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国家实施城乡融合发展战略，通过政策与制度创新，促进城乡要素流动与资源均衡配置，推动经济社会融合。近年来已相继发布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等文件。在这一背景下，四川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四川作为农民工大省，每年有大量农民工外出务工，为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这些农民工却受户籍、社保等制度限制，难以享受同等待遇，其市民化进程面临诸多困境。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不仅是农民工身份转变，更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因此，对四川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与对策进行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打破城乡壁垒，推动农民工真正实现市民化，还有助于促进城乡资源优化配置，助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2. 理论基础与数据来源
(一) 农民工与农民工市民化的定义
农民工是指户籍仍在农村，但进入城市务工和在当地或异地从事非农产业劳动的劳动者。农民工市民化的定义可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来理解。狭义上讲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在户籍上由外地户口转变为城市当地户口[1]。从广义上讲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在我国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农民工在身份、地位、权利、生产、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全面向城市市民化的转变过程。这不仅仅包括农民工获得城市居民的身份和权利，更要求他们在文化、心理、行为等方面逐渐融入城市社会，实现由“农村人”向“城里人”的彻底转变。本次研究从广义出发。
(二) 推拉理论
推拉理论认为，人口迁移的动力由迁出地的推力与迁入地的拉力共同构成。推力通常是消极的，如贫困、自然灾害、政治不稳定、社会不安定、教育机会匮乏等。拉力则指吸引人们迁移到新地方的正面因素。如更好的就业机会、更高的收入水平、优质的教育资源、良好的生活条件和基础设施等。农民工在城镇中流动是城市和农村共同“拉推”作用造成的。城乡融合背景下，农民工如何在实现市民化过程中寻找到一个平衡点，就是城市和农村“推拉”力量的平衡与博弈。
(三) 数据来源
本次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源自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简称CGSS)，这是一项全国性、综合且持续进行的学术调研项目。为了深入探讨四川省农民工当前的演变态势，本研究聚焦于2012~2018年CGSS数据集，探讨四川农民工演变态势，分析其动态变化及特征。因CGSS2021未覆盖四川省情况且2014年数据聚焦老年社会，所以未采用。因此，本文基于CGSS2012、2013、2015、2017、2018年的关键数据展开分析。
3. 四川省农民工发展现状及特征
根据前文关于农民工和农民工市民化的定义，本文将研究对象分为两类。第一类指的是原本为农业户籍并从事非农工作，因工作或购房或征地获得了非农业户口及居民户口(以前为农业户口)的对象，简称非农户籍农民工。此类人群在狭义层面上，即户籍身份的转变上，已经完成了向市民化的过渡。第二类指的是户口登记状况仍为农业户口并从事非农工作的人员，简称农业户籍农民工。
(一) 四川农民工主要由农业户籍农民工组成
2012~2018年，四川农民工组成结构在不同年份间有所波动，但主要由农业户籍农民工组成。见表1可知，非农户籍农民工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农业户籍农民工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其中，非农户籍农民工在2012年占比为26.44%，到2018年下降为18.75%。农业户籍农民工占比在2012年占比为73.56%，到2018年上升为81.25%。以上变化，反映出随着城乡融合的发展和农业技术的不断革新，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部分农业户籍人口选择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寻找新的就业机会。此外，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为这些农民工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好的生活条件，进一步推动了农业户籍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农民工群体日益壮大已成为城乡融合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Table 1. Overall size of migrant workers in Sichuan province
