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年来，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备受关注。受学业压力(郭梅英等，2015)、就业竞争(邱慧燕，戴斌荣，2014)以及社会角色转换(王兰锋，2013)等多重因素影响，许多大学生面临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而贫困生群体因面临经济窘迫、成长环境差等客观问题，他们与普通学生相比更容易出现心理危机(化磊，贾红果，陈学宁，2016)。这一现象并非局限于某一地区或学校，国内学者在西部地区(陈永涌，2018)、西北部地区(夏依旦·艾山，居来提·斯提瓦力地，2018)、中部地区(李晓艳，贺晶晶，沈钰岚，2023)和东南地区(张萌，王玉倩，黄建，2017)等地的高校学生中均发现了较为严重的心理问题，这反映出当前高等教育中普遍存在的心理健康危机，揭示了经济压力背景下加强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心理健康管理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积极心理学理论兴起以来，探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心理健康与其积极心理品质之间关系的研究日益增多。希望感(hope)作为一种积极的心理品质(刘孟超，黄希庭，2013)，不仅可以帮助贫困生在面对经济和学业压力时保持对未来的积极预期，从而增强应对生活挑战的能力(禹玉兰，罗军，李俊娇，2012；祁世钧，励骅，何元庆，2020)，还与学业成就(张晓娜，2011)和生活满意度(Marques, Pais-Ribeiro, & Lopez, 2011)密切相关。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大学生的希望感与其心理健康状况存在显著关联(李永慧，2021)，特别是不同学历层次学生在希望感上的表现可能有所差异，这种差异可能源于学业压力、生活环境及社会角色的变化(丁湘梅，2015)。
近年来，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比例正在不断增加，而少数民族大学生多来自经济相对落后地区，他们不仅面临经济困难，还因从小接受的教育质量较差，导致学业基础薄弱，进入大学后学习较为吃力(宛蓉等，2020)。因此，关注和分析少数民族地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状况显得尤为重要。
然而，目前关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心理健康与希望感关系的研究仍不充分。从研究区域上看，已有研究多集中于中部地区(祁世钧，励骅，何元庆，2020；励骅，祁世钧，2021)，对广西等民族聚集地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希望感研究较少。从研究对象学历上看，多数研究集中于本科生(祁世钧，励骅，何元庆，2020；刘阳，2017；陈永涌，2018)，对不同学历层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问题与希望感的差异性探讨相对较少。
此外，从心理危机干预的角度来看，国家日益重视对心理问题的早期识别与干预。2023年教育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的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等十七部门，2023)明确要求各高校定期开展心理健康普查，全面覆盖学生群体，尤其要关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等心理健康高风险群体。这一政策反映了国家在预防学生心理危机、维护校园和谐方面的决心，也表明心理测评已成为高校心理健康管理的基础手段之一。心理测评的系统化与规范化，不仅帮助高校识别学生的早期心理问题，也为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持，本研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
综上，笔者在广西地区某综合大学开展了心理普测，结合测评数据，深入探讨该校不同学历层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希望感的差异，并进一步分析这些差异的背后原因，从而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培育与提升路径提供理论依据，为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支持。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选择广西地区某综合大学作为样本开展心理测评，对其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共8110人进行分析研究。因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群体中博士研究生样本仅3人，不满足统计检验样本量的标准而剔除。最终保留本科生7411人，硕士研究生696人；男生2453人，女生5654人。
2.2. 研究工具
2.2.1. 心理健康状况测量工具
1. 抑郁自评量表
采用Zung于1965年编制的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测量被试的抑郁水平(Zung, 1965)。SDS被Zung研究团队证明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已在国外各研究领域得到广泛应用(Fountoulakis et al., 2001)，我国精神卫生领域学者于1986年建立了SDS的中国常模(王春芳，蔡则环，徐清，1986)。目前SDS是国内抑郁测评最主要工具之一(汪向东，王希林，马弘，1999)，适用于测量我国大学生的抑郁水平。
SDS包含20个条目，计总分，53~62分为轻度抑郁，63~72分为中度抑郁，超过72分为重度抑郁。
