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蜀绣发源于四川，作为中国四大名绣之一，其两千年的发展历程孕育出“晕针”“衣锦纹针”等经典针法，纹样取材涵盖自然、历史与民俗，形成“细腻精巧、色彩典雅”的独特艺术语言。同属巴蜀文化瑰宝的蜀锦始于春秋战国，历经汉代“锦官城”建制、唐代丝路传播至明清工艺鼎盛，以桑蚕丝织造技艺和祥瑞纹样体系著称，现存“方方锦”“月华锦”等经典形制。二者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共同承载着中华传统造物智慧与美学精髓。
当前蜀绣蜀锦的外宣翻译研究多聚焦基础术语译介，较之苏绣等非遗领域，在文化内涵阐释及传播策略探索方面尚存明显滞后。与此同时，中国不断优化出入境政策，为国际游客探索中国文化提供便利，推动非遗文化与国际旅行深度融合，也为蜀绣蜀锦全球传播带来新机遇。
1.2. 研究意义
本文以功能目的论为理论基础，整合文献分析法与案例研究法，探讨功能目的论在蜀绣外宣翻译中的应用，旨在更精准地传达蜀绣工艺的文化内涵与审美价值，突破传统翻译理论对文本静态分析的局限，根据目标受众的需求和文化背景调整翻译策略，以蜀绣为支点，推动巴蜀文化国际传播体系构建，助力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向世界展示中华传统工艺的当代生命力。
2. 问题梳理及研究现状
2.1. 非遗外宣翻译现状及问题
蜀绣蜀锦作为巴蜀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巴蜀文化的精髓，但其外宣翻译现状与国际化需求仍然存在差距。同时，与湘绣、苏绣等非遗文化相比，对蜀绣的外宣研究数量目前也存在差距。
2.1.1. 术语翻译质量参差不齐
大部分蜀绣英译文本翻译准确，能较好地传达蜀绣的独特魅力，但也有翻译中出现语义缺失或不准确的现象。如将“晕针”翻译为“Color Blending”仅体现了“色彩混合”，却忽略其“丝线分层渐变缝合”的工艺本质，易使外国游客误解为颜料染色技法。
2.1.2. 文化内涵传达不足
蜀绣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如何在译文中既准确传达信息，又使目标语读者易于接受，是一个长期面临的难题。其蜀绣外宣翻译可能因译者对蜀绣文化挖掘不深，仅直译文字，未阐释图案象征意义、历史典故等，使外国受众难以理解蜀绣文化精髓。如“芙蓉鲤鱼”译为“Lotus and Carp”，仅传递植物与动物意象。根据孙毅(2025)在关联理论视域下的研究，在蜀绣外宣翻译中，译者应像构建临场性概念一样，充分考虑目标语读者的认知语境，进行语用推理。如“芙蓉鲤鱼”的翻译，不能仅停留在字面“Lotus and Carp”，而应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考虑到“鱼水和谐”代表“丰裕吉祥”的民俗寓意，运用注释、增译等策略，使译文与目标语读者建立最佳关联，帮助他们理解蜀绣文化精髓[1]。
2.1.3. 翻译资源和方法受限
蜀绣外宣翻译可能也缺乏专业资料，在翻译独特针法、图案名称时无据可依；并且过度依赖直译，未结合意译、加注等方法，使译文难以准确传达信息，外国受众理解困难。
2.2. 相关非遗文化的翻译实践研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的不断推进，如何借助外宣翻译将这些独特文化传播到国际社会，已成为学界和实践领域关注的焦点。现有研究主要从翻译实践、文化再造以及跨文化传播等角度展开探索，形成了一定的理论积累和实践案例。
已有研究显示，许多非遗项目在外宣过程中存在起步晚、成果少的问题。以中原非遗泥泥狗为例，其外宣资料稀缺，英文资料难觅踪迹。在翻译策略上，应遵循外宣原则，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结合文化翻译理论、功能对等理论等，运用直译、音译加注、意译等方法。此外，中原非遗外宣未来研究方向包括统一外宣策略、平衡外宣生态、组建外宣智囊团、打造外宣共同体以及提升外宣 “新活态” 等，为非遗文化翻译外宣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向[2]。
类似地，昆剧作为中国戏曲艺术的杰出代表和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其英译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意义重大。然而，当前昆剧英译存在诸多问题，英译本数量十分有限，且主题选取集中于爱情主题的明清传奇。从译作用途来看，多为文本阅读或舞台演出字幕，形式较为单一。译者方面，队伍面临断档危机，中青年译者匮乏。朱玲指出，在翻译策略上，应注重提升国际市场份额，扩大译介主题范围，引入反映中国多元文化的剧目；丰富译本类型，拓展译作用途，以适应不同受众和传播渠道的需求；同时，筹建专业的昆剧译者队伍，充分发挥海外汉学家的作用，加强中外译者合作，为昆剧对外传播构建完善的世界网络，也为中国戏曲其他剧种的译介提供借鉴[3]。
