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英国病人》作为加拿大作家迈克尔·翁达杰的经典之作，于1992年问世后便在文学界引起轰动，荣获当年的布克奖，奠定了其在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这部作品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深刻的主题内涵著称，吸引着无数读者与研究者的目光[1]。小说描绘了一个因战争、折磨和殖民主义的影响而近乎废墟的世界，以及四个人的生活(Ellis, 22)，通过交错的回忆与现实叙述，细腻地描绘出战争阴霾笼罩下人性、爱情、身份与背叛的复杂纠葛。小说的主要内容通过不同人物的视角展开叙述，其中艾尔麦西的叙述尤为引人注目，他的回忆串联起了文本的叙事，成为引领读者走进故事核心的重要线索。然而，深入研读文本便会发现，艾尔麦西虽身为故事的核心人物之一，其叙述却存在诸多不可靠之处。不可靠叙述这一概念，由美国学者韦恩·布斯于1961年在其著作《小说修辞学》中首次提出[2]。布斯指出：“当叙述者为作品的思想规范(亦即隐含的作者的思想规范)辩护或接近这一准则行动时，我把这样的叙述者称之为可信的，反之，我称之为不可信的”(布斯，148)。在此，不得不提及布斯提出的另一个重要概念——隐含的作者[2]。它并非指实际创作的作者本人，而是作者在创作过程中，通过文本所呈现出的一种隐含的人格或意识，是作者的“第二自我”(布斯，66)。隐含作者通过对故事的选材、情节编排、人物塑造以及叙述方式的选择等，向读者传达特定的价值观、道德观和审美趣味。《英国病人》中艾尔麦西的叙述与隐含作者潜在传达的价值观包括对战争的批判态度、对人性情感的包容等存在冲突，因此是小说中的不可靠叙述者。对艾尔麦西不可靠叙述的深入研究，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它有助于我们透过文本表面，深入理解作品中复杂微妙的人物关系，把握人物行为背后的深层动机。同时，对于挖掘作品的主题表达，理解作者如何通过这种独特的叙述方式传达对战争、人性等宏大主题的思考具有关键作用。此外，通过剖析艾尔麦西的不可靠叙述，我们还能领略到作者独特的叙事技巧，进而更全面、深入地把握小说的深层意义，感受这部经典之作的永恒魅力。
2. 艾尔麦西不可靠叙述的表现形式
在文学作品中，不可靠叙述往往为文本增添了复杂多义的解读空间，使作品在读者的解读过程中展现出更为丰富多元的魅力。《英国病人》中艾尔麦西的叙述便是这样，他的叙述使得故事的呈现与真实内核之间存在着微妙且值得探究的差异。这种不可靠叙述并非单一维度的表现，而是通过多个层面相互交织，共同构建起一个充满悬念与深度的叙事迷宫[3]。布思聚焦于两种类型的不可靠叙述，一种涉及故事事实，另一种涉及价值判断(申丹，134)。涉及故事事实意味着叙述者在讲述事件的发生过程、人物的经历等客观事实方面，可能出现偏差、遗漏甚至歪曲，使得读者所接收到的“事实”与故事实际发生的情况存在出入。另一种类型则涉及价值判断，即叙述者在对故事中的人物、事件进行评价时，其秉持的价值观与作品中隐含作者所传达的价值观相背离，从而误导读者对故事意义的理解。艾尔麦西的不可靠叙述也可以从这两种类型出发进行分析。在他的叙述中，故事事实层面与价值判断层面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紧密相连、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艾尔麦西不可靠叙述的全貌。
2.1. 故事事实层面的偏差
