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韩延作为一位专注于拍摄以“疾病”为主题的电影创作者，执导的“生命三部曲”第三部《我们一起摇太阳》，以疾病叙事与去苦难化叙事进行生命影像的书写，展现普通群体的生命哲思。在疾病叙事层面，影片构建起主体与客体之间“看”与“被看”的关系，通过去疾病隐喻化的叙事引起观众对病患群体真实面貌的关注，产生精神共情。同时影片采用去苦难化叙事策略，淡化疾病带来的苦难色彩，以“摇太阳”“奥利给”等充满积极象征意义的符号，传达了对生命的积极肯定。从尼采的酒神精神角度出发，影片以患病个体生活为切入点，直面病痛，借主角乐观顽强的求生意志，诠释尼采酒神精神中对生命的积极肯定，展现了生命的坚韧与美好，传递向死而生的生命哲思。
Abstract: Han Yan, a filmmaker dedicated to creating movies centered on the theme of “illness”, has directed the third installment of his “Life Trilogy”, Shaking the Sun Together. This film employs disease narrative and de-suffering narrative to depict the imagery of life, presenting the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life of ordinary people. On the level of disease narrative, the film establishes a “watching” and “being watch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the object, and through de-metaphorized narrative of illness, it draws the audience’s attention to the true appearance of the sick group, evoking spiritual empathy. At the same time, the film adopts a de-suffering narrative strategy, downplaying the suffering brought by illness, and uses symbols full of positive symbolic meanings such as “rocking the sun” and “Oligie”, to convey a positive affirmation of lif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ietzsche’s Dionysian spirit, the film takes the life of a sick individual as the entry point, confronts illness directly, and through the protagonist's optimistic and tenacious will to survive, interprets the positive affirmation of life in Nietzsche's Dionysian spirit, demonstrating the tenacity and beauty of life, and conveying the philosophy of life that embraces death while cherishing life.
1. 引言
2024年3月，韩延执导的“生命三部曲”第三部《我们一起摇太阳》上映，该片延续了《滚蛋吧！肿瘤君》《送你一朵小红花》对“疾病主题”与“生命议题”的探讨，同时表现出深切的人文关怀与生命哲思。《我们一起摇太阳》这部影片源于纪实报道文章《最功利的婚姻交易，最动情的永恒约定》，并进行改编创作，讲述了两个身患重症且性格截然不同的年轻人，因生命接力“换肾”这一约定而萌生出爱意，共同携手对抗重疾的故事。学者杨俊蕾指出，此片着重凸显了主体力量里由爱意催生的智慧，以及在彼此帮扶的善念激发下，所焕发出的积极精神与生命勇气。影片借由两位身患重病之人的相互救赎历程，呈现出平凡个体在直面生死难题时所展现出的坚毅勇敢与向死而生的生命哲思。