2. 焦虑自评量表
采用Zung于1971年编制的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测量被试的焦虑水平(Zung, 1971)，SDS已在国外各研究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我国量表协作组早在1986年开始对SAS进行修订，于1994年证实SAS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应用于临床心理卫生领域(陶明，高静芳，1994)。有学者统计发现，在我国非临床类(例如：教育类、社会类等)研究中，SAS在高校大学生群体中的使用最为普遍(周永安，2012)，这意味着SAS是当前测量大学生焦虑水平的首选工具。
SAS共有20个条目，计总分，50~59分为轻度焦虑，60~69分为中度焦虑，超过69分为重度焦虑。
2.2.2. 成人素质希望量表
采用Snyder等编制的成人素质希望量表(Adult Diathesis Hope Scale, ADHS)，ADHS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Snyder et al., 1991)，总量表和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均达到0.70以上，适用于评估我国中学生(田莉娟，2008)和大学生(陈灿锐，申荷永，李淅琮，2009)群体的希望感水平。
ADHS包含12个条目，其中路径思维和动力思维各有4个题项，要求被试评估这些问题与他们在不同时间和情境下的自身情况相符程度，其余4项注意力检测题不计入总分。被试得分越高，表明其希望感越强。
2.3. 研究过程
为确保数据的准确性与一致性，采用集中施测的方式，所有被试均被安排在学校的机房进行统一测试。具体施测流程如下：
1) 施测前，研究团队与学校相关部门进行了充分沟通和协调，确保机房设备的稳定性和网络环境的畅通。同时，提前向学生发放测试通知，明确测试的时间、地点及相关要求，确保参与学生充分知晓测试流程和注意事项。
2) 施测当天，学生按照安排在指定时间进入机房，每人使用独立计算机进行在线测评。研究团队成员全程监督施测过程，确保每位学生独立作答，防止外部干扰行为出现。测试工具为心理普查系统中预设的标准化量表，包含SDS、SAS和ADHS，测试时长约为30分钟。
3) 施测完成后，所有数据均通过系统自动保存并加密，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和匿名性。后续数据分析将基于此完整的数据集展开，为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和准确性提供保障。
2.4. 统计分析
采用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Statistical Package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SPSS)进行统计分析。SPSS是一款支持数据处理、数据分析和数据可视化的统计分析软件，当前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Gunarto, 2019)。本研究将使用SPSS 22.0版本进行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和相关分析等数据处理。
3. 结果
3.1.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抑郁、焦虑和希望感在性别上的差异检验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不同性别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抑郁总分、焦虑总分和希望感总分进行差异性检验。如表1所示，男生的抑郁得分与女生无显著差异(t = −1.69, p = 0.092)；男生的焦虑得分显著低于女生(t = −3.38, p = 0.001)；男生的希望感得分显著高于女生(t = 2.16, p = 0.031)。
Table 1. Gender differences in depression, anxiety, and sense of hope
表1. 抑郁、焦虑和希望感的性别差异
|
性别 |
t |
p |
|
男(N = 2453) |
女(N = 5654) |
|
M |
SD |
M |
SD |
抑郁 |
44.42 |
11.93 |
44.87 |
10.77 |
−1.69 |
0.092 |
焦虑 |
40.33 |
8.88 |
41.06 |
8.95 |
−3.38 |
0.001 |
希望感 |
23.33 |
4.83 |
23.11 |
3.71 |
2.16 |
0.031 |
3.2.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抑郁、焦虑和希望感在学历上的差异检验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不同学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抑郁总分、焦虑总分和希望感总分进行差异性检验。如表2所示，本科生的抑郁得分(t = 11.77, p < 0.001)和焦虑得分(t = 12.41, p < 0.001)显著高于硕士研究生；本科生的希望感得分显著低于硕士研究生(t = −10.39, p < 0.001)。
Table 2. Educational background differences in depression, anxiety, and sense of hope
表2. 抑郁、焦虑和希望感的学历差异
|
学历 |
t |
p |
|
本科(N = 7411) |
硕士(N = 696) |
|
M |
SD |
M |
SD |
抑郁 |
45.18 |
11.13 |
40.02 |
10.06 |
11.77 |
0.000 |
焦虑 |
41.22 |
8.91 |
36.86 |
8.13 |
12.41 |
0.000 |
希望感 |
23.03 |
4.08 |
24.70 |
3.70 |
−10.39 |
0.000 |