表1. 四川农民工总体规模
年份 |
样本总量(人) |
非农户籍农民工(%) |
农业户籍农民工(%) |
2012 |
174 |
26.44 |
73.56 |
2013 |
218 |
2.75 |
97.25 |
2015 |
150 |
11.41 |
88.59 |
2017 |
170 |
12.94 |
87.06 |
2018 |
160 |
18.75 |
81.25 |
数据来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二) 四川女性农民工占比总体呈波动增长态势，但农业户籍农民工女性占比低于非农户籍农民工女性占比
从性别比例来看，在四川非农户籍农民工和农业户籍农民工两个群体中，女性农民工占比总体呈波动增长趋势。见表2可知，非农户籍农民工男女性别占比在2012年分别为54.35%、45.65%，在2018年分别为43.33%、56.67%，女性占比超过男性占比。这一变化归因于女性教育水平的提升、就业观念的转变以及更多非传统行业对女性劳动力的接纳。与此同时，农业户籍农民工的性别比例变化也朝着女性占比提升的方向迈进。农业户籍农民工男女性别占比在2012年分别为64.06%、35.94%，在2018年分别为52.31%、47.69%，显示出一定的进步。但农业户籍农民工女性占比低于非农户籍农民工中女性占比，这一现象可能与农村传统观念、农业生产特性有关。
(三) 四川非农户籍农民工和农业户籍农民工的年龄都主要集中在26~59岁
从年龄分布来看，在四川非农户籍农民工和农业户籍农民工两个群体中，年龄都集中在26~59岁，且这一比例在不同年份间相对稳定。这表明青壮年人群仍是农民工中的主力军，他们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较强的劳动能力。这类群体大多适应能力较好，对实现市民化身份存有深切渴望与强烈诉求。这一诉求不仅仅局限于户籍或身份上的转变，更深层次地体现在他们对城市文化、教育资源、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的全面融入与享受上。见表2可知，18~25岁年轻农民工占比在表格普遍较低。随着教育水平的普遍提升和社会就业结构的多元化，越来越多的年轻劳动力开始倾向于选择更加多元化、高技能或符合个人兴趣的职业路径。这种选择不仅反映了年轻一代对于职业发展的更高期待，也体现了他们对自我实现和生活质量的追求。同时，教育机会的增多也为年轻劳动力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另外，60岁及以上的老年农民工占比在不同年份间也有所波动，但总体占比保持稳定。
Table 2. Gender and age distribu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Sichuan province (%)
表2. 四川农民工性别和年龄分布情况(%)
类别 |
年份 |
性别 |
年龄 |
男 |
女 |
18~25岁 |
26~59岁 |
60岁及以上 |
非农户籍农民工 |
2012 |
54.35 |
45.65 |
4.35 |
69.57 |
26.09 |
2013 |
66.67 |
33.33 |
0.00 |
66.67 |
33.33 |
2015 |
52.94 |
47.06 |
0.00 |
64.71 |
35.29 |
2017 |
50.00 |
50.00 |
0.00 |
63.64 |
36.36 |
2018 |
43.33 |
56.67 |
0.00 |
73.33 |
26.67 |
农业户籍农民工 |
2012 |
64.06 |
35.94 |
7.03 |
77.34 |
15.63 |
2013 |
66.04 |
33.96 |
13.21 |
77.83 |
8.96 |
2015 |
53.03 |
46.97 |
10.61 |
68.18 |
21.21 |
2017 |
47.97 |
52.03 |
15.54 |
72.97 |
11.49 |
2018 |
52.31 |
47.69 |
6.92 |
76.15 |
16.92 |
数据来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四) 四川非农户籍农民工和农业户籍农民工经济状况存有差异
本次研究按照数据的特点，将研究对象的全年家庭总收入划分为5个层次：1万以内为低收入群体，1~3万为中偏低收入群体，3~8万为中间收入群体，8~15万为中偏高收入群体，15万以上为高收入群体。
1、四川非农户籍农民工主要集中在中偏低收入和中间收入这两个层次，但其收入在逐渐向中高端收入群体转移
见表3可知，四川非农户籍农民工全年家庭总收入主要集中在中偏低收入和中间收入这两个层次。整体上，非农户籍农民工的收入在逐渐向中高端收入群体转移，这反映了他们职业发展的提升和收入水平的提高。非农户籍农民工在户籍方面已经实现了市民化。这类群体大多已经实现了从低技能、低薪酬的工作岗位到技术型、服务型等中高端岗位的转型，收入更多且更稳定，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他们当前的关注点已超越基本生存需求，转而聚焦于追求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待遇、全面覆盖的基本公共服务，以及充分行使居民政治权利等方面。鉴于这一发展趋势，在加速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应给予其居民权益保障、心理归属感的构建以及社会深度融合等方面更为细致的考量与支持。