此外，在少数民族文化外宣翻译领域，杨运与周杰的研究以《贵州手工印染》为例，探讨了如何利用目的论来指导翻译策略。该研究从词汇、句法和语篇三个维度出发，分析了针对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特有元素的翻译实践，强调译者应在保留原文文化内涵的同时，充分顾及译文的语内连贯和语际通顺，以实现跨文化信息的有效传递[4]。
3. 功能目的论
“Skopos”一词源自希腊语，意为“目标”或“目的”。德国学者汉斯·弗米尔(Hans J. Vermeer, 1930~2010)于20世纪70年代首次将其引入翻译研究领域，并提出功能目的论(Skopos Theory)。在目的论框架下，译文的评估标准主要包括目的原则(Skopos Theory)，连贯原则(Coherence rule)和忠信原则(Fidelity rule)。其中，目的论的核心准则是目的原则，强调翻译过程中“目的优先”，意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首先确保译文能达成预期的目标，而不是机械地追求与原文的逐字对应。同时，连贯原则强调译文必须符合目标语文化的表达习惯，并且能够被目标与受众所理解；忠信原则强调译文与原文之间的连贯性，即译者需确保从原文接收到的信息、对信息的解读以及向目标读者传递的信息之间具有一致性[5]。
目的论为非遗外宣翻译提供了灵活的翻译策略选择，使译者能够根据目标受众的需求优化译文。在应用过程中，需要译者结合目的原则、连贯原则与忠信原则，确保译文既符合传播目标，又能有效保留原文的文化特色，以实现跨文化交流的最佳效果。
4. 基于功能目的论的蜀绣文本英译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传播中，外宣翻译不仅承担着信息传递的功能，更需要在目标语文化中实现有效的文化适应。基于功能目的论的视角，译文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可读性和逻辑连贯性，其次才是忠实于原文的信息内容。在蜀绣外宣翻译中，译者需要充分考虑目标受众的文化背景和接受习惯，通过合理的翻译策略，使蜀绣的历史、技艺和文化价值能够更好地被国际受众理解和接受。本文以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蜀锦外宣文本为例，从词汇、句法、语篇三个层面分析其翻译实践，并探讨功能目的论在外宣翻译中的适用性。
4.1. 词汇层面
例1：从全国来看，丝织中心向江南转移，皇帝宫眷四时服饰，均由江南三织造生产，蜀锦所织大多为蜀王府宫中茵褥之用。
译文：Nationally, the silk weaving center transferred to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that time. The clothes of four seasons for the emperor and family dependant in the palace were all made by three weaving mills in Jiangnan region. And the Shu brocade was used for the bed pad in Shu Palace.
分析：这句话在词汇处理上体现了译者对原文文化内涵和细微语义的精准把握。原文中“茵褥”一词出自汉刘向《说苑·反质》：“缯帛为茵褥，觞勺有彩”，其含义指的是用缯帛做成的床垫，但“床垫”在汉语中常带有现代意义上的“mattress”，容易让目标读者联想到厚重或填充性较强的睡眠用品。为了准确反映蜀锦作为精致织物的特点及其在宫廷中作为装饰性或辅助性床上用品的用途，译者选择了“bed pad”这一表达。
“Bed pad”相较于“mattress”更强调一种较薄、装饰性和实用性兼备的床上铺垫，与蜀锦在宫中用于“茵褥”的实际功能更为契合，同时避免了“mattress”所可能引起的误解。译者的这一处理不仅遵循了目的论中，译文由其目的决定的原则，还体现了连贯原则和忠信原则——既确保了译文在目标语中的可读性和准确传达，又忠实地保留了原文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典故。
例2：明清时期，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蜀锦“方方”、“雨丝”、“月华”等名品在工艺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锦史上谓之“明清三绝”。
译文：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famous shu brocade mastered its skill to perfection, including Fangfang Brocade (checkered brocade), Yusi Brocade (drizzle-like brocade) and Yuehua Brocade (the brocade with holo reflecting red, yellow and green lights) which are called Three Wonder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brocade world.
