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进入融媒体时代，信息呈指数型增长，技术赋权下的信息生产呈现出主体泛化、边界消融的特征，各类信息借助新闻的名义进行传播，新闻媒体所坚持的传统新闻伦理逐渐让位于流量思维，导致了新闻的泛化。网络谣言借助新闻泛化披上外衣，与媒体技术进行融合，在形式和内容上更加隐蔽，主流媒体进行谣言治理就面临更加困难的挑战。主流媒体作为肃清网络谣言的中坚力量，承担着营造健康网络环境的重任，就需要在舆论场中发挥“时度效”的作用，彰显主流媒体的引导力和影响力，营造清朗、健康的网络空间。
Abstract: In the era of converged media, information is growing exponentially. Under the empowerment of technology, information production exhibits characteristics of broad subjectivity and blurred boundaries. Various types of information are disseminated under the guise of news, leading to a shift from traditional journalistic ethics upheld by media outlets to a mindset focused on traffic, which results in the generalization of news. Online rumors, cloaked in the guise of news generalization and integrated with media technology, have become more covert in both form and content, making it even more challenging for mainstream media to combat these rumors. As the backbone in combating online rumors, mainstream media bears the responsibility of fostering a healthy online environment. It must play a role in “timeliness, degree, and effectiveness” in public discourse, demonstrating its guiding power and influence to create a clear and healthy cyberspace.
1. 引言
近年来，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信息传播速度空前加快，传播权力下放，社交媒体兴起并成为当下信息传播的主渠道。在这一环境下，新闻行业的职业壁垒减弱，众多缺乏媒介素养与专业训练的用户参与到新闻内容的创造与传播中去，形成了去权威、自发式的传播模式，导致新闻边界游移，新闻泛化现象趋于普遍，严肃的新闻内容为情绪化、碎片化的信息让位，这就为网络谣言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土壤，众说纷纭下制作和传播谣言变得更加方便，互联网谣言已成为社会顽疾。打击网络谣言是主流媒体的责任和义务[1]，各类网络谣言的散播不仅压缩新闻的传播空间，也给主流媒体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和挑战，因此需要梳理和把握当下媒介环境中谣言的传播逻辑，结合现实分析主流媒体进行谣言治理的困境并提出切实的治理策略。
2. 新闻泛化及其成因
数字技术的普及和应用促使信息生产传播结构发生了颠覆性的变革，新闻生产主体多元化，非新闻从业者和专业新闻从业者所发布的消息共存于互联网传播场域，形成了多主体、多形态的新闻传播格局。数字化生态格局重构了新闻业的内容生产范式、信息呈现形式及信息传播路径，实质上也推动了网络传播环境下新闻生产理念的变化。
(一) 新闻泛化概念
新闻泛化就是新闻在生产、传播与消费过程中泛化为信息、资讯等的生产、传播与消费实践，从而在形式与内容层面超越了原有新闻范畴的现象，新闻泛化的实质是新闻信息与其他信息混杂交融的状态，具体表现在泛化新闻在素材选取、内容生产与传播、呈现方式等方面扩大了专业化新闻的实践范畴，因此模糊了新闻信息与其他信息的边界，使原本不属于新闻范畴之内的事物被纳入了新闻范畴，并具有了新闻的部分或全部特点[2]。面对互联网时代用户愈发多元的信息需求，新闻生产逐渐以受众为导向，重点关注用户的信息阅读兴趣所在，满足用户情感需求，新闻与资讯和信息的界限逐渐模糊，新闻叙事逐渐故事化、生活化。这一转变在一定程度上驱动着新闻娱乐化，削弱了严肃议题的公共性，新闻核心信息被忽略，导致泛新闻沦为“伪新闻”和谣言，关键细节的丢失为谣言提供了滋生空间。
