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我重新梳理了内容结构，优化语言表达，让语句更流畅、逻辑更清晰，突出了会计稳健性的发展脉络与研究重点。会计稳健性起源于19世纪受托责任盛行之际。彼时，会计人员在处理业务时面临大量不确定事项，出于自我保护的考量，他们倾向于低估资产与收益，高估费用(损失)及负债，稳健主义由此发端。市场的动态变化使得会计确认与计量充满不确定性，加之会计分期假设的存在，致使在特定会计期间内，对于尚未完成或最终实现的交易、事项，不得不采用估计方法，这为稳健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条件。在早期，稳健主义体现为处理企业不确定经济业务时遵循的特定原则：凡是能够预见的损失和费用，均提前进行估计确认；而对于把握不足的收入，则不予确认入账。例如，存货采用成本与市价孰低计价法，应收账款按一定比例提取坏账准备，固定资产采用加速折旧法等。随着时间的推移，稳健主义在会计领域的地位逐步稳固，被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等视为选择会计政策的重要要素之一，在世界各国的会计实务中得到广泛应用。在学术研究层面，早期的探讨主要聚焦于稳健主义的本质、地位和作用。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与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对其本质的理解虽存在差异，但均认可稳健性在财务报告中的重要价值。后续研究则朝着深入探究其产生原因的方向发展，涵盖契约需求、税收、股东诉讼、管制等诸多因素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如今，研究范畴进一步拓展，诸如探讨文化习俗(如中国的“本命年”文化)对企业财务报告稳健性的影响，以及新会计准则(如预期信用损失模型CECL)对银行和企业会计稳健性及其溢出效应的作用等，不断丰富和完善会计稳健性的学术体系。
本文将主要从会计稳健性的经济后果、定义、测度方式等方面入手，系统总结和梳理国内外与会计稳健性相关的文献。国外对会计稳健性的研究起步较早，时间跨度长，可追溯至上世纪，涌现出大量经典文献。与之相比，国内的会计稳健性研究起步较晚，本文梳理的文献主要以2000年之后的研究成果为主。在完成文献梳理后，本文还将进行文献述评，旨在为未来会计稳健性的研究与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索引。
2. 会计稳健性概念界定
在会计学发展的初期阶段，众多会计研究学者主要致力于对会计稳健性概念进行精准界定。彼时，会计稳健性缺乏系统性的理论体系作为支撑。尽管如此，由于其在当时是会计学领域的热点研究范畴，迫切需要得到更为深入、透彻的分析与剖析。
Bliss (1924)首次针对会计稳健性进行了详尽的探讨，他的论断在当时具有开创性价值，他强调会计在实际工作中，企业应将已经确定的以及不确定的损失均予以确认，不可忽视可能的损失，而就可能的所有的收益，需谨慎予以确定，不可随意乐观地预计收益[1]。到了1986年，Watts又更加深入地诠释了会计稳健性。他准确地描述，会计稳健性的根本意义是要提前确认损失，要做远见性判断，对于收入记录，应该相对拖后一点，以追求会计信息的谨慎性和可靠性。在资产与负债的价值计算方面，Watts认为企业应该尽量以低计其资产价值，高计其负债价值。这样做能够避免由于对资产价值的高估以及负债价值的低估而出现对财务状况认识上的错误，进而对企业运营发挥持续的保驾护航功能。
Ball和Shivakumar (2005)在基于大量数据与案例分析的传统会计稳健性定义研究中对及时性的定义要求进行质疑，发现以前会计稳健性定义在及时性要求方面并未充分考虑与该要素相关的各种制约因素，如某些特定经济业务环境时，按照传统及时性标准实施会计信息处理可能存在不真实或不完整的弊病，将阻碍企业正确的决策做出。这个投石问路的例子让学术界的进一步分析探讨了会计稳健性定义[2]。
Basu (1997)在研究视角与学者们相近的基础上，以“盈余–股票报酬”模型为基础，对会计稳健性和及时性之间如何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进行了深入阐述。Basu认为会计信息确认的及时性并非绝对，而很大程度取决于信息内容。特别是有关损失的确认，应尽可能简化程序和快速、准确地反映出企业在亏损方面发生情况，以使企业有充足机会立即采取应对措施。而相反收入的确认则较为复杂和严格，需要更为严格的审查和多个方面的考虑，因为收入的确认可能包含许多不同的业务方面以及风险和因素。一旦收入确认不当会严重损害企业的财务情况及其业务经营结果。这种收益和损失的对称性不对称处理模式正是会计稳健性的典型反应，它强调在不同性质的经济信息确认过程中应有选择性地对经济信息进行差异化的处理，从而能够最大程度满足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3]。
