研究从而达成对宗教的神的批判而形成的概念。在对宗教神学的批判中，费尔巴哈的立脚点是人本学的唯物主义，完全不同于费希特的“实体”概念和鲍威尔的“自我意识概念”，费尔巴哈立足在了现实的人的立场，超出了黑格尔哲学。马克思极力称赞了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宗教批判是鲍威尔最大的贡献”[5]但是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又是不彻底的宗教批判，他没有进一步揭露造成宗教的自我异化的世俗根源。并且后来费尔巴哈还认为不应该废除宗教，而是用“爱”的宗教代替有神的宗教。而马克思认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超越了动物，“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1]: p. 163)。
5. 结语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处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关键转折期，深刻展现了他对费尔巴哈哲学从继承到批判与超越的思想脉络。在1843~1845年这一阶段，马克思的思想经历了从依托费尔巴哈哲学批判黑格尔哲学的“稳定”，到在《手稿》创作中因对人与自然关系等问题的深入思考而产生怀疑的“不稳定”，再到1845年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基本确立新世界观的“稳定”过程。
费尔巴哈哲学对马克思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以及人本学唯物主义的提出，为马克思提供了思想启迪，尤其是在宗教批判和对人的本质的探讨方面。然而，马克思并非全盘接受费尔巴哈哲学，而是在《手稿》中已初步显露出对其的批判倾向。他针对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理论，强调社会实践和历史发展在认识中的关键作用，揭示了其无法解释现实矛盾以及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缺陷；同时，对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概念也进行了深化和改造，指出其宗教批判的不彻底性。
通过对《手稿》中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哲学关系的研究，我们能够更精准地把握马克思思想演进的内在逻辑，明晰其新世界观形成的思想渊源和突破方向，这对于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发展历程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也为我们在当代语境下进一步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有益的思考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