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步入数字时代，科技革命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深刻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与此同时全球环境问题日益严峻，资源枯竭、污染加剧和生态失衡等问题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安德烈·高兹在此背景下构建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为理解和解决数字时代的社会与生态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当前，数字劳动异化现象逐渐凸显，劳动者在数字经济浪潮中面临新的困境，而数字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构建数字生态文明迫在眉睫。高兹理论为我们剖析从数字劳动异化困局迈向数字生态文明新征程提供了独特视角，有望揭示二者转型背后深层的社会、经济与生态逻辑。
2. 高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概述
自20世纪中叶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变革。一方面，科技革命尤其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改变了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另一方面，全球环境问题变得日益紧迫，工业活动的大规模扩张引发了资源枯竭、污染加剧以及生态失衡等问题，直接威胁到了人类的存续与长远发展，促使社会各界开始寻求一种既能满足经济增长需求，又能保护生态环境的新型发展道路。安德烈·高兹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时代背景和社会思潮，将生态学观点融入其中，从劳动异化、经济理性批判、技术改造和社会变革等多个维度构建了其独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为我们理解和解决数字时代的社会和生态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2.1. 劳动分工与异化批判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分工呈现出高度专业化和精细化的特征。这种分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生产效率，但却导致了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过程、自身本质以及他人关系的异化。
首先，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劳动者所生产的产品不再属于自己，反而变成了资本家用来获取利润的手段。劳动者和他们所生产的物品之间的关联日益淡化，甚至呈现出对立的状态。其次，劳动过程原本应该是劳动者发挥自身创造力、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但在资本主义劳动分工下，劳动过程被资本家所主导和控制。在数字劳动中，以电商平台的客服人员为例，他们需要按照既定的话术和流程回复顾客咨询，无法根据自己的判断和经验提供个性化服务，劳动过程变得枯燥乏味，失去其应有的意义。再次，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但在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状态下，劳动者无法实现这一本质，他们被迫从事异化劳动，而忽视了自身的精神需求和全面发展。高兹进一步指出，在数字劳动时代，这种异化现象更加隐蔽。许多网络平台上的内容创作者为了迎合算法推荐和获取流量收益，不得不生产一些低俗、同质化的内容，偏离了自己的创作初衷和真实兴趣，从而与自身的本质追求渐行渐远。最后，资本主义劳动分工还导致了劳动者之间关系的异化。由于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处于不同的分工位置，他们之间的竞争关系往往大于合作关系。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劳动者之间可能会出现相互排挤、争夺有限资源的现象。在数字劳动平台上，零工经济从业者为了争夺有限的订单，可能会压低价格、过度竞争，破坏了劳动者之间本应有的团结和互助关系，使得整个劳动群体处于一种紧张和对立的状态。
高兹对劳动分工与异化的批判，不仅局限于传统工业生产领域，更延伸到了数字劳动时代。这一批判为我们深入理解数字劳动异化现象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促使我们思考如何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避免或减轻劳动异化对劳动者造成的伤害，实现劳动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同时，也为后续探讨从异化到数字生态文明的转型路径提供了逻辑起点，即必须对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和异化现象进行根本性变革，才能构建起更加公平、和谐、可持续的数字劳动社会。[1]
2.2. 生态理性与经济理性的对立
高兹指出，经济理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追求利润最大化和经济无限增长是其核心特征。他认为，“经济理性是一种彻底的工具理性：不仅所使用的手段与要实现的目标不一致，而且目标本身也是资本增值的手段。”[2]。在此逻辑下，不考虑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和可持续性，自然被视为可以无限开发利用的资源库。与之相对，生态理性强调尊重自然规律、维护生态平衡以及追求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生态理性的核心在于认识到自然是一个有限且相互关联的整体，人类活动必须在生态系统的界限内进行，以确保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可持续性”[2]。从生态理性的视角看，经济活动不应仅仅以追求经济利益为唯一目标，而应综合考虑环境成本、社会影响等多方面因素。
高兹进一步阐述了两种理性的对立表现。经济理性追求的是短期的、局部的经济利益，往往忽视了长期的生态后果，“经济理性驱使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倾向于将自然简化为商品，将生态系统服务视为免费的馈赠，从而导致对自然的掠夺性开发，这与生态理性所倡导的保护自然、珍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背道而驰”[2]。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理性与资本积累的逻辑紧密相连，成为了推动资本主义扩张的内在动力。而生态理性则对这种扩张提出了挑战，要求重新审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改变现有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我们同样需要以生态理性为导向，避免数字技术被单纯用于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其对环境和社会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努力构建数字生态文明。