分析：这段译文在处理蜀锦名称时，不仅根据中文直接音译了其原有名称，同时辅以音译和括注说明，对音译进行了补充说明，对这三种类别蜀锦的形态特征、色彩效果和制造技艺加以详细描述，补充了必要的文化背景信息，使目标语读者能够领略到蜀锦工艺的精妙与独特韵味。
译者将“方方”译为Fangfang Brocade (checkered brocade)，解释了“方方”为“checkered”(棋盘格状、规则排列的图案)，明确其织造样式，帮助目标语读者直观理解其形状特点；“雨丝”译为Yusi Brocade (drizzle-like brocade)，以“drizzle-like”补充说明“雨丝”锦的细密纹理，使目标语读者能迅速联想到其轻盈细腻的织造风格；“月华”译为Yuehua Brocade (the brocade with holo reflecting red, yellow and green lights) (具有红黄绿光晕效果的织锦)，增译了“the brocade with holo reflecting red, yellow and green lights”，强调“月华”锦在光照下呈现出的特殊色彩层次，使译文信息更具视觉冲击力。修辞情境中的“缺失”促使译者采取相应策略。在非遗外宣中，当面临国外对非遗了解不足、文化隔阂等问题时，译者应根据这些“缺失”，结合译语文化制约因素，如受众文化背景、接受习惯等，选择合适翻译策略[6]。
同时，原文“炉火纯青”是一种比喻，原意指炼丹技艺达到最高境界，常用来形容技艺精湛、达到了巅峰状态。隐喻作为喻的一种，是从源域到目标域的概念映射，若直接对隐喻表达进行字面翻译，可能导致目标语读者难以理解其内涵[7]。若直接译为“the fire turns completely blue”，目标语读者难以理解其隐喻含义。因此，译者选择意译为“mastered its skill to perfection”，直截了当地表达出蜀锦工艺的高度成熟，符合功能目的论中“连贯原则”的要求，使译文更符合英语表达习惯，并能直观地传递原文的赞誉之意。译者将“明清三绝”译为“Three Wonder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brocade world”，先直译出“三绝”为“Three Wonders”，保持了原文的核心意义，并增译了“in brocade world”(在织锦界)，补充说明这一称号的具体领域，确保目标语读者能够理解“明清三绝”指的是蜀锦的顶级织造工艺，而非其他领域的“三绝”。
从功能目的论的角度来看，这种增译策略正符合目的原则，目标在于外宣传播，要求译文既要传递原文的核心信息，又要确保信息对目标受众具有明确性和吸引力。因此，通过增译，译者对原文中高度文化特定化的术语进行了扩展说明，既保留了原文的艺术与历史韵味，又提升了译文的可读性和文化传递效果，充分体现了连贯原则和忠信原则之间的平衡，传达了信息逻辑与文化内涵。
4.2. 句法层面
例3：天下三分后，为巩固局势，进一步北征曹魏，诸葛亮十分注重农桑，设锦官管理蜀锦生产。诸葛亮有：“决敌之资，惟仰锦耳”、“军中之需，全籍于锦”的论断，蜀锦成为蜀汉政权财政收入的主要经济来源。
译文：When China wa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in order to consolidate the new political power base and go further north to conquer the Cao Wei, Zhuge Liang (a statesman and strategist, prime minister of the Kingdom of Shu in the period of the Three Kingdom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farming and sericulture and set up Jin Guan (offcial’s name in Shu) to manage the production of shu brocade. As Zhuge Liang stated, brocades stood as the decisive material to defeat the enemy and it met the needs of the arm, reflecting shu brocade became the main source of revenue for the Shu Han regime.
分析：原文是一句较长的复合句，既描述了政治局势的变化，又介绍了诸葛亮在农桑和织锦管理上的具体举措。译者将原文进行拆分与重组，将其拆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分国局势下的战略措施(包括巩固局势、北征曹魏、注重农桑、设立“锦官”)，第二部分则引述诸葛亮的论断，说明蜀锦在经济和军事上的重要地位。这种拆分重组不仅符合英语中“形合”的句子结构，也使读者更易于抓住主要信息，体现了连贯原则。
译文中将“锦官”后附上了解释说明“a statesman and strategist, prime minister of the Kingdom of Shu in the period of the Three Kingdoms”用于说明诸葛亮的身份，用增译的方法保留了原文的专业性，还为目标语读者提供了必要的文化背景和历史信息，从而达到传播目的。这符合目的论的原则，译文应根据目标读者的需求进行了必要的扩充说明，有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原文的背景信息。
原文中诸葛亮的两句论断“决敌之资，惟仰锦耳”、“军中之需，全籍于锦”在译文中被概括为“brocades stood as the decisive material to defeat the enemy and it met the needs of the arm”，这种处理既是直译的呈现，又经过意译调整，使其在目标语中更具逻辑性和可理解性。虽然未逐字对等，但在信息传递上忠实保留了原文的核心含义，这正体现了忠信原则在功能目的论中的应用——译文在达到传播目的的同时，也应保留原文的核心精神。
4.3. 语篇维度
例4：四川三星堆2号墓祭坑出土的青铜立人像所穿的龙纹礼衣，据考证，是由绢地辫子股锁针绣法和贴绣法绣制而成，说明蜀地3000多年前已有成熟丝织刺绣。
译文：It has been proved that the dragon pattern ceremonial clothes worn by the bronze statue of a man unearthed from the NO. 2 tomb pit of ancient ruins of Sanxingdui in Sichuan province was made of silk lock needle embroidery as a braid and applique, which shows that mature silk embroidery had appeared more than 3000 years ago in Shu area.
