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次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1]。由于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南三大区域,具有独特优势和巨大发展潜能,在我国经济发展格局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如果能强化核心城市的引领功能,不仅可以有效激活周边城市的经济潜能,畅通国内大循环中的阻滞环节,而且能够牵动内需来带动外需,进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为相关产业锻造独特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积极推动服务业的发展既是顺应消费需求升级、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红利的必然选择,更是构建长江经济带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市场发展新格局的重要引擎。而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起来的数字经济是新技术革命的产物。数字经济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会不断提高服务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为其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因此,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长江经济带服务业优化升级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2. 理论分析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数字经济渗透到各行各业中,而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对于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从改造传统服务业、催生新兴服务业两个方面分析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服务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首先,数字技术为传统服务业提升效率提供了技术支撑,促使传统服务业的生产方式、业务流程和组织方式发生变革,有助于传统服务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其次,数字化推动产业跨界融合并催生新业态,为服务业内部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提供助推力;最后,从数字化人才的需求来看,加强对数字技能人才的培养将推动长江经济带服务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因此,数字经济通过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以及人才培养来助力长江经济带服务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2.1. 数字经济改造传统服务业,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
由于数字经济具有高渗透性[2],能够通过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方式渗透到传统服务业的各个环节,加强了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从而提高服务业生产效率,提升服务业的服务质量,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传统服务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主要体现在:(1) 数字技术的应用改变了传统服务业的生产方式,优化了要素配置,从整体上提升了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一方面,数字经济时代下的生产方式更加丰富,如淘宝、京东等在线交易平台,极大降低了服务业的固定资产成本,传统经营方式也逐渐向现代经营方式转变,提升了传统服务业的服务质量和水平;另一方面,数字技术能够参与到传统服务业生产、经营、销售的各个环节中,通过收集和整合各个环节中产生的数据,形成有效信息,从而充分利用产业闲置资源,优化产业资源配置,提高服务业结构合理化程度。(2) 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为锻造产业链、供应链长板提供技术支撑。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突破,数字化成为驱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产业链和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重要动能[3]。通过助力长江经济带各省企业分阶段、分层次、分目标地实现高端化、智能化和数字化生产和管理,提升传统服务业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
2.2. 数字经济催生新兴服务业,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
近年来,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已经成为引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引擎,加快了长江经济带服务业产业分化和重组的速度,推动产业跨界融合并不断催生新模式、新需求、新业态,为第三产业升级转型提供助推力。数字经济促进长江经济带服务业形成新产业主要体现在:(1) 数字技术通过重组现有生产要素,打破了长江经济带的产业边界,推动了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向互嵌、深度融合,如智能工厂、无人驾驶汽车、第三方医疗服务等。此外,以数字经济为基础的信息通信、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也得到了发展,为服务业结构高度化提供新的途径。(2) 数字人才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要素,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4]。长江经济带对国内的数字人才存在明显的吸引力,尤其是上海和杭州等地区,但数字人才在高等职位上占比仍然较低,大部分处于初级职位,这表明长江经济带各省需要重视数字化人才团队的建设,扩大对专业人才的培养规模,提高培养质量,最终让更多的高素质劳动力进入到新兴服务行业中,使得服务业开始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从而促进了长江经济带服务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3. 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的发展现状