艾尔麦西在小说中对自身身份的叙述充满了模糊性与不确定性[4]。有学者将艾尔麦西与亚瑟王传奇中的渔夫王作比较，认为他们之间都有身份的不确定性这一特点(Fledderus, 28)。他身为匈牙利伯爵，却在诸多场合刻意隐瞒这一真实身份[5]。他始终以“英国病人”自居，但卡拉瓦乔通过情报指出他的真实身份，“我觉得楼上那位就是给间谍帮忙的艾尔麦西”(翁达杰，164)。这种身份的隐瞒使其叙述的可靠性从一开始就受到质疑。在讲述自己的经历时，艾尔麦西同样存在诸多模糊之处。回忆沙漠探险经历时，他对某些关键事件的时间、地点描述得含糊不清。例如当他叙述在沙漠中寻找失落的沙洲扎苏拉时[5]，他所说的是：“一九三三年，或是一九三四年。我忘了是哪一年”(翁达杰，140)。他无法清晰地说明考察的具体年份，这种模糊表述使得整个探险经历在读者心中构建起的画面缺乏清晰的轮廓，无法形成连贯、准确的认知[5]。他在讲历史故事或地理环境时能描绘出很多细节，如“他的四周是他几年前发现的熟悉的壁画。长颈鹿，牛群，戴着羽毛头饰、举着双手的男人”(翁达杰，169)，但在讲述自己过去的经历时却无法给出确切的年份，无论是故事中的听众还是读者，都不禁会对英国病人的整个叙述产生怀疑。这种对事实的扭曲和选择性遗忘，使得他的叙述充满不确定性和疑问，也使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需要保持警惕，不断质疑和探究。
在艾尔麦西与凯瑟琳的恋情中，存在着诸多关键事件，而他在叙述这些事件时，也出现了明显的记忆偏差与隐瞒。关于两人初次相遇的场景，在艾尔麦西的叙述中就存在前后矛盾之处[5]。他在一次回忆中提到，他们在沙漠中的一个绿洲相遇，“那是一九三六年，我们的故事开始了……”，当时“她站在那里，沙子慢慢拢进她的一头长发”(翁达杰，143) [5]。后面也讲到过，“我认识凯瑟琳的时候，她已经结婚了”(翁达杰，225)，但在后面的讲述中，他又提到他与凯瑟琳并不是在沙漠中第一次相遇，“你在伦敦和牛津参加的那些晚会，我都在那里，看着你”(翁达杰，254)。这种前后不一致的叙述，使得读者难以确定他们初次相遇的真实情况，增加了故事的神秘感与不确定性。
2.2. 价值判断层面的歪曲
艾尔麦西的叙述在价值判断上同样表现出不可靠的特点，强烈的情感使他在叙述中对人物和事件产生片面解读。艾尔麦西在叙述与凯瑟琳的爱情时，将自己与凯瑟琳的婚外情仅仅视为纯粹爱情的迸发，极力强调爱情的崇高与伟大，而有意淡化或忽视了这段感情在道德层面所面临的困境与争议。他回忆与凯瑟琳在沙漠中的相处时光，言语中充满了对这段感情的赞美与沉醉，将他们之间的情感交流和身体接触视为灵魂契合的体现[5]，如“那天晚上，我爱上了一个声音”，“没有什么能让他离开她”，“她的昂昂然的美，她的来势汹汹的爱，才是他唯一的渴望”等(翁达杰，145 + 152 + 155)，却很少提及凯瑟琳已婚的身份以及这段感情对他人造成的伤害。
这种片面解读在他对凯瑟琳丈夫杰弗里的态度上也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对待情敌时，艾尔麦西的叙述充满了敌意和贬低，没有深入思考自己与凯瑟琳的行为对杰弗里所带来的痛苦与伤害。他没有站在杰弗里的角度去体会被背叛的痛苦，而是更多地沉浸在自己与凯瑟琳的爱情世界中[5]，认为“克里夫顿看不到她的变化，她的自我教育”(翁达杰，226) [5]。他将杰弗里视为这段伟大爱情的阻碍，“一个发了疯的丈夫”(翁达杰，173)，而不是一个同样拥有情感和尊严的受害者。在艾尔麦西的叙述里，他与凯瑟琳的爱情是如此的炽热和纯粹，以至于道德规范在这份爱情面前显得微不足道，甚至可以被轻易忽视。正是由于个人情感的过度介入，使得他在对人物进行评价以及对事件进行呈现时，彻底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如此一来，读者若仅仅依据他的叙述，便难以获取关于这些人物和事件的公正信息，难以看清故事的真实全貌。
3. 艾尔麦西不可靠叙述的原因
艾尔麦西对自身身份与经历的模糊表述，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从战争背景来看[6]，他被称为“英国病人”但却是一名匈牙利人，曾经参与过德国人的间谍计划，还曾被称为“英国间谍”(吴珊珊，70)，身份的暴露可能会给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甚至危险。从个人情感与心理层面分析，艾尔麦西经历了战争的残酷以及与凯瑟琳爱情的挫折，内心充满了痛苦与迷茫，对过去的身份与经历产生了逃避心理，他试图通过模糊叙述重新构建自己的存在方式[6]。他的国别身份无法确切辨认，在爱情上也无法确认自我(吴珊珊，71)，因而在叙述中表现出模糊与不确定。
