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古代法治思想与商鞅和韩非的法治思想概述
中国古代法治思想源远流长，最早是以春秋时期的管子、子产等人为代表。他们在游说各国以及在他们的著作中多次论及法治的重要性，这个时期也是我国法治思想的开始阶段。到了战国时期，法治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此时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1]，以李俚、吴起、商鞅为代表的法家更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法治”的主张，推动我国古代法治思想进一步发展。
商鞅是春秋战国时期卫国人，本姓公孙，后来因为他在秦魏战役中打了胜仗，秦王于是把商这个地方赏给他，封号“商君”。商鞅“少好刑名之学”，形成了以法治国的认识。
韩非子是中国古代法治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批判性继承了前人的法治思想，并对其进一步总结发展，系统地提出“法”“术”“势”相结合的治术，以及一系列关于立法、执法的学说，将先秦的法治思想加以系统化。
1.1. 商韩简介
商鞅是卫国公子，姓公孙，他祖上本姓姬。商鞅年轻时在魏相公手下担任中庶子。魏相公死后，商鞅入秦，说服了秦孝公，秦孝公任他为左庶长。于是商鞅开始在秦国变法，采用什伍制，在什伍之内实行连坐制度。不告奸者腰斩，告奸的人和在战场上斩敌首级的人一样奖赏，窝藏包庇与临阵脱逃的人则一同惩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的人可以授予爵位。私自打架斗殴的视情况严重程度分别惩罚。宗室的贵族，没有军功也不得授予爵位。颁布了这些命令后，商鞅恐怕民众不相信，于是在国都南门立了一个三丈高的木头，并宣布：有人能把这块木头抬到北门的，奖励十金。民众不信，于是酬金增至五十金，这时有人把木头搬到了北门，商鞅果然给了他五十金。于是民众信服了新法令。后来太子犯法了，商鞅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黜其师公孙贾。”于是民众更加守法度。这样实行了十年，秦国国富民强，道无拾遗，山无盗贼。秦孝公死后，公子虔这些人诬告商鞅欲反，商鞅最终被车裂而死。商鞅可以说是一个执法者，但是是否著书立说，则值得商榷。司马迁自称读过商鞅的《耕战书》。如今的《商君书》中有多篇涉及商鞅死后之事，显然不是商鞅所做，此书应该是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汇编。
韩非是韩国公子，喜欢刑名法术之学，他与李斯一起求学于荀子的稷下学社，回国后并未得到重用。因此写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难》等书，共十万多字。王安五年1秦国攻打韩国，韩国遣韩非出使秦国，秦王嬴政将其留了下来。后来被李斯、姚贾陷害致死。其著作为《韩非子》。
商鞅、韩非二人相距百年，然而他们的思想，都发挥着尊君治国的作用，反映了专制主义前夕的历史环境。但先秦法家思想既不是韩非一人所创建，也不是在韩非这个时代突然被造就。韩非为法家之最，实际上是因为他集前人之大成。他的思想中，主要的是法、术、势三者，而这三者又是当时历史环境的产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开始孕育，到了韩非时期达到了其成熟状态。
1.2. 商韩所处时代
那么孕育这些思想的历史环境，一言以蔽之，就是封建天下开始瓦解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社会政治事件。政治方面来说，封建瓦解的直接结果就是：天子微弱，诸侯强盛。但是这些强盛的诸侯早已不是旧日分封制下的天子之诸侯，这些诸侯国实际上是被新兴的权臣所控制甚至篡夺。就算有些诸侯国的诸侯得以世袭下来，也多为名存实亡，成了“政由宁氏，祭则寡人”2的局面。而且诸侯的强大必然伴随着攻伐兼并，强大的诸侯致力于兼并战争，越兼并越强大。而侵略与自卫又都依赖于国之富强。于是君权的扩张成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并且政治思想也越来越趋向于尊君法治之术。
2. 商鞅与韩非子论“法”
韩非说：“人主之大物，非法即术也。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3商鞅与韩非的法治思想在大体上是类似的，其法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如下。
2.1. 法的功能及目的
商韩法治思想中以法治国的目的不外乎贵君与尊君。先秦政治思想中，儒家贵民，法家尊君。儒家认为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持民贵君轻之说。法家反之，他们认为君主是政治的根本，从而贵君、尊君。商韩依法治国的前提和目的就是尊君，加强君主的统治。商韩首先把立法的权力授予了君主，“法者，宪令著于政府，刑罚必于民心。”他们认为立法权是君主所独有的，其他任何人不得僭越。因此，从根本上说，商韩的法治思想，适应了当时你君主专制主义的发展，是为君主专制所服务的一种法治思想。