3.3.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抑郁、焦虑和希望感在生源地上的差异检验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不同生源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抑郁总分、焦虑总分和希望感总分进行差异性检验。如表3所示，来自城镇的学生的抑郁得分(t = 0.38, p = 0.702)、焦虑得分(t = −0.79, p = 0.432)和希望感得分(t = 1.47, p = 0.142)与来自乡村的学生无显著差异。
Table 3. Origin differences in depression, anxiety, and sense of hope
表3. 抑郁、焦虑和希望感的生源地差异
|
生源地 |
t |
p |
|
城镇(N = 19002) |
乡村(N = 13523) |
|
M |
SD |
M |
SD |
抑郁 |
44.18 |
11.57 |
44.59 |
11.05 |
−3.18 |
0.001 |
焦虑 |
40.09 |
9.21 |
40.66 |
8.87 |
−5.55 |
0.000 |
希望感 |
23.65 |
4.31 |
23.18 |
4.02 |
9.90 |
0.000 |
3.4.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抑郁、焦虑和希望感在“是否独生子女”上的差异检验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是否独生子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抑郁总分、焦虑总分和希望感总分进行差异性检验。如表4所示，独生子女的抑郁得分(t = −0.61, p = 0.542)、焦虑得分(t = −0.83, p = 0.404)和希望感得分(t = 1.35, p = 0.176)与非独生子女无显著差异。
Table 4. Differences in depression, anxiety, and sense of hope in “whether or not the only child”
表4. 抑郁、焦虑和希望感在“是否独生子女”上的差异
|
是否独生子女 |
t |
p |
|
独生子女(N = 946) |
非独生子女(N = 7161) |
|
M |
SD |
M |
SD |
抑郁 |
44.51 |
11.53 |
44.76 |
11.08 |
−0.67 |
0.505 |
焦虑 |
40.61 |
8.90 |
40.87 |
8.94 |
−0.83 |
0.404 |
希望感 |
23.35 |
4.53 |
23.15 |
4.02 |
1.35 |
0.176 |
3.5.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抑郁、焦虑和希望感在“是否留守”上的差异检验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是否留守”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抑郁总分、焦虑总分和希望感总分进行差异性检验。如表5所示，有留守经历学生的抑郁得分(t = 5.44, p < 0.001)、焦虑得分(t = 6.15, p < 0.001)显著高于无留守经历的学生，有留守经历学生的希望感得分(t = −3.95, p < 0.001)显著低于无留守经历的学生。
Table 5. Differences in depression, anxiety, and hope in “whether to stay behind”
表5. 抑郁、焦虑和希望感在“是否留守”上的差异
|
是否有留守经历 |
t |
p |
|
是(N = 3228) |
否(N = 4879) |
|
M |
SD |
M |
SD |
抑郁 |
45.55 |
11.02 |
44.19 |
11.18 |
5.40 |
0.000 |
焦虑 |
41.59 |
9.00 |
40.35 |
8.85 |
6.15 |
0.000 |
希望感 |
22.96 |
4.06 |
23.32 |
4.09 |
−3.95 |
0.000 |
3.6.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抑郁、焦虑和希望感三个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对抑郁总分、焦虑总分和希望感总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抑郁得分与焦虑得分呈显著正相关(r = 0.73, p < 0.001)，与希望感得分呈显著负相关(r = −0.61, p < 0.001)；焦虑得分与希望感得分呈显著负相关(r = −0.45, p < 0.001)。
Table 6.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depression, anxiety and sense of hope
表6. 抑郁、焦虑和希望感的相关分析
|
抑郁 |
焦虑 |
希望感 |
抑郁 |
1 |
|
|
焦虑 |
0.73** |
1 |
|
希望感 |
−0.61** |
−0.45** |
1 |
注：**p < 0.001。
4. 讨论
4.1. 不同性别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抑郁、焦虑和希望感出现差异的原因
造成不同性别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抑郁、焦虑和希望感差异的原因可能来自多方面。
4.1.1. 性别差异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群体中的弱化效应
男女生之间的抑郁水平无显著差异，这与先前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群体中的发现并不一致。例如，刘阳在广西某高校大一到大三年级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中发现，女生的抑郁水平高于男生(刘阳，2017)；而张雅萍在重庆市内几所高校的调研中发现，男生的抑郁得分显著高于女生(张雅萍，2017)。