3.1. 叙述目的驱动
艾尔麦西在《英国病人》中的叙述并非毫无目的的随意之举，而是有着明确的叙述目的，驱使着他在叙述过程中对故事内容进行精心的选择与加工[1]。在他与周围人的关系中，艾尔麦西的故事、生活逐渐展开，其身份也借此得以构建与明晰(Ellis, 27)。但他的叙述试图在他人心中重构一个全新的自我形象——一个在爱情与理想追求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勇往直前的英雄。他希望通过讲述与凯瑟琳的爱情故事，让这段感情成为传奇，所以在叙述中不断强化爱情的纯粹与伟大，忽略了现实中爱情面临的种种问题[5]。他甚至将凯瑟琳之死浪漫化，“我把她转过来，她一身蓝色的颜料”，“她永恒的身体，紧贴圣洁的颜色”(翁达杰，257)。通过将凯瑟琳的死亡神圣化，艾尔麦西试图将这段婚外情塑造成超越道德的伟大爱情，而非一场悲剧。从社会道德层面来看，艾尔麦西与凯瑟琳的婚外情无疑违背了婚姻所应遵循的忠诚原则，会对多个当事人造成深远的伤害[4]。有学者也关注到艾尔麦西把自己和凯瑟琳描述为“圣城里的罪人”(Fledderus, 28)，但在艾尔麦西的叙述中，却对道德准则视而不见，这种片面解读反映出他在价值判断上的不可靠性。他的这种叙述方式，是其内心深处对爱情极度渴望的体现，他试图以此减轻内心深处因道德冲突而产生的愧疚感。从隐含作者的角度来看，小说通过展现这段爱情的悲剧结局，暗示了艾尔麦西这种片面解读的错误性。艾尔麦西的行为不仅仅局限于在爱情方面违背道德准则，他还在战争的背景下做出了严重的背叛之举[5]。他声称憎恨民族，“我开始憎恨民族。民族、国家使我们变得畸形”(翁达杰，139)，以此将自己为德军服务的行为合理化，宣称自己“超越国家”。但实则他背叛了盟军，利用自己对沙漠的熟悉带领纳粹穿越沙漠，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那些砍掉卡拉瓦乔拇指的人的帮凶。通过强调“无国界”的沙漠哲学，他试图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自由的灵魂，而非战争的共谋者。当面对卡拉瓦乔这个直接受害者的质问时，艾尔麦西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有意识地抹去了自己过去经历中的许多关键细节，试图以此来避免卷入这场麻烦之中。
在叙述中，他有时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仿佛在真诚地向听众倾诉自己的心声；有时又切换为第三人称，仿佛在讲述一个与自己毫无关联的故事。在被问及他在谈论谁时[5]，他告诉卡拉瓦乔，“死亡意味着你用第三人称”(翁达杰，243)。这种在忏悔中故意混淆代词的行为，显然意在欺骗听众，让他们对自己的真实身份和行为产生混淆，从而减轻他应得的惩罚。他把自己巧妙地伪装起来，使自己看起来像是导致克里夫顿夫妇死亡的那场事故的局外人。由于艾尔麦西有着太多不可告人的目的，无论是在重构自我形象、美化爱情故事，还是在面对自己的背叛行为时，他都在不断地对叙述内容进行歪曲与隐瞒。这一系列行为使得他的讲述失去了基本的可信度，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需要透过他充满误导性的叙述，去探寻故事背后的真实真相。
3.2. 个人经历与创伤
