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自人类诞生以来，交往便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将个体串联成丰富多彩的社会网络。从远古时代部落间简单的物物交换，到如今全球化背景下跨越国界的经济、文化交流，人类交往的形式和内涵不断演变与拓展。随着全球化与科技发展深化，人类社会交往日益紧密便捷，但交往异化问题也随之凸显。对于交往中的种种问题，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一书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回答。在《形态》中，马克思对“交往”概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从逻辑上看，马克思的‘交往’是劳动向自主活动、偶然的个人向真正的个人、单个人的力量向生产力总和转变的必要条件；从历史上看，交往本身发展的动态过程也与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相伴随。”([1]: p. 261)通过对《形态》中“交往”概念本身以及交往与其他概念关系的梳理，对于我们更加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和恩格斯交往思想的真义、理解“交往”的内涵和进一步指导我们在新形势下正确处理人际交往关系乃至于正确分析和对待国际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2. “交往”概念解析
交往广泛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历史中，在不同的时期起着不同的作用，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我们也会得出关于交往的不同理解。要体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形态》中对“交往”概念的解读的科学性和革命性，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何为交往，弄清楚其他学科对“交往”概念的理解；其次是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形态》中对“交往”的理解与其他学科的理解有何不同和超越之处。
2.1. 具体科学中的“交往”概念
从社会学角度理解“交往”概念，交往被看作是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流和信息互换与共享的社会行为，通过特定的交往行为形成特定的社会联系，即通过交往，使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产生具体社会联系。社会学层面上对“交往”概念的定义着眼于现实社会，关注点集中于现实的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交往关系；既对于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对人们交往行为的影响十分重视，又对于个体交往行为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对社会环境的逆影响也十分关注。在社会学领域看来，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的交往行为会对社会发展产生作用，改变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影响社会历史的具体进程，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意义；反过来，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的改变也会对人们的交往形式和交往策略等产生反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交往又需要坚守一定的道德底线。
从心理学的角度理解“交往”概念，交往被定义为“人们互相之间进行着情感信息思想感悟的交换和沟通”[2]。在交往过程中，作为交往主体的个人所处的位置随时会发生改变，当作为交往的主动分享的一方时，自己是情感信息的传播者；当作为交往的被动受众的一方时，自己则是情感信息的接收者；在某一次持续的交往过程中，个人会在两种位置来回切换以从交往活动中获得想要的情感信息或表达出自己的情感信息使对方获得，或者在交往过程中交往双方互受影响。简单来说，这种交往既是某一主体作用于另一主体的过程，也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这种层面的交往是一种复杂的接触过程，人们需要不断调节自身使得自己所传达的信息能够被对方所理解和接受，同时也要接受来自对方传播信息过程的影响，从而达到交往活动的稳定性。这是一种双向互动型的心理活动，人情绪状态的稳定与否，直接影响着交往活动是否能够得以顺利进行。”[2]
2.2. 《形态》中的“交往”概念
在马克思《形态》之前的早期著作中，“交往”一词早已出现和被使用。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便多次时候用过“交往”一词，但在这里并未给出关于“交往”概念的实际定义，交往更多的是被当做一种手段或集体时间方式在使用。而在《致帕·瓦·安年科夫》的信中则开始对“交往”有模糊的定义：“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我在这里使用“commerce”一词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像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一词那样。”这里所使用的“commerce”和德语“Verkehr”是最广泛的意义是什么呢？它所包含的，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人与人的交换关系，而且还包括交通、车辆或人员的移动、运输、运输；接触、交流、交往、互动，甚至还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和联系以及货币的流通。
如果说我们前面提到的马克思的著作中关于“交往”概念的使用还只是极小范围的有限次的使用，那么到了《形态》中，则是对“交往”概念的广泛使用，在《形态》一书中，“交往”一词被使用了大约150次[3]。当然，仅仅是使用次数的增多根本不足以证明什么，我们需要关注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形态》中对“交往”概念的论述。细读《形态》，我们会发现在本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未对“交往”概念作出明确的界定，但是，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形态》一书中对“交往”一词的多场合、多频次使用中我们还是能够发现和总结出关于“交往”概念的科学定义。细读《形态》便不难发现，“马克思、恩格斯是在研究一定历史阶段的物质生产活动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所决定的人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中来探讨交往的”[3]。