2. 疾病叙事：主体与客体的“看”与“被看”
“疾病是人类生命投射的阴影、映照死亡的镜子以及永远无法回避的终极恐惧。”[1]当疾病被纳入影像创作之中，它促使我们真正“看见”疾病。在全球范围内的文艺作品中，“疾病和疗救的主题成为仅次于爱与死的文学永恒主题”。身为观众的主体“我们”与作为病人的客体“他者”，在荧幕上构建了“看”与“被看”的关系。美国学者苏珊·桑塔格在其著作《疾病的隐喻》中提出“反对隐喻性思考”，桑塔格认为，看待疾病的最真诚和健康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她主张“让疾病成为疾病”，即把疾病从隐喻的阴影中解放出来，还原其作为生理现象的本质，因为患病者要对抗的不单是病症的折磨，还有来自社会的种种偏见和隐喻，以及疾病带来的自我否定与内心隐疾。韩延拍摄的“生命三部曲”在使用疾病叙事策略描绘人物时，做到了去疾病隐喻化地书写，避免视疾病为不祥之兆。
疾病与死亡一直是韩延在电影中持续探讨的核心议题。在拍摄《我们一起摇太阳》初期，韩延便为影片确立了一个基调：尽可能贴近现实生活，避免沉重，采用温暖现实主义书写生活本身。这种创作理念要求影片中包含大量真实的生活细节，尤其是慢性病患者的生活细节。在《我们一起摇太阳》中的疾病叙事，既摆脱了桑塔格所指出的疾病隐喻的范畴，也不同于福科在《疯癫与文明》中通过权力机制对疾病进行的阐释。而是“尽量贴合日常生活体验的同时，极大程度地调动观影者对疾病及其衍生的灾难的恐惧，进而使观众对角色产生精神共情”[2]。《我们一起摇太阳》通过其独特的疾病叙事方式，深刻地描绘了疾病对个体生活的影响。影片以尿毒症患者凌敏和脑肿瘤患者吕途彼此救赎，重燃生命的希望的故事为主线，探讨生命意义的同时充满了温情和希望，表现了个体在面对疾病时的自我救赎与生命哲思。
疾病叙事常常涉及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难以直面或正视的生命体验维度，而以疾病为主题的影片大多致力于呈现这一层面，并揭示那些未被充分关注的少数患病群体的真实面貌。然而，大多数是健全人组成观众的主体“观看”的方式，究竟是悬浮于表面的“看”，还是能够真正做到深入患病群体之中的“看”？而影片的主角，作为患病的客体，在被看的同时也在影片当中看到别的病人，引起自身关于疾病的创伤性体验与身份认同。在电影《我们一起摇太阳》中，凌敏与一位男子病患争分夺秒地来到医院，满怀希望地进行器官移植登记，却最终得知逝者家属放弃了器官捐献的决定。他们的治愈的希望瞬间破灭，那位男子情绪瞬间崩溃，在医院冰冷的地面上撒泼，痛哭流涕地扔掉了所有住院治病的生活用品。面对这一幕，凌敏感同身受地看着，而深夜滞留在医院的众多病患也以一种麻木和悲悯的目光看着这一切。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病患的客体，他们不仅目睹了其他病患所承受的苦难，同时也引发了自身对疾病的创伤性体验和患者身份的认同。
当疾病进入影像，引导我们“看见”疾病，而他们也正需要被看见。影片中凌敏面临着房产中介的无理要求，情绪爆发地在大庭广众之下表达了尿毒症患者的困境。她居住的房子看似破烂，但是对于急需肾源的病患来说，这不仅是生活空间，更是关乎生死的关键所在。只有居住在这里，当身体出现状况时，她才能够五分钟到达医院获得及时的抢救，防止肾脏衰竭。影片通过凌敏的故事，描绘了重症病人在求生过程中所面临的艰难处境。一句“我就是想活着”反映了他们在求生道路上所承受的委屈与辛酸。而吕途和凌敏也正因为共同患病，因而会更加懂得彼此，也在对方身上投射了关于自己疾病创伤性记忆与经历。
导演和编剧在创作时，将疾病叙事作为电影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在多大程度上以一种平视的视角来表现被看的病患群体？即使观众在观看影片时能够认识到，“作为主体去看的我们”与“作为客体被看的他们”之间的差异，但又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地理解病患，并努力消除疾病的隐喻所带来的偏见？韩延拍摄的“生命三部曲”以及别的疾病叙事类影片，使更多观众得以窥见与健全人相对立的病患群体的生活。他们的日常与病痛大多呈现在以相对的“他者”为观影主体的视野中。病患群体需要被看见，看见“他们”的真实面貌与生活。这不仅是疾病叙事存在的意义，也是电影作为艺术的探索与追求，更是人类本能情感力量的体现。