(二) 新闻泛化成因
新闻泛化现象根植于媒介技术革新、经济结构演变与社会文化环境变迁的交互作用之中。具体而言，新闻生产技术的迭代升级，不仅重塑了新闻内容的生成机制与呈现形态，更深刻地改变了新闻行业内部的组织结构、运作模式以及从业者间的协作关系。这种技术驱动的力量，作为核心变量，持续解构并重构着传统新闻生产范式，推动着新闻泛化趋势。技术主导新闻的变化与发展，技术作为生产力系统的核心要素，从根本上决定着作为意识形态系统表现形式之一的新闻系统[3]。社交媒体与算法推荐系统的崛起，重构了新闻生产与传播的逻辑链条，使信息分发日益趋向碎片化、即时化与个性化，平台型媒体在流量本位的驱动下，为争夺用户注意力，不得不将严肃新闻与娱乐内容、生活资讯混杂编排，通过标题党、情绪化叙事等手法制造“信息奇观”，这种以流量为导的生存策略直接催生了新闻的泛化现象。用户在信息爆炸时代对新闻的获取逐渐从“深度理解”转向“情感共鸣”，对娱乐化、戏剧性内容的偏好倒逼新闻生产者为迎合受众而牺牲事实完整性，进一步模糊新闻与其他信息的边界。此外，后现代文化语境下权威消解与意义解构的社会心理，也促使新闻在传播过程中被不断解构、重组，进一步加剧了新闻泛化的趋势。新闻泛化本质上是媒介、资本与用户三方在数字化传播场域中动态博弈的结果，既反映了新闻传播范式的转型困境，也揭示了技术、经济与文化力量对新闻生态的重塑效应。
3. 新闻泛化特征导致网络谣言泛滥
随着传播技术的不断进步，融媒体社会已然到来，而谣言存在于各个时期的媒介传播中。传统媒体时期新闻的生产与发布由专业的新闻从业人员负责，所生产的新闻具有清晰的专业边界；而在新媒体环境下，新闻制作门槛降低，众多缺乏媒介素养及新闻专业能力的用户积极参与新闻信息的制作与传播，不同传播主体对新闻的衡量出现了不同的标准，新闻判定标准逐渐加入了个人意见和情感因素，导致了新闻边界的泛化。在这种实践模式下生产出的新闻信息包含了众多泛娱乐化内容，而网络谣言感情色彩浓、迷惑性强的特点恰好契合了当下的传播模式，在网络空间中更容易传播。
(一) 生产者身份流动，信息传播缺乏审核
在传统的新闻传播领域，经过职业培训的专业媒体人员负责执行从新闻搜集、筛选、编辑到发布以及接收受众反馈的一系列流程，这一系列专业操作通常在一个较为封闭的系统内部进行，普通受众难以触及新闻生产的核心环节，从而形成了媒体工作者明确的职业界限。社交媒体的兴起促使新闻创作权力的扩散，引发了传播环境的深刻变革，新闻生产主体的身份变得不再固定，处于不断演变的状态，以往传统媒体环境中形成的较为稳固的新闻工作团队，现在正经历着分化与个体化的发展趋势。新闻实践由职业化的事实报道行为转向多元主体围绕社会现象协作与竞争的产物[4]，主流媒体新闻实践影响力下降，这种实践模式下，流动主体发布的新闻信息缺乏有效审核机制，谣言传播的空间和生命力大大增强。
(二) 新闻呈现形式模糊，谣言借助新闻“外壳”传播
随着新媒体的兴起和信息传播方式的多样化，新闻的表现形式正在不断拓展和演变。传统媒体时代新闻的生产和传播依照纸媒特性，大多按照“倒金字塔”形式行文布局并在标题中呈现核心事实，然而在新媒体环境下，新闻的呈现形式更多需要考虑社交平台的特性，许多主流媒体在发布新闻时也会通过娱乐化的呈现方式设置悬念，吸引用户关注并以此博取流量，例如在微信推送标题中隐藏核心事实，而用“刚刚！”“突发！”“某某传来喜讯！”等字眼吸引用户点击观看。然而，网络谣言同样会用诸如“出事了！”“紧急通知！”“速速扩散！”等标题包装自身，而这就让谣言与新闻在呈现形式上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部分谣言得以假借新闻的名义进行传播，在形式上更加隐蔽，普通用户无法分辨信息真实性，往往会当作权威媒体发布的真实信息进行多次传播，这就导致谣言治理难度更大，社会危害性也更强。
(三) 新闻衡量标准游移，情感因素易被放大
在新闻实践中，新闻工作者需要依据一定的标准来选择和报道新闻，这些标准通常包括新闻价值、新闻政策等。然而，融媒体时代原有的新闻衡量标准正在变得游移不定，严肃新闻影响力下降，媒体为了点击率、收视率等经济利益会选择将“硬”新闻进行“软”表达，真实性和客观性在新闻传播过程中的重要性减弱，这种倾向在以用户参与度和互动量为评价指标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尤为明显，媒体更倾向于发布具有吸引力和煽动性的内容。网络平台中情感因素更容易被放大，带有情感色彩的信息更容易引起用户的共鸣和关注，从而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这些言论和观点可能并不准确，但它们却能够激发公众情绪，从而形成谣言并以极快的速度传播。