2.2. 法的实行
(1) 广布法律
将法令向大众宣示，大致肇始于刑书刑鼎。《管子》一书中也有布宪施教的记载。商鞅和韩非继承了他的这一思想，并更加详细地对这一思想进行阐述，《商君书》中对其阐述尤为详备。商鞅变法的措施之一就是使天下的官吏、百姓都要知道法令，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官吏不敢非法对待百姓，而百姓不敢随意违法。因此，只要“法令明白易知”，就可以“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商鞅所规划的制度非常严密。其大致做法是设置法官法吏“以为天下师”。“天子置三法官”，“诸侯郡县皆各置一法官及吏”。众官吏和民众，有向主管法令的官吏询问法令的具体内容的，主管法令的官吏必须针对他们的问题，明确答复他们。主管法令的官吏篡改条文，或者有问而不得答的，都要治罪。而且他们的回答要记载下来，其用意是防止日后舞弊。韩非则说“法莫如显”，意思是法律最重要的就是要公示出来，又说“以吏为师”，他的说法虽然简单，但是却和商鞅的思想的主旨相同。
(2) 任法必专
司法不受舆论影响，完全听从法官的判断，加上国家强制力的保证施行，法的运行已经大致值得期待了。但是如果任法不专，法律的施行就不会长久。因此商鞅和韩非都主张以法令作为政治生活中的唯一标准，此外的一切私议善言都要排除在外。
商鞅与韩非还认为，仁义害法，故不可用[2]。如果仁义本身有治国安邦的作用，那么人君不妨舍弃法治而施行德治。然而就韩非看来，仁义徒有虚名，实际并无大用。儒家不认同政刑，认为政刑只能使“民免而无耻”。然而儒家不知，法治乃唯一可行之治术，儒家所津津乐道的“天下归仁”则是虚无缥缈之物罢了。盖人性非善，前已言之。因此，法家一致认为，利诱威胁之外别无驭民之法。
但是，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商韩认为，法是一种固定明确的制度但绝不是永久不变的制度。法家诸子深知社会演变的道理，因此他们的政治哲学绝无守旧的成分。管子是这样，商韩更是这样。商鞅说：“圣人之为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4韩非子又云：“时移而法不易者乱。”5其中道理很显明，无需赘言。
3. 韩非子论“术”与“势”
3.1. 术
(1) 何为术
韩非说：“明主治吏不治民”6。这不仅仅是专制思想的必然结论，同时也是春秋战国以来政治演进的必然趋势。在分封制下，君主与贵族们共同治理他们的民众，君民得以直接沟通，政教所施的对象只有人民。这不仅是因为受到宗法制度的影响，同时也是因为当时的诸侯国大多地狭人少。但是春秋战国以来，小国多被兼并，出现了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公族既尽，世卿同灭。君主此时当然不能再亲自治理人民。
法可以治民，亦可以治吏。韩非子说：“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明主使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为人臣者陈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7韩非为此还特意写了一个典故。韩昭侯喝醉了就寝，典冠(指掌管国君之冠的近侍。)担心韩昭侯受凉，于是为韩昭侯披上了衣服。韩昭侯醒后，问左右说谁为他盖的衣服，左右回答说是典冠。于是韩昭侯处死了典冠，责罚了典衣(指掌管国君之衣的近侍。)因为典冠越俎代庖，超越了职权，而典衣则有失职之罪。以上韩非的思想与商鞅大致相同。
儒家认为徒法不足以自行[3]。韩非子也认可这种说法，韩非说：“法虽勤饰于官，主无术于上。”于是采纳申不害的“术”以弥补法治的不足，使君主的位置得以巩固，臣下不能任意侵犯，如此国本可定。国本既定，则法治可以施行。因此，“术”实际上是君主所掌控的用来控制臣子而稳定君主权力的有效手段。术与法的区别有三点：一是法治的对象是人民，而术治的对象是臣子。二是法是君臣都要遵守的，君臣均可依法行事，但术却是君主所独有的。三是法律要公布出来使臣下、民众知晓，而术则暗藏与君主心中。
(2) 如何用术
韩非子所论的用术的方法十分详细，我们不必一一探讨。其中最重要的是明察臣子的行为，尤其是威胁君权的行为，从而遏制臣下的势力。韩非说：“人主之所以身危国亡者，大臣太贵左右太威也。”因此，为了君主之位的稳定，君主应该“数披其木，毋使枝叶扶疏”。但是“披木”的直接手段，只能用于臣子权势不大之时，否则就会事有未成而反为所制。因此“披木”之术，应该早行，而最为妥善安全的方法则是预防权臣的产生。韩非于是分析权臣坐大的主要原因，将其归结为“五壅”，他说：“是故人主有五壅：臣蔽其主曰壅，臣制财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义曰壅，臣得树人曰壅。”8去“五壅”之术只有依靠君主明察臣下，防微杜渐。
韩非的术治学说大致如此。今天看来似乎无足称道，但是在战国后期君权开始兴起时，韩非就已经参照历史经验，改进前人的学说，形成了一套驭臣之术。
3.2. 势
(1) 何为势
