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电商与物流协同面临基础设施薄弱、技术适配不足、政策协同缺失等发展瓶颈。本文构建“设施–技术–制度–生态”四维框架，揭示二者在资源错配、动力不足与治理失序等深层矛盾，并提出通过构建分级基础设施体系、开发场景适配技术、优化政策协同机制及重构主体利益生态的建议，旨在破解“电商快、物流慢”的发展悖论，推动农村物流体系向质量效益型转型，为乡村振兴提供可持续的产业支撑。
Abstract: Under the strategic framework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and logistics is constrained by bottlenecks such as infrastructural deficiencies, technological mismatches, and fragmented policy coordination. This study establishes a four-dimensional analytical framework—“Infrastructure-Technology-Institution-Ecology”—to uncover systemic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two sectors, including resource misallocation, insufficient growth impetus, and governance inefficiencies. The paper proposes targeted solutions: constructing a multi-tiered infrastructure network, developing context-driven technologies, enhancing cross-sectoral policy alignment, and recalibrating stakeholder ecosystems. These interventions aim to resolve the “e-commerce advancement vs. logistics stagnation” paradox, cataly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logistics into a quality-efficiency-oriented model, and ultimately deliver sustainable industrial reinforcement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1. 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化实施，将农村电商与物流协同发展推向了关键位置。作为连接城乡经济的重要纽带，电商与物流本应相辅相成，但在实际运行中却面临“电商跑得快、物流跟不上”的突出矛盾。农产品线上交易的快速增长，暴露了农村物流体系的明显短板：冷链设施缺失导致生鲜农产品损耗严重，分散配送推高运输成本，信息孤岛阻碍资源整合。这些问题不仅削弱了电商的经济效益，更制约了乡村产业升级的可持续性。现有研究虽在技术优化与模式创新上提出了解决方案，但对政策协同不足、主体利益冲突等制度性障碍缺乏深入研究。本研究从“设施支撑–技术适配–制度设计–生态构建”四维视角切入，深入剖析电商与物流协同的深层因素，旨在为构建高效、公平、可持续的农村流通体系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持。
2. 农村电商发展现状分析
现有研究表明，农村电商在促进农产品上行和消费品下行方面成效显著。以肇庆市为例，朱晓敏指出当地依托特色农业资源，形成了以“一村一品”为核心的农村电商经济模式，2023年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2.9亿元，年均增长13% [1]。山东省的一项研究显示，2022年全省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31.1%，但县域间发展不均衡问题依旧突出[2]。甘肃礼县通过“电商 + 苹果产业”模式实现农民增收，但受制于物流成本高的物流企业[3]。这些案例表明，农村电商已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区域发展差异显著。
基础设施薄弱是制约农村电商发展的首要瓶颈。苟玉琴指出现阶段对农产品的保鲜、储存以及运输等配套设施与技术还相当不完善，冷链车辆及配套设施缺失[4]。物流体系方面，加盟制快递网点分散、信息孤岛问题突出，朱新英基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系统探讨了我国农村电商物流体系所面临的发展问题[5]；肇庆市虽然形成了以“一村一品”为核心的农村电商经济模式，但仅实现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部分覆盖。人才方面，山东省农村电商从业者中专业技术人员占比不足15%，培训体系不完善。
针对农村电商物流体系的优化，怀策、张文政提出构建“政府主导规划、物流中心统筹运营、企业市场化运作”的三方协同模式，该模式在浙江省试点中通过整合县域内四通一达资源，建立统一分拨中心，实现仓储成本降低、车辆日均行驶里程缩减的显著成效[6]。张玮卓聚焦车辆路径优化问题，采用改进遗传算法对30个村级配送节点进行仿真，结果表明最优路径方案使配送成本大幅下降，同时将冷链运输断链时间控制在3小时阈值内[3]。政策支持层面，研究显示政府对新能源车辆购置、智能分拣设备采购以及跨县域协同运输的三级补贴体系，可有效提升物流企业净利润率至18%~22%，并通过“以奖代补”机制激励企业将绿色包装使用率提升至65%以上[7]。这些措施共同构成“模式创新–技术革新–政策引导”的立体化解决方案，为破解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难题提供系统性支持。
