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农村电商的快速发展与数字乡村战略的深入推进，如何破解“最后一公里”物流瓶颈成为制约山区地区农产品上行和日用商品下行的关键问题，也影响着农村居民对电商服务的整体满意度。无人机物流配送作为一种新兴技术范式，因其高效性、智能化以及低碳等特征，被视为破解山区末端物流困境的重要解决方案。该技术路径不仅契合“最后一公里”配送的降本增效需求，亦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中农村电商基础设施升级提供了创新性解决方案。近年来，在国家和地方政策的多重推动下，无人机物流逐渐从概念验证走向实地部署，尤其在偏远山区呈现出强烈的应用场景价值。
国外学者较早开展了针对无人机物流的系统性研究，Murray & Chu (2015)提出了“飞行车队模型”辅助运输包裹的递送问题[1]，Boccia等人(2022)从客户精准分类的角度[2]，对无人机与传统运输工具协同配送的问题进行了建模与优化。近年来，Amazon、UPS等国际物流企业也已在偏远地区等场景中进行了无人机配送的商业化测试与应用。
国内学者对无人机物流的研究也已从技术验证转向系统性应用，重点关注技术突破[3]、场景适配[4] [5]及经济效应[6]，多集中于技术层面和效率评估，较少从政策视角系统探讨其制度逻辑与基层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随着政策工具不断丰富，实践案例持续增多，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暴露出诸多问题，如空域管理不健全，地方适配能力有限等。本文以浙江省宝溪乡至青井村的无人机物流航线为研究案例，旨在厘清山区无人机物流发展背后的制度驱动机制，评估现行政策工具的有效性与适应性，并提出优化建议，以期为智慧物流政策在山区电商发展中的可持续落地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2. 山区电商末端配送无人机物流的政策逻辑
2.1. 政策制定的目标导向
民航局《十四五航空物流规划》将无人机物流纳入“快递进村，村村通邮”服务、《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文件提出，需加强面向农村地区的末端配送体系建设，探索低空物流通道与无人化配送方式。《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中强调，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智慧物流与农村电商融合发展。国家政策文件展现出一个清晰的政策导向：以技术创新推动农村物流体系变革，通过低空经济赋能山区数字化发展。无人机物流不仅承载着提升山区交通可达性与基础物流能力的“效率逻辑”，更回应了缩小城乡差距、保障区域公平发展的“公平逻辑”。同时，在山区、边远和交通不便地区，无人机物流的推广应用也被赋予了更多公益性质。
2.2. 主要政策体系与制度工具
目前，我国有关无人机物流的政策体系呈现出多层嵌套、中央–地方联动等特征，既包括中央层面的战略性纲领文件，也涵盖地方政府出台的针对性措施。目前可将现有政策大致归纳为四类：财政补贴、试点项目、空域管理简化、技术标准支持。首先，在财政支持方面，国家和地方通过新基建专项资金、“快递进村”补贴、“数字乡村”专项项目等方式，为无人机物流项目提供前期启动资金及运营补贴，降低企业进入门槛。其次，政策层面广泛采用“试点–推广”路径，如交通运输部联合多地推动的“智慧物流配送体系示范工程”，以及浙江、江西等地的“无人机物流试验区”建设。同时，在空域管理制度方面，《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尝试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为低空物流开放特定通道，为山区飞行创造便利。最后，地方政府也积极推动技术标准化建设，鼓励企业参与低空导航系统、智能调度平台等软硬件协同系统的搭建。
2.3. 政策逻辑的前瞻性
当前政策在目标设定与工具运用上均体现出较强的前瞻性，这在山区无人机物流的推广过程中尤为凸显。一方面，政策强调“技术创新–效率提升”的正向逻辑，试图通过制度激励与财政支持快速推动应用落地。但在面对山区复杂地形、气候多变、基础设施薄弱等实际条件时，地方企业落实效果会打折扣。另一方面，如果试点项目效果不佳，容易导致“试点过热、后劲不足”的政策实践困境。此外，政策设计希望通过放宽审批、快速推进项目落地；另一方面居民又会担忧飞行安全、环境风险等问题，从而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实践困境。
3. 实践案例：龙泉市P村至Q村无人机物流的实践
3.1. 项目背景与基本概况