2、四川农业户籍农民工收入呈现“两极化趋势”，且二者之间的差距日益显著
见表3可知，四川农业户籍农民工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均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二者之间的差距日益显著。一方面，随着城乡融合发展的推进，虽然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寻求就业机会，但由于教育水平、技能储备以及社会资源的限制，部分农民工难以适应现代产业的需求，只能从事劳动强度大、技能要求低、薪酬待遇差的传统行业。且受市场竞争加剧等影响，低收入群体规模扩大[2]。另一方面，另一部分农民工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参加了职业技能培训，提升了个人素质与技能水平。同时，随着制造业、服务业等行业的转型升级，为具备相应技能的农民工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薪酬待遇。此外，一些有远见卓识的农民工还通过自主创业、投资等方式，实现了收入的快速增长，成为了高收入群体的一员。
Table 3. Economic status of migrant workers in Sichuan province (%)
表3. 四川农民工经济状况(%)
类别 |
年份 |
低收入 |
中偏低收入 |
中间收入 |
中偏高收入 |
高收入 |
非农户籍
农民工 |
2012 |
6.97 |
44.18 |
41.88 |
6.97 |
0 |
2013 |
0 |
33.33 |
50 |
16.67 |
0 |
2015 |
26.66 |
26.66 |
40.01 |
6.67 |
0 |
2017 |
9.99 |
30.00 |
50.01 |
5.00 |
5.00 |
2018 |
3.70 |
33.34 |
48.14 |
14.81 |
0 |
农业户籍
农民工 |
2012 |
15.19 |
47.18 |
29.57 |
7.20 |
0.80 |
2013 |
5.04 |
38.89 |
49.49 |
5.56 |
1.02 |
2015 |
12.83 |
29.05 |
40.17 |
11.11 |
6.84 |
2017 |
16.79 |
32.85 |
33.57 |
14.59 |
2.19 |
2018 |
21.01 |
35.30 |
26.88 |
12.61 |
4.21 |
数据来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五) 四川农民工文化水平以初中及以下为主，但其比例在下降
四川农民工文化水平主要为初中及以下，这些群体往往较早进入劳动力市场，以体力劳动为主要生计手段。紧随其后的是拥有高中及同等学历的农民工，相较于前者，他们拥有更为丰富的知识基础和技能储备。整体上看，无论是非农户籍还是农业户籍农民工，初中及以下学历的比例在下降，高中及同等学历的比例在上升，表明农民工整体教育水平有所提升，他们在适应现代社会、掌握新技术及提高职业素养方面展现出更强的能力。
其中，非农户籍农民工中从未上过学的比例低于农业户籍农民工。见表4可知，2018年，农业户籍农民工中未上过学的比例仍有11.54%，表明农业户籍农民工的基础教育普及程度仍有待提高。非农户籍农民工已在户籍层面上完成了城市化，受益于城市教育资源、家庭环境或政策倾斜，使得他们在基础教育阶段就有更高的入学率和完成率。农业户籍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尤其是教育资源的匮乏和思想观念的限制，成为了他们接受教育的重大障碍。高等教育方面，非农户籍和农业户籍农民工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均有所增加，但比例仍旧较低，存在增长空间。
Table 4. Educational attainment of migrant workers in Sichuan province (%)
表4. 四川农民工文化水平(%)
类别 |
年份 |
未上过学 |
初中及以下 |
高中及同等学历 |
大学专科 |
大学本科 |
研究生及以上 |
非农户籍
农民工 |
2012 |
2.17 |
76.09 |
19.57 |
2.17 |
0 |
0 |
2013 |
0 |
50.00 |
50.00 |
0 |
0 |
0 |
2015 |
11.76 |
70.59 |
11.76 |
0 |
5.88 |
0 |
2017 |
9.09 |
59.1 |
13.64 |
9.1 |
9.09 |
0 |
2018 |
3.33 |
66.66 |
23.33 |
3.33 |
3.33 |
0 |
农业户籍
农民工 |
2012 |
7.03 |
71.88 |
17.2 |
3.91 |
0 |
0 |
2013 |
2.83 |
69.34 |
22.64 |
5.19 |
0 |
0 |
2015 |
18.18 |
56.83 |
15.16 |
5.31 |
3.79 |
0.76 |
2017 |
4.73 |
64.2 |
22.29 |
6.08 |
2.7 |
0 |
2018 |
11.54 |
60.77 |
21.54 |
3.08 |