2.3. 技术的政治属性
高兹指出技术并非是中立的工具，而是深深嵌入社会制度和阶级利益之中，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被用来服务于资本的积累和统治阶级的利益维护，工厂中的自动化生产线和监控系统，不仅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更是为了将劳动者牢牢地束缚在生产过程中，使其按照资本的逻辑进行工作。在数字劳动领域，算法技术的设计和应用充分体现了其政治属性。以网约车平台为例，平台的派单算法决定了司机获取任务的机会、劳动报酬的计算方式以及工作的节奏。司机为了获得更多收入，不得不遵循算法的逻辑，不断延长工作时间、提高服务评分，这使得他们在看似自由的工作模式下，实则陷入了一种被算法支配的异化状态。这种情况表明，数字平台通过算法技术实现了对劳动者的隐性控制，算法成为资本控制劳动过程和劳动者的新形式，体现了平台资本的利益诉求。数字平台利用算法收集和分析大量劳动者的数据，根据自身利益需求进行任务分配和资源配置，劳动者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对自身劳动的主导权，只能被动地适应算法的要求，这进一步说明了技术在数字劳动中并非中立，而是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为资本服务。
技术也被用于塑造和维护社会的消费模式和意识形态。现代广告技术和媒体技术的发展，旨在创造虚假的消费需求，诱导消费者购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从而推动资本的循环和增值。通过这种方式，技术成为了资本主义维持其经济体系运转和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手段。同时，高兹也强调，技术的政治属性并非是绝对不变的，而可以通过社会变革和阶级斗争来改变。在数字劳动中，算法技术的设计和应用往往体现了平台资本的利益诉求，劳动者可能会在算法的控制下陷入过度劳动和不公平待遇的困境。我们需要审视数字技术的政治属性，通过社会政策的调整和劳动者的团结斗争，使数字技术成为构建数字生态文明和实现社会正义的积极力量。
2.4. 高兹理论对数字劳动异化与数字生态文明研究的适用性
在传统工业劳动异化的基础上，数字劳动异化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高兹理论为理解这些现象提供新的视角。高兹强调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导致人的异化，在数字劳动领域，这种分工表现为数字平台对劳动任务的精细划分。高兹对劳动过程中资本控制的批判同样适用于数字劳动，在数字空间中，资本以算法和平台规则的形式对劳动者进行隐性控制，算法决定了劳动者获取任务的机会、劳动报酬的计算方式以及工作的节奏。高兹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关于生态理性与经济理性的对立统一观点，对构建数字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理性往往占据主导地位，追求数字技术的快速扩张和资本的快速积累，忽视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数字生态文明要求在数字技术发展中融入生态理性。高兹关于“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的理念，[3]为数字生态文明下的生活方式转型提供了思考方向。在数字时代，人们过度追求虚拟消费，不仅造成了资源浪费，也对人的精神生态产生了负面影响。数字生态文明倡导适度消费、绿色消费，鼓励人们利用数字技术提升生活品质的同时，注重与自然的互动和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高兹对劳动异化的深入研究能够帮助我们准确把握数字劳动异化的本质和根源，从而为寻找转型路径提供针对性的解决方案。通过将数字劳动异化置于高兹理论的视野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数字劳动领域中资本逻辑、技术理性与劳动主体之间的矛盾关系，这是实现转型的关键突破点。在生态方面，高兹理论强调生态理性的重要性，这与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高度契合为构建数字生态文明提供理论指导和价值导向。同时，高兹理论中关于社会变革、人的解放等思想，为推动数字劳动异化向数字生态文明转型提供了宏观的社会历史视角。这一转型不仅仅是技术层面或经济层面的变革，更是涉及社会制度、文化观念和人类生活方式的全面转型。
3. 数字生态文明的价值意蕴
数字技术的兴起改变了传统的生态文明建设模式，数字生态文明作为新的生态文明形态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马克思认为，技术体现人的本质力量，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媒介。技术旨在满足生产和生活需求，其进步应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价值在于“改善生活，促进人类解放”[4]，在应用科技时，确保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是首要条件，有助于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命共同体。虽然数字技术本身不带有特定的价值倾向，但其使用方式决定了它对社会的影响。然而，生态文明建设却不是一个价值中立的过程，要理解生态问题的社会历史根源，必须将其置于政治和经济条件的背景下考量。因此，生态问题的出现及生态文明的实现本质上关联着政治和经济因素，并带有内在的意识形态特征。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的本质决定了其生产的首要动机和直接目标是追求剩余价值，资本无限增殖的逻辑主导了商品生产的方式，“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5]。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逻辑的驱动。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加速了异化消费模式和商品生产，从而急剧增加了资源消耗，恶化了环境污染。更进一步，这种增长模式超过了生态系统自我修复的速度，加深了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异化。因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资本主义生态文明”都难以立足。