龙泉市位于浙江省西南部，地处浙闽交界的山区地带，地形以丘陵与中低山为主，森林覆盖率高达80%以上。作为一个以特色农业与生态旅游为主导产业的山区城市，其农村地区存在大量以茶叶、竹制品与手工艺品为代表的特色产品，这些产品的电商化销售需求日益增加。其中，P村至Q村直线距离约8公里，但因山体阻隔，地面运输需绕行30公里盘山公路，开车需要1个多小时，且存在雨季滑坡、冬季结冰等风险。常规电商包裹需通过摩托车加人工转运，单程时效约为2小时，运输高峰时还存在包裹积压现象。2024年6月底“空中邮路”正式投入常态化运营。此航线飞行时长约15分钟，有效打破了山区地形造成的“物流孤岛”问题，这也是龙泉市首条“低空物流”应用航线，此举不仅解决了偏远乡村物流时间长、物流费用高等问题，而且确保了信件快件、生鲜产品、农副产品等物品的送件时效，比传统物流成本下降约30%1。
3.2. 政策支持的具体落实
3.2.1. 财政与资源支持政策
该“空中邮路”是在龙泉市委市政府以及交通部门、浙江省邮政分公司支持下建立的，龙泉市邮政分公司积极拥抱“低空经济”，探索“客货邮 + 无人机”的创新发展模式，达到了满足群众需求、降本企业成本、助力行业监管三个目标。除该航线外，根据松阳县招标公告，该县“空中邮路项目”获得地方财政约50万元资金投入，用于无人机场站建设、飞控系统部署及初始设备采购。此外，还享受“快递进村”专项补贴政策，缓解成本压力。
3.2.2. 空域与飞行管理政策
龙泉市无人机物流的空域及飞行管理政策主要依据《浙江省无人驾驶航空器公共安全管理规定》及地方通告，明确划定禁飞区域(包括机场净空区、军事设施、核电站、大型基础设施、人员密集区及行政司法区域等)，要求物流企业使用的无人机需完成实名登记、设备备案及操作人员资质审核，并在禁飞区或临时禁飞区飞行时提前报批；同时，政府通过专项资金支持(如数字乡村补贴)和简化审批流程(如进口设备绿色通道)鼓励无人机物流发展，企业需确保飞行路径合规、技术安全，并动态关注临时管制信息以规避违规风险。
3.2.3. 基础设施与组织配套政策
Q村通过“空中邮路”指挥调度平台，可以实现智能化的航线管理、航线运维、无人机调度、飞行安全保障等作业。除飞行环节外，当地政府也通过村级物流站点建设与村干部动员参与，搭建了无人机接驳与包裹分发的协同网络。另外，4月初，浙江龙泉市交通运输发展中心对“客货邮 + 无人机”低空基建项目开始公开招标，规划并开通宝溪乡峰景旅游、道太乡鲜泉渔趣、屏南乡绿意山珍等3条常态化固定航线，每周班次不少于3次2。
浙江省龙泉市Q村的无人机物流项目，是当前我国山区低空智慧物流探索中的典型实践案例之一。该航线穿越山地丘陵，地势崎岖、道路蜿蜒，传统配送方式面临耗时长、成本高、天气受限等现实困境。无人机作为替代性技术手段的引入，不仅体现了“技术–政策–场景”三者之间的耦合实践，也为评估现行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了宝贵样本。
4. 山区电商末端无人机物流实践分析
尽管P村到Q村的无人机物流航线展现出良好的示范性和探索价值，但该项目也凸显出当前无人机物流政策在山区场景中的多重适应性困境。结合龙泉市低空物流项目概况和全国其他典型案例，对目前山区无人机末端配送在山区电商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4.1. 项目落地的情境适配：从宏观设计到山区嵌入的困境
现有政策强调以技术创新驱动农村物流系统变革，因此在具体实施中，地方需要充分考量山区物流的“地形–人口–组织”结构特征。一方面，山区地域跨度大、人口密度低、信息流通滞后，使得通用化政策难以精准触达“末端地带”。另一方面，地方在项目执行中，由于地处山区，普遍面临“资金有限、经验缺乏、人力不足”的现实瓶颈。根据农业农村部《2023年农村物流发展报告》，普通行政村日均包裹量通常在30~100件之间，Q村航线无人机额定载重40公斤3，极端天气下仍能维持应急配送，由此可计算得出其运营密度不足、单次飞行载荷有限，加之山地天气复杂、人工保障需求高，商业可持续性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技术赋能治理是一个双向适配与互构的过程，既非技术单向度地适应治理系统，被组织制度整合吸纳，也非治理体系重塑去单方面成就技术理性。技术和治理之间应是互惠互促的[7]。因此，当前在政策落地山区时，山区的特殊需要更强的“场景适配机制”。
4.2. 营运效率提升困境：社会软环境关注度影响运行
当前有关山区无人机物流的政策文件强调“效率提升”“产业赋能”等技术性目标，但项目运行效率提升的同时，社会承载基础也容易被忽视，社会软环境中的地方文化、道德观念等会影响运行。例如，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村民出于技术信任与安全风险的担忧，无人机物流的隐私性问题都会导致群众信任缺失[8]，部分基层营运人员缺乏足够的技术知识与调度能力，由于对无人机安全性不熟悉，村民会对其运行过程存在一定疑虑，甚至出现包裹丢失或延误后的责任争议，说明项目在群众参与机制与信任构建方面仍需完善责任界限不清。
4.3. 多元治理结构的协作问题：利益主体之间的协作脱节
制度协同的本质，在于不同制度主体间权责、利益与能力的动态匹配[9]。无人机物流作为一种新型技术，需实现政府–企业–社区的多元主体协同。从P村至Q村航线的实际运行经验看，当前协同体系呈现出“政府主导–企业实施–村社配合”结构，但是否能真正做到协商共建共治共享。在农村电商发展越发迅速的条件下，其间协作机制、利益分配将成为难题。虽然地方通过试点、补贴与空域开放等方式给予制度支持，但邮政企业需面对较高的运营成本与风险，同时，关于山区复杂地形下的飞行风险评估标准、利益体主体之间责任划分机制等细节也尚未完全明晰。
