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一般我们认为，五四时期正式出现“现代汉语”这一概念，汉语欧化的相关问题最早也是在新文化运动之初，由傅斯年、鲁迅、胡适、陈独秀等文学革命家提出，从早期“欧化的国语”[1]发展至今，现代汉语的欧化研究已有百年历史。随着全球化浪潮的不断推进，世界各国文化交流愈发频繁，印欧语系特别是英语对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语用等层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目前我们正处于现代汉语发展的百年之际，总结一百多年来汉语欧化的基本现象并开展进一步的历时和共时研究，对现代汉语史和汉语欧化史的研究、现代汉语的规范发展都尤为重要。
2. 汉语受外来语影响历程
在人类语言演变中，几乎任何一种语言在自身发展中都会与他族语言产生语言接触，阶段性地或连续性地受到他族语言的影响，使语言本身的特点产生不同程度的变化[2]，“欧化”正是汉语在与印欧语言频繁接触后产生的变异现象。
2.1. 近代以前汉语的语言接触历程
汉语作为民族共同语，其发展一直受到了外来语的影响：先秦两汉时期汉族和外来民族的交往逐渐频繁，来自匈奴语的音译词、源自西域的各种名物词汇进入汉语词汇体系；魏晋南北朝时期，汉语新增的外来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丝绸之路传入的俗常词语、与鲜卑族交往带来的词语、多民族融合中的语言底层，这是汉语受到他族语言接触影响的第一高潮期；到了明清时期，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与中原的交流使汉语产生了大量异民族的音译词和名物词，进一步促进了汉语词汇体系的发展[3]；清末至二十世纪上半叶，汉语进入了语言接触影响的第二高潮期。与前几次语言接触不同的是，汉语不仅吸收了大量外来词，在构词法、句子结构等层面也出现了一些冲击原本语言规范的变异现象。以该时期汉语词汇体系为例，外来词的源语发生了很大变动，具体体现在俄语源词语的大起大落、两岸三地局面影响的词源、引进了日语汉字词等方面。此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汉语与他族语言的接触频率虽显著攀升，但多是受到印欧语系尤其是英语的影响，这正是“欧化”这一术语被提出的重要基础。
2.2. “汉语欧化”现象的产生
印欧语言体系传入中国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上半叶的传教士访华，此时称为“欧化白话文”。随着英汉语言接触程度不断加深，这一时期内汉语欧化大致经过了“欧化文言–欧化白话”的发展历程，而且在欧化白话兴起之后，欧化文言并没有立即消失，二者之间存在一个平行甚至交叉的历史过程，直到20世纪初期，汉语开始以文言为基底进行欧化尝试，基本奠定了汉语欧化的基本方法与模式，“欧化文言”才逐步让位于“欧化白话”。
在汉语与他族语言接触的第二大高潮期，即二十世纪上半叶，和国内白话文运动的开展，印欧语系尤其是英语，对汉语的语音、词汇、句法结构、语用等层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即产生了“汉语欧化”现象。至于汉语“欧化”最开始的时间点，陈历明(2013)认为欧化白话文的出现时间要再早一些，且更多的是经过本土化后转为汉语自身的发展[4]。
1919年，傅斯年在《怎样做白话文》一文中将“欧化”与汉语联系起来，首次提出了“欧化文学”“欧化的国语”等概念[5]。1921年，陈望道发表了《语体文欧化底我观》，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关于汉语欧化的研究文章[6] [7]。此后，在历史与现实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学术界开始摒弃文言的使用，掀起改造旧白话的热潮，大量学者转向了汉语欧化的改造方向。虽然五四时期也有许多学者反对汉语欧化，但英语作为一种强势语言，不仅在白话文运动中影响甚广，对现代汉语的发展(特别是书面语的应用)，早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五四之后，汉语在与英语的语言接触中不断吸纳、融合，其语法体系逐步呈现出有序的变异特征，最终实现语言本土化和语法化过程。
3. 汉语“欧化”理论研究现状
3.1. “欧化”所指范围
在欧化研究之初，“欧”指的是欧洲，即欧洲语言对汉语改革的影响，瞿秋白(1953)提出“根据中国字法来采用欧洲‘印度日耳曼语族’的文法”[8]，后来王力(1943)把“受西洋语法影响而产生中国新语法”叫做欧化的语法，这里的“西洋语法”主要指英语，“所谓欧化，大致就是英化”[9]。