4. 主流媒体治理网络谣言的困境
主流媒体拥有一般媒体所不具备的公信力和权威性，是治理网络谣言的主力军，辟谣不实信息、净化网络环境已经成为主流媒体的责任。主流媒体具备整合社会信息、舆论引导、传播社会正向价值的职责，面对网络谣言应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及时出击调查，做好社会信息的整合反馈，发挥舆论引导的“时度效”，为经济平稳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5]。然而在网络信息化浪潮之下，网络谣言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社会危害重、信息责任模糊，主流媒体往往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6]。
(一) 话语场域不同，治理范围有限
主流媒体作为政府宣传的主阵地和群众意见的传声筒，传播国家大政方针和主流价值观，因其宏大的话语体系形成了“官方舆论场”，在这一场域内公众关心的话题有时无法得到及时反馈，其话语特色容易导致公众产生距离感。相比之下，由自媒体和个人社交账号组成的“民间舆论场”话语体系相对轻松，多元主体自主发布信息，自媒体平台汇聚了海量的信息流，因此谣言也易滋生于民间舆论场。相比之下，主流媒体在网络上的影响力就显得较为薄弱。尽管主流媒体构建了全媒体矩阵，但与庞大的网民群体相比，其影响力依然有限。显然，网络谣言的产生和传播能力已远超主流媒体的影响力范畴。互联网的结构趋于扁平，主流媒体在网络信息空间中的权威性被削弱，不再是网民获取信息的主要门户和渠道。这一变化使得主流媒体难以吸引足够的网民关注，进而导致其谣言治理的覆盖范围有限，影响网络谣言的治理效果。
(二) 事实核查程序占用时间，辟谣效果欠佳
在治理网络谣言的过程中，主流媒体因有事实核查程序而面临挑战。首先在信息生产和传播过程中，主流媒体验证新闻真实性的流程相对迟缓，在信息查证方面消耗过多时长，相比之下，网络信息的传播不受“守门人”限制，内容创作自由度高、传播迅速且形式多样，传播效能较强。其次，从信息操作的质量层面来看，部分主流媒体在网络辟谣服务上的表现欠佳，有的仅满足于转载其他媒体的新闻而缺乏原创性贡献；有的发布的辟谣信息内容不完整，如未说明谣言源头、缺乏对谣言内容的详尽阐述以及表达方式不够贴近大众，难以赢得公众信任。相反，网络谣言通过精准捕捉用户心理进行制作和传播，展现出了高度的欺骗性。
(三) 流量思维下主流话语体系穿透力不强
网络谣言传播的多为负面色彩的碎片化信息，容易引发用户心理波动，并在他们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当下网络谣言的主要传播者是娱乐营销号，为了吸引流量和关注，营销号通过断章取义将普通事实渲染为两方或多方对立事件来歪曲事实，激发用户的负面情绪博取流量。而主流媒体的辟谣信息往往滞后于谣言的传播速度，且官方话语体系较为正经，不似网络谣言般吸引用户眼球，难以直击用户心理，用户在得知辟谣信息后很少进行二次传播，当谣言已经深入人心时，辟谣之声才姗姗来迟，这就使得辟谣的效果大打折扣，即使主流媒体已经辟谣，但原有的谣言还会继续传播。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传媒实验室报道，虚假信息在社交网络上的转发率，比真实性新闻高70%、受众数量多35%、传播速度快5倍，级联(转发)深度多8级[7]。主流话语体系的穿透力整体不如网络谣言。
5. 主流媒体谣言治理的长效机制构建
谣言是一直存在的、难以根治的，为持续性的防范风险，进行谣言治理，应遵循治理逻辑，强调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协调与持续性的互动[8]。鉴于当前网络舆情环境的复杂性及谣言的广泛传播，主流媒体需探索并实施更为高效的谣言应对策略，以保障网络舆情的健康发展。
(一) 畅通发布机制，扩大话语覆盖范围
针对网络谣言的传播特点，主流媒体应致力于促使“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交融互通，充分利用多种媒体渠道，包括社交媒体平台、网站、广播、电视、客户端等，实现权威消息和辟谣信息的全媒体覆盖，促进信息的广泛传播和深度渗透。具体而言，主流媒体需建立全天候、多平台的信息发布体系，实现重大事件与突发舆情的即时响应和持续跟踪。面对影响力较强的网络谣言，主流媒体应建立有效的谣言应急处理机制，联合政府部门的官方辟谣平台成立主流媒体自身的“谣言应急办”，及时监测、收集和分析网络谣言，确保在谣言传播的初期就能进行有效干预。此外，主流媒体还需创新话语表达方式，采用可视化数据、情景模拟及互动式叙事等手法，使权威信息更具传播穿透力。例如，新华网在辟谣“地震云预测地震”时，通过动态图解与专家访谈相结合的方式，直观呈现地质监测数据，有效澄清了科学事实。这种多维度的发布机制与立体化的话语覆盖，不仅增强了主流媒体在谣言治理中的主导权，更在公众认知层面构筑起抵御谣言的心理防线。