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村电商物流发展提出了更高目标与任务导向。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将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作为重点方向，为农村电商物流提质增效注入新动能。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着重部署“数商兴农”工程实施路径，强调通过数字化赋能加速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重点健全涵盖物流配送、网络基建、服务支撑的农村电商产业生态链。在此背景下，完善农村电商物流体系已成为衔接农产品上行与工业品下行、激活县域经济内生动力的关键抓手。
3. 农村电商发展的问题
在乡村振兴战略稳步推进的当下，农村电商作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连接城乡市场的重要力量，其发展状况备受瞩目。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农村电商虽已初具规模，仍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并且这些问题严重制约着其进一步发展。
3.1. 基础设施薄弱
近年来，针对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薄弱的问题，国家加大投入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乡镇和建制村通硬化路、通客车的比例显著提高，基础的“通达性”问题得到很大缓解[8]。然而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薄弱问题，并非简单的投入总量不足，其背后存在更深层的结构性与体制性原因。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公共资源配置倾向城市，使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和偏远地带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历史性欠账。现有的重枢纽、轻末梢规划建设模式也与农村电商物流“小批量、多批次、高时效”的特性不完全匹配，对田头预冷、移动冷库等灵活、分布式设施的投入相对不足。同时，“重建轻养”现象普遍，地方在财政压力和政绩考核下往往倾向于新建项目，对已有设施的维护运营缺乏持续投入与有效机制，导致部分资源闲置或低效。加之农村地域广、人口与业务量分散的特点，使得纯市场化基础设施投资回报慢、风险高，社会资本进入意愿不强，公共投入的不足与市场失灵共同造成了结构性供给短缺。
3.2. 物流技术应用水土不服
物流技术的城乡应用落差，反映了技术供给与农村实际应用场景间的脱节。一方面，许多先进物流技术主要面向城市或工业设计，其高成本、复杂性及对标准化环境的要求，使其难以直接、经济地应用于地形复杂、业务分散、标准化程度低的农村环境。另一方面，农村地区在技术采纳和应用层面也面临阻碍。数字鸿沟问题依然存在，不少小农户、传统合作社及小型物流企业缺乏应用现代信息系统的能力或意识。相关的技术培训、咨询和运维支持体系普遍欠缺，缺乏农村数字化专业人才，导致引进的技术设备水土不服、使用效率不高[9]。此外，数据标准的缺失和信息共享机制的滞后形成了“数据烟囱”，阻碍了跨主体、跨流程的数据整合与协同优化，限制了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潜力的有效发挥。
3.3. 缺乏有效政策协同
政策支持的碎片化以及治理机制的不健全，构成了制约协同发展的关键“软约束”。较为突出的问题是管理体制上的“条块分割”：涉及农村电商物流的职能分散于农业、商务、交通、邮政等多个部门，各部门间政策目标、执行标准可能存在差异甚至冲突，且缺乏有效的横向协同与信息共享机制，容易造成政策资源内耗或合成谬误。同时，政策执行中也可能存在“上下错位”，中央的宏观导向在地方落地时可能受地方保护、财政限制、考核指标偏差等因素影响而变形。一些补贴政策设计较为粗放，未能精准对接市场主体需求，有时甚至引发负面效应，难以有效激发内生动力。并且，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监管框架仍显滞后，对平台经济、数据应用、服务标准等方面的监管存在盲点或执行困难，不利于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3.4. 多元主体利益失衡
在农村电商物流的生态系统中，各参与主体间的利益分配失衡与信任关系脆弱，是破坏协同发展基础的重要因素。例如，小农户因组织化程度低、信息不对称、议价能力弱等原因，在产业链中常处于弱势地位，获取利润有限[10]，影响其持续参与的积极性。物流企业(尤其是末端配送环节)则常陷入低价竞争与成本上升的双重挤压，导致服务质量难保证、升级投入意愿低，易形成“低水平循环”。大型电商平台可能凭借其市场势力和数据优势，在规则制定、利润分配等方面对上下游主体形成挤压。最后，主体间有效的信任机制建设仍然滞后，线上交易的不确定性、农产品质量的易变性、物流服务的履约风险等问题，增加了交易成本，而成熟的信用评价、争议解决和社会监督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制约了长期稳定合作关系的形成。
上述的问题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复杂的相互作用形成制约农村电商发展的“问题束”。基础设施薄弱放大了技术应用的成本压力，政策协同不足加剧了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形成“基础设施滞后–技术转化低效–政策激励偏差–主体动力缺失”的负向循环。这种困境的突破，需要超越单一维度的修补式改革，转向基础设施的韧性建设、技术创新的场景适配、政策工具的协同优化、主体关系的生态重构等多元路径的协同推进。唯有破解这些交织性矛盾，才能实现农村电商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范式转变，从而推动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
4. 农村电商发展策略
认识到农村电商物流发展困境的系统性、复杂性及其内部因素的相互关联，意味着单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零散干预难以奏效。要破解这个困局，必须采取系统性的、多维度协同的治理策略。
4.1. 完善基础设施，构建系统性支撑框架