战争的残酷经历和个人情感创伤也深刻影响了艾尔麦西的叙述[7]。他的创伤包括身体与精神双层层面(杨璐，141)，这也成为其不可靠叙述的重要成因。在战争中，艾尔麦西经历了飞机坠毁的惨烈事故，致使他全身严重烧伤，面目全非[5]。从文本中对他烧伤后惨状的描述，如“胫部上方的烧伤是最厉害的。深过绛紫色。骨头”(翁达杰，3)，读者能够深切感受到他所遭受的身体磨难之重[8]。战争使他“从一个出身贵族、英俊挺拔的探险家到没有身份和姓名的垂死病人，他经历了太多的伤痛”(李青，118)。并且他目睹了无数的死亡与破坏，这些经历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心理创伤[5]。同时，药物也加剧了艾尔麦西记忆的混乱，“他乘着吗啡之船。吗啡在他体内肆虐，引爆时间与空间”(翁达杰，161)，从而使其叙述在真实与幻觉间摇摆。
艾尔麦西与凯瑟琳之间的爱情悲剧，是他情感错乱的根源，进而深刻影响了他的叙述[9]。他们对于传统与社会伦理的态度注定了悲剧的走向(马雁，111)。凯瑟琳已婚的身份，使得这段感情在道德与伦理的边缘徘徊。艾尔麦西在享受爱情甜蜜的同时，内心也充满了愧疚与不安，这种矛盾的情感一直折磨着他。而凯瑟琳的意外受伤，成为了他们爱情悲剧的转折点[7]。他为凯瑟琳的死而感到内疚，这成为他生命中最大的遗憾(杨璐，141)。幸存者的愧疚使他无法直面凯瑟琳死亡的真相，只能通过浪漫化叙述减轻负罪感[5]。“我抱着凯瑟琳·克里夫顿走进沙漠，那里有属于众生的月光之书。我们辗转于井的谣传中。我们徘徊在风的宫殿里”(翁达杰，258)，他用宗教意象包装凯瑟琳的死亡，掩盖自己未能救她的愧疚。
艾尔麦西试图将他们的爱情描绘成一种超越一切的、纯粹而美好的情感。在他的叙述中，凯瑟琳被赋予了完美的形象，他们的爱情故事也被美化成了一段浪漫的传奇。他夸大他们之间的情感交流，将一些普通的相处场景描述得充满诗意与深情。然而，这种理想化的叙述，与现实中他们爱情所面临的困境和悲剧结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凸显了他叙述的不可靠性。除此以外，艾尔麦西的讲述都是根据自己的记忆开展的，无论他多么努力，都无法重现过去。这些创伤和记忆问题反映了艾尔麦西内心的挣扎和痛苦，也影响了他的叙述方式和可靠性。
4. 艾尔麦西不可靠叙述的叙事效果
不可靠叙述作为一种独特的叙事策略，在文学作品中具有多方面的重要作用，为作品增添了独特的艺术魅力与思想深度[10]。从叙事结构角度看，小说中的叙事结构并不是单一的，而是融合了小说叙事、线性结构及网状结构等多种结构构架的应用(贾淳，63)。不可靠叙述使故事呈现出碎片化、跳跃性的特点，不再是一条清晰连贯的直线，从而丰富了作品的叙事层次，形成了一个充满张力与深度的叙事空间[10]。从意大利佛罗伦萨到利比亚沙漠，作品在两个时空中不断倒错穿插(贾淳，63)。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再是被动地接受作者传递的信息，而是需要不断地穿梭于各个片段之间，寻找它们之间的关联与线索。
4.1. 丰富故事层次与深度
艾尔麦西的不可靠叙述在《英国病人》中巧妙地营造出浓厚的悬念与不确定性，极大地增强了小说的叙事张力。在小说开篇，艾尔麦西以“英国病人”的身份出现，其烧伤的躯体与模糊的国籍形成身份谜团[5]。当汉娜问及他的身份时，他回答：“我不知道。你问起来没完”(翁达杰，5)。他对自己真实身份的刻意隐瞒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断好奇他究竟是谁，为何要隐藏身份。随着故事的推进，艾尔麦西对细节的选择性披露进一步加深了故事的悬念与不确定性[5]。他详细描述泳者之洞的位置“纬度二十三度三十分，经度二十五度十五分”(翁达杰，253)，却对与凯瑟琳的初次相遇轻描淡写，“这对夫妻进入了我们的世界”(翁达杰，143)。
与此同时，艾尔麦西的不可靠叙述还为故事增添了丰富的层次[5]。例如，艾尔麦西刚和汉娜开始沟通时，他表示“有时候他不知道这些是不是自己的梦”(翁达杰，21)，这种自我质疑的叙事声音迫使读者参与真相重构，也使故事摆脱了单一的线性叙述模式，呈现出多维度的复杂结构。通过他不可靠的视角展现出的战争与爱情，使故事不再是简单的情节堆砌与平铺直叙，而是蕴含了更深层次的人性、道德与命运的思考。
