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网络语言是一种以简化为主要特征的语言社会变体。长期以来，学界在汉语网络语言的简化形式上大多只进行单一缩略语或字母替代的研究，如陈光明[1]、白解红[2]对网络语言中的缩略语进行了详细分析，武丽梅[3]对字母现象进行了解读；而李秉震[4]提出的词性语法为依据的分类又太过复杂。且随着网络语言的飞速发展，新兴变体不断出现，传统的框架已经无法解析这种复杂的社会变体。因此，汉语网络语言的简化现象也需要一种切合当下网络环境的分类框架，以方便对这种现象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索绪尔语言系统理论将网络语言简化划分为三个层级：符号层的能指重构、结构层的符号重组、语法层的功能扩展。而在当下流行的汉语网络语言简化形式中，“替代”(如语音变异、视觉符号创新、跨语言混合)通过改变符号形式实现意义表达；“缩略”(如首字母缩写、音节截取、语素拼合)通过压缩符号结构提升传播效率；“词类活用”(如词性转换、数字动词化)通过突破语法范畴扩展语义功能。三者分别对应语言系统的开放性、组合性与平衡性特征，共同揭示网络语言简化的系统性层级分化。故本文构建了“替代–缩略–活用”框架，试图通过将网络语言的简化路径进行分类，厘清各种网络语言变体的形成动因与应用空间，推送网络语言的细致深入研究。
2. 替代：符号系统的重构与隐喻生成
汉语网络语言的替代机制本质是符号系统的创造性重构，虽然不同的替代方式形成机制稍有不同，但其运作基本遵循符号任意性原则与语音相似性原理。作为近年来汉语网络语言简化现象中最普遍的形式，其替代方式大致又可分为语音替代，视觉替代和跨语言替代。
2.1. 替代的多维方式：语音、视觉与跨语言机制
在语音层面，谐音替代通过声韵调的邻近性实现意义转译：“鸭梨山大”以“鸭梨”替代“压力”，在保留去声音调的同时完成具象化隐喻；”雨女无瓜”通过声调变异(上声→阳平)解构常规语义，制造陌生化表达。这种声调作为区别性特征的手段，在替代中成为意义生产的核心要素。而在视觉方面，部分字母的象形替代则突破线性符号的限制，构建起二维符号空间。象形符号“orz”(跪拜)与颜文字“owo”(惊喜)通过视觉相似性激活身体经验，符合图像隐喻理论，将物理动作映射为抽象情感。同时，这些颜文字的显著情感替代率也表明视觉符号在即时交际中承担着超越文字的情感强化功能。
除了汉语的单一语音和视觉替代外，跨语言替代则是当今网民善用的替代形式。这种形式以省力原则为驱动：“yyds”(永远的神)的拼音首字母缩略，将四音节短语压缩为1.8音节，解码时间将大大缩短。“520”(我爱你)的数字替代更体现语言象似性——/wǔ èr líng/的发音节奏与“我爱你”的情感强度同构，这种跨模态表达在对应场合中已经成为情感表达的普遍选择，展现出极强的传播能力和情感表达力度。
由此可得，汉语网络语言的替代机制通过三重路径实现符号层级化：谐音替代(如“鸭梨山大”)依托语音相似性，象形符号(如“orz”)基于视觉具身性(梅洛–庞蒂，1945)，跨语言代码(如“yyds”)遵循最省力原则。以“绝绝子”为例：语音层叠音“绝绝”符合汉语韵律节奏，词法层日语词缀(“~子”)注入异域风格[5] (郭婉悦，2023)，符号层情感隐喻(极致体验)完成语义升级。这种多层编码同时调动人的听觉、视觉和认知：语音提供记忆锚点，视觉触发直觉联想，跨语言代码压缩表达成本，最终在数字媒介中实现符号效率最大化。
2.2. 社会传播与规范机制：圈层符号的筛选与演化
社会文化层面上，替代形式也为圈层符号的形成提供条件：“yyds”在电竞圈(专业黑话)与饭圈(情感符号)的语义分化，通过符号区隔建立圈层边界。这种亚文化实践本质是认知经济的选择——用最简符号承载复杂情感(崇拜或自嘲)，以达到表达的便捷性和情感的一致性。
