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在当代文学翻译的大环境中，跨文化交流是至关重要的主题。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不同文化之间的文学作品交流日益频繁，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转换行为，更是文化传承与交流的重要手段[1]。
《追风筝的人》是阿富汗裔美籍作家卡勒德·胡赛尼的小说处女作。小说通过主人公阿米尔的视角，揭示了阿富汗人民对战争的控诉以及和平的渴望，同时深刻反映了现代人类面临的核心命题——关于人性的拯救[2]。故事发生在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这座历经战争与动荡的城市为小说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语境。小说的创作背景、情节发展以及人物塑造都体现了成长小说文化、阿富汗传统文化以及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特色，为研究文学翻译中的跨文化传递提供了独特的案例，在汉语读者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较高的接受度，为文化图式理论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本文拟通过文化图式理论，深入分析《追风筝的人》汉译本中所采用的跨文化翻译策略，探讨其在文化传递和读者接受度方面的作用。小说通过主人公阿米尔的成长经历，展现了阿富汗社会的风土人情和文化特色，同时深刻探讨了人性、友谊、背叛与救赎等普遍主题。这些元素不仅赋予了小说极高的文学价值，也使其成为跨文化交流研究的理想文本[3]。
具体而言，本文将聚焦于文化负载词、文化典故以及文化意象在翻译中的处理策略，揭示这些策略如何有效地促进文化的跨语言、跨文化传递。通过这一研究，期望为《追风筝的人》的翻译实践提供更为细致的参考，进一步拓展文化图式理论在文学翻译中的应用范围。不仅有助于提升翻译质量，使更多读者能够领略原著的文化魅力，同时也为跨文化翻译研究注入新的活力，推动翻译理论与实践的持续发展。
2. 文化图式理论概述
文化图式理论是认知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交叉领域的一个重要理论，它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日益受到关注。文化图式是个体基于过往经历和体验，在头脑中形成的与文化相关的一种认知架构[4]。它是个体对过往经历的积极整理和存储，这种架构会显著影响个人日后在创作、翻译等活动中的表现和决策。该理论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原文的文化背景和目标读者的文化认知，以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交流。
2.1. 理论起源与发展
“图式”(Schema)这一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他把图式看成是“原发想象力”的一种特定形式或规则，藉此，“理解”可以把它的“范畴”应用到实现知识或体验的过程中的多种感知中。瑞士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Piaget)在20世纪20年代就考察了“图式”在儿童成长中的作用。30年代英国试验心理学家巴里特(Bartlett)有关记忆的研究被看成是图式理论所赖以建立的经典探索。他的试验表明人们没有按照字义来记住故事的事实，而是把事实同化于他们所具有的带有本文化特征的图式中。
而图式通常被划分为语言、内容与形式三个维度。其中文化图式作为内容图式的分支，是基于文化语境生成的知识架构。文化图式可以将人类既有的文化认知存储为神经网络中的信息单元。文化图式涵盖地域特征、民俗传统、社会习俗等文化符号体系，为文化解码提供了认知渠道，成为理解文化文本的关键认知工具[5]。
2.2. 理论特点与优势
文化图式理论的核心在于强调译者于翻译进程中必须深度考量原文的文化语境与目标读者的文化认知结构，以此达成真正有效的跨文化沟通。这与传统翻译理论有显著区别，传统理论往往聚焦于语言层面的形式对等或功能对等，而文化图式理论则更关注文化内涵的精准传递以及读者的文化体验。其优势显著，能助力译者精准把握《追风筝的人》中源语文化的精髓，并在目标语中实现高效传递。
2.3. 理论分析的角度选择
本文选择以文化负载词、文化典故和文化意象三个角度为切入口进行分析，是因为这三个方面是文化在语言中的核心体现，能够全面揭示翻译过程中文化因素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文化负载词作为基础，提供了具体的文化信息，是理解文化背景的起点；文化典故在此基础上，通过历史和文学的背景，进一步深化了文化内涵；而文化意象则通过象征和隐喻，将具体的文化信息抽象化，使其在目标文化中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和感染力。三者在跨文化翻译过程中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文化图式。