3. 去苦难化叙事下积极的符号象征
在电影叙事中，去苦难化叙事旨在通过艺术化的处理方式，减轻观众对苦难的直接感受，从而引发更深层次的思考和情感共鸣。去苦难化叙事可以帮助苦难者构建主体间叙事互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苦难带来的心理压力。电影中的影像、声音等元素都是符号，具有能指和所指的关系。能指是符号的物质载体，如画面、声音等；所指则是符号所代表的意义或概念。影片中出现的“摇太阳”、“奥利给”等充满着积极的象征意义的符号是能指的符号，是创作者想要在影片中表现的一种积极、乐观的充满生的希望的所指符号。通过去苦难化叙事与积极的符号象征，创作者可以将苦难与符号转化为更具有意义内涵的象征性的表达，使观众在理解苦难的同时，主动去挖掘作品所蕴含的更深层次的意义。
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的“雅典瘟疫叙事”中，疾病被描绘为一种引发痛苦与恐惧的元素。疾病叙事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苦难叙事。然而，韩延在《我们一起摇太阳》中对疾病的呈现，突破了传统苦难叙事的局限。他关注的不仅仅是疾病本身所带来的苦难，而是更深层次地探讨了疾病背后病患所展现出的生命力、坚韧的精神以及面对生活的勇气。通过去苦难化叙事，韩延的电影不仅呈现了疾病对病患现实生活的消极影响，也强调了病患在逆境中所表现出的积极态度和对生命的哲思。
韩延在其“生命三部曲”中对疾病的叙事方式，显著区别于传统的苦难叙事模式。他通过淡化疾病所带来的生命的疼痛，转而强调病患群体在面对疾病时所展现出的积极态度和生命力。在《滚蛋吧！肿瘤君》《送你一朵小红花》《我爱你！》和《我们一起摇太阳》等作品中，韩延通过对疾病背后的生命力与乐观精神的深入挖掘，压缩了疾病带来的苦难与悲怆性。这种去苦难化叙事手法不仅强化了个体在疾病面前由消极转向积极的心态变化，而且赋予了作品一种温暖现实主义的色彩。通过这样的叙事策略，韩延的电影呈现出鲜明的疗愈特质，为观众提供了对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的深刻反思。
在从疾病叙事转向去苦难化叙事的转变过程中，影片通过病痛体验的视觉呈现，不仅增强了疾病叙事的真实性，还为病患的“征婚求肾”行为提供了合理的动机。孟君指出，“病患题材本质上是一种现实题材，其创作必然遵从现实社会逻辑和现实主义原则”[3]。韩延通过去苦难化叙事策略，巧妙地呈现了尿毒症患者凌敏的病痛体验。凌敏每周都要进行三次的肾透析作为治疗过程，影片并未过度渲染其痛苦细节，而是通过特写镜头，质朴地展示了凌敏因长期透析而布满针孔的胳膊，这种视觉呈现直观传达了病患身体上的创伤，却未陷入对疼痛的无休止渲染。当凌敏与吕途在警察局，因为口角争执发生拉扯导致凌敏手上的瘘管堵塞时，医生用力拍打其胳膊试图疏通，凌敏因疼痛而哭喊的情节，虽展现了疼痛瞬间，但影片并未在此停留过久，而是迅速转入后续情节，避免了对疼痛的过度放大。最终，凌敏忍痛重新造瘘的过程也被一笔带过，这种对病痛的适度呈现，既让观众感受到病患所承受的身体痛苦，又避免了陷入苦难叙事的泥潭，使疼痛体验成为影片的一种“感知视觉”。这种去苦难化的叙事方式与视觉呈现，不仅使观众感受到病患的艰难，也为凌敏的征肾行为提供了情感上的理解。
影片中的符号构建呈现出多层次的积极象征意义，首先，“摇太阳”作为电影名称具有中心主体的内涵。当太阳今天又打瞌睡了的时候，阴霾来临时，凌敏对吕途说：“没事，咱们一起把它摇醒。”他们摇醒的不仅仅是太阳，更是心生的曙光，是心生出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因此他们迎来了新生的阶段。他们从最初的功利性互换约定，到最终共同摇太阳时信心的重建，从凌敏特制瓶盖上的“再来一瓶”唤醒吕途对人生“再活一次”的渴望，他们的感情从萌芽到成熟的过程，正是他们内心生命力量不断成长的写照。在绝望的时刻，他们大喊着“奥利给”，给予彼此勇气。他们坚韧地站在彼此的心里，携手面对死神的考验，打破了你死或者我活的二元对立，要尽情的充满生命力的撒欢地活着。
凌敏与吕途身体上因为疾病而留下的疤痕，也是象征着他们对自我的接纳的所指符号。电影结尾，吕途和凌敏举办了一场真实的婚礼，他们毫无保留地向亲友展示自己因疾病而留下的“疤痕”，将这些疤痕视为战胜病痛的勋章，彰显出对自我的接纳和对生活的热爱。即使接下来的生活他们依然会迎万难，而彼此互相支撑的爱，赢万难。吕途，也终将迎来属于他自己的人生旅途，凌敏也将继续她导游的工作，不仅带领游客游览长沙，也是她心爱的吕途余生的导游。《我们一起摇太阳》通过丰富而独特的意象，构建了一个充满生命力与感染力的影像世界，传达出一种向死而生亦是向阳而生的生命哲思，展现了生命的坚韧与美好。