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多重优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路径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道路，即我们所致力于建设的数字生态文明，并非资本主义框架下的数字生态文明，而是基于社会主义理念的数字生态文明。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数字生态文明已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同步推进，明确回答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形态及路径问题。在此框架下，“数字技术”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遵循“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指导思想和原则限制，确保其发展既符合社会主义价值导向，又助力于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在此背景下，数字技术的创新与发展始终遵循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旨在满足民众的生态需求，提升民众的生态福祉，确保民众的生态权益得到保护。这契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生态问题“既是重大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社会和政治问题”，生态问题里面有“很大的政治”[6]。这与高兹强调的技术的政治属性不谋而合。
4. 从异化到数字生态文明的转型路径
在当今数字化时代，数字劳动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日益凸显。一方面，数字劳动异化现象引发诸多问题，威胁劳动者权益与生态平衡，劳动者在数字算法的驱使下，陷入高强度、碎片化的工作模式，失去了对劳动意义的感知，成为了数字资本增殖的工具，这不仅违背了劳动的本质，也对人的全面发展构成了阻碍；另一方面，数字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高兹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思想指引，通过借鉴其理念，深入剖析数字劳动异化根源，探索从理念重构、技术转型到社会共治等多方面的转型路径，以推动数字劳动异化向数字生态文明的积极转变。
4.1. 理念重构：强化数字劳动伦理
“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7]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遵循自然规律，而生态价值观正是引导人们尊重自然规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基础。高兹对劳动伦理的关注为我们在数字劳动领域建立合理的伦理规范提供了重要启示。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劳动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的特点，强化数字劳动伦理有助于引导数字企业和劳动者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遵循公平、正义、环保等伦理准则，减少劳动异化现象，促进数字劳动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从马克思主义劳动伦理观来看，劳动是人的本质活动，应该体现人的尊严和价值。“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一种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一种手段。而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8]劳动不应仅仅是为了获取物质报酬，更应是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途径。
在数字劳动领域，首先要明确数字企业的伦理责任。数字企业作为数字劳动的组织者和受益者，应确保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得到保障，包括合理的劳动报酬、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适度的工作时间等。企业在制定算法和平台规则时，应遵循公平公正原则，避免利用技术优势对劳动者进行过度剥削。对于数字劳动者自身而言，要树立正确的劳动伦理观念。劳动者应认识到自己的劳动不仅是为了个人利益，也对社会和生态环境产生影响。在数字劳动过程中，要自觉遵守环保要求，尽量减少因数字劳动行为产生的能源消耗和电子垃圾等环境问题。
4.2. 技术转型：推动数字技术生态化
高兹强调技术创新应服务于生态目标，这一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具有内在一致性。在数字时代，发展绿色数字技术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物质交换的必然要求。传统生产力发展模式通常存在过度开发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问题，呈现出反生态性，导致人与自然关系日益紧张。然而，数字技术的出现为打破这一困境带来了希望，有力地推动了数字生态生产力的发展。依据唯物史观理论，生产力作为驱动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其构成要素涵盖了劳动者、劳动资料以及劳动对象。数字技术作为新型劳动资料，通过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重构生态生产方式，优化生态资源开发与保护，减少资源损耗，提升生产效率。“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9]在生态保护中，数字技术能够将生态系统的各种存在状态转化为可被感知、分析和管理的数据，从而实现对生态环境的精准认知和有效保护。通过在生态系统各个关键节点部署传感器，实时采集海量数据，并将这些数据汇聚到生态大数据平台。基于大数据分析技术，可以对生态环境状况进行动态监测和趋势预测，我们要通过技术手段准确把握生态环境这个“现实生活过程”中的各种要素，从而采取针对性的措施。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有力地促进了生态产业的发展，推动了生态资源的共享。数字技术催生了一系列新兴的生态产业，在数字环保产业方面为环境监测、污染治理等提供了更加高效的手段。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以对环境监测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及时发现环境问题的根源和趋势。同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研发的新型污染治理设备和技术，能够更有效地处理各类污染物，提高环境治理的效果和效率。数字技术还促进了生态资源的共享与优化配置。通过建立数字化的生态资源管理平台，可以实时掌握生态资源的分布、使用情况，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实际需求，制定科学合理的分配方案。
