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华典籍，作为源远流长文明的重要承载体，自古以来承载着“守宗庙之典籍”的庄严使命，尤其在夏商周三代更被视为政教之重器。儒家经典《论语》，更是以其“仁”与“道”为思想精髓，成为中华文明瑰宝。自19世纪起，《论语》的英译作品便成为儒家思想传播至全球的重要桥梁。众多译本中，每个版本对核心词汇的翻译都各具特色。尤其是首篇《学而第一》，通过“劝学”这一主旨，系统地传达了儒家的治学理念。本研究以翻译美学理论为基础，选取了理雅各、阿瑟·威利及刘殿爵三大经典译本，从象似性、创作与优化三大原则入手，深入剖析译者如何运用美学策略，再现《论语》原文本中形与义的和谐之美。这一研究不仅为儒家思想的国际化传播提供了实证参考，也为中国特色翻译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the long-standing civilization, Chinese classics have since ancient times shouldered the solemn mission of “preserving the classics of the ancestral temple”, especially in the Xia,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they were regarded as significant tools for governance and education. The Confucian classic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with its core ideas of “Ren” and “Dao”, has become a treasur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Since the 19th century,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have served as a vital bridge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Confucian thought worldwide. Among the numerous translations, each version has its unique approach to translating key terms. Particularly, the first chapter, “Xue Er I” through the theme of “encouraging learning”, systematically conveys the Confucian philosophy of scholarship. This study, based on translation aesthetics theory, selects three classic translations by James Legge, Arthur Waley, and D.C. Lau, and delves into how the translators employ aesthetic strategies to reproduce the harmony of form and meaning in the original text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The analysis focuses on three principles: iconicity, creative adaptation, and stylistic refinement, revealing how these translators balance linguistic fidelity with artistic expression to convey Confucian intellectual ideals across cultural boundaries. This research not only provides empirical references for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onfucian thought but also offers valuable insigh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Chinese characteristic translation theory system.
1. 引言
中华文明的历史深邃悠久，典籍文化更是浩如烟海，令人叹为观止。提及“典籍”二字，它们的出现可追溯至《孟子·告子下》中的记载：“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1]。此言一语道破了古代典籍的珍贵与重要性，它们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承载着无数先贤的智慧与教诲。而在这些璀璨的文化瑰宝中，《论语》无疑是极具代表性的佳作。这部由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的经典，不仅记录了孔子的言行与思想，更深刻地体现了儒家的道德观念与价值追求。自19世纪初起，《论语》的正式英译本便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流传，据统计，截止20世纪初，已有50部之多。