规范维度上，替代的规范筛选主要基于Zipf (1949)的省力原则与Grice (1975)的明晰性准则。”yyds”因解码效率(省力)被规范吸收，“十动然拒”因隐喻过度被淘汰。汉语史的“彳亍→行”印证：合理替代需在简化(“彳亍”省笔)与明晰(“行”表义)间取得平衡。这种演化无疑是语言自组织的结果：适者(高效符号)生存，劣者(低效符号)淘汰。
因此，替代的本质是数字时代的符号解辖域化——通过语音、视觉、跨语言的符号折叠，将汉语从结构主义的“固态系统”转化为后结构主义的“液态符号”，揭示了语言系统自我更新的底层逻辑。
3. 缩略：认知压缩与构词革命
缩略作为网络语言简化的核心机制，本质是认知经济驱动的构词革命。作为区别于替代的符号操作，缩略以语素截取、拼合与重构为手段，在语音、语义、语法三个层级实现认知压缩，形成“构词单位→概念整合→功能扩展”的演化链条。
3.1. 缩略的层级构建：语音压缩、语义拼合与认知升级
在语音层级，首字母缩略遵循汉语声韵构词规律：“yyds”(永远的神)截取四音节短语的声母(y/y/d/s)，通过声母连缀(/yyds/)形成可拼读的语音单位。这种构词方式比英文“LOL”更具语音理据性——声母组合保留汉语韵律特征。音节缩略则依托语义压缩：“内卷”(内部竞争演化)截取“内部卷曲”的核心语素，通过隐喻投射(植物学→社会学)实现语义升维，使其理解难度较原始表达大大降低。
语义层级的拼合缩略不仅延续传统意象思维，更通过认知转喻实现语义增殖。以“喜大普奔”为例，该缩略语截取'喜闻乐见、大快人心、普天同庆、奔走相告'四个成语的核心语素，通过转喻机制以部分代整体，将离散的情感表达整合为统一的语义场。这种转喻操作符合汉语'连类成词'的构词规律，同时体现数字时代的认知经济性原则。白解红等(2015)指出，缩合式缩略语的生成本质是转喻映射，通过语言形式的经济性编码激活整体概念，如“喜大普奔”以四音节结构浓缩四个成语的语义内涵，在保证信息密度的同时降低解码成本。类似地，“人艰不拆”将“人生已经如此艰难”的完整表述压缩为四字结构，通过转喻机制实现情感共鸣的高效传递。这种转喻机制不仅实现了语义浓缩，更推动词汇从具体指称向抽象范畴的认知升级。当“躺平”从身体动作范畴扩展为社会心态隐喻，“盐”从味觉范畴重构为性格特征符号，汉语词汇系统通过拼合缩略完成了从基本层次到上位范畴的语义跃迁。
3.2. 社会传播与规范演化：符号区隔的筛选机制
社会文化层面，缩略语的传播本质是亚文化资本的积累过程。例如“yyds”在电竞圈与饭圈的语义分化，通过符号区隔建立群体边界。魏璐瑶(2021) [6]提出“饭圈用语圈层效应”——字母缩略语既作为群体身份标识，又通过隐晦表达降低交际风险。以“zqsg”(真情实感)为例，该缩略语在粉丝社群中高频使用，既符合语言经济性原则，又通过陌生化视觉效果强化群体认同感。这种符号实践不仅是社交策略，更是数字时代文化资本的新形式，推动着汉语词汇系统的动态更新，而这也意味着语言将被规范和筛选。
语言规范的筛选机制本质是语言系统的自组织调适过程，在缩略语演化中体现为省力原则与明晰性准则的动态平衡。以“点赞”为例，该缩略语通过截取“点击赞好”的核心语素，既保持了“赞许”的语义稳定性，又以双音节形式降低解码成本，最终被《现代汉语词典》收录。而“nss”(暖说说)因语义透明度不足，在传播过程中遭遇理解障碍而被淘汰。这种筛选机制在汉语史上早有先例，如“非典”(非典型肺炎)的成功缩略，正是因为其满足了构词理据性(医学术语的合理简化)、认知经济性(双音节易记)和社会共识性(全民广泛使用)的三重标准。类似地，“yyds”从电竞圈黑话到全民热词的跃升，印证了语言系统对缩略形式的选择，本质是认知成本与表达效能的博弈——当新形式的解码效率显著高于常规表达时，便会突破圈层边界实现规范化跃迁。
综上，缩略机制通过构词简化精准切割冗余信息，保留认知核心要素。从声韵构词到语义突显，缩略揭示了汉语应对信息爆炸的自适应能力，为网络语言的流行提供了有利条件。
4. 词类活用：语法范畴的解构与重构