4.3. 社会共治：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参与
高兹认为政府在社会变革中承担着重要责任，这一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职能的理论具有一定的相通性。虽然现代社会背景与马克思当时所论述的情况有所不同，但政府在推动社会向更高级形态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依然关键。
政府的规划职能在数字生态文明建设中至关重要。政府应立足长远，制定数字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相协调的战略规划。政府的监管职能是确保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符合生态可持续原则的必要手段。政府需要加强对数字平台和数字劳动市场的监管力度。在数字劳动市场方面，严格规范数字平台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确保劳动者的权益得到保障，防止出现过度剥削等现象。正如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劳动市场时指出的一些不公平现象一样，政府要通过监管纠正数字劳动市场中的异化因素。在数字平台监管上，对平台的数据使用、算法规则等进行审查，防止平台利用数据垄断和算法霸权损害消费者权益和破坏生态环境。政府的引导职能体现在推动数字产业结构调整和引导社会资源流向数字生态文明建设领域。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税收政策等经济手段，对从事绿色数字技术研发、数字生态修复等有利于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企业给予优惠和扶持。
“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10]高兹关于社会多元主体共同推动社会变革的思想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群众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在数字生态文明建设中，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高兹主张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来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建立一个更加公平、自由、和谐的社会。他认为社会主义应该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消除劳动异化，实现劳动者对生产资料和劳动过程的自主控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自由地选择职业，劳动将成为一种创造性的活动，而不再是被迫的谋生手段。同时，社会主义要注重生态环境保护，遵循生态理性原则，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的有机统一。高兹强调，人的解放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解放，还包括精神层面的自由和创造力的释放。例如，社会主义社会可以通过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丰富的文化资源等方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人们能够在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实现真正的自由和幸福。
5. 结语
在当今时代，数字技术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然而，与之相伴而生的数字劳动异化现象成为不得不直面的严峻挑战。安德烈·高兹的劳动分工与异化批判理论，清晰呈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数字劳动中的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过程、自身本质及他人关系的异化，这种异化不仅损害了劳动者的尊严和权益，更阻碍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须对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和异化现象进行根本性变革，才能构建起更加公平、和谐、可持续的数字劳动社会。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逻辑，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数字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独特的优势。依托这一制度，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将数字技术创新与生态保护相结合，满足民众的生态需求，提升生态福祉，确保生态权益得到保护。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的践行，更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然选择。
从异化到数字生态文明的转型路径探索中，强化数字劳动伦理，促使数字企业和劳动者遵循公平、正义、环保等伦理准则，是减少劳动异化的思想根基；推动数字技术生态化，发展绿色数字技术并将其应用于生态保护，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物质交换的关键举措；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社会组织和公众积极参与，是构建数字生态文明的社会动力源泉。然而，这一转型过程充满挑战。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使得劳动异化形式可能更加复杂多样，数字生态文明建设也面临着技术创新、利益协调、意识转变等诸多困难。只要我们秉持高兹理论的深刻洞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积极推动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就一定能够逐步克服困难，实现从数字劳动异化到数字生态文明的深刻转变。这不仅将为劳动者创造更加公平、自由、健康的劳动环境，也将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开辟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