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在20世纪90年代初下降至2.1的更替水平之下。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中国人口出生率再创新低,仅为6.77‰,且自然增长率为−0.60‰。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三孩政策效果未显现,未能扭转中国出生人口下降趋势。
生育是严格的递进事件,一孩生育水平若不能提高,以后的二孩生育水平自然也会下降(陈滔,胡安宁,2020)。伴随着长期低生育水平引起的人口负惯性作用,中国仍处于滑入低生育陷阱的高风险期。提高一孩生育水平极为重要。中国生育水平过低并不只是由于生育政策较严,这个问题并不能仅依靠调整生育政策来解决。
除了生育政策之外,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生育水平?有研究者认为,随着个体生育决策的外部政策限制逐渐放宽,个体的生育意愿成为影响生育行为的关键因素(吴帆,2020),中国的年轻家庭在未来都可能面临后代数量与质量间的选择与权衡问题(彭芸爽等,2016)。本研究从生命史理论出发,探讨生命史策略以及人生意义感对个体成年期生育态度的影响,以期从心理学的角度来深入理解我国的低生育率现象,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为改善和提升生育率提供一定理论和现实层面的参考。
1.1. 生育意愿
生育意愿是美国学者乔治•盖洛普最早于1936年在一项民意调查中首次使用,它是指人们对自己生育行为和结果的主观愿望和要求,涵盖理想的子女数量、性别和生育子女的时间等(李婷等,2019)。“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中国也出现了生育意愿研究热潮,并具有鲜明的“政策需求导向”(郑真真,2021)。生育意愿本身是一个复杂多层的指标,对于生育意愿的研究角度不同、时间不同、群体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会有所差别,其影响因素也较为复杂。
我国已有不少研究者从价值观和经济因素等角度对生育意愿、价值观以及决策方面进行了诸多研究。一方面,随着我国社会现代性转型的进程,以及生育政策的变化,传统生育观念受到冲击。新一代中国青年的生育观念从“多生、早生、生男”转变为“适度生育、生男生女一样、打死也不多生”(于志强,张琳艳,2024),多数青年崇尚生育自由观,认为生育是自主决定的私事(洪明,石佳欢,杨鑫,2023)。
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转型,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格局,还可能进一步影响居民的生育意愿。一个人拥有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定量,对家庭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意味着投入到工作中的时间和精力就减少了,而劳动力在工作方面需要投入一定量的时间和精力,这有可能使两者存在某种程度的冲突。时间和精力有限的个人需要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寻求平衡,这使得生育决策变得更加复杂(钟晓龙等,2024)。
本研究从生命史理论出发,探讨生命史策略对个体成年期生育态度的影响,以期从心理学的角度来深入理解我国的低生育率现象,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为改善和提升生育率提供一定理论和现实层面的参考。
选择大学生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是基于如下考虑。高等教育大众化使大学生在青年群体中的占比日益提升。尽管大学生在校生育的比例很低,但是大学生的生育观仍能反映出年轻一代在生育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等方面的最新变化。而且,从生命周期的阶段性来看,大学生们再过五到十年就将进入婚育阶段,他们是潜在的育龄人群。因此本研究选择大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考察大学生生育意愿的现状及心理层面的影响因素。
1.2. 生命史策略
以进化理论为基础的生命史理论认为,为了最大限度地成功繁衍,个体始终在躯体努力和繁衍努力之间不断权衡以利于适应特定环境(Sng et al., 2017)。躯体努力是个体在身体和意识方面的成长和维持,包括知识与技能的学习,以及以其他形式对自身的投入,它包括躯体维持和躯体成长两个维度,涵盖个体在维持和修复身体机能、成长发育,以及为未来发展做准备的各种努力。繁衍努力包括同性竞争、求偶、繁衍,以及子女教养等方面的投入,它包括求偶和后代教养两个维度(Wu et al., 2017)。这两者是既相互关联但又存在资源分配矛盾的不同的生命发展方向(赛雪莹等,2022)。
权衡的倾向或者过程被称为生命史策略(life history strategy),它是一个以“快策略”和“慢策略”为两极的连续谱系。在快策略的一端,个体更早地性成熟,生育更多的子女,在后代教养上投入更少,并有即时满足、偏好短期利益倾向。这种策略是具有生物适应性的,因为它增加了更多后代生存下来的可能性。而在慢策略的一端,个体更注重自身知识技能的发展,较迟性成熟,更注重后代的质量而非数量,更重视后代的教养,并有长期规划(Chang et al., 2018)。由此可见,生命史策略会对个体的生育意愿(包括生育数量、生育时间、生育愿望等方面)产生影响。也是我国在二胎政策实施后,会对年轻一代进行后代数量与质量间的选择与权衡产生影响的重要变量。
根据生命史理论,本研究提出假设H1,选择快生命史策略的个体较早成熟,这会使他们选择更早生育子女,并会生育较多子女。相反,选择慢生命史策略的个体较晚成熟,会选择较晚生育子女,并会生育较少子女。
赛雪莹等人(2022)在对生命史策略问卷进行修订时发现,该问卷由三个维度组成,分别是深思熟虑、亲密关注和社会联结。其中,亲密关注维度得分越高,意味着个体拥有或期待拥有更多亲密温暖的伴侣和亲子关系。与另外两个维度相比,这个维度与个体的婚恋、生育和养育等行为的关系是最密切的。拥有或期待拥有更多亲密温暖的伴侣和亲子关系的个体,更看重家庭,也更有可能有更强烈的生育意愿。
1.3. 人生意义感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20世纪40年代,意义治疗大师Frankl将自己在纳粹集中营的经历写成《活出生命的意义》一书,使生命意义进入心理学研究领域。他认为人类有一种“追求意义的意志”,这是人类的一种基本的内在动机。
生命的意义感(meaning in life),指的是个体积极寻找意义并发现自己的生活有多大意义的程度