3.08 |
0 |
数据来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4. 四川农民工市民化困境分析
(一) 户籍制度困境
二元户籍制度是指根据地域等因素，将人口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类型。这种划分在法律上明确了居民的身份属性和享有的权利与义务。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限制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四川农民工市民化。
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工在城市中往往难以获得正式的市民身份，这导致他们在教育、住房等方面面临诸多困难。例如，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工的孩子在入学时往往面临诸多阻碍。在很多城市，户籍是入学的必要条件之一。尽管目前我国对农民工子女入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由于户籍的限制，农民工子女往往无法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这种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分配不仅影响了农民工孩子的教育质量，也加剧了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
户籍与社保、医疗等福利捆绑，农民工在就业市场中常被视作“临时劳动力”，这不仅体现在劳动合同签订率显著低于城镇职工，更导致他们在工资支付、工时标准、职业安全等权益维护上处于被动地位。当遭遇工伤事故时，户籍制度衍生出的区域分割管理进一步加剧了维权困境：跨地区工伤认定流程复杂、赔偿标准城乡差异大、康复治疗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使得农民工往往在承受身体伤痛的同时，还需面对漫长繁琐的索赔程序和远低于法定标准的补偿金额。这些困境侵蚀了农民工的劳动尊严，并使得他们往往处于劣势地位。
(二) 社会保障困境
1、四川农业户籍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率较低
见表5可知，2018年，四川农业户籍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率仅为60.77%，与非农户籍农民工相差了29个百分点。这种情况背后是多重复杂因素交织的结果。从就业特征看，农业户籍农民工多集中于建筑业、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些领域中小企业和个体雇主占比高，为压缩成本常规避社保缴费义务，直接导致“应保未保”。从经济特征看，农业户籍农民工无稳定居所，收入不稳定、工作短期化，因此更倾向于选择即时性现金收入而非长期保险支出，个人承担的养老保险缴费明显构成经济压力。从制度特征看，政策执行层面的某些局限性也造成了当前困境：养老保险跨省转移接续程序繁琐，与农民工高频次跨区域流动的就业特征不匹配，易造成“参保易、转移难、续接断”的困境，显著降低长期参保意愿。同时，在政策监管方面，地方政府对中小企业社保缴费的监管存在漏洞，对于未履行社保缴费义务的企业处罚力度不够，企业违法成本低[3]。此外，由于部分农民工受教育年限较短，对养老保险的风险保障功能和政策规则理解不足，仍依赖“养儿防老”等传统观念。
2、医疗保险异地报销困难仍需重视
见表5可知，四川农民工中医疗保险参保情况较好。在2018年，两类农民工医疗保险参保率都达到了90%以上，这体现了社会保障覆盖面在不断扩大，为农民工群体构筑了基础医疗防线。尽管医疗保险完成情况较好，但仍应注意，医疗保险方面存在不能跨省份报销的问题，异地就医难无疑会影响农民工的生活质量与健康保障。对于频繁流动的农民工群体而言，异地就医不仅意味着需要垫付高额医疗费用，更面临着报销流程繁琐、报销比例降低等现实挑战，这不仅增加了他们的经济负担，也影响了及时就医的可行性，实质上削弱了医疗保险应有的保障效能。因此，在肯定参保成绩的同时，更需通过深化医保全国联网结算、统一报销标准等改革措施，切实解决异地报销难题，使医疗保障真正成为流动劳动者的健康守护网。
Table 5. Social security coverage of migrant workers in Sichuan province (%)
表5. 四川农民工社会保障情况(%)
类别 |
年份 |
医疗保险 |
养老保险 |
参保率 |
未参保率 |
参保率 |
未参保率 |
非农户籍
农民工 |
2012 |
86.96 |
13.04 |
78.26 |
21.74 |
2013 |
100.00 |
0.00 |
83.33 |
16.67 |
2015 |
94.12 |
5.88 |
82.35 |
17.65 |
2017 |
86.36 |
13.64 |
72.73 |
27.27 |
2018 |
93.33 |
6.67 |
90.00 |
10.00 |
农业户籍
农民工 |
2012 |
89.06 |
10.94 |
38.28 |
61.72 |
2013 |
84.91 |
15.09 |
61.32 |
38.68 |
2015 |
93.18 |
6.82 |
58.33 |
41.67 |
2017 |
91.89 |
8.11 |
56.76 |
43.24 |