3.1. 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的规模情况
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3)》中显示,2022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数字经济规模不断扩大,逐渐在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从占比来看,上海数字经济占GDP比重全国领先,也是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中最高的省份,其比重已经超过50%;浙江、江苏、重庆等省份的数字经济占GDP比重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5],但江西、贵州、云南等省市的数字经济占比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增速上看,湖北、湖南和重庆的数字经济增速较快,均超过了15%;其余省市的数字经济增长速度在10%~15%之间。
3.2. 政策环境
在后疫情时代下,数字技术不断渗透到各行各业,对推动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各省市政府也开始意识到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纷纷出台了各种助力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各有不同的侧重点。例如,上海重视高端制造业的发展,仅2022年就推出了多项政策加以支持,开辟经济发展新赛道。浙江推出元宇宙产业发展行动计划,前瞻布局未来发展新体系,培育数字经济发展新动能。江苏重点关注电子商务、数字政府和大数据等,提出要全面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其他如四川、贵州、云南、重庆、湖北、湖南等省份也都出台了多项政策支持数字经济发展。尽管各个地区的政策各有侧重点,但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从而打造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新优势。
3.3. 基础建设水平
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不仅依靠数字技术的支持,也得益于良好的数字基础建设,这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因此,为了更好地发展长江经济带的数字经济,需要进一步加强各省份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6]。表1是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22~2023年的光缆线路长度、互联网域名数以及宽带接入端口的变化情况。从整体来看,长江经济带域名数占全国的比例低于40%,而光缆线路长度和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都占全国的40%以上。2020年第7次人口普查时,长江经济带的人口数占全国总人口的42.8%,由此可见长江经济带的数字基础设施水平有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的,也有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下的。从长江经济带内部来看,上海、江苏、浙江等省份的数字基础建设较完善,而云南和贵州的数字基础建设较为落后。
Table 1. Digital economic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n 2022~2023
表1. 2022~2023年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基础建设情况
|
2022年 |
2023年 |
地区 |
光缆线路长度(公里) |
域名数(万个) |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万个) |
光缆线路长度(公里) |
域名数(万个) |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万户) |
上海 |
755082.68 |
130.26 |
2536.80 |
786850.00 |
121.20 |
2560.50 |
江苏 |
4257821.08 |
150.73 |
7705.00 |
4508664.00 |
123.30 |
8009.10 |
浙江 |
4420720.00 |
128.30 |
6458.70 |
4420720.00 |
120.10 |
6952.90 |
安徽 |
2699968.93 |
98.39 |
4242.20 |
2857668.00 |
73.80 |
4696.10 |
江西 |
2399610.44 |
48.18 |
2705.30 |
2561057.00 |
44.90 |
2834.50 |
湖北 |
2326705.41 |
67.03 |
4066.20 |
2514594.00 |
67.70 |
4431.30 |
湖南 |
3171735.00 |
74.84 |
3728.00 |
2817432.96 |
78.20 |
4181.60 |
重庆 |
1498606.90 |
37.96 |
2668.90 |
1642354.00 |
38.90 |
2744.50 |
四川 |
4392609.19 |
140.19 |
6434.00 |
4499875.00 |
97.10 |
6732.50 |
贵州 |
1724349.53 |
181.16 |
2386.40 |
1973514.00 |
175.20 |
2622.40 |
云南 |
2608607.15 |
34.09 |
2655.40 |
3085616.00 |
27.30 |
3142.20 |
长江经济带 |
30255816.31 |
1091.13 |
45586.90 |
31668344.96 |
967.70 |
48907.60 |
全国 |
59580031.88 |
3440.05 |
107104.18 |
64317941.00 |
3159.60 |
113589.70 |
占比(%) |
50.8% |
31.7% |
42.6% |
49.2% |
30.6% |
43.1% |
4. 长江经济带服务业的发展现状
4.1. 长江经济带服务业的增加值情况
服务业增加值是衡量服务业产业活动最终结果的重要指标。由图1可知,2018~2023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服务业增加值一直呈现上升趋势,这表明长江经济带服务业的发展情况良好。其中,江苏服务业的增加值为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中最高的省份,由2018年的40,000亿增长到现在的60,000亿多;浙江、上海位居第二和第三,分别实现服务业增加值46268.60亿元、35509.60亿元;安徽、湖北、湖南以及四川为长江经济带服务业发展的第四梯队,实现服务业增加值超过20,000亿;然而,其余省份服务业增加值均在10,000亿元左右,这表明这些地区的服务业发展仍存在巨大的潜力,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区域服务业,加快推动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Figure 1. Value added of service industry in provinces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n 2018~2023