词类活用作为汉语网络语言简化的深层机制，本质是汉语“意合语法”传统(王力，1944)在当代互联网用语中的体现。作为区别于替代、缩略的语法创新，词类活用通过词性转换与功能扩展，在词汇、句法和语义三个方面重构范畴，形成“原型突破→功能游移→语法化”的演化过程。
4.1. 语法功能的解构：从“词有定类”到“词无定类”
朱德熙(1982)指出，汉语词类是句法功能的聚合。网络活用突破“词有定类”的传统认知：以“佛系”为例，这个源于佛教术语的名词，在“佛系生活”中动词化，形成“超脱处世”的新语义。这种“名→动”转换并非简单的词性改变，而是汉语“以义赋形”传统的现代演绎——词义的核心要素(超脱)突破名词边界，衍生出“选择超脱生活方式”的动作义。认知层面，当“佛系”的理想认知模型从“实体范畴”(佛教概念)扩展到“过程范畴”(生活态度)，词汇的语义边界随之重构。
形容词名物化(如“社恐”)则符合“转指”理论“社交恐惧”(形容词短语)通过语素截取(社恐)转指“具有该特征的群体”，这种“属性→实体”的转喻符合汉语“以简驭繁”的表达传统。历史比较显示，古汉语“贤”(形容词→名词，贤者)与现代汉语“社恐”共享转指机制，但“社恐”从出现到词典收录仅3年，而古代“贤”固化则经历百年之久，显示出网络语言中词类活用的旺盛生命力和传播速度，也是汉语表达传统在当代网络中的鲜活体现。
4.2. 语义增殖的层级：从“单维指称”到“多维映射”
在众多的词类活用现象中，“种草”一词的语义变化完美体现了展现汉语隐喻思维。“种草”源于词语“园艺”，在小红书笔记中衍生出“推荐好物”的新义——当用户写下“种草这支口红”，实则完成从“植物种植”到“心理播种”的认知跳跃。这种“具体→抽象”的隐喻投射，与《周易》“近取诸身”的思维传统一脉相承——古汉语“目”(眼睛)衍生“看”(动作)，现代汉语“种草”从“物理种植”到“心理推荐”，共享身体经验向抽象概念的迁移逻辑。
数字符号的语法化体现汉语“虚实相生”的语法特性(王力，1985)。“520”从数量短语(五百二十)到动词(我爱你)的转化，经历“谐音替代→情感隐喻→语法固化”三阶段：首先通过语音相似性(/wǔèrlíng/≈“我爱你”)建立能指关联，继而借助概念隐喻(数字序列→情感强度)实现语义增殖，最终在高频使用中固化为动词(“今天我要520TA”)。这种演化路径遵循语言渐变规律：语音关联激活认知映射，情感隐喻拓展语义空间，高频使用加速固化进程，最终实现从具体数值到抽象情感的语法转型。
4.3. 历史传承与规范演化：词类活用的模因传播与筛选机制
汉语网络语言中的词类活用延续了古汉语“词类活用”的基因：《论语》“饭疏食”(饭：名词→动词，吃)与网络语“百度一下”(百度：名词→动词，搜索)共享“名→动”转换机制。这种工具名词的动词化现象，本质上是通过转喻机制实现的语法功能扩展。邹晓玲(2014)指出，工具名词在句中实际隐含了“介 + 名 + 动”的完整结构，通过认知转喻将工具实体映射为动作行为。例如“百度一下”中的“百度”，在网络语境中已从搜索引擎名词转化为“用百度搜索”的动词用法，这种转喻机制既符合汉语“以简驭繁”的表达传统，又体现了数字时代语言的动态适应性。不同的是，数字时代的活用呈现“高频化、多维化、年轻化”特征：B站中“一键三连”(三连：数词 + 量词→动词，点击三个按钮)被广泛应用于B站的评论和弹幕中，而在古汉语中，以《史记》为例，词类活用现象则是凤毛麟角。从模因论的视角来看，这种符合青年亚文化编码的活用形式通过“模仿–变异–选择”快速传播，大量的相似表达背后实则是文化的认同的体现。
词类活用的规范筛选在语言实践中呈现鲜明的功能导向性。以“点赞”为例，其动词→名词的活用不仅实现了句法功能扩展(作主语：“点赞是一种鼓励”)，更通过高频使用(微博日均580万次)形成稳定语义关联，最终被《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收录。而“很NP”结构(如“很中国”)虽在特定语境中尝试形容词化，但因缺乏稳定的语义关联和语法规则支撑，其透明度不足导致理解成本过高，在规范体系中被限制使用。这种差异源于语言系统对功能必要性的动态评估：当活用形式能提供新的语法功能或增强表达效能时，便会被固化；反之，若仅追求形式创新却缺乏实际功能价值，则难以通过规范筛选。