(二) 加快事实核查，缩短求证调查时间
事实核查虽然会占用信息发布的时间，但事实核查程序是主流媒体权威性的来源，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主流媒体在辟谣过程中应明确辟谣目标和重点，集中精力对关键信息进行深入调查，这样有助于快速找到谣言缘起和传播链条，为后续辟谣工作提供有力支持；同时还要优化内部审批流程，减少不必要的环节和延误，并与平台型媒体构建“谣言共治联盟”，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手段，对谣言进行智能识别和分析，提高核查效率，确保辟谣信息能够及时发布。例如在“秦朗巴黎丢作业”造谣引流一案中，主流媒体与抖音、快手等平台建立实时数据共享机制，对视频发布后24小时内的转发量、评论情绪进行动态监测，一旦发现异常传播模式，立即启动联合调查程序，这种协作模式使谣言从发布到辟谣的平均时间压缩至4小时，较传统模式效率大为提升。最后，主流媒体需深刻认识到自身在打击网络谣言中的主体责任，主动构建系统化治理框架。一方面，应强化人才队伍建设，通过设立专项培训基金、与高校共建事实核查实验室等方式，培养复合型新闻人才。例如，人民网已建立“谣言识别与应对”课程体系，涵盖心理学、社会学及数字取证技术，要求记者必须通过谣言案例分析考核。另一方面，主流媒体需推动技术、机制与人才的协同升级。技术上，可引入区块链内容存证、AI谣言模式识别等前沿工具，提升核查效率；机制上，应建立谣言应急响应预案，争取在处理谣言的黄金时间内处置谣言；人才方面，可构建“核心专家 + 机动团队”的人才库，既要有深耕某个领域的调查记者，也要有快速调集的跨部门协作小组。
(三) 加强舆情研判，将风险排查日常化
面对日益复杂的网络环境，主流媒体不能被动等待谣言出现后再采取措施，而是要致力于在谣言发生前采取及时措施遏止谣言传播。主流媒体应建立健全舆情监测和分析体系，密切关注网络动态，及时发现并评估谣言的传播趋势和潜在风险，通过深入分析舆情数据，把握谣言的源头、传播路径和影响范围，为后续的应对措施提供科学依据。例如浙江在线开发“谣言易感指数模型”，该模型基于历史谣言传播数据，结合事件热度、公众情绪等变量，对突发信息进行风险评级。在“杭州亚运会期间地铁爆炸谣言”案例中，系统自动识别出“人员密集场所 + 危险物品”的高危组合，触发一级预警机制，使核查团队在15分钟内完成信息溯源，并通过多平台同步发布警方通报，成功阻断谣言传播链。主流媒体应将舆情风险排查纳入日常工作流程，定期对网络信息进行筛查和评估，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的谣言信息，防止其进一步扩散和造成不良影响。同时，主流媒体还应加强与政府、公安等相关部门的合作，共同构建网络谣言的防控体系，确保网络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6. 总结
网络谣言与新闻泛化现象形成复杂共生关系，其传播机制深刻揭示媒介生态嬗变对信息传播的深远影响。谣言主体通过模糊信息源、嫁接新闻要素、制造情绪爆点等策略，使虚假信息披上“新闻化”外衣，利用泛化传播渠道实现病毒式扩散。这种传播模式不仅消解新闻专业门槛，更造成信息熵增，加剧公众认知混乱。谣言借助多元化的传播渠道，突破传统线性传播模式，形成网状扩散结构。这种传播形态的演变，使谣言不再局限于特定群体或区域，而是迅速演变为具有影响力的社会现象。其危害不仅在于对个体认知的误导，更在于对社会信任体系的侵蚀。当虚假信息裹挟着情绪性传播，极易诱发群体极化效应，导致网络空间陷入“后真相”困境。网络谣言的大肆传播不仅给主流媒体治理网络空间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还给公众生活带来了麻烦，消耗了社会信任，因此主流媒体绝不能置身事外、袖手旁观，而要积极发挥其在信息传播、公信力构建以及舆论引导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和作用，积极参与治理网络谣言的实际行动，有效遏制谣言的扩散，澄清事实真相，维护网络空间的健康与秩序，为公众营造一个清朗、可信的网络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