这些译本中，既有外国译者的匠心译作，也不乏中国译者或海外华人的智慧结晶[2]。作为《论语》的开篇之作，《学而第一》犹如全书的导言与概论，对孔门学问进行了综合而深入的阐述。其开篇便以“劝学”为题，系统地介绍了君子做学问的宗旨、目标、方法、步骤及效验等方面的内容[3]。在这一章中，核心词汇“仁”与“道”频繁出现，其中“仁”字出现了三次，“道”字更是高达五次[4]。这一现象不仅揭示了孔子思想的核心观念与终极价值，更凸显了“仁”在儒学体系中的至高无上地位。鉴于此，对于《论语》中核心词汇的英译便显得尤为重要。它直接关系到儒家思想文化的传播与影响。而在这众多的译本中，近代英国汉学家理雅各、阿瑟·威利以及香港学者刘殿爵的译作尤为引人注目。他们本着象似原则、创作原则和优化原则，将《学而第一》中“仁”与“道”的审美效果形象地再现于译本之中，使儒家文化的精髓得以跨越时空，影响世界。
2. 象似原则——艺术模仿的原则
翻译美学，作为翻译学领域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其价值不仅体现在对文学翻译实践的指导作用，更在于它深刻揭示了翻译活动中审美规律的奥秘。在文学翻译的世界里，模仿作为一种基本的审美再现手段，其艺术性尤为凸显，成为翻译艺术中的核心要素[5]。翻译活动，既是一门严谨的科学探索，又是一门充满文学想象的创造艺术，翻译的成果往往直接映射出创作者的艺术造诣。著名学者党争胜先生，从象似性的独特视角出发，对翻译进行了深入而独到的剖析。他将文学翻译实践中的象似性进行了细致分类，包括数量象似性、时间象似性、空间象似性、心理象似性和意象象似性等[6]，这些原则不仅为翻译实践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更为翻译美学的构建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石。通过这些原则的运用，翻译美学得以更好地指导翻译实践，推动翻译艺术的繁荣与发展。
例1.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在探讨“道”与“仁”这两个具有深厚中华文化内涵的概念时，我们不难发现，西方文化中并无直接与之对应的思想体系，这无疑给译者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他们需在深刻理解原语内涵的基础上，进行艺术性的再创造，以寻求最贴近原意的表达方式。对于“道”的翻译，理雅各选用了“all right practical courses”，强调其实用性与正确性；威利与刘殿爵则译为“the Way”，简洁而深邃，试图捕捉其本质。而钱穆先生在《论语新解》中进一步阐释，“道”即为人道，其根本在于人心。至于“仁”，朱熹认为它蕴含了爱的法则与内心的美德。在翻译上，理雅各选择“all benevolent actions”，突出其行为表现；威利以“Goodness”概括其善良本质；刘殿爵则强调“a man’s character”，将“仁”视为个人品格的体现。这些多样化的翻译尝试，共同展现了“仁”的丰富内涵。
综上所述，三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秉持意象相似性原则，巧妙运用审美再现手法，较为出色地传递了原文中的意象美感。然而，在翻译“仁”字时，笔者认为应更着重于中国文化的有效传播，并巧妙融合西方字母语言的构词特色。鉴于此，提议将“仁”译为“Renism”，此译法既保持了形式(或构词)上的相似性，又语言精炼，易于引发西方读者的关注与兴趣，且能有效规避西方宗教文化对译文带来的潜在影响。
例2：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在深入剖析孔子的核心思想时，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概念，如“学”、“乐”、“君子”，这些词汇在中华文化中承载着丰富的内涵，但在西方文化中却难以找到完全对应的表达。正因如此，译者在翻译这些概念时，必须基于对原文的深刻理解，以原语为蓝本，通过审美再现的手法，力求传递出原文的意象之美。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为例，这句话简洁明了地表达了孔子对于学习的态度。理雅各(James Legge)将其译为：“Is it not pleasant to learn with a constant perseverance and application?”在这个译文中，“constant perseverance and application”准确地捕捉到了“学”与“习”的核心精神，强调了持之以恒的学习态度。威利(Arthur Waley)和刘殿爵(D.C. Lau)则更注重学习与实践的结合，分别译为：“Is it not a pleasure to learn and practice what you have learned?”和“Is it not a pleasure to learn and then put into practice what one has learned?”这两句译文不仅传达了学习的乐趣，还体现了时间象似性和心理象似性，即学习的持续性和实践带来的满足感。接下来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话表达了孔子对友情的珍视和对远方来客的欢迎。三位译者都巧妙地运用了“friends”和“joy”等词汇，准确地再现了“朋”与“乐”的意象。理雅各的译文“Is it not delightful to have friends coming from distant quarters?”