Beaver和Ryan (2005)从另一个角度给出了条件稳健性与非条件稳健性的概念，它们为会计稳健性研究注入新的生命力量。所谓的非条件稳健性的显著特点就是经济事项还未真正发生前，相关的会计处理工作早已完成。它不是要反映本会计期间内企业真正的营业情况，而是站在更高层次和更长远的角度为企业会计稳健性提供一种基本性的保证。如在企业会计实务中将无形资产的研发支出予以费用化处理，采用加速折旧法予以固定资产的会计处理等。通过这种方式，可推迟收入的确认，却提前确认了可能存在的损失，极大体现了企业的会计稳健性，提高企业抵抗潜在危险的能力。条件稳健性和非条件稳健性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条件稳健性体现的原则导向。在对具体的会计事项进行处理时，管理者享有较大的专业操作范围，可根据企业的具体经营状况以及复杂的经济环境来选取相应的会计事项来进行操作。但是，这种较大的自主权也可能意味着较大的风险，如果缺乏专业素质以及职业道德修养，企业管理者可能会利用其中的灵活性来进行一些不当的会计事项操作。而与条件稳健性相比，非条件稳健性体现的规则导向，即不受条件约束，企业管理者的所有会计操作都依照会计准则规定和企业内部规章进行，这样，就可以极大地限制企业管理者的工作灵活性[4]。
在后来的研究中，Ball和Shivakumar (2006)进一步指出，对于企业复杂的日常经营活动来讲，条件稳健性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它充当企业管理运行的“指挥棒”，决定了企业管理活动是否有序、高效的运行。一个条件稳健性较高企业，能更好地对企业赖以生存的市场环境进行感应、变通，适时调整经营战略，保全企业所处行业竞争地位。另外，条件稳健性还决定着企业契约的信守程度。在企业与外部各合作主体签订的相关契约中，会计信息的完整性、可靠性是保证契约履约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而条件稳健性可通过对企业的财务信息进行合理反映与有效监督，保证契约双方对企业的信任度，从而促进契约的履行，保护企业声誉和市场形象[5]。
3. 会计稳健性的计量方式
20世纪90年代末，当时的会计学学术研究环境处于动态发展及实质性转变之中，Basu凭着扎实的学术研究态度和良好的学术观察能力，精心设计和系统展开了一系列实证研究项目。在对大量财务会计数据广泛搜罗，并通过对财务会计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技术上的深入挖掘过程之中，Basu敏锐地发现会计盈余和股票收益之间存在一种非线性关系，这种非线性关系不同于传统的财务学中所预设的线性关系。基于这种具有实质发现性的研究，在此基础上，Basu基于扎实的财务学理论和计量经济学理论构建起了Basu模型。这个模型的诞生对会计学稳健性衡量研究至关重要，给后续研究指明了理论方向和路线并开辟了新的研究路径，极大地拓展和放大了这一研究的内涵，使很多学者围绕其展开了扩展性和验证性的研究[3]。
在Basu的研究之后，Khan和Watts (2009)对会计稳健性的衡量问题有了更进一步、更具体的研究。Khan和Watts正是基于系统的企业理论认识，清楚地认识到企业是一个由多个要素共同作用的一个复杂的经济组织，会计稳健性不是由某一因素单独主导的，它是企业规模、市账率、资本结构等多个异质性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因此，Khan和Watts充分借鉴Basu模型的优点，在充分运用结构方程建模等最先进的技术手段进行模型构建的同时，还将上述各个影响因素嵌入模型构建流程之中，成功提出C-Score模型。与Basu模型相比，C-Score模型在理论的全面性和实践的适用性方面都获得了较大的进步。一方面，从理论的角度来说，它通过增加影响因子，更加全面、准确地刻画会计稳健性；另一方面，C-Score模型有利于根据特定企业，给出一个合理的时间，利用严谨的算法准确测量它的会计稳健性。C-Score模型具备适应广阔场景、应用广泛的特点，覆盖企业内部财务管理战略的制订及绩效考核评价体系的建立、外部投资者投资策略分析及债权人信用度分析等相关场景，为不同市场主体的经济决策提供了准确有效的针对性决策依据[6]。
第二类基于企业资产负债会计数据的方法是利用传统的财务比率分析手段，通过计算市账比等具体的财务指标实现的。在这个研究线索方面，Watts的贡献不可不谓之重要。Watts基于规范的理论分析和大量的实证验证，深入探讨和清晰阐释了会计盈余与企业权益资本之间存在内在的非对称性质。在此基础上，Watts提出了以所有者权益市值比为角度对会计稳健性的全新研究视点。在财务理论本源上，所有者权益反映企业股东在企业清算状态下对剩余财产的索取权，而市值是资本市场基于企业未来收益预期、风险大小等多元信息对企业的综合评估价值，二者之比的变化从另一个视角反映了企业是否在会计的确认、计量、报告中遵循稳健原则的有效量化指标。