综上可知，汉语网络语言中词类活用是汉语“柔性语法”在当今网络环境中的体现：以词性游移突破“词有定类”的结构束缚，用语法创新回应交际需求。这种语言现象通过突破传统语法边界，以最小符号成本实现语义增殖，既延续了汉语“以神统形”的思维传统，又通过语法创新释放语言活力，在数字化交际中展现出强大的自适应能力。
5. 汉语网络语言三种简化形式的协同演化和治理路径
5.1. 协同机制与生成逻辑
三种简化方式在数字时代的语言生态中形成复杂协同关系。替代、缩略与词类活用共享语言自组织的演化逻辑：认知层面遵循省力原则，对于简化形式的解码将更加便捷省力；符号层面突破索绪尔线性原则，通过替代(如“orz”二维符号)、缩略(“躺平”意象拼合)、活用(“硬核”词性游移)实现非线性创新，凸显语言创造性；社会层面则作为固定群体的文化编码进行模因传播，推动着语言的传播与发展。生成机制上，三者呈现层级分化：替代重构能指系统，缩略压缩结构单位，活用扩展语法范畴。三者在认知、社会、文化维度交织演化，构建符号创新(替代)、结构优化(缩略)和功能迭代(活用)相辅相成的格局，驱动汉语系统层级性自我更新。
5.2. 功能分化与演化路径
功能场景呈现生态位分化。替代以情感强化占据即时交际场景，通过声韵变异与视觉符号直接作用于情绪感知；缩略以信息压缩主导高密度传播场景，通过语素截取与拼合实现社会语义的高效转译；活用以语法创新深耕观点生产场景，通过词性游移与范畴扩展重构认知框架。三者共现形成“情感触发–信息传递–意义增殖”的功能闭环：替代提供原始符号动能，缩略构建传播结构框架，活用注入语义创新活力，在数字媒介的多维空间中形成动态协同——情感密度、信息浓度、语义维度相互激发，推动语言系统在简化与复杂化的张力中实现层级跃迁，最终达成交际效率与表达深度的平衡演进。
系统协同呈现动态互补机制。替代生成原始符号资源，缩略完成符号结构优化，活用实现符号功能升级，不断循环演进。不同简化形式在交际中形成多元组合：情感符号与指令性缩略的结合主导情感表达场景，现象描述与策略性活用的搭配适配观点阐释需求，情感符号与评价性活用的组合强化语义表达深度。这种协同模式推动语言形式从亚文化圈层向大众传播扩散，最终通过认知适切性筛选进入规范体系：高透明度的符号形式被语言系统吸收，高效解码的结构简化得以固化，满足功能需求的语法创新完成规范化。整个过程体现语言系统的自组织特征——通过符号创新、结构优化和功能扩展的层级互动，实现从新兴表达向稳定规范的动态演进。
5.3. 网络语言简化的规范治理
使用和研究之余，我们也要重视对这种简化现象的规范治理。汉语网络语言的规范化治理需突破传统“一刀切”模式，基于“替代–缩略–活用”的层级化特征构建系统性治理框架。首先从符号、结构、语法三个核心层级建立分层分类的规范引导机制，这是治理的基础维度：在符号层，针对谐音词、颜文字等替代符号，通过“语境锚定”制度(如公共平台符号注释、词典专栏收录、教育场景适度区隔)解决跨圈层解码障碍与过度娱乐化问题；结构层针对缩略语，以“省力–明晰”为标准构建评估体系(如制定规范指南、跟踪语义泛化、鼓励有理据性缩略)，避免因过度压缩导致的理解歧义；语法层针对词类活用，通过动态监测平台与功能必要性评估(如追踪活用频率、限制超范畴用法、分级标注新兴现象)，确保语法创新在稳定框架内演进。这些分层措施既回应了不同简化机制的特性，又为后续治理提供了精准的靶向支撑。
在分层引导的基础上，需构建技术、教育、制度三方协同的治理生态系统，形成立体化实施网络。技术赋能是重要驱动：利用NLP构建动态语料库与智能监测工具，实时识别低效表达与健康创新，研发规范助手插件实现用户互动，建立舆情预警机制防止文化误读，为规范治理提供数据支撑与即时干预能力。教育引导是深层保障：基础教育阶段培养语言甄别能力，高等教育解析生成机制引导理性创新，公众课程普及“简化适度”原则，通过阶梯式教育提升全社会语言素养，使规范意识从被动接受转化为主动认同。制度保障是长效支撑：成立跨领域评审委员会动态评估新兴表达，修订权威规范设立网络语言专版，建立“创新容错期”避免过早干预，将实践经验转化为可持续的制度框架。三者相辅相成：技术为教育和制度提供数据基础，教育为技术和制度培育社会共识，制度为技术和教育划定边界并固化成果，形成治理合力。