法家尊君，但是并不是因为尊重君主这个人而尊其所处的权位的。君主统治国家，有赖于他所拥有的法律上的权和他的实际的力。而权力的行驶又有赖于君主所处的地位。人民承认君主的地位而服从他，君主凭借这个地位得以号令天下。这种关系，就是韩非所说的“势”。君主本人的才能、道德，与此并无直接关系。君主发号施令人民顺从，并不是因为这命令是圣贤发出的，而是因为这命令是君主发出的。人民如果去计较发出命令的人的品格如何，那么这命令就得不到贯彻执行，命令本身也就失去权威了。如果这样成了一种惯例，那么社会中就只有道德制裁而没有政治命令了，天下岂不大乱？“桀为天子，能制天下。”原因就是桀贵为天子，尽管其品德并不好，但是他的命令人民仍要服从。
(2) 为何用势
虽然如此，但是如果有人凭借“势”而像桀纣那样霍乱天下该当如何[4]？韩非子于此仍然坚持尊君的观点，认为人民此时也应该效忠于暴君而反对孟子一夫可诛的说法。韩非子以“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为天下的伦理纲常。君父享有绝对权力，臣子福佑无限义务。“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臣子虽然贤明，但是万万不可弑君篡位，只能为君主之所用。
儒家非常认可圣贤讨伐暴君的行为，而又厌恶乱臣贼子弑君篡位。因为儒家以人民为政治目的，以道德作为生活标准。因此儒家对于君主必然要求他守圣人之礼，对于臣下要求他守人臣之忠，对于父亲要求他慈祥，对于孩子要求他孝顺。孩子虽然没有背叛父亲的任何理由，但是臣子却有正君之分。臣民是否顺从君主，儒家认为应该以君主是否具有良好德行为准。韩非的尊君学说则与儒家的学说大相径庭。韩非子的势治之说，不论君主有无良好德行，臣民务必无条件服从。于是君主本身也就成了政治上的最终目的、唯一标准，而势治也就成了最符合君主专制逻辑的理论。而且儒家将政治与道德混为一谈，没有脱离古代思想的色彩。韩非的势治学说，将道德从政治领域分出，建立了含有近代意味的纯粹政治哲学。且不论其内容是否正确，其在历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韩非可谓把尊君抑民发展到了极致[5]。那么其依据何在？韩非曾在稷下学社求学于荀子，荀子认为人性为恶但是却有向善的可能，韩非及法家诸子则更进一步，认为人性为恶而绝无向善之可能。于是法家诸子自然刻薄寡恩，专用威势来统治人民也就不足为奇了。韩非子认为自私是人的本性，即使是家庭骨肉之间也不能幸免。而且他认为人不但没有仁厚的本性，更缺乏远见卓识。“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夫婴儿不剔首则腹痛，不副痤则浸益。剔首、副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犹啼呼不止，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昔禹决江浚河，而民聚瓦石；子产开亩树桑，郑人谤訾。禹利天下，子产存郑，皆以受谤，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人性愚笨刻薄到了如此程度，就不是任恩道德所能教化的了，必须凭借专制方可。
商韩所处社会乃是大变革时代，他们摒弃儒家道德教化的学说，而利用君主之势统治天下，确实符合时代要求，在理论上当属无懈可击。
4. 结语
商韩之法治思想，归结起来，无外乎法治、术治、势治。而韩非兼取申不害的术治学说与商鞅的法治学说，用意在于弥补法治的不足。也就是说，韩非的学说实际上调和了人治和法治两派的思想。但是以近现代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还是人治的一种，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商韩思想是为绝对的君主专制而服务的，那么其思想是否有用，应该看其是否推动了当时社会的发展。毋庸置疑，商韩二人的思想适应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混乱割据、兼并战争频发的历史环境，为秦国的发展壮大直至最后统一奠定了基础。商韩二人的思想，对今天也仍有借鉴意义，比如他们认为法要“因时而变”，保持法与社会发展的同步性；他们认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体现了他们认为法律的实行必须平等。诸如此类，都是符合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的。因此，研究中国古代法治思想，对于推进我国的法治建设，还是有不少借鉴意义的。
NOTES
1《史记》卷四五“韩世家”。王安五年是前234年。
2语出《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卫献公之所以会这么说，是因为他当时被赶出卫国，为了回国，对当政的宁惠子宁喜说了上面那句话，意思就是，只要能让我回来，继续做国君。那么政事都交给你，我只要负责祭祀就可以了。
3语出《韩非子》“难三三十八”。
4语出《商君书》“壹言第八”。
5语出《韩非子》“心度四十五”。
6语出《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三十五”。
7语出《韩非子》。
8语出《韩非子》“主道”。这五种蒙蔽分别是：臣下遮蔽君主耳目、臣下控制君主的财货、臣下擅自发号施令、臣下收取仁义的名声、臣下培植私人党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