图1. 2018~2023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服务业增加值情况
4.2. 三产结构情况
2023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三产结构平均值从7.9:38.88:53.55调整为7.74:37.27:54.97,第二产业比重进一步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升1.42个百分点。分地区看,除了湖南的第三产业比重有所下降,其余省市的第三产业比重均在上升。
各省市的产业结构比较来看,上海第三产业产值占比高出第二产业50.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占比不足30%,第一产业占比微乎其微,服务型经济主导的产业结构特征极为明显;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第一产业占比不足10%,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高出第二产业10个百分点左右,形成典型的“三二一”型产业结构;四川、贵州、云南的第一产业比重均在10%以上,第二产业比重低于40%,而第三产业占比又远超于第二产业,可见其服务业增长较快,工业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发展速度减缓[2]。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Table 2. Structural changes of tertiary industr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rom 2021 to 2023 (unit: %)
表2. 2021~2023年长江经济带三产结构变化情况(单位:%)
|
2021年 |
2022年 |
2023年 |
地区 |
第一产业 |
第二产业 |
第三产业 |
第一产业 |
第二产业 |
第三产业 |
第一产业 |
第二产业 |
第三产业 |
上海 |
0.2 |
26.5 |
73.3 |
0.2 |
25.7 |
74.1 |
0.2 |
24.6 |
75.2 |
江苏 |
4.1 |
44.5 |
51.4 |
4.0 |
45.5 |
50.5 |
4.0 |
44.4 |
51.7 |
浙江 |
3.0 |
42.4 |
54.6 |
3.0 |
42.7 |
54.3 |
2.8 |
41.1 |
56.0 |
安徽 |
7.8 |
41.0 |
51.2 |
7.8 |
41.3 |
50.9 |
7.4 |
40.1 |
52.5 |
江西 |
7.9 |
44.5 |
47.6 |
7.6 |
44.8 |
47.6 |
7.6 |
42.6 |
49.8 |
湖北 |
9.3 |
37.9 |
52.8 |
9.3 |
39.5 |
51.1 |
9.1 |
36.2 |
54.7 |
湖南 |
9.4 |
39.4 |
51.3 |
9.5 |
39.4 |
54.9 |
9.2 |
37.6 |
53.1 |
重庆 |
6.9 |
40.1 |
53.0 |
6.9 |
40.1 |
52.9 |
6.9 |
38.8 |
54.3 |
四川 |
10.5 |
37.0 |
50.4 |
10.5 |
37.3 |
52.2 |
10.1 |
35.4 |
54.4 |
贵州 |
13.9 |
35.7 |
50.4 |
14.2 |
35.3 |
50.5 |
13.8 |
35.0 |
51.2 |
云南 |
14.3 |
35.3 |
55.7 |
13.9 |
36.1 |
50.0 |
14.0 |
34.2 |
51.8 |
4.3. 服务业就业情况
近年来,长江经济带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使得各省份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在持续增强。又因为长江经济带三产结构的变化,大量工业、农业转移人口和新增劳动力进入服务业,对促进区域服务业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如图2所示,2018~2023年间江苏、浙江、安徽、四川服务业吸纳的就业人数较多,相比较而言,上海、重庆、云南、贵州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较差,这也表明以上三个省份的服务业缺少大量人才,政府应当采取相应措施,增强发展服务业的自觉性和紧迫性,不断扩展就业主渠道,有效提升服务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7]。
Figure 2. Employment in the service industry in provinces and cities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2018~2023
图2. 2018~2023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服务业就业情况
5. 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对服务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实证研究
5.1. 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衡量
5.1.1.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量指标构建
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因此为了客观衡量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需要多维度选择指标。本文通过借鉴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白皮书(2024)》,研究不同学者选择数字经济指标的思路并结合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的发展现状,参考张璐菲与袁平红的研究思路从基础建设水平、技术创新能力以及发展应用水平三个方面选取7个评价指标[8],其中包括光缆线路发展水平、互联网发展水平、宽带发展水平、研发强度、技术专利、技术应用水平和数字化发展水平,综合测算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具体如表3所示:
Table 3. Digital economy level measurement index of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表3. 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水平测量指标
地区 |
第一产业 |
第二产业 |
基础建设水平 |