3. 《追风筝的人》及其汉译本概述
3.1. 原著简介
《追风筝的人》是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赛尼的代表作，自2003年出版以来，全球销量超过4000万册，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小说讲述了两个阿富汗少年阿米尔和哈桑之间的友谊、背叛与救赎的故事，背景设定在20世纪70年代的阿富汗，直至阿富汗政权更迭，阿米尔移民美国。小说不仅情节动人，更蕴含丰富的文化元素，如阿富汗传统节日、婚丧嫁娶习俗、饮食文化等，展现了阿富汗社会的生活画卷，有助于汉语读者了解阿富汗文化。作为跨文化传播的典范，该作品在全球40余个语种的译本中持续引发共鸣。凭借扣人心弦的情节、丰富的文化元素和深刻的人性探讨，小说赢得了全球读者的喜爱。
3.2. 汉译本情况
本文选择的是李继宏的译本。李继宏是中国著名的青年翻译家，其翻译的《追风筝的人》流畅自然，既保留了原文的情感与文化内涵，又符合汉语表达习惯，广受读者喜爱，市场占有率较高。李继宏所译的汉译本自2006年出版以来，累计发行量已超过500万册，长期位居各大书店畅销榜前列。他在翻译过程中，注重文化元素的处理，对于阿富汗文化中的特有词汇、习俗等，通过保留、替换、加注等方式进行处理，使译本能准确传达原文的文化信息，为研究文化图式理论在翻译中的应用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4. 文化图式理论在《追风筝的人》翻译中的应用
4.1. 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文化负载词是指那些承载着特定文化内涵的词汇，它们往往与一个民族的历史、地理、社会习俗等密切相关。从文化图式理论的角度来看，这些文化负载词是阿富汗文化图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跨文化翻译中，译者需要采用适当的策略来帮助目标语言读者理解和接受这些词汇，从而实现文化的有效传递[6]。在《追风筝的人》中，李继宏在翻译时对于一些具有阿富汗文化特色的词汇，采用了音译和保留原文形式的策略。以下是一些具体的例子，展示文化图式理论在《追风筝的人》中文化负载词翻译的应用：
4.1.1. 民族
普什图人(Pashtun)：在阿富汗文化中，普什图人是主要的民族之一，他们以部落组织为基础，有着独特的语言、文化和传统。普什图文化对主人公阿米尔的成长和故事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让他逐渐了解到普什图文化中对荣誉、家庭和友谊的重视。
从文化图式理论来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考虑源语和目的语文化图式的对应与冲突。普什图文化在阿富汗社会中具有特定的文化图式，包括其独特的价值观、行为规范和社会结构。译者选择保留“Pashtun”这一形式，这是一种较为直接的音译方式，同时结合了目的语文化中对类似概念的认知基础，有助于构建目的语读者对阿富汗民族构成的文化图式，让汉语读者能够感受到阿富汗文化的独特魅力。此外，保留“Pashtun”这一形式也体现了对源语文化特色的尊重，有助于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理解。这种翻译方式不仅保留了源语的文化特色，还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直接接触和了解阿富汗文化的机会，从而增强了他们对不同文化的兴趣和尊重。
4.1.2. 食物
馕(Naan)：“Naan”是一种在阿富汗、印度和巴基斯坦等中南亚国家广泛食用的传统烤饼，而“馕”则是新疆地区特有的传统面食。新疆和阿富汗都地处亚欧大陆腹地，历史上通过丝绸之路有着密切的联系和频繁的交流，这种地理和历史上的联系使得两地在文化上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在饮食文化方面，馕在新疆和阿富汗都是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内涵的传统面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主食。