农村电子商务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要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将分层投资与精准布局相结合的基础设施体系，以解决农村基础设施的结构性缺陷。具体而言，通过中央和地方财政资金的协调机制，优先将交通建设资金用于欠发达地区，重点建设覆盖县、镇和村的多层次物流网络。同时，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冷链设施的建设，并为冷藏能力提供一定比例的建设补贴，推广绿色和节能技术，以缓解冷链断裂的问题。在优化物流网络方面，采用“中央配送中心与灵活服务点”相结合的布局模式。依托县级枢纽、乡镇转运站和村级服务点，形成协调系统[11]。结合智能导航系统，动态优化配送路线，并降低高速公路上生鲜食品运输车辆的部分通行费，以降低农村冷链运输的成本。同时，应完善基础设施维护机制，推动建设、管理和维护一体化模式。应引入专业的运营和维护团队处理日常维护，并建立动态评估系统，以升级低效设施，从根本上解决“重复建设”的问题。
4.2. 开发适配农村的物流技术应用，破解数字化转型的水土不服
解决物流技术适配性问题需针对农村情况进行场景化创新。因此需要设立“智慧农业物流技术创新专项计划”，通过定向招标、研发补贴、首购订购等方式，引导科研机构和企业重点研发低成本高可靠性的物联网传感器、适用于非标农产品的智能分拣与包装设备、适应农村复杂路况的无人机或新能源配送载具等。建立“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平台，鼓励技术需求方参与早期研发过程。同时构建全域数据整合平台，打通多部门数据壁垒，形成需求预测、资源调度与路径优化的闭环管理，并建立覆盖全链条的溯源体系。针对技术应用后水土不服的问题，在县域层面设立综合性技术服务站，在提供相关设备维护的同时，开展规模化数字技能培训，为农村培养掌握智能设备操作与数据分析的复合型人才，确保技术工具真正融入农村场景[12]。
4.3. 优化政策体系，重构制度性激励结构
优化政策体系、提高政策有效性是发展农村电商物流的核心环节。而提高政策有效性的关键在于构建系统化的跨部门协同治理体系。鉴于当前政策实施中存在的职能分割、激励偏离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衔接不畅等突出问题，有必要从组织结构、激励机制和制度衔接三个维度推进改革。首要任务是打破部门壁垒，通过建立常态化联席会议机制和数据共享平台，实现农业、商务、交通等多部门管理职能的有机整合。重点推进“一窗式”审批模式改革，将分散在各部门的电子商务物流相关审批事项集中管理，同时将农村电子商务覆盖率、物流可达性等核心指标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从根本上扭转政策资源分散配置的局面。在政策工具创新方面，应建立以绩效为导向的动态激励机制。改变传统的直接补贴方式，设计包含物流时效提升、农产品损耗率降低等量化指标的灵活激励方案，对超出目标的经营主体实行阶梯式奖励。针对农村电商物流的新业态、新模式，引入“监管沙盒”机制，允许在风险可控前提下进行创新试点，及时发现和解决制度障碍。健全电商平台责任清单，明确其在信息审核、公平交易、数据安全、消费者权益保护、物流服务协同等方面的责任。修订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关注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市场势力滥用问题，特别是针对涉农平台的监管。
在中央层面，应发布分类指导目录，明确不同地区农村电商物流发展的重点任务和支持标准；地方政府需要制定配套实施规则，根据当地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确定优先发展区域。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县市开展制度创新试点，通过“试点–评估–推广”的渐进式改革路径实现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良性互动。同时，建立动态政策调整机制，定期收集基层反馈，开展第三方政策评估，确保政策体系始终适应农村电商物流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4.4. 推动主体协同，构建价值共创的生态体系
要重建产业链的利益分配机制，有必要构建“主体协同、市场调节、生态平衡”三位一体的治理体系。针对传统产业链中农民弱势、物流低效和平台垄断等结构性矛盾，应大力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发展壮大，并向“生产 + 加工 + 销售 + 物流”一体化方向延伸。鼓励发展区域性农产品品牌联盟或产业联合体，提升整体议价能力和市场影响力。探索“合作社 + 龙头企业/电商平台 + 物流企业”的利益联结机制，如推广“保底收益 + 按效分红”等模式，保障农民基本收益。对于流通环节，建立物流服务提供商分级管理制度，实施包括时效达标率和货物损毁率等指标在内的星级认证制度，对优质企业给予免税和优先管理权，同时实施消费者满意度的反向评估机制，形成“优质优价”的市场筛选效应。在平台经济治理层面，要构建数据要素流通的约束性规则，强制电商企业开放物流轨迹、消费者偏好等非核心数据接口，支持县域建设整合物流信息的公共调度平台。建立以村委员会和乡贤理事会为主体的调解机制的纠纷仲裁机制，将“熟人社会”的声誉约束转化为商业行为的保障[13]。通过成立农村电商发展伦理委员会、制定资本准入负面清单、将地方规则嵌入仓储用地和就业制度，实现商业效率与社会治理的有机统一，最终形成资本下乡与乡村振兴的价值共创模式。
5. 结语
推动农村电商与物流的协同发展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超越短期利益和部门界限，凝聚政府、市场、社会各方的共识与合力。未来的努力方向应聚焦于构建一个基础设施韧性强、技术应用适配好、制度环境支撑有力、主体关系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农村流通体系。这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唯有坚持系统思维，保持战略定力，持续投入，不断创新，才能真正打通城乡经济循环的“最后一公里”，让农村电商物流成为驱动乡村振兴的强大引擎，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