2018 |
91.54 |
8.46 |
60.77 |
39.23 |
数据来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三) 就业困境
1、就业选择受限
截止到2018年，农业户籍农民工中未接受过教育的群体占比仍有11.54%。这表明，教育资源的匮乏和思想观念的限制，正成为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不高的文化水平使得农民工就业选择存在局限性。由于文化水平低，农民工往往难以胜任技术要求高、知识密集型的岗位，大多只能从事技术含量较低、劳动强度大的岗位，如建筑业、制造业中的简单装配线工作等。这些行业往往竞争激烈，工资待遇相对较低，工作稳定性差。
2、就业竞争力弱
文化水平低往往伴随着技能水平的不足。在现代社会中，技能是就业的重要竞争力。缺乏必要的技能和知识，农民工在求职过程中往往处于劣势地位，难以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和待遇。文化水平低还可能影响农民工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在面对新技术、新知识的挑战时，他们可能难以快速掌握和应用，从而限制了其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
在劳动关系中，文化水平低的农民工往往缺乏足够的法律意识和维权能力。他们可能无法充分了解和运用相关法律法规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从而增加了权益受损的风险。见图1，四川非农户籍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从2012年的21.43%上升到2018年的62.5%。同时，四川农业户籍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从2012年13.83%上升到2018年的45.45%。即便有所增长，仍有超过半数的农业户籍农民工未能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这不仅凸显了他们在劳动权益保障方面的脆弱性，也指向了其法律认知与自我保护能力的相对不足，暗示着四川农业户籍农民工群体的法律意识亟待进一步加强。进一步对比两类农民工的合同签订率，不难发现农业户籍农民工的签订率始终低于非农户籍农民工，这一差距揭示了城乡之间在劳动权益保障方面的不平衡。
数据来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Figure 1. Propor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Sichuan province with signed labor contracts
图1. 四川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比例
(四) 心理认同感困境
1、四川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高，社会公平感和社会信任感有待提升
见表6可知，2018年，在四川非农户籍与农业户籍的两类农民工群体中，认为“社会非常公平”的比例分别为56.67%、53.85%，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是值得信任的”分别为66.67%、64.61%。这表明仍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未能完全感受到社会的公正与平等，表现出对社会的不信任。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文化层面，农民工的社交网络多局限于同乡群体，与城市居民的互动存在隐性壁垒，社区活动、公共服务设计常忽略其需求，加上农村与城市在生活习惯、价值观念上的冲突，形成文化融入障碍，强化了“局外人”心理。工作就业方面，他们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面临工资偏低、劳动合同签订率低、职业晋升通道缺失等问题，长期从事“脏累险”工作却难以共享城市发展红利，导致对社会资源分配规则的信任度下降。并且他们的劳动价值往往未能得到充分的认可和回报，当前社会仍有拖欠农民工薪资等不公平现象的发生[4]。以上种种原因相互作用，持续消解其身份价值认同，最终形成对城市归属感、社会公平与信任的多重负面感知。
2、四川非农户籍与农业户籍农民工在社会公平感和社会信任感方面差异不大
尽管非农户籍农民工已在户籍制度上完成了市民化，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依然面临着诸多挑战。历史遗留的政策障碍、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以及文化心理上的隔阂共同造成了这一现状。一方面，社会认同的“文化门槛”并未随户籍消除，非农户籍农民工多通过“农转非”政策获得市民身份，但其生活习惯、社交网络仍保留农村特征，与城市原生居民的社区互动频率较低。生活习惯、文化心理上的隔阂持续削弱其归属感。另一方面，政策执行中的“重形式轻实质”倾向，例如户籍转换未配套教育资源均等化、社会保障全覆盖等措施，导致市民化进程停留在行政程序层面，未能转化为实质性的社会融入。这些因素交织作用，最终导致两类群体在社会公平与信任维度呈现趋同态势，共同构成了他们融入城市的“隐形门槛”。不仅限制了他们享受与城市原居民同等的权益与机会，也加剧了他们在社会公平感和社会信任感方面的缺失。