因此从文化图式理论的视角来看，这种文化共通性将为李继宏“Naan”翻译为“馕”提供了文化图式对应的基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在各大词典里(包括韦氏词典和剑桥词典)，常见的翻译为“印度式面包”。译者没有直接沿用权威的翻译方法，而是采用音译的方式将“Naan”翻译为“馕”，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源语的文化特色，同时也利用了目的语文化中对类似食品的认知基础，有助于目的语读者在保持对源语文化尊重的基础上，建立起对“Naan”这一食物的文化图式。中国读者或多或少，都对馕这种新疆的特色食物有了解，因此也会很快理解其含义。这种翻译策略不仅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理解，还体现了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
4.1.3. 习俗
开斋节(Eid)：在阿富汗文化中，开斋节象征着感恩、宽恕和社区团结。人们通过祈祷、施舍、家庭聚会和共享美食，庆祝他们完成斋戒的成就。
李继宏在翻译时保留了“开斋节”这一名称，并通过加注详细解释了其文化内涵，包括节日的起源、庆祝方式以及在阿富汗文化中的重要性。因为图式理论是认知科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大脑如何构建知识，所以这种翻译策略不仅传递了原文的文化信息，还帮助读者构建和扩展了他们的文化图式[7]，使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一节日所承载的文化意义。
4.1.4. 称呼
阿米尔少爷(Amir agha)：在阿富汗文化中，“agha”是一个表示尊敬和地位的词汇，通常用于对上层阶级或有地位的人的称呼。李继宏通过将其译为“少爷”，有效地将这一文化图式转换为目标语文化中的对应图式。在中国文化中，“少爷”一词也具有类似的尊敬和地位的含义，通常用于称呼地主或富家子弟。通过文化对等的翻译策略，真实地还原了阿富汗文化，通过细节描写激活了中文读者头脑中的相关图式，使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物之间的社会地位和关系。
综上，李继宏的音译方法既能够保留了源语文化特色，也能帮助读者构建和扩展文化图式。将“Naan”翻译为“馕”则体现了对目标读者文化认知的考虑，增强了目标读者的共鸣和理解力。这些案例表明，李继宏的方法兼顾了原文文化背景和目标读者的认知，有利于促进跨文化的顺畅交流。
4.2. 文化典故的翻译
《追风筝的人》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典故，这些典故不仅增加了作品的文学色彩，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对于汉语读者来说，这些典故可能难以理解，因为它们与读者的原有文化图式存在差异。一般来说，译者经常采用直译策略，注重语义对应[8]。李继宏在翻译这些典故时，常常采用直译与非直译结合的方式，以及加注的方式进行处理，翻译效果十分显著，拿捏得恰到好处。以下是一些具体的例子，展示文化图式理论在《追风筝的人》中文化典故翻译的应用：
例1：
原文：
On a high mountain I stood,
And cried the name of Ali, Lion of God.
O Ali, Lion of God, King of Men,
Bring joy to our sorrowful hearts.
译文：
我站在高高的山上
呼唤阿里的名字，神灵的狮子
啊~阿里，神灵的狮子，凡人的国王
给我悲伤的心灵带来喜悦
分析：在这首小诗的翻译中，译者需要激活源语文化图式来正确解码原文中的文化信息。在伊斯兰文化典故中，“Ali (阿里)”是伊斯兰文化中的重要人物，被什叶派尊为第一任伊玛目，他以勇敢、忠诚和智慧著称。狮子在伊斯兰文化中象征力量、勇气和正义，这种象征意义与阿里作为伊斯兰领袖的形象高度契合。先知穆罕默德曾称阿里为“安拉的雄狮”，这一称谓体现了阿里在伊斯兰历史中的重要地位和精神象征。译者将“Lion of God”翻译为“神灵的狮子”，将“King of Men”翻译为“凡人的国王”，这种神和凡人的对比巧妙地突出了阿里的双重身份。他既是精神意义上的象征，代表着神灵的力量与正义，又是世俗意义上的领袖，代表着凡人的尊严与权威。译文通过“神灵的狮子”和“凡人的国王”这两个表达，成功唤起了目标语言读者对阿里在伊斯兰文化中崇高地位的联想，还通过语言的转换生成，实现了文化图式的有效传递，促进了跨文化交流。
例2：
原文：If thou art indeed my father, then hast thou stained thy sword in the life-blood of thy son. And thou didst it of thine obstinacy. For I sought to turn thee unto love, and I implored of thee thy name, for I thought to behold in thee the tokens recounted of my mother. But I appealed unto thy heart in vain, and now is the time gone for meeting...