从主题表达层面而言，艾尔麦西的不可靠叙述是揭示小说深刻主题的关键钥匙。小说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战争对人性的扭曲、爱情的无奈与伟大、个人身份的迷失与追寻等诸多主题。艾尔麦西在叙述中对自身身份的刻意隐瞒与模糊处理，以及对战争经历的选择性讲述，深刻反映出战争背景下个体为了生存与情感所做出的挣扎与妥协，既有为了爱情不顾一切的勇敢与执着，又有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做出的违背道德之举的痛苦与挣扎。
4.2. 引发读者思考与参与
在《英国病人》中，艾尔麦西的叙述呈现出显著的不可靠性，其回忆在时间线上频繁跳跃，事实与想象交织，使读者不得不主动参与文本的解码过程。这种不可靠性不仅体现在他对关键事件的模糊处理上，更通过多重视角的冲突，以及历史与个人叙事的混杂，不断挑战读者的判断力，从而深化了小说的思想深度和阅读体验。
艾尔麦西的叙述充满断裂和刻意回避，尤其在涉及自身道德责任时[5]。例如，他向英军求救时故意隐瞒凯瑟琳的真实身份，“我说她是我的妻子”(翁达杰，247)，这一隐瞒暴露了他试图掩盖婚外情的动机。对于艾尔麦西的叙述，读者必须通过零散的线索拼凑事件全貌[5]。卡拉瓦乔与汉娜的对话也揭示了艾尔麦西的叙述漏洞，“卡拉瓦乔觉得他知道你是谁”，“他说你不是英国人”(翁达杰，169)。这种叙述的不可靠性迫使读者不断调整对艾尔麦西的认知，思考他究竟是在保护凯瑟琳，还是在逃避自己的罪责[5]。同时，他将希罗多德的《历史》与自身经历混杂，如他对风的分类，“摩洛哥的南方有一种旋风”“这都是些不死的风，活于当下”(翁达杰，16)。这种书写方式模糊了事实与想象的界限，使读者必须分辨哪些是真实，哪些是他对创伤的隐喻性表达。
通过他的不可靠叙述，艾尔麦西成功地隐匿了真实的自我，这也给读者接近真相增加了更多困难，但同时也使小说具有了更强的戏剧张力，使整个故事充满了悬念与未知，读者只有通过更广阔的背景和想象力才能真实地理解故事。正是这种强烈的互动性和参与性，使《英国病人》超越了传统的历史小说，成为一部探讨真相、身份与救赎的深刻作品，并在文学与文化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5. 结语
艾尔麦西的不可靠叙述是《英国病人》独特叙事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其表现形式来看，无论是故事事实层面的偏差还是价值判断层面的歪曲，都为故事增添了别样的色彩。在故事事实层面，艾尔麦西的叙述时常出现前后矛盾、关键信息缺失或模糊不清的状况，使得读者在试图还原事件全貌时，难以准确把握事件的真实脉络。而在价值判断层面，艾尔麦西受自身情感与立场的深刻影响，对人物和事件的评价往往偏离了社会普遍认可的道德与价值标准。他将自己与凯瑟琳的婚外情过度美化，极力渲染爱情的纯粹与伟大，却选择性地忽视了这段感情在道德层面引发的争议以及对他人造成的伤害。这种价值判断的歪曲，不仅展现了人物内心的复杂与挣扎，更为故事增添了深度与多义性。探究其原因，复杂的叙述目的以及沉重的个人经历与创伤是关键因素。他试图通过叙述来重构自己的形象，塑造一个在爱情和理想追求上坚定不移的英雄形象，这种强烈的主观意愿驱使他在叙述过程中对故事进行了有选择的加工与改造。另一方面，战争的残酷、爱情的波折以及身份的迷失，这些经历使他在回忆与叙述时，不自觉地对事实进行了扭曲与变形，以寻求内心的慰藉或是逃避痛苦的现实。而在叙事效果上，艾尔麦西的不可靠叙述不仅丰富了故事层次与深度，更引发了读者深度的思考与积极参与。通过对艾尔麦西不可靠叙述的解读，我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英国病人》这部作品的复杂性和深刻内涵，感受到作者独特的叙事艺术。同时，这也为文学作品中不可靠叙述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启发我们在未来的文学阅读与研究中，更加关注叙述者的可靠性问题，挖掘作品背后隐藏的多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