光缆线路发展水平 互联网发展水平 宽带发展水平 |
光缆线路长度 域名数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 |
技术创新能力 |
研发投入 技术专利 |
R&D经费支出 专利申请数 |
发展应用水平 |
技术应用水平 数字化发展水平 |
信息技术服务收入 电子商务销售额 |
5.1.2. 基于熵值法的数字经济综合水平测度
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的方法,其基本原理是根据指标变异性的大小来确定客观权重,避免了人为因素带来的偏差。因此,本文采用熵值法作为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水平的赋权方法,计算其数字经济发展的最终水平,能够使得结果更为精确和客观。
选取2018-20203年长江经济带各省份的数据,设计7个二级评价指标,Xij表示第i个年份的第j个评价指标原始值(
;
),熵值法的计算过程如下。
由于不同指标单位不同,因此在进行评价之前要将所有指标进行无量纲化,使数据具有可比性。本文选择极值法作为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水平评价指标无量纲化处理的方法,将指标数值全部转化为0~1的区间内。本文所选取的指标均为正向,标准化处理公式如式(1)所示:
(1)
其中,X表示指标原始数值,
表示标准化处理后的数值。
计算第j个指标下,第i年占该指标的比重,确定该指标的变异大小如式(2)所示:
(2)
第j个指标的信息熵计算式(3)所示:
(3)
某项指标的信息效用价值取决于该指标的信息熵ej与1之间的差值,即各个指标的差异性系数,它的值直接影响权重的大小,信息效用值越大,对评价的重要性就越大,权重也就越大[9]。具体公式如式(4)所示:
(4)
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如式(5)所示:
(5)
依据2018~2023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数字经济评价指标标准化处理的结果,运用熵值法的计算公式分别得出7个评级指标的权重,具体如表4所示。
Table 4. Index weight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level of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表4. 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权重
衡量目标 |
一级指标 |
二级指标 |
权重/% |
指标属性 |
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
发展水平 |
基础建设水平
(42.88%) |
光缆线路发展水平 |
12.38 |
正向 |
互联网发展水平 |
16.27 |
正向 |
宽带发展水平 |
14.23 |
正向 |
技术创新能力
(27.25%) |
研发投入 |
13.02 |
正向 |
技术专利 |
12.54 |
正向 |
发展应用水平
(31.55%) |
技术应用水平 |
14.90 |
正向 |
数字化发展水平 |
16.65 |
正向 |
最后根据计算出的指标权重Wj对2018~2023年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进行评分,如式(6)所示。设Zi为第i年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的最终得分,则:
(6)
2018~2023年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综合得分如表5所示。
Table 5. Comprehensive score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rom 2018 to 2023
表5. 2018~2023年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综合得分
年份 |
2018年 |
2019年 |
2020年 |
2021年 |
2022年 |
2023年 |
得分 |
0.01 |
0.21 |
0.37 |
0.53 |
0.76 |
0.93 |
从动态发展水平来看,长江经济带数字发展迅速,综合得分在不断增加,说明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的综合竞争力越来越强,表现出长江经济带数字基础建设、技术创新能力以及数字应用的发展促进了数字经济增长的潜力,推动了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的发展。
5.2. 长江经济带服务业结构优化的研究
5.2.1. 合理化
产业结构合理化反映的是产业之间的协调程度,本文选用优化过的泰尔指数测量长江经济带服务业结构合理化程度[10]。其公式如(7)所示:
(7)
其中,Y和L表示产值和就业人数,Yi/Li的比值代表第i产业的劳动生产率(
)。TL越大,说明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越低;TL越小,则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越高,具体如表6所示。
Table 6. TL value of service industry structure rationalization level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n 2018~2023
表6. 2018~2023年长江经济带服务业结构合理化水平TL值
年份 |
2018年 |
2019年 |
2020年 |
2021年 |
2022年 |
2023年 |
TL值 |
0.14 |
0.14 |
0.08 |
0.07 |
0.09 |
0.09 |
经测算,2018~2021年间长江经济带的TL值由开始的0.14下降至0.07,这说明在此期间长江经济带服务业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产业结构变得更加合理化。然而近两年长江经济带的TL值上升到0.09,表明服务业结构发展过程中仍出现了不合理的地方,提升空间较大。
5.2.2. 高级化
产业结构高级化就是产业结构由低水平向高水平演进的过程[9]。本文选用长江经济带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产值来测算2018~2023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计算公式如(8)所示:
(8)
其中,TS为长江经济带服务业结构高级化,Y2代表长江经济带第二产业产值,Y3代表长江经济带第三产业产值。当TS的取值越大时,表示长江经济带服务业的产业结构不断向高水平发展。2018~2023年长江经济带服务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如表7所示。
Table 7. TS value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structure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n 2018~2023
表7. 2018~2023年长江经济带服务业结构高级化水平TS值
年份 |
2018年 |
2019年 |
2020年 |
2021年 |
2022年 |
2023年 |
TS值 |