Table 6. Psychological identification among migrant workers in Sichuan province (%)
表6. 四川农民工心理认同感(%)
类别 |
年份 |
社会公平感 |
社会信任感 |
低 |
中 |
高 |
低 |
中 |
高 |
非农户籍农民工 |
2012 |
19.57 |
21.74 |
58.69 |
19.57 |
13.04 |
67.39 |
2013 |
33.33 |
33.33 |
33.34 |
0.00 |
16.67 |
83.33 |
2015 |
5.88 |
41.18 |
52.94 |
18.75 |
25 |
56.25 |
2017 |
27.27 |
9.09 |
63.64 |
22.73 |
18.18 |
59.09 |
2018 |
20.00 |
23.33 |
56.67 |
6.67 |
26.67 |
66.67 |
农业户籍农民工 |
2012 |
30.47 |
17.19 |
52.34 |
24.22 |
10.16 |
65.62 |
2013 |
30.19 |
24.06 |
45.75 |
24.53 |
17.45 |
58.02 |
2015 |
12.12 |
31.82 |
56.06 |
13.64 |
27.27 |
59.09 |
2017 |
25.00 |
17.57 |
57.43 |
23.65 |
12.84 |
63.51 |
2018 |
20.00 |
26.15 |
53.85 |
12.31 |
23.08 |
64.61 |
数据来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5. 对策建议
(一) 持续推进户籍制度变革，消除农民工落户障碍
城乡间存在的二元户籍制度及其伴随的福利不平等现象，构成了制约农民工顺利融入城市并享有市民待遇的核心障碍。因此，在推进四川省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中，首要且关键的任务便是针对户籍制度进行深入改革。首先，鼓励各地区进一步放宽落户条件，除极少数超大城市外，允许农民工在就业地落户。对于中小城市和大城市，应加快调整完善落户政策，根据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功能定位，区分主城区、郊区、新区等区域，分类制定落户政策[5]。具体来看，在中小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农民工凭借居住证、劳动合同即可直接落户。在大城市优化积分落户指标体系，降低社保缴纳年限、居住年限等硬性门槛，增加职业技能、社会贡献等加分项，对从事紧缺职业的农民工给予落户倾斜。同时，建立“一站式”线上线下落户服务平台，整合公安、人社、住建等部门信息，实现材料提交、审核、落户全流程线上办理，减少农民工跑腿次数。这一系列措施旨在降低农民工落户的门槛，使其更容易在就业地获得户籍。
此外，相关部门应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让进城农民在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多方面，同迁入地户籍人口享有同等权利。在教育方面，确保落户农民工子女平等享有就近入学权利，增加城区学位供给，对接收农民工子女较多的学校给予财政补贴。医疗领域，将落户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实现医保异地结算全覆盖。住房保障上，扩大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对落户农民工的供应，对符合条件的提供购房补贴或公积金贷款优惠政策。这有助于消除农民工在就业地面临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问题，增强其归属感和认同感。
(二)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维护农民工权益
社会保障是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它涵盖了医疗、养老、工伤、失业及住房等多个方面，旨在确保农民工在面临风险时能够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和经济支持。针对目前大部分农民工只拥有医疗保险，而养老保险参与率低的情况，应当进一步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基于农业转移人跨地区流动特征，建立全国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统一调度、管理、监督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障基金的筹资、运营和支付，并增加相应财政投入，制定相应法律法规健全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障的服务体系。就社会保障筹资和管理方式而言，建立一体化、网络化的农业转移人口个人账户网络信息管理系统，重点关注农业转移人口的医疗社会保险服务，将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城市医疗保险体系，缓解其就业成本，保障其就地就医。同时，要落实企业在农民工参保养老保险的责任。政府应加大对企业劳动用工制度的监督与管理强度，针对规避为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责任的企业，坚决执行相关法律法规，视情节轻重予以相应处罚，特别是对违法行为严重、影响恶劣的企业，将采取停业整顿乃至撤销其营业执照的严厉措施。由于农民工群体中，不少人从事劳动强度大的工作，因此应加强工伤保险的覆盖率。企业应依法为农民工购买工伤保险，并按时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用。