4.4. 法制化与地方承接存在时间差：数字技术的后期疲软
当前无人机物流项目多依赖于专项资金与试点政策驱动。P村至Q村航线目前尚处于试点扶持期，后续财政持续性、运营模式可行性、制度规范保障仍未形成闭环。《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为低空物流提供了政策框架，但其法制化进程与地方承接之间仍存时间差与认知差。若缺乏系统性制度保障，将无法形成真正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技术路径。数字技术作为联结国家治理主体与客体的中间变量，既为国家治理提供方法论可能，也助推国家治理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10]，因此，目前数字技术的法制化管理亟需向“规范性治理”过渡。
5. 完善山区电商末端无人机配送的建议
5.1. 推动项目落实从“普适性设计”向“情境化适配”转型
当前多数无人机物流运行模式基于宏观层面的“通用场景”制定，未能充分吸纳山地地形、交通状况、人口分布与治理结构的差异性特征，例如，当前应用于山区配送的无人机存在载重能力有限、续航时间不足的问题[11]，生鲜农产品在此环境下运输极易腐坏[12]，都会导致政策执行中出现“落差感”。因此，地方企业和村社应在国家框架性政策基础上，探索差异化政策，提升项目落地的精准度与适应性。一方面，可引导地方企业和村社基于本地自然地理与社会资源禀赋，建立“山区物流运行画像”，为政策适配提供数据支撑；另一方面，推动建立山区无人机物流的“分区管理 + 弹性支持”制度，如分区域设立不同补贴额度、航线评估标准和运营容错机制等，确保政策能够“按需分层”，因地制宜发挥效能。面对山区电商末端配送中无人机物流所展现出的运行困境，需进行有针对性的优化，以实现从“试点探索”到“体系建构”的转变。
5.2. 从“项目型治理”走向“常态化供给”
P村至Q村航线的运行实践表明，当前的无人机物流的末端配送为阶段性试点支持，为确保不存在“起步有势头，后续无保障”的情况，因此应从短期激励机制转向常态化供给路径，建立更加稳固的项目运行架构。建议在地方设立山区智慧物流专项基金，将试点经验制度化为财政政策、税收优惠和低空空域管理标准。同时，构建以“政策 + 资本 + 社会组织”为支撑的多元融资模式，尝试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无人机物流的基础设施投资与后期运营，从而降低公共财政负担，提高可持续性。
5.3. 完善多元主体协同机制，推动“嵌入式治理”路径
无人机物流在山区场景中的有效运行，依赖于政府引导、企业创新与村社配合的三方协同。建议将“村级组织”纳入制度架构核心，发挥其在航线规划、站点建设、村民动员与安全监管等方面的协同治理作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实现多方协同：一是设立“村级物流联络员”，形成常态化沟通机制；二是通过利益分成、就业优先等方式构建村民参与机制，提升本地认可度与参与度；三是建立村、镇、企业三级联席会议制度，协调航线运营中的日常事务、突发事件与制度更新，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运行格局。
5.4. 加快法规标准体系建设，实现治理的法治化与专业化
无人机物流作为新兴技术应用，它正在改变传统的空间资源分配，进而型构新的领空权、空域权与空间权之间的法律关系[13]，因此，亟需完善其法律法规框架，完善与地方实际相衔接的法规配套机制，明确飞行许可申请流程、安全责任划分标准、数据使用合规边界等关键问题。同时，推进“低空飞行 + 物流运营”双重监管模式，将交通、市场监管等部门纳入联合监管体系，提升监管效能与技术适应能力，真正实现无人机物流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
6. 结论
在山区电商末端配送面临严峻挑战的背景下，无人机物流为解决“最后一公里”难题提供了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的机会。通过P村至Q村航线的实际应用案例分析，可以看出无人机物流不仅能够有效缩短配送时间、降低成本，还能够在复杂地形条件下保证物资的及时送达。然而，其推广与应用仍面临着技术适应性、管理机制完善等方面的挑战。未来，应从增强情境敏感性、推动常态化供给、完善多元主体协同机制及加快法规标准体系建设等方面入手，进一步释放无人机物流在山区电商末端配送中的应用潜力，助力山区经济振兴和物流体系优化升级。
NOTES
1数据来源于浙江省丽江市人民政府官网：https://www.lijiang.gov.cn/。
2数据来源于中国航空采购网：http://b2b.ccaonline.cn/。
3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邮政局：https://www.spb.gov.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