国外学者Hyde教授曾提出性别相似性假说，认为男女之间的相似性大于差异性(Hyde, 2005)。在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群体中，性别差异可能更加显著，但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群体中，经济压力和资源缺乏的共同影响可能会削弱这种性别差异，使得男女生在抑郁水平上的差异不显著，表现出性别相似性的特点。
4.1.2. 性别角色的影响
男生的焦虑水平显著低于女生。根据性别角色理论，女性往往被期望展现更多的情感敏感性和自我表露，这可能导致她们在面临压力时更容易体验到焦虑情绪，而男性则倾向于隐藏或压抑情感。研究表明(Eagly & Wood, 2012)，女性在面对经济压力或学业挑战时，可能更容易表现出焦虑。相反，男性更倾向于通过行动导向的方式应对问题，这可能使他们在焦虑得分上表现较低。
4.1.3. 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
男生的希望感水平显著高于女生，这一现象可能与传统性别社会化有关。男性通常被社会期待展示出更多的自信和自我效能感，而广西地区作为一个拥有丰富民族文化背景的区域，社会文化可能进一步加深了性别差异，男性可能从小被赋予更多的独立性与责任感，这些特点在心理应对和希望感形成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从而促进了他们对未来的积极预期和更高的希望感。
4.2. 不同学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抑郁、焦虑和希望感出现差异的原因
本科生的抑郁和焦虑得分显著高于硕士研究生，他们的希望感得分显著低于硕士研究生。这一结果弥补了过往在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希望感研究领域中的不足，补充了学历差异这一影响因素。
4.2.1. 学业压力与未来不确定性
本科生，尤其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往往面临更大的学业压力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这一群体的学生在本科阶段可能尚未明确未来的职业规划或学术发展方向，处于身份和目标探索的关键时期。此外，在近年来高校扩招的背景下，本科生面临的就业压力相对较大，很多本科生在选择直接就业和继续深造之间陷入困惑(许静，甘崎旭，廖星凯，2024)，对未来发展方向较为迷茫，尤其是在家庭经济困难背景下，家庭经济负担使得本科生对未来的经济安全更加担忧，这加剧了他们的焦虑和抑郁情绪(张斌，邱致燕，谢辉等，2014)。相比之下，硕士研究生在学术路径和职业方向上通常已有相对明确的规划，心理上的不确定感较少，因此抑郁和焦虑得分较低。
4.2.2. 社会支持与应对资源
随着学历的提升，学生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和应对资源。硕士研究生在校园内外的社会网络往往更加成熟，他们可能拥有更多的导师指导、学术资源和同伴支持，这些因素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压力和困境。对于本科生，尤其是刚进入大学的低年级学生，往往处于社会网络的构建期，缺乏足够的社会支持，因此更容易感受到孤独和无助，从而导致较高的焦虑和抑郁得分。
4.2.3. 学术环境与发展机会
本科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由于学术资源和发展机会有限，他们在学术和职业上的不确定感更强，导致对未来的期望和信心不足。而在研究生阶段，学生通常有更多参与学术研究和职业发展的机会，这有助于提升他们对未来的希望感。
4.3.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抑郁、焦虑和希望感在生源地和“是否独生子女”上无差异的原因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群体在不同生源地和“是否独生子女”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下，抑郁、焦虑和希望感得分均无显著差异，这一结果不同于以往关于学生心理健康差异的传统认知。这可能由于在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群体中，经济困境是一个强大的共同压力源，超越了城乡和是否独生的影响。对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而言，影响心理健康的最主要因素是经济负担和社会期望，而非地理背景和是否有兄弟姐妹，由于都面临相似的经济压力和学业竞争，导致他们在抑郁、焦虑和希望感得分上的表现趋于一致。
4.4.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抑郁、焦虑和希望感在“是否有留守经历”上出现差异的原因
有留守经历学生的抑郁、焦虑和希望感得分均较无留守经历学生更差，反映了留守经历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心理健康的深远影响。
4.4.1. 留守经历对情感支持的缺失
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因父母长期外出务工，常常缺乏来自父母的日常情感支持。研究表明，情感支持不足会导致个体在情感调节和压力应对上更加脆弱，进而增加了抑郁和焦虑的风险(李凡繁，徐学俊，2014)。这种情感上的缺失，特别是在个体成长的关键阶段，会对心理健康产生持续性的负面影响，导致有留守经历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大学期间更易表现出抑郁和焦虑的状态。
4.4.2. 留守经历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双重压力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不仅要应对来自家庭的经济压力，还要承受留守经历带来的情感和心理压力。双重压力的叠加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心理负担，使得他们在抑郁和焦虑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这种长期的压力积累，也容易削弱他们对未来的信心和希望感。