4. 酒神精神：向死而生的生命哲思
酒神精神在尼采的哲学语境中，象征着充盈且蓬勃的个体生命力，其核心意义就在于对生命的肯定与赞美，即对人生的积极肯定。尼采曾言：“肯定生命，哪怕是在它最异样最艰难的问题上，生命意志在其最高类型的牺牲中，为自身的不可穷竭而欢欣鼓舞[4]。”《我们一起摇太阳》高扬生命意识，关注病患群体的生活境遇，清晰地映照出积极的酒神精神以及向死而生的生命哲思。
《我们一起摇太阳》一方面聚焦于患病个体的生活境遇，另一方面探讨“生死”这一沉重而永恒的议题。韩延在影片中，通过去苦难化叙事，巧妙地调和了病痛与生死这两大主题天然带有的凝重色调，将自身对于生死观的深度思考传递给观众。人生恰似一场充满艰辛与曲折的逆旅，在此过程中，人们可以依靠自身顽强坚韧的生命力，去抗衡死亡所带来的无常以及生活中不时出现的失序。因为深切地害怕失去，所以最具力量的应对策略便是珍视每分每秒，认真地度过人生的每一个瞬间。即便个体的生命历程充满矛盾，脆弱且易逝，患病群体的生命更是被病痛与不幸所笼罩，也绝不会因此而厌弃人生。正如尼采所言“酒神精神能用一种形而上的慰籍来解脱我们，不管现象如何变化，事物基础之中的生命仍是坚不可摧和充满欢乐”[5]。这种形而上的慰藉在影片中具象化为吕途放弃治疗时的生命抉择：当医疗理性宣告治愈无望时，他选择以狄奥尼索斯式的舞蹈姿态直面死亡——将剩余生命投入与凌敏的相互救赎，这种“主动的虚无主义”实则是对叔本华悲观主义的超越，践行了尼采“成为你自己”的生命哲学。
《我们一起摇太阳》深入地表现了疾病与生活的本质状态，展现了求生者在困境中的挣扎与辛酸。其通过对生活本真进行细致入微地刻画，为观众搭建了一个感悟生命意义的平台。影片巧妙地选取真实生活中的“小”与“凡”，以此来承载生死这一沉重的议题。影片通过凌敏与吕途的双向救赎，构建了尼采式“权力意志”的现代演绎。凌敏以“征肾征婚”的极端方式对抗死亡，其宣言“为了活着，请原谅我的卑微和龌龊”本质上是酒神精神对生命本能的极致捍卫。她以近乎献祭的姿态将婚姻转化为求生路径，这种看似“非理性”的选择，实则是尼采所言“生命意志在其最高类型的牺牲中欢欣鼓舞”[6]的具象化表达。而吕途放弃第二次治疗的行为，表面是对痛苦的逃避，实则是对生命质量的主动选择，他拒绝成为疾病折磨下的傀儡，以“不治疗”的方式重夺生命主权。凌敏对生命充满渴望，吕途则渴望解脱，人因为有了对自我生命价值意义的肯定，便会体现在自我的权力意志当中，支配自己的行为，凌敏与吕途最后携手面对病魔，在苦难中相互扶持、于绝境中寻求生机，实现双向救赎，这是属于他们都个人英雄主义的与酒神精神的体现。
在影片中，两人患有的疾病被塑造为故事的叙事载体，同时被放置于家庭、医院与社会的空间维度之下，构建了当代社会的酒神狂欢场域，这种叙事策略暗合海德格尔“向死而生”的哲学命题，但更强调尼采式的主体能动性。当吕途说出“我想按自己的方式活到最后”时，其本质是权力意志的具象化表达，通过自我决断将悲剧命运转化为审美生存，在生与死的细微间隙中，深度挖掘生命的丰富内涵，生动诠释了尼采的酒神精神，传递出向死而生的生命哲思。它让观众深刻认识到，即便面对生命的重重困境，也应如酒神精神所倡导的那般，积极肯定生命，勇敢地向死而生。
5. 结语
《我们一起摇太阳》作为韩延“生命三部曲”的最后之作，不仅延续了《滚蛋吧！肿瘤君》与《送你一朵小红花》中对疾病叙事的深刻挖掘，更在叙事策略上实现了创新与突破。影片巧妙地采用去苦难化叙事手法，有效规避了现实主义精神观照下对苦难的直接呈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作品的悲剧色彩。去苦难化叙事使得影片在探讨疾病与生死等沉重主题时，避免了过度沉溺于苦难的泥潭，转而将目光投向生命中的坚韧与希望，呈现普通群体的生命哲思。凌敏与吕途在疾病的痛苦折磨与死亡的威胁下相爱，共同萌生出新生的渴望与勇气。韩延在影片中聚焦于人的生老病死等普适性议题，从个体、家庭与社会等多重视角出发，深入挖掘病患群体的日常生活状态。通过对病患日常生活的细腻还原，以“温情 + 喜剧”的外壳，巧妙地包裹了一个充满生命关怀与温暖现实的疾病故事，深刻地传达了对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的肯定与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