虽然较为冗长，但“distant quarters”一词巧妙地传达了“远方”的意象。威利和刘殿爵的译文则更为简洁，更符合现代英语的表达习惯，分别以“visit from afar”和“come from afar”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在这两句译文中，我们不仅看到了空间象似性的体现，即远方来客的物理距离，还感受到了心理象似性，即友情带来的内心喜悦。最后，我们来看“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句话是孔子对君子品格的高度赞扬。对于“君子”的翻译，三位译者采用了不同的策略。理雅各使用了“a man of complete virtue”，强调了君子的道德完满。威利和刘殿爵则选择了“a gentleman”，试图在英文中找到一个与“君子”相近的表达。然而，“君子”作为儒家文化的核心概念，其内涵远非“virtue”或“gentleman”所能涵盖。它代表着一种理想的人格境界，一种对道德、智慧、勇气等多方面的追求。因此，笔者认为，为了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对于“君子”的翻译，我们可以采用音译加注的方式，即“Junzi (the ideal moral character)”。这样的翻译既保留了原文的文化特色，又便于西方读者理解。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向西方读者展示儒家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综上所述，译者在翻译孔子的核心思想时，需深刻理解原文的内涵，灵活运用翻译策略，力求传达出原文的意象之美。同时，我们也应不断探索和创新翻译方法，以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推动中西文化的交流与互鉴。
3. 创造原则——艺术原创的原则
在《美学原理》中，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提出了对翻译的独特见解，强调认为优秀的译文应当具备独特的艺术价值，独立成为一部独立的艺术作品。我国翻译美学理论研究者刘宓庆也指出，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应当运用翻译艺术的变通性，展现自己的独特才华。这种变通性不仅体现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和艺术创造力，更是翻译艺术的核心。克罗齐和刘宓庆的观点共同揭示了翻译艺术的实质：翻译应当超越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翻译的目标并非仅仅是与原文形式相似，而在于在忠实于原文精神的基础上，赋予译文独立的艺术生命。这种艺术生命体现在译文的语言表达、文化内涵和审美体验之中，使译文得以突破原文的限制，成为目标语言文化中的一部独立之作。因此，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传递工具，更是文化的连接纽带和艺术的再创造[5]。通过变通性的应用，译者们可以在保持原文精神的同时，赋予译文独特的艺术生命，使其成为目标语言文化中的经典之作。这种独特的翻译理念不仅丰富了翻译理论的内涵，也为实际翻译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原则。
例3. 巧言令色，鲜矣仁。
钱穆先生将一句话翻译成：“满口说着讨人喜欢的话，满脸装着讨人喜欢的表情，(那样的人)仁心就很少了。”那么，在这句话中所提到的“仁”与前文讨论的“仁”是否具有同样的意义呢？台湾学者傅佩荣在《细说论语》中认为，第一个例子中的“仁”指的是“人生正途”，而第二个例子中的“仁”则是指“真诚的心意”。然而，作者认为这两种“仁”都体现了孔子所倡导的最高道德标准。在《论语》中，“仁”一词出现了109次，而孔子对不同的学生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在这句话中，三位译者对“仁”的翻译也有所差异，分别是“true virtue”[7]、“the Good”和“be benevolent”。明朝学者张居正认为，仁即是心灵之美，因为仁即是本心之美，只要心存善念，仁必然存在。朱熹也认为这里的“仁”是指本性之德。理雅各认为“benevolence”与“仁”的含义最接近，在具体语境中选择了“true virtue”；而威利则认为任何语言都无法涵盖“仁”的完整意义，因此将其首字母大写以强调其重要性[8]；刘殿爵的翻译实践与理雅各相似，将“仁”一直译为“benevolence”[9]。综上所述，三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并参考了古人的注解，对“仁”在特定语境下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与翻译。在不同的文化与语境之中，“仁”这个概念有着丰富而多样的涵义，这也体现了孔子思想的深远与包容。
孔子说过：“一个人既孝顺又尊敬长辈，却喜欢挑战权威的情况很少见。不违抗上级，却喜欢制造混乱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君子应当注重根本，只有根本稳固，道德才能茁壮生长。孝敬长辈和尊敬兄弟姊妹，难道不是仁德的根本吗？”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以孝道和礼仪为本，才能实现真正的仁爱之道。