上述分层与协同治理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创新与规范的动态平衡，这需要遵循三项核心原则。其一，“认知经济性”与“社会共识性”统一：认可网络语言简化的认知驱动本质，优先接纳符合汉语韵律(如双音节化“内卷”)、语义透明(如“双减”精准压缩政策语义)的表达，允许小众圈层符号在封闭场景使用，避免因强行推广增加社会沟通成本。其二，“形式创新”与“功能增值”平衡：以是否扩展汉语表达维度为标准，淘汰“u1s1”等低效变异，保护“百度”作动词等语法突破，确保创新服务于交际效能提升而非单纯形式游戏。其三，“弹性规范”与“底线约束”结合：划分“核心层(正式场景严格规范)–中间层(公共场景有限包容)–边缘层(私密场景自由创新)”，既维护公文、教材等核心场景的语言纯洁性，又保护亚文化符号多样性，为汉语系统注入持续创新活力。这三项原则如同治理的“坐标系”，为分层措施与协同机制提供价值导向，避免治理走向“无序狂欢”或“僵化保守”的极端。
从分层引导到协同生态，再到原则坚守，最终形成逻辑自洽的治理体系：分层机制解决“如何精准治理”的技术问题，协同生态破解“如何有效落地”的实践困境，平衡原则回答“治理边界何在”的价值命题。三者环环相扣，既延续汉语“以意统形”的柔性传统，又适应数字时代的传播特性，构建起“弹性包容–分层规范–协同进化”的语言生态。未来可进一步结合语料库数据与社会调查，量化评估各环节效果，推动理论框架向实践应用深度转化，让网络语言在规范与创新的良性互动中，成为汉语数字化演进的生动注脚。
6. 结语
本文立足数字交际时代的语言生态，针对汉语网络语言简化现象的复杂性，构建了“替代–缩略–词类活用”的三分解析框架，将其解构为符号、结构、语法三个层级，系统揭示了网络语言简化的内在规律与层级化特征。研究发现，替代机制通过语音、视觉、跨语言符号的重构实现情感强化与圈层区隔，缩略机制以认知经济为驱动完成构词压缩与语义增殖，词类活用机制则突破语法范畴束缚实现功能扩展与认知升级。三者在语言系统中形成“符号创新–结构优化–功能迭代”的协同进化格局，共同推动汉语在数字化进程中的自我调适与动态更新。
同时，本文突破了传统单一研究范式，进行了许多理论创新：其一，基于索绪尔语言层级理论，建立了贴合网络语言特性的分析框架，为解析新兴语言变体提供了层级化认知工具；其二，揭示了三种简化机制的生成逻辑与功能分化，阐明了网络语言简化并非孤立的形式变异，而是语言系统应对信息爆炸的系统性策略；其三，提出“分层治理–协同生态–平衡原则”的规范路径，为网络语言的健康发展提供了语言学依据与实践方向。
展望未来，汉语网络语言的研究与治理仍需在以下方向深化：首先，可结合大规模语料库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量化分析不同简化机制的演化轨迹与社会影响，为规范治理提供更精准的数据支撑；其次，关注跨媒介传播(如短视频、直播)中的语言简化新形态，拓展研究的应用场景；最后，探索“技术赋能–文化认同–教育引导”的多元协同模式，在保持语言创新活力的同时，维护汉语系统的稳定性与规范性。网络语言的简化现象既是语言数字化演进的微观镜像，也是社会文化认知变迁的符号表征，其研究将持续为汉语史研究与当代语言规划提供富有价值的启示。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平台空间因素对网络语言简化的影响研究”(编号：202410183009)的相关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