此外，政府应进一步完善并落实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和异地就医结算办法，维护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益在流动就业中不受损害。针对超过半数农民工未签订正式劳动合同这个问题，相关部门应完善劳动法律法规，确保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特别是工资支付、劳动时间、休息休假等方面，严厉打击拖欠农民工薪资的行为。对于违规企业，应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确保社会保障政策得到有效执行和落实[6]。
(三) 进行职业培训，提高农民工就业竞争力
农民工因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常面临技能储备不足的挑战。在当今社会，技能已成为衡量就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此种情况下，他们在求职市场上因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与知识而处于不利位置，难以争取到更优质的岗位机会及薪资待遇。为提升农民工技能，政府部门应根据市场需求和农民工的实际需求，对农民工进行技能培训。首先，精准对接需求，分层定制培训内容。通过企业走访、农民工问卷调查、行业发展趋势分析，动态掌握市场用工需求。针对传统产业领域，聚焦建筑、制造、家政、物流等农民工集中行业，开发标准化培训包。面向新兴产业，如电商直播、家政养老等，开展短视频制作、居家照护等课程。同时，根据农民工年龄、学历和技能基础分层培训，对低学历农民工提供基础操作培训，对年轻群体进行高技能培训。同时，创新培训模式，提升培训实效。采用“理论 + 实操”“课堂 + 工地”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增加实践课程比重；根据企业用工需求定向培养，培训合格后直接上岗；定期组织技能竞赛，以赛促学，激发农民工学习热情。当前是互联网时代，展开职业培训，也要积极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利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手段，开展远程教育和在线学习，提高培训的灵活性和便捷性。
政府对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应给予一定的补贴，形成激励机制。建立培训补贴制度，对参加培训的农民工给予学费、交通、误工等补贴；对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再追加一定程度的奖励。同时，将企业参与农民工培训情况纳入信用评价体系，对积极参与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政策扶持等奖励。企业方面，要整合多方资源，拓宽培训渠道。企业应与行业协会、职业院校等合作，兴办职业培训集团，建立“企业 + 学校”“企业 + 培训机构”的联合培养模式，推进培训、就业一体化发展[7]。
(四) 加大宣传力度，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
针对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存在对社会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等心理问题，全社会都应采取措施来消除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心理障碍。一方面，通过媒体、公共宣传等多种渠道，提高全社会对农民工贡献的认识和尊重，树立农民工的正面形象，减少身份歧视。例如，新媒体平台利用短视频、直播等形式，推出农民工职业技能展示、日常生活记录等内容，引导公众以客观、全面的视角认识农民工群体，如发起“走近农民工”短视频挑战赛，鼓励公众参与互动。另一方面，推进社区文化融合建设，增强农民工归属感。社区组织开展“农民工才艺展”等活动，邀请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共同参与，增进彼此了解与互动。在社区宣传栏、文化广场设置农民工专题展示区，展示农民工的优秀作品、先进事迹；举办“职业体验日”活动，让城市居民体验农民工的工作环境和劳动强度，增强对其职业的理解与尊重。此外，设立农民工心理咨询热线或服务中心，并鼓励企业和社会组织为农民工提供心理健康教育和培训，提高他们自我认知、情绪管理和压力应对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