钱穆、张居正、朱熹、傅佩荣、理雅各、威利、刘殿爵等学者对于儒家经典中“仁”这一概念的理解各有侧重，但不同的解释中却不约而同地凸显了“仁”的重要性。钱穆将“孝弟”视为“仁”的实践起点，认为孝悌行为有助于约束人们的行为，减少不当行为。张居正则强调孝悌是内在德性的外显，而朱熹将“仁”解释为人性本善的表现。傅佩荣认为孝悌是践行儒家伦理的起点，与“巧言令色”中“仁”的语境化定义形成互补性差异。理雅各将“仁”译为“benevolence”(仁慈)，试图用西方道德概念传达儒家伦理的实践性。威利选择“Humanity”并首字母大写，强调“仁”作为抽象哲学概念的独特性。刘殿爵将两处“仁”均译为“benevolence”，以维持文本内概念的统一性。这些学者的不同观点和翻译选择，揭示了“仁”作为儒家核心价值的多维度意义。钱穆的实践根基论强调了“仁”的道德根基作用，理雅各的benevolence译法则突出了“仁”的伦理实践性，而威利选择Humanity译法则强调了“仁”作为抽象哲学概念的独特性。刘殿爵的benevolence译法则追求文本内连贯性，保持了概念的统一性。这些不同的解读和翻译选择，呈现了“仁”作为道德根基、形上概念、统一德性的三重维度，丰富了对“仁”的理解。总的来说，这些学者对于“仁”的深入探讨和不同理解，使得我们对于这一概念有了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认识。在儒家伦理中，“仁”作为核心概念，承载着道德实践的根基，内在德性的外显，人性本善的自然流露等多重含义。通过不同学者的研究和解读，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并运用“仁”这一重要概念，指导我们的行为和思想，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发展。
4. 优化原则——艺术至美的原则
在文学翻译中，译者不仅要保持忠实通顺，还要遵循优化原则。优化主要包括语言和语序两方面[6]。在英译《论语》这一过程中，译者不仅是简单地调整语言和语序，更是通过审美主客体的互动来传递文化意蕴。语言优化就是要发挥译文的语言优势，选择最合适的表达方式[10]。在《论语》英译本中，译者经常使用优化原则，这种实践其实是在审美再现的过程中，以目标语为媒介重新构建原文的美学价值，最终实现跨文化审美的有机统一。这样一来，翻译就成为了一门艺术，达到了最佳的审美效果，比如在翻译“道”一词时的处理。总的来说，文学翻译不只是简单地将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而是要通过优化原则，将原文的美学特点与文化内涵传递给目标语读者。译者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不断思考如何最好地表达原文的意义，使得译文更具有说服力和魅力。通过运用优化原则，译者不仅仅是在传达文字，更是在传达情感和思想。这样的翻译才能真正打动读者，使他们感受到原作的魅力和深刻之处。所以，在文学翻译中，忠实通顺只是基础，而优化原则才是更高的追求。
例4. 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
古代圣王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人传承着治理之道，被称为先王之道。张居正在明朝时期解释道：“先圣王制定礼仪，注重和谐，目的在于完善永存。”在这里，“道”主要指的是“礼仪的实际运用，重在和谐”。三位学者将其译为了不同的形式：“the ways”；“the Way”；“the ways”。《说文解字》解释“道”为“所行的路径”，《尔雅》解释为“通向目的地的路”，而在牛津字典中，“way”有两种主要解释：① 执行某事情的方法，风格，或方式；或者是一个可选或替代的行动形式；② 用来旅行的道路、轨道或路径。综合英文和中文的解释，“the ways”或“the Way”作为翻译最能够准确地概括出“道”的基本含义，这体现了语言表达的优化原则。
例5.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孔子强调君子应当追求内心的充实和道德的完善，而非对物质享受的追求。在这种语境下，我们需要深刻理解“道”所代表的意义。它不仅仅是一条具体的道路，更是道德准则或高尚品行的象征。因此，我们可以将“道”翻译为“the moral path”，这种翻译方式在保留了道路隐喻的同时，强调了道德的重要性，既清晰表达了字面意义，又深刻揭示了其内涵。从《说文解字》和《尔雅》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到，“道”不仅指道路，还涵盖了行事准则和道德规范的意思。而牛津字典中，“way”除了指道路，还表示方法或方式，与“道德路径”一词相呼应。因此，选择“the moral path”作为“道”的翻译，巧妙地融合了“way”双重含义，既突出了路径的概念，又将其抽象至道德层面，实现了语言的精准优化。
5. 结语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得以延续至今离不开古代典籍的传承。为了让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发扬光大，翻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深思熟虑，精选核心词汇，才能有效地促进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本文主要探讨了翻译美学这一中国特色翻译理论，尚未涉及其他理论对于中国优秀作品中核心词汇翻译的影响。同时，本文也未能充分分析象似性、创造性和优化原则在文学翻译中的指导作用。因此，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