译文：若汝果为吾父，血刃亲子，名节有亏矣。此乃汝之专横所致也。汝持先母信物，吾报汝以爱，呼汝之名，然汝心难回，吾徒费唇舌，此刻命赴黄泉……
分析：在文化图式理论的框架下，这段诗歌的翻译通过精准的用词和句式结构，巧妙地融合了文化典故与情感表达，成功地实现了文化图式的转换与生成。
“罗斯坦和索拉博”是波斯史诗《列王纪》中的经典故事，罗斯坦作为神武的战士，与他的儿子索拉博在战斗中相遇，最终误杀了自己的儿子。这一故事在阿富汗文化中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体现了父与子之间复杂的关系以及命运的悲剧性。
译文以文言四字句重构了莎士比亚式的张力，通过“血刃”的意象化表达，将原文中“stained thy sword in the life-blood of thy son”的视觉冲击力具象化，同时保留了莎士比亚式的戏剧冲突；译文在节奏和韵律上进行了巧妙的再创造。原文中“I sought to turn thee unto love, and I implored of thee thy name”的递进逻辑，被译为“吾报汝以爱，呼汝之名”，通过四字句的对仗结构，增强了语言的节奏和韵律。这种处理既保留了莎士比亚式的逻辑递进，又赋予了译文独特的东方韵律；此外，“life-blood”被译为“血刃”，既保留了莎士比亚式的具象暴力，又融入了《尚书》中“血刃之诛”的古汉语表达；结尾“命赴黄泉”的处理，既呼应了原文“the time gone for meeting”的宿命感，又融入了中国文化中“黄泉为魂归之处”的典故。译文在中英文结合中展现了跨文化诗学对话的创造性，既保留了原文的思想深度，又赋予了译文独特的文化内涵。
综上，文化典故的翻译体现了翻译与文化图式的紧密联系。李继宏采用特定文化翻译和文言翻译，构建了读者头脑中关于文化的“知识结构块”，使读者更容易理解国外文化。
4.3. 文化意象的翻译
文化意象是指在特定文化中被赋予了特定意义的形象或符号。在《追风筝的人》中，有许多具有阿富汗文化特色的意象，而文化意象将读者与文本或精神内容意义紧密联系在一起[9]。从文化图式理论的角度来看，文化意象是文化图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李继宏在翻译时，采取了细节强化和创造性转化，通过寻找汉语中的对应表达或进行适当的解释，帮助读者将这些文化意象纳入他们的文化图式中，从而实现文化意象的有效传递。以下对比较有代表性的文化意象进行分析：
例1：
原文：Afghans cherish custom but abhor rules. And so it was with kite fighting. The rules were simple: No rules. Fly yourkite. Cut the opponents. Good luck.
译文：阿富汗人尊重风俗，但讨厌规则，斗风筝也是这样。规则很简单：放起你的风筝，割断对手的线，祝你好运。
分析：文化图式理论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考虑源语和目标语文化图式的差异，通过适当的翻译策略来弥补这些差异，使目标语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感受原文的文化内涵。
在处理阿富汗的“斗风筝”这一文化意象时，译者李继宏采用了“直译 + 细节强化”的策略，较好地体现了文化图式理论中文化意象的传递。斗风筝比赛在阿富汗文化中还具有成人礼的功能，男孩首次独立割断对手的风筝线象征着进入男性社会。在此基础上，他将“kite fighting”译为“斗风筝”，保留了这一文化符号的原始形态。“斗”字是一个动感十足的动词，运用这一细节，比归化为“风筝战斗”的名词直译更显其独特的激烈性和文化内涵。这种方式有助于中文读者了解到，斗风筝在阿富汗文化中不仅是一项娱乐活动，更是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体育和文化仪式。同时，“割断对手的线”中的“割”字，舍弃了直译出来的“切”，这一细节描写激活了中文读者头脑中的“风筝线被突然割裂”的图式，展现了斗风筝比赛的激烈和对抗性，还让中文读者能够感受到其在阿富汗文化中的特殊意义。
例2：
原文：For you, a thousand times over.