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一方面，交往离不开人，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现实的个人是一切交往活动产生的前提；另一方面，交往行为存在于社会历史中，受生产力、分工水平和社会发展程度的制约。“交往”也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是应该被束之高阁的空洞理论，而是与人类社会息息相关，是人们从事生产生活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交往行为早已融入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大到国与国之间、甚至是东西方不同的文明之间，小到个体与个体之间，甚至是一个家庭内部，交往活动都无处不在。“‘交往’(Verkehr)这个术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含义很广。它包括单个人、社会团体以及国家之间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4]: p. 129)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指出：“物质交往，首先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交往，这是任何其他交往的基础。”([4]: p. 129)所谓“物质交往”是指人们在物质生产活动中所进行的包括生产工具、原材料、产品以及劳动力的交换活动，发展到今天，应该再加上文化产品、网络虚拟产品以及服务等的交换。所谓“精神交往”则是“指人们借助语言、文字等手段，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信息的传递，思想的交流，使主体观念、情感、意识等精神方面的需求得到满足的互动性活动”[5]。可以说，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一对概念。一方面，由“物质决定意识”可以推知物质交往决定精神交往，包括决定其形式与内容。精神交往作为人的一种活动形式，不可能脱离现实的人的存在而存在。马克思说：“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4]: p. 16)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物质交往是精神交往的基础。另一方面，精神交往也对物质交往具有反作用。“在精神交往的沟通和互动中，主体不仅能够实现对事物的真实认知，并且能够能动地将其内化为思想反作用于物质交往，指导交往主体完成实践活动。”[5]由此我们可以得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形态》中所提到的“交往”概念的内涵十分丰富和复杂，在不同的使用语境中具有具体明确的指向，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概念集群。
3. 《形态》中“交往”的基本规定
3.1. 《形态》中“交往”的双重前提
在前面对于“交往”概念的叙述中，有两点是被我们反复提及的，这便是“现实的个人”与“物质生产”，而这两点也正是交往的前提所在。正是因为有了这两点的存在，交往才存在，我们对“交往”概念的探讨也才变得有意义。没有这二者或者说缺少了二者中间的任何一方，交往便不复存在。
首先，我们来说明一下为什么“现实的个人”是“交往”活动的前提。要说明这个，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叫“现实的个人”。所谓“现实的个人”，“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4]: p. 16)。也就是说，现实的个人是实实在在的存在，而不是抽象的精神的存在，更加不可能是想象臆造出来的某种空洞概念。在讨论对“人”的理解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形态》中这样表述：“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4]: p. 17)在这里，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也便是“现实的个人”，是“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4]: p. 16)。现实的个人不仅仅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前提，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交往”概念的重要前提，是“具体的个人在生产过程中借助感性对象性活动，在社会关系中自我确证和自我实现”，“克服了对人的观念性和抽象性把握”[6]。要产生交往关系，必须要有人的存在这是毋庸置疑的，而这里所讲的人，还必须是现实的、具体的个人，抽象的、观念的个人是无法产生交往的。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克服以往哲学界对人进行观念性和抽象性把握的基础上，以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的个人为出发点，从现实实践的角度来论述其交往思想的。
其次，仅有现实的、具体的个人还不足以产生交往，交往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必须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才能存在，而产生人与人的关系很重要的一点便是存在“物质生产”活动。因而“物质生产”也是“交往”概念产生的前提之一。人是社会性的存在，交往也是人在处理社会关系时才会进行的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与之前的费尔巴哈等哲学家的最本质的区别就是马恩强调从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出发来理解和解释理论观念，而不是仅仅靠主观臆想来抽象理论观念，沉迷于从一个概念到另一个概念的文字游戏。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出发，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是其它一切活动的前提，这里所说的活动既包括理论活动也包括意识活动。《形态》中对“交往”思想的阐述也是基于这一基础展开的。没有人们对物质资料的需要和生产，社会就无法形成，交往活动便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只有人们先进行物质生产，而后又因为需要而相互之间进行物质交换从而产生各类社会关系，交往才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因而我们说“物质生产”也是“交往”思想产生的前提。