第三个角度是通过应计数额的测量来定义企业会计稳健性。Ball和Shivakumar (2004)采用现金流与应计额相结合的新模型结构，该模型设计的重要启示是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相关性和可靠性进行权衡，采用时间序列法等计量技术，探索现金流与应计额的不对称程度，并用它作为衡量会计稳健性程度的标志[2]。现金流是企业经济活动的货币化结果，客观性更强、发生性更强，更直接体现企业直接收到或支付的货币，可以更好地反映企业真实的资金的收和支；而应计额是根据权责发生制会计假设，将企业经营业务在某一时点发生的，在整个会计期间中均摊归集的结果，受到一定的人为猜测等主观因素影响。通过分析现金流与应计额的不对称度可以发现企业在确认收入、提取费用时等在会计处理时的谨慎态度，为企业准确地评价企业的会计稳健性水平提供合理的计量方法。
4. 会计稳健性的经济后果
企业运营中，投资、融资与经营活动是至关重要且不可或缺的部分，共同推动企业发展壮大。国内外学者针对会计稳健性经济后果的研究，大多围绕这三项经济活动展开。
4.1. 投资活动
在投资活动领域，诸多研究探讨了企业会计稳健性的影响。会计稳健性通过事前约束管理者过度投资的动机，以及促使其迅速舍弃事后表现欠佳的投资方案，有效提升了企业的投资效率(Lara等，2016) [7]。刘晓红和周晨(2021)通过将会计稳健性与投资效率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会计稳健性能够优化投资效率，抑制企业过度投资行为[8]。然而，对于投资不足问题，学界观点不一。部分学者如Francis和Martin (2010)认为，会计稳健性的提高会加剧投资不足，对企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9]；但也有相反观点，张悦玫等(2017)指出，提升会计稳健性有助于抑制投资不足[10]。随着研究的深入，投资活动进一步细化至创新活动与并购活动。Khurana和Wang (2019)在研究国际并购法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时发现，并购法通过后企业会计稳健性增加，尤其在股东保护薄弱以及收购活动增长较大的国家，这种影响更为显著[11]。韩宏稳和唐清泉(2021)基于会计治理视角，以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基础，探究会计稳健性对超额商誉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会计稳健性水平与超额商誉呈显著负相关，且有助于降低并购后三年内发生减值的可能性[12]。在会计稳健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方面，目前尚未达成一致结论。部分学者(Laux & Ray, 2020)认为，企业运用会计稳健性原则使会计处理具有谨慎性或保守性，导致公司财务报表存在低估利润和资产的倾向，进而使企业未来盈利能力被低估，使得债权人、股东和管理者低估公司价值，不利于企业创新[13]。但另一些学者持相反观点，Shen和Ruan (2022)研究发现会计稳健性对研发操纵有抑制作用，从而提高企业创新效率[14]。肖振红等(2019)以融资约束作为中介因素，发现会计稳健性在推动企业研发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5]。谢伟峰和陈省宏(2021)深入研究了环境不确定性、会计稳健性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联，证实会计稳健性对推动企业创新具有积极作用[16]。
4.2. 融资活动
在融资活动方面，Khan和Lo (2019)指出，在货币紧缩时期，会计稳健性更高的企业更容易获得信用贷款[17]。以我国金融市场环境为背景，众多学者发现会计稳健性可缓解融资约束。例如，樊燕萍和崔怀谷(2018)从委托代理视角出发，发现企业会计稳健性越高，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小[18]；郝金岩和朱淼(2020)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考察发现，提高会计稳健性有助于改善企业融资环境，帮助企业以较低成本获取更多资金支持，减轻融资负担[19]。关于会计稳健性对企业融资方式选择的影响，Goh等(2017)考察企业筹集大量外部资金时对股权和债务的选择，发现稳健性程度更高的企业发行股权的可能性大于发行债务[20]。国内学者刘柏和琚涛(2020)指出，会计稳健性提高使企业更偏好债权融资，但当公司与股东之间信息差异缩小时，这种偏好会逐渐降低[21]。
4.3. 经营活动
在经营活动方面，众多学者围绕盈余管理展开研究。Lafond和Roychowdhury (2008)认为管理者存在有意向上操纵盈余的行为，而运用会计稳健性原则能够削弱管理者利用盈余管理手段操纵盈余的机会和动机[22]。郭兆颖(2020)在“内部控制缺陷–会计稳健性–盈余管理”的理论框架下深入研究，认为增强会计稳健性对降低盈余管理程度具有积极影响，且会计稳健性在内部控制缺陷和盈余管理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23]。杜妍和王生年(2020)利用2005~2018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了会计稳健性对盈余管理具有显著抑制作用[24]。