译文：为你，千千万万遍。
分析：在《追风筝的人》中，李继宏对“For you, a thousand times over”的翻译较好地体现了文化图式理论中文化意象的传递。在阿富汗文化中，忠诚和奉献是极为重要的价值观，而译文中的“千千万万遍”通过数量上的夸张，传达了类似的文化意象，强调了情感的深度和强度。
根据书中情节，哈桑对阿米尔的感情，汇聚在这句朴素却炽烈的承诺中。他将忠诚与牺牲凝练成永恒的图腾，既是他为阿米尔追回风筝时无畏冲锋的战吼，也是多年后阿米尔面对索拉博时救赎之光的微弱复燃。“a thousand times over”按照直译，原意为“一千次以上”。但译者通过创造性转化，将“千”字进行叠加，重复“千”和“万”这两个数量词，产生了节奏感和递进感。“千千万万”在中文语境中一直是庞大数量的代表，因此这句译文通过“千千万万遍”的递进夸张，将原文“a thousand times over”的量词边界无限延展，既贴合中文表达习惯，又以四字短语的韵律感赋予其史诗般的悲壮。这种情感浓度的淬炼，让译文在保留原作灵魂的同时，于中文语境中绽放出更具穿透力的悲剧美学。
综上，李继宏通过细节强化和创造性转化的策略，成功地将阿富汗文化意象融入目标语读者的文化图式中，实现了文化意象的有效传递。这种翻译实践为文化图式理论提供了实证支持，也为跨文化交际中的意象传递提供了重要启示。
5. 结论
本文以文化图式理论为分析框架，系统考察了李继宏汉译本《追风筝的人》在跨文化翻译中的策略选择及其翻译效能。译者在处理文化负载词、文化典故与文化意象时，灵活采取了直译，音译，细节强化等多种方法，成功构建了汉语读者对阿富汗文化的认知图式，实现了跨文化翻译的目的。
对于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译者对“Pashtun”等民族标识性词汇进行音译保留的方法，维持源语文化符号的独特性；同时通过“馕”等文化类比词建立认知桥梁，利用汉语读者对新疆饮食文化的既有图式，降低跨文化理解壁垒。这种双重策略既避免了文化失真，又通过认知图式的部分重叠实现了文化移植。
对于文化典故的翻译，译者对承载文化价值的典故(如罗斯坦与索拉博传说)采用直译加文言语体重构的方法，通过“血刃”等表达激活汉语武侠文化图式；而对文化人物“阿里”，也用神灵和凡人的结合，突出其伟大的人格和在对应文化中的象征意义，为跨文化翻译减少了传递壁垒。
对于文化意象的翻译，译者对“斗风筝”等核心文化符号采取的方法是：直译，细节强化和创造性转化。通过细节强化，选择了“割”这个动力感十足的动词；而通过创造性转化，对忠诚意象“For you, a thousand times over”进行“千千万万遍”的数量叠加，实现了情感共鸣的跨文化传播。
对于未来的相关研究，也可以进一步拓展文化图式理论在不同类型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应用。世界文化五彩斑斓，《追风筝的人》代表的阿富汗文化只是其万花中的一抹红。深入探索文化图式在翻译过程中的动态构建与调整机制，有利于拓宽对类似文本的翻译思路。除了应用于翻译领域上，由于文化图式在弥合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方面也有一定作用[10]，这也会对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起到推动作用，为跨文化交流做出更大的贡献。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