4.4.3. 文化因素对留守学生心理发展的影响
在广西某些欠发达地区，传统文化中强调忍耐和自立自主的观念可能也会影响学生的心理发展。这使得有留守经历的学生在遭遇困难时，往往不主动寻求外界的帮助，而是倾向于压抑情绪，增加了心理问题的发生风险。这种文化背景下的心理应对方式，使得有留守经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问题更容易积累并表现为抑郁和焦虑。
4.5. 抑郁、焦虑和希望感的相关性探讨
抑郁得分与焦虑得分呈显著正相关，抑郁和焦虑得分分别与希望感得分呈显著负相关，这意味着抑郁和焦虑情绪之间可以相互正向预测，而抑郁和焦虑则能够反向预测个体的希望感。
4.5.1. 抑郁与希望的负相关性
抑郁通常表现为个体对生活失去兴趣、对未来充满消极预期，缺乏动力去追求个人目标，希望感则是个体在面对未来时保持积极预期和明确目标的能力(张平，张兰鸽，许婷婷，2023)，因此二者呈现负相关关系。当个体的抑郁情绪上升时，其对未来的期待和希望感往往会下降。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群体中，这种负相关性可能更为明显，因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通常面临较大的经济压力和社会适应困难，这些因素容易导致抑郁情绪的增加，同时削弱他们对未来的信心。
4.5.2. 焦虑与希望感的负相关性
焦虑通常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对当前环境的应对困难密切相关，焦虑水平较高的个体往往对未来感到担忧，缺乏希望感(张凡等，2021)。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群体因其经济状况和生活压力，常常对学业、就业等方面产生不确定感，这种不确定性加剧了焦虑情绪，并进一步影响他们对未来的期望。因此，焦虑与希望感的负相关性在这一群体中也显著存在。
4.5.3.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特定情境中的心理压力
广西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群体不仅面临学业和就业压力，还要承受经济困境带来的长期心理负担，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往往缺乏足够的社会支持和资源，这加剧了他们的焦虑和抑郁情绪(彭泽等，2023)。这些负性情绪的累积更有可能使得他们对未来缺乏信心，进而影响希望感。与此同时，因家庭背景和社会经济状况的限制，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制定和实现个人目标方面面临更多挑战，这进一步削弱了他们的希望感，导致抑郁、焦虑与希望感三者之间的显著相关性。
5. 结语
通过对民族地区高校的学生进行心理健康状况研究，特别是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群体开展心理健康状况分析，发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是否有留守经历”这个维度上，有留守经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比无留守经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偏低，在以往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研究中，我们往往只关注这一群体整体的心理健康水平，极少对这个群体进行细化研究。
我国已于2020年全面完成脱贫攻坚工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也持续得到国家与社会的支持和帮助，教育帮扶中的心理帮扶工作也作为巩固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成果对后续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具有指导性作用。
然而，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一方面，研究对象均来自同一高校，且调研高校以文科类专业为主、理工科专业较少，同时还存在男女数量不均等客观问题；另一方面，没有考虑时间因素的影响，例如，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和心理健康状况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未来，笔者团队将运用整合性艺术心理辅导的方式，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特别是对有留守经历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设计针对性心理辅导方案，力求有效提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逐步改善有留守经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希望感等积极心理品质水平。同时，笔者团队将进一步梳理和总结整合性艺术心理辅导方式，形成一套可操作、可复制的有效心理健康教育辅导方案，丰富“言语 + 艺术”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
基金项目
2023年广西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2023LSZ045)；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JGY2023103)。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