其实在论述过程中我们还会发现，“现实的个人”和“物质生产”与“交往”之间应该是互为前提的，双方缺一不可。关于“现实的个人”和“物质生产”作为“交往”思想的前提前面已经论述，不再赘述；这里关于“交往”作为前面二者的前提作简要论述。前文关于“现实的个人”的论述里讲到“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这一表述中的“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便很好地说明了“交往”也是“现实的个人”的前提。从这里可以明确，要成为“现实的个人”，关键在于必须参与特定的物质生产活动。而且，这种生产活动必须在现实社会中开展，并且与社会现实建立起一定的社会关系。而要建立起社会关系，就必然需要与所处社会中的其他个体进行交往互动。“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4]: p. 16)。个人的生活过程的形成，必然需要与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周围的人建立联系，而这种联系本质上是通过交往来实现的。由此可以看出“交往”对于“现实的个人”也是至关重要的，也是“现实的个人”概念得以成立的前提。同样，“交往”也是“物质生产”概念的前提。《形态》中这样讲：“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4]: p. 12)首先，物质生产以需要为前提，而需要的产生与传播则又离不开交往关系的发展，通过交往联系的产生，人与人之间产生交流，需要才能被其他人知晓，物质生产也才有方向；其次，物质生产的产品的交换也是交往关系的一种，物质生产要想实现满足人们需要的目的，也必须通过交往关系才能实现。另外，交往范畴的扩大也会使新的需要产生和获得新的物质生产资料，从而推动物质生产的发展。由此可见，“交往”也是“物质生产”活动的前提。
3.2. 《形态》中“交往”的不同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从不同角度出发对“交往”的形式作出了不同的划分。首先，从实践角度出发将交往分为：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从交往的发展阶段出发将交往分为：狭隘的、地域性的交往，普遍交往(世界交往)，作为个人的个人的交往(交往的将来时)；从交往范围出发将交往分为：内部交往和外部交往。
3.2.1. 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
马克思在《形态》中多次使用了“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说法，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区分，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的“交往”思想论述的出发点与其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是一致的，那就是以现实实践为基础展开论述的，也正是基于这一出发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使用了“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说法。所谓“物质交往”就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们根据现实需要进行一定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所开展的所有物质层面交往，物质交往与一定的物质生产水平相适应。通过物质交往活动，人们建立起一系列的社会联系，而这些社会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人们的社会交往过程或者说是交往关系。物质生产实践的发展相应地会带动物质交往的同步发展，物质生产对物质交往具有决定的作用。首先，物质生产决定物质交往的内容，没有现实需要和物质生产活动，人与人之间也就不会产生交流，交往关系也就无法实现。其次，物质发展水平决定交往的形式。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物质生产有限，这时的物质交往活动也十分有限，交往形式单一；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物质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随着近现代科学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之间的交往形式变得十分丰富，交往的地域限制被极大的削弱，人们可以在数千里外通过手机、电脑等设备实现另类的“面对面”交往，交往形式得到极大发展。所谓“精神交往”就是指在物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从物质交往中分化出来的，以文字、语言等为媒介，人与人之间一种对意识、情感等认识对象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在思想文化领域实现交流思想、满足精神需求互动的社会活动。如果说物质交往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那么精神交往则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个人想要健康发展、国家想要有序前进，精神交往必不可少。精神交往还有一个特点是必须借助语言和文字这一媒介和载体才能实现。精神交往也具有独立性，精神交往虽然无法脱离物质交往和物质生产而单独存在，但是精神交往的发展与物质交往的发展并不完全同步，具有相对独立性。
关于“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二者是实践基础上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首先，物质交往决定精神交往的产生与发展，是精神交往的基础。“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4]: p. 16)早期的精神交往渗透于物质交往中，与物质交往交织在一起，是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直接产物。“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4]: p. 16)物质交往的发展变化也带动着精神交往的变化，物质交往决定精神交往。其次，精神交往对物质交往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会影响物质交往的实现形式。精神交往会导致不同的交往主体之间在情感、意见、思想等意识观念上产生碰撞与交流，从而促进新的观念和意识的产生，而这些新的观念和意识又会对人们的物质实践产生一定的影响，形成新的物质生产，从而产生新的物质交往活动或者是为新的物质交往活动提供全新的交往形式，指导物质交往和社会生活实践。这是精神交往反作用于物质交往的积极的一方面，另外，精神交往也有可能会对物质交往的发展起阻碍作用。比如落后的精神交往也很有可能会导致人们的思想落后、观念陈旧，落后的思想则必然会对物质生产实践的进步起阻碍作用，进一步也会阻碍物质交往的发展和进步。对于精神交往与物质交往，我们要辩证看待，既要看到二者间的区别，又要看到二者间的联系，在实践基础上实现二者的辩证统一。
3.2.2. 狭隘的、地域性的交往，普遍交往(世界交往)，作为个人的个人的交往