从广义来讲，“欧化”所指的语言范围远大于“英化”。邵莉、王克非(2018)将“欧化”的内涵概括为三个层次：英化、印欧化、外化[10]。从“印欧化”层面来看，俄语、法语、英语都成为研究的重点，比如徐来娣(2007)全面分析了俄语在词法、句法、语义等层面对汉语的影响[11]。“外化”的概念最早由谢明镜(2015)提出，统称所有的外族语言，目前学界更多将“欧化”这一习惯性称谓涵指“外化”[12]，如清末至二十世纪上半叶引入的日语词，陈彪(2017)指出日语在“关于……”“是……(的)”等现代汉语句式的形式上有明显的借鉴意义[13]。徐时仪(2018)将汉语与印欧语言及阿尔泰语言的接触，包括上述的匈奴语、鲜卑语、契丹语、女真语、蒙古语及满语，都纳入了“欧化”的研究范围，纵向延伸了汉语欧化的历时研究角度[14]。
除了“英化、印欧化、外化”的划分，也有学者跳出三说范围重新界定“欧化”的含义，如贺阳(2008)提出“欧化亦指汉语中罕用的语法形式由于印欧语言影响的推动和刺激作用而得到迅速发展的现象”[15]，认为“欧化”中有部分语法现象在古代汉语中已经萌芽，只是由于使用频率较低未能成为显性特征，“欧化”其本质是汉语中某些长期处于“休眠”状态的语法形式，在印欧语言接触的刺激下被激活并加速发展的动态过程。
综上学界研究成果，可以初步将汉语欧化的定义分为两个层次：狭义的欧化指现代汉语受到了印欧语系影响后产生出的新的语法现象，强调印欧语系对汉语的影响；广义的欧化指现代汉语中与外族语言接触后在词汇、语法、语用等各层面刺激产生的新现象，包括汉语本身具有但在古代汉语中未明显表现、现重新焕发生机的复兴现象，这一定义更多地强调汉语自身发展的可能性。
3.2. 汉语欧化表现形式的嬗变
汉语欧化的表现形式和具体研究内容主要经历了从一元到二元再到多元的拓展。
“一元说”主要由王力(1943)提出，认为欧化仅涉及语法，比如董绍克、阎俊杰(1996)提出的定义“因受印欧语言的影响而产生的与印欧语言用语习惯相同或相近、与汉民族用语习惯不同的特殊语法现象”[16]。贺阳(2008)也提出“既指汉语中以印欧语言为摹本，通过模仿而产生的新兴语法成分和句法格式，也指汉语中原本出于萌芽或休眠状态的语法形式由于印欧语言影响的推动和刺激而得到迅速发展的现象”均是从新形式、旧形式中考察汉语语法现象。“二元说”的范围略有扩大，指语法和词汇两个方面，比如郭鸿杰(2007)就从词法和句法两方面来讨论汉语欧化现象[2]。
至于“多元化”一说，刁晏斌(2019)提出欧化发生在现代汉语内部及其表达的辅助方式、手段等各个方面，比如现代书写顺序、文章格式、标点符号，都属于欧化的研究范围[17] [18]。秦洪武、李婵(2014)认为位于话语层次、表现话语结构的话语标记也源于对英语的选择性语法复制[19]。朱一凡(2018)将欧化的研究内容拓展至现代汉语概念体系、话语体系建构等维度[20] [21]。
综合以上学者研究内容可以发现，近百年来汉语欧化研究呈现出鲜明的历时性拓展特征。早期研究主要聚焦于语法层面的欧化现象，多是描写性分析；随着理论的不断深化，研究视域逐步延伸至词汇、句法层面；21世纪以来，汉语欧化研究呈现出系统性转向，不仅涵盖语法、词法、语用等层面，更将研究视角提升至现代汉语概念体系的整体建构层面，研究范围逐渐趋于完善。
3.3. 汉语欧化理论研究的历时演进
汉语欧化理论研究基本包括近代以来汉语与欧洲语言接触后所产生的文字、词汇、语法、语用等方面的变异[22]。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历了两次汉语欧化理论研究高潮，第一次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主要是研究语音标注、文字、词汇、翻译规范化等方面的问题，如王力(1943)在对汉语欧化现象进行专业化学术研究时，他列出了欧化的六个子目，分别是“复音词的创造”“主语和系词的增加”“句子的延长”“可能式，被动式，记号的欧化”“联结成分的欧化”与“新替代法和新称数法”。
第二次研究热潮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主要聚焦汉语部分词源和字母词的研究，以及句法的变化。国外学者Li (1999)讨论了1949年至1959年期间现代汉语中双音节词的增加、词缀构词法的发展、缩略语的运用等新兴语法现象[23]。此后贺阳(2008)集前人研究于一体，在《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一书中系统分析了五四以来汉语中“的”字结构、代词、动词、连词、介词、形容词、语序的欧化等多种汉语欧化现象，并描述汉语本土化与语法化的演变过程。崔山佳(2013)对该书进行了修正，具有明确的语源意识，充分强调汉语自身发展的可能性[24]。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汉语欧化研究开始利用大规模语料库，着重语言事实考察[25]，如邵莉、王克非(2018)基于历时翻译语料库，提出语法欧化现象是动态变化的，去欧化与欧化相辅相成。近年来有部分学者引入了新理论、新视角来研究欧化现象，如唐悦(2016)引入霍尔高低语境理论对欧化进行逻辑论证[26]；关执印(2011)引介多语能力理论，从二语习得角度考察欧化激发的机制等[27]。刁晏斌(2021)总结、归纳、反思了近年来学界主要研究成果，讨论了“狭义欧化与广义欧化、显性欧化与隐性欧化、善性欧化与恶性欧化、书面语欧化与口语欧化、翻译欧化与写作欧化、共时欧化与历时欧化、普通话欧化与‘国语’/华语欧化、白话欧化与文言欧化、欧化与去欧化”九组区别概念[28]，基本涵盖了近年来国内欧化研究的具体方向和实践。