1.39 |
1.46 |
1.50 |
1.44 |
1.45 |
1.53 |
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地区的TS值由2018年的1.39增长至2023年的1.53。TS值的快速上升状态说明长江经济带第三产业在三次产业中的占比不断加大,产业结构“服务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表明长江经济带服务业产业结构正在不断地向高水平发展。
5.3. 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对服务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综合上述研究结果可以发现,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的发展呈良性上升趋势,而且其服务业的产业结构总体上从不合理向合理化发展,从低级水平向高级水平不断优化,逐渐实现长江经济带服务业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有机统一。而数字基建不仅仅是数字经济的基础,甚至成为拉动长江经济带服务业产业结构优化的关键因素之一,从技术、效率等方面促进长江经济带服务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级化。其次,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深刻影响了该区域传统服务业的发展模式,对其进行了颠覆和破化性的创新,并在此过程中催生出新兴服务业,使得长江经济带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形成典型的“三二一”型产业结构,服务业结构得到进一步的优化升级。因此,可以认为长江经济带服务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与数字经济的发展存在一定的正向影响关系。
6. 结论及建议
6.1. 不断完善数字基础设施
数字基础建设是提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前提,需要不断加强和完善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数字基础设施。一方面,要缩小各省份之间的差距,尤其是要加强云南、贵州的数字基础建设,防止“数字鸿沟”现象的出现。地方政府可以设立专项基金,对数字基础设施薄弱地区给予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提升光缆线路、宽带接入端口等关键设施的覆盖广度与质量,夯实基础支撑能力。另一方面,要支持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研发,建设高水平创新平台(如科技创新中心、算力枢纽等),加速技术成果转化,提升基础设施的先进性与兼容性,进一步激发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的潜能。这不仅能促进各省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为其服务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升级起到了支撑作用。
6.2. 鼓励科技创新,支持跨界融合
当代经济的竞争,究其本质是科技与创新的竞争,只有掌握新技术、新模式才能提高经济的发展水平。服务业的发展是促进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的关键,而科技与创新是推动该区域服务业发展的新动力,所以各省市政府应该对科技与创新给与充分的重视。当地政府需要大力支持绿色生产性服务业与新兴绿色服务业发展,如绿色信贷、智慧物流、生态旅游、“互联网 + 养老”等,加速传统服务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科技创新不仅改变了传统服务业的生产模式,提升了生产效率和质量,而且推动了产业之间的跨界融合,催生出大量新兴服务业,为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不断注入新的生机,对长江经济带服务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产生了积极影响。
6.3. 加大数字化人才的培养力度
数字技术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而数字技术的发展依赖于人才的培养。现阶段,高素质数字化人才短缺,这严重影响了长江经济带服务业的发展进程,所以在日后推进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的发展要注重以下几点:一是各省市政府要积极培养专业化人才,加大对数字化产业教育经费的投入,强化教育体系建设,支持高校精准设置新一代信息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领域学科专业,加强交叉学科人才培养。只有保证充足的数字化人才,才能促进服务业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二是鼓励数字经济企业与高校、职业院校等共建人才实训基地,依托重大项目、重点工程集聚优秀人才,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联合体。企业也要完善人才引进机制与激励机制,构建“精准引才、多元激励、生态留才”的立体化体系。由于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差异较大,企业要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比如在东部发达地需要更具竞争力的薪酬和发展机会来吸引人才。与此同时,企业还需设计符合自身情况的股权激励方案,如授予核心数字化人才公司股权或期权,将员工利益与企业长期发展绑定,增强人才的忠诚度。最后,企业可以在产业园区周边建设“数字人才社区”,为员工提供公寓、学校、医院等,优化服务保障,提升人才的归属感。
6.4. 加强区域合作,缩小省份差距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之间数字经济和服务业存在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因此各省市之间要针对数字经济和服务业发展方面开展跨省合作,建立统一数据平台与标准,打破部门、区域间的数据孤岛,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释放数据要素价值,进而缩小各省市之间的发展差距,避免为了争夺数字资源而相互竞争、制约的不利现象出现,为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和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健康、稳定的运行基础。另外,各省市政府也要积极出台相关的发展政策,并及时调整不合理的政策,为数字经济和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明确的道路。
基金项目
会计专业学位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生基地建设项目(项目编号:210900525012)。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