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依据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将交往也分为不同的形式：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狭隘的、地域性的交往，“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4]: p. 12)。这种本民族内部或者民族间的交往就是一种地域间的、狭隘的交往。资本主义时代的普遍交往(也可称之为世界交往)，“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个人的全部精力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4]: p. 60)。普遍竞争和世界历史的形成也造就了普遍交往(世界交往)的形成与发展。自由人联合体(即共产主义)时代的作为个人的个人的交往，“在无产者的占有制下，许多生产工具必定归属于每一个个人，而财产则归属于全体个人。现代的普遍交往，除了归属于全体个人，不可能归属于各个个人”([4]: p. 76)。这样三种交往形态的划分依然是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决定和制约。在这种对交往形式的不同划分中，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狭隘的、地域性的交往和资本主义时代的普遍交往两种交往形式是已经发生并且仍然存在于我们的社会现实之中的交往形式，虽然现阶段是以资本主义时代的普遍交往为主，但是那种狭隘的、地域性的交往也仍然存在于社会中，只是其影响力和作用被弱化了而已；而第三中自由人联合体(共产主义)时代的作为个人的个人的交往则是马克思对未来社会个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解放之后的交往形式的预测，是我们今后交往形式发展变化的努力方向。
3.2.3. 内部交往和外部交往
马克思恩格斯从交往范围出发将交往分为：内部交往和外部交往；但是并没有在二者之间划分出严格的界限。内部交往和外部交往从其范围来说也只是相对的。所谓内部交往是指家庭内部、部落内部、民族内部、国家内部等在物质生产实践基础上产生的所有交往活动，而外部交往则刚好是相对于内部交往而言的家庭外部、部落外部、民族外部、国家外部等在物质生产实践基础上的所有交往活动。内部交往和外部交往是一一对应的，在讨论内部交往和外部交往时，必须在前面加上范围限定词，比如家庭内部交往和外部交往、部落内部交往和外部交往、国家内部交往和外部交往；否则内部交往和外部交往的讨论则变得毫无意义，比如我们讨论家庭内部交往和国家外部交往便因为二者的范围限定的不同使得我们根本无法在二者间进行有意义的比较。
应该说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区分是交往形式的最根本的区分，后边所讲的两种对交往形式的区分都是在此基础上的区分，都可以还原成物质交往两种形式。
3.3. 《形态》中“交往”的根本目的
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一直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所关注的重要焦点之一，要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则首先要实现现实的个人的作为个人的个人的交往，换句话说，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交往”思想的根本目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的第一个需要是满足生活资料的需要，“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为满足这一最基本的需要，人类开始进行物质生产实践活动，而交往也在之一物质生产实践活动过程中出现并承担重要的联结作用。人们通过交往，能够满足最初的需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使交往的形式和范围得到丰富与拓展。而这种拓展后的交往形式和范围，又会促使人们产生新的需求，进而开展新的物质生产活动；然后再进行新一轮的交往活动……如此循环往复，交往和需要都会在过程中得到调和与发展，进而实现现实的个人的发展，也即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交往范围的不断扩大，带来的是生产力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与革新，新的物质生产方式随着交往范围的扩大而扩散到新的地方。不同岗位的从业者为了自身需要的满足和获得财富，就必须不断学习新的知识，掌握新的技能，从而提高自身适应社会的能力，为个人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另外，通过交往所建立的社会联系，其自身也为个人的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因为交往的存在，人不再仅仅是单个的自然人或者抽象的概念，而是成为从事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并与现实社会产生联系的现实的个人。“迄今为止的一切交往都只是在一定条件下个人的交往，而不是作为个人的个人的交往。”([4]: pp. 73-74)“在革命中，一方面迄今为止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权力以及社会结构的权力被打倒，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普遍性质以及无产阶级为实现这种占有所必须的能力得到发展……只有在这个阶段上，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又是同各个人向完全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4]: pp. 76-77)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要实现完全的个人的发展就必须通过革命推翻旧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和私有制，实行无产阶级公有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新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当新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建立以后，各个人向完全的个人的发展就能实现，也即是自由人联合体(共产主义)条件下人的自由而全面地发展。
4. 《形态》中“交往”思想的当代价值
4.1. 《形态》中“交往”思想有利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目标。实现作为个人的个人的交往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对未来交往形式的科学预测。也就是实现人的交往的自由化和普遍化，这种状态下的交往不再受所有制和生产力的限制，得到了充分发展，交往达到了自由交往阶段。人的交往越自由和普遍，则人的活动内容和活动形式越丰富，人的能力越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越可能实现。交往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人只有在不断地与他人、与社会的接触和交往中才能够成长和进步，才能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奠定基础。光有物质财富的丰富是无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还需要有精神的全面发展，而交往不仅仅有物质交往，还有精神交往，个人通过精神交往能够学到丰富的理论知识和表达出自己的情感和意志，能够极大地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促进人精神层面的自由全面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按照自己的本性，只有在同其他人们的交往中并通过这种交往，我才能够达到自己生活的发展，才能达到对这生活的自觉的享受，才能够获得自己的幸福。”([7]: p. 561)正是在按照自己的本性同他人的交往中才能达到对生活的享受和获得幸福，也即是通过交往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交往的进步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4.2. 《形态》中“交往”思想有利于美好生活的实现与和谐社会的建设