4. 欧化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展望
4.1. 汉语欧化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谢耀基(2001)指出：“汉语语法的欧化，显示了汉语语法近八九十年来的发展[5]。”近百年来汉语欧化的理论研究主要聚焦于语法层面，在汉语词源、字母词、构词法、复句语序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29] [30]。综合以上文献的综述，当前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集中体现在：
1) 数据收集上，大部分研究者语料收集的数据样本代表性不强，大部分来自书面语，缺乏英汉语言直接接触的口语语料，未能全面呈现汉语欧化现象的动态演变轨迹；同时，语料数据收集缺乏系统性，上世纪中叶的欧化研究较少使用现有大规模语料库，定量研究有待加强。
2) 研究方法上，现有欧化研究涵盖面较广，如词汇转类、词义演变、语序变异等，但多局限于单一现象的描述性列举，集中于表层现象分析，总体上描写较多，理论化成果较少，缺乏将共时与历史相结合起来、阐释欧化现象背后深层生成机制的理论化研究。
3) 研究视角上，大部分研究者没有认真考究语法成分的始源，将部分“新兴”的语法现象和“复兴”的语法现象混淆，忽略了汉语本身的本土化和语法化过程，缺乏对语法现象的历史溯源与考辨。
4) 研究深度上，现代汉语欧化研究不仅仅与接触语言学相关，其现象的形成机制与发展脉络通常与认知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理论均有密切关系，而现有研究大多是对某一种欧化现象进行详细阐释，且多从语法层面出发，较为零散，理论归纳较少，未形成完整的、系统的理论研究体系。
5) 研究范围上，现有研究在地域范畴上存在一定局限性。目前大部分研究集中于大陆地区，且共时研究较多，历时研究较少，忽略了香港、澳门、台湾等特殊英语习得背景的区域。此类地区因历史原因与英语、法语等印欧语言接触较多，其汉语欧化现象相较于大陆地区呈现出差异化特征，对于这些地区缺乏系统性的研究。
4.2. 未来研究展望
基于以上分析，文章认为在现有的研究中，以下四个方面还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
1) 定量研究。充分利用现有大型口语–书面语数字语料库，通过大量的语料采集与分析，揭示汉语欧化现象的普遍规律，尤其是语言接触视角下汉语从“欧化–去欧化”过程中本土化、语法化的深层规律。
2) 共时与历时研究结合。突破共时描写性分析的局限，分析不同历史阶段汉语欧化现象的嬗变，结合认知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理论，丰富语言接触理论的解释维度，从动态的角度考察汉语欧化的演变过程。
3) 拓展研究范围。澳门、香港作为特殊的双语环境，为研究语言接触而引起的语言变异提供了最佳素材。历时维度上，聚焦三地独特的语言变异现象，如句法杂糅、语义重构、语用变异等，揭示英语、法语等历史“强势”语言对汉语自身语法系统的动态影响；共时维度上，通过跨区域对比能更系统地考察两岸三地的汉语欧化的分布与结构差异，解释语言变异规律背后更深层的社会动因。
4) 重视汉语欧化的当代研究。现有研究基本以五四以来的文本语料作为研究对象，对二十一世纪后汉语欧化现象的研究重视度不足。现代汉语经过了百年的发展，相较于五四初期的语法现象，部分欧化现象在历时流变中消逝，部分逐渐融入人们日常习惯表达。同时，梳理百年来汉语欧化现象的存续、消亡与共存轨迹，对其语法现象进行历时流变对比和系统原因分析，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理论意义。
5. 结语
站在今天的角度，“欧化”作为历时的语言接触现象，其本质是汉语与印欧语言的深层互动，无论是其内涵还是外延，人们对它的认识都在不断地发展，并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由此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内涵丰富的概念史[28] [31]。此外，“欧化”在现代汉语的发展中也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一方面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相对强势语言对相对弱势语言在词汇、句法、语用等层面的影响，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不同语言之间的共性与差异[32]；另一方面，从“欧化–去欧化”到语言的本土化与语法化的演变过程中，汉语自身语法体系也在不断地完善与发展，进一步印证了“欧化”不是单向的被动输入，而是语言接触下本土语言的自我调适与融合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