分析：译者在整段文本中逻辑衔接顺畅，信息与主题连贯，但同时也有不足之处。尽管译文在信息传递上较为严谨，但从语篇层面看，译文对相关文化背景和考古细节的衔接仍略显简略。目标语读者可能对“silk lock needle embroidery as a braid and applique”的具体含义和技术细节缺乏充分了解，因此，若能在后续段落中补充更多背景解释和文化延伸，可能会使整个语篇更具层次感和说服力。从翻译与解释学来看，非遗外宣旨在将非遗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在不同语言文化中展现，促进文化交流。若能进一步进行文化补充与延申，可使外国受众理解其背后繁杂的工艺，实现文化意义的传递[8]。
“绢地”指的是使用绢(一种丝织品)作为刺绣的底布。“辫子股锁针绣法”是指一种锁绣针法，形似辫子，而“贴绣法”则是将布料或其他材料贴附在底布上再进行刺绣的技法。译文“silk lock needle embroidery”直译是“丝锁针刺绣”，对应“绢地锁针绣法”，但“辫子股”和“贴绣法”被翻译成“braid and applique”。中文原句强调“用两种技法绣制”(动作)，但译文将技法(braid/applique)与刺绣(embroidery)并列，易引起部分读者的误解，以为“braid”和“applique”仅仅描述了刺绣成品的形状或外观，而忽略了它们实际上分别指代两种不同的工艺技术。为避免这种歧义，可以在译文中通过补充解释或调整语序来明确两种技法的具体含义。例如，可以在括号内或后续段落中增加一句说明，明确指出这两种技法分别指刺绣过程中的不同工序，而非仅描述成品的形态。这样既能保持并列的结构，又能有效传达各自的技术特点。
为避免“braid and applique”仅被理解为成品的形状描述，可将译文改为明确区分两种不同的刺绣技术。例如，可以调整为：“It has been proved that the dragon-patterned ceremonial clothes worn by the bronze statue of a man unearthed from the No. 2 tomb pit of the Sanxingdui ruins in Sichuan province were produced on a silk cloth base by employing two distinct techniques: a lock needle embroidery method characterized by a braid-like stitch arrangement, and an applique technique. This demonstrates that mature silk embroidery had appeared in the Shu area more than 3000 years ago.”此种改写在句子层面上通过拆分和并列结构，清楚地说明了一种是“lock needle embroidery method characterized by a braid-like stitch arrangement”，即“辫子股锁针绣法”，强调其针法排列类似辫子；同时也点出了另一种针法“an applique technique”，即“贴绣法”。
这样既避免了误解，也符合功能目的论的原则，让目标语读者不仅能理解工艺名称，还能掌握其技术特性和文化内涵。在蜀绣外宣翻译时，若出现歧义或者误译，应有积极对待误译的态度、通过比较分析误译提升翻译质量、营造良好翻译交流氛围，实现传播蜀绣文化的目的[9]。
5. 结语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的当下，跨文化交流愈发频繁，文化的对外传播成为彰显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一环。本文选取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的外宣翻译为案例，以功能目的论为理论基石，深入剖析译文在词汇、句法和语篇这三个层面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功能目的论强调，翻译活动的目的决定了翻译的策略和方法。在蜀绣外宣翻译的实践中，这一理论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译者在进行外宣翻译时，首要任务是确保译文在目标语环境中具备良好的连贯性和可读性。这意味着译文要符合目标语受众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使他们能够毫无障碍地理解译文内容。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译者才能够进一步考虑如何尽可能忠实地传达原文的核心信息，从而实现对外宣传蜀绣文化的目的。
同时，需要明确的是，翻译理论本质上是对翻译现象的普遍性判断，其中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猜想或假说性质，因此需要进行批判性检验。在目的论视角下制定的翻译策略和理论同样如此[10]。例如，在蜀绣外宣翻译中，为了突出蜀绣丰富的文化内涵，译者可能会采用一些特定的翻译方法，如对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图案、技法等进行意译或加注解释。这些方法是否真的能够达到吸引国外受众、有效传播蜀绣文化的目的，还需要在实际的外宣实践中进行检验。展望未来，蜀绣与蜀锦的外宣工作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在文化自信不断增强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充分挖掘蜀绣与蜀锦的文化价值，创新外宣翻译的方式和方法，提升外宣效果，助力国际文化交流，让世界更好地领略中国传统丝织工艺的独特魅力。
基金项目
天津财经大学2024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