现阶段我国虽然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但是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社会现实依然存在，距离共产主义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我们党在百年探索中摸索前进，历经艰辛，却不忘初心。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党的一切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了站起来、强起来的目标，正在朝着富起来的目标奋勇向前。而在现阶段，中国共产党结合当前现实、顺应时代潮流，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实现美好生活的目标。而马克思恩格斯《形态》中的“交往”思想表明，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作为个人的个人的交往，进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当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实现之后，社会也必将进入和谐社会。彼时不仅仅是人与自然之间，而且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都将进入和谐发展阶段。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的交往思想与中国共产党所主张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理论宗旨上具有一致性。和谐社会建设离不开和谐交往，要在交往过程中达成和谐，在和谐社会中践行和谐交往。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马克思恩格斯“交往”思想的目的也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二者的发展目标也具有一致性。
4.3. 《形态》中“交往”思想有利于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
在当代国际交流中，尊重多元主体的平等参与是实现国际交流与合作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国际交流涉及不同国家、地区、民族、文化等多元主体，每个主体都有其独特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只有尊重多元主体的平等参与，才能实现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公平、公正和可持续发展。在国际经济合作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平等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长期以来，国际经济秩序主要由发达国家主导，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规则制订中的话语权相对较小。然而，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其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因此，国际社会应充分尊重发展中国家的平等参与权，让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规则制订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共同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一书中使用了“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4]。即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来说明世界发展趋势，而这个过程也是交往由地域性交往向世界性交往转变的过程。而在平等交流的基础上则更加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不同利益主体的共同利益的谋取和共同发展。各国应以实现共同利益与共同发展为目标，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促进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共同发展，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5. 结语
《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交往”思想的深刻阐述，不仅为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也为当代社会的诸多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交往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活动形式，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其内涵和形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不断演变。从物质交往到精神交往，从地域性交往到世界性交往，交往的每一次变革都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发展。在当代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交往思想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提醒我们，要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就必须重视交往的自由化和普遍化；要建设和谐社会，就必须倡导和谐交往；要在国际舞台上实现共同发展，就必须尊重多元主体的平等参与。在全球化时代，交往的范围和深度不断拓展，我们更应深刻领会马克思和恩格斯交往思想的精髓，以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