5. 文献述评
早期学者专注概念界定，从Bliss奠定基础，到Watts深化理解，逐步完善其内涵。Ball和Shivakumar对传统及时性要求的反思推动研究进一步发展。Basu基于“盈余–股票报酬”模型阐述了收益与损失确认的非对称性。Beaver和Ryan提出的条件与非条件稳健性丰富了研究视角，后续Ball和Shivakumar强调条件稳健性在企业经营和契约履行中的关键作用。整体研究从理论构建到实践应用，不断拓展与深化，为会计稳健性研究提供了全面且动态的发展脉络。
Basu开创性构建模型，揭示会计盈余与股票回报非对称关系，为后续研究奠基。Khan和Watts在此基础上开发C-Score模型，纳入企业规模等多元因素，提升理论完备性与实践适用性。Watts从市账比角度，以所有者权益与市值比率衡量会计稳健性。Ball和Shivakumar提出融合现金流与应计额的模型，通过剖析二者非对称程度评估稳健性。这些研究从不同维度构建衡量方法，不断推动会计稳健性衡量研究向纵深发展，为会计实务和经济决策提供有力支撑。
在投资活动上，虽在投资效率提升方面达成共识，但投资不足问题观点分歧，创新与并购活动影响也尚无定论。融资活动中，国内外研究表明会计稳健性能缓解融资约束，在融资方式选择影响上存在不同观点。经营活动聚焦于盈余管理，学者普遍认为会计稳健性可抑制管理者操纵盈余。整体研究呈现多维度、多角度特点，为深入理解会计稳健性经济后果提供了丰富参考，不过部分领域仍需进一步探索以达成更统一结论。
6. 未来研究展望
6.1. 概念层面
在会计稳健性的定义上，虽然之前学者多有论述，但仍有一些模糊的界定。因此后续研究可以从交叉学科视角研究，结合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等，进一步研究会计稳健性的定义。例如借鉴心理学的相关决策行为理论，探究会计人员处理不确定的经济事项所呈现的心理状态如何影响稳健性的会计处理实务；借鉴当前错综复杂的经济环境，研究新的经济业务如共享经济、数字经济等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会计稳健性定义；基于全球一体化的经济环境，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制度、文化差异对会计稳健性定义及实务处理造成的影响差异等问题来制定出更为宽泛灵活的动态的会计稳健性定义，进而更好地指导具体实务。
6.2. 计量方式层面
当前会计稳健性计量方法各有利弊，在日新月异的计量模型中仍能改进计量模型的方法。一方面，基于会计学理论和先进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积累的数据量进一步扩大，可以对现有的计量模型加以改进。例如，利用机器学习算法挖掘更多与会计稳健性有关的计量模型所需的数据特征，例如企业交易对手方的信用情况、行业内企业的风险实时变化等，纳入会计稳健性计量模型的计量指标体系，提高计量模型预测会计稳健性的准确性。另外一方面，根据新兴经济活动、复杂金融工具的特点，制定一种新型的计量方法，例如计量企业开展加密数字货币交易、碳排放权交易等业务涉及的风险与收益的计量方法，从而准确衡量企业在上述业务中表现出来的会计稳健性。此外还可以建立一个计量指标综合模型，将不同维度计量模型的特点集于一身，完善该企业会计稳健性在财务报表以及市场、经营活动方面的表现，提供更加合理、更加客观的信息，满足更多利益相关者的需要。
6.3. 经济后果层面
尽管针对会计稳健性的经济后果已开展了大量研究，但仍存在诸多有待明确的方面。未来，可着重聚焦于会计稳健性经济后果在宏观经济波动背景下产生的经济影响。在经济萧条与经济高涨阶段，会计稳健性如何作用于企业的投资、融资及经营决策，而企业微观层面的决策变动又怎样通过宏观传导，对经济复苏进程或过热态势产生影响，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同时，深入剖析会计稳健性在企业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对企业决策的差异化影响，也具有重要意义。在企业初创阶段，为谋求更优发展，企业或许倾向于采用带有风险的激进型财务策略，此时，会计稳健性的适度边界在哪里？在企业成熟阶段，经营相对稳定，会计稳健性又该如何助力企业稳固市场地位、增强竞争优势？而在企业衰退阶段，企业可能需要探索转型求生之路，在此过程中，会计稳健性对于企业战略布局调整以及债务困境化解又能发挥何种作用？此外，还应强化对会计稳健性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可持续发展关联性的研究。具体而言，就是要分析稳健型会计政策如何引导企业在追求经济目标的同时兼顾社会责任，实现二者的平衡，进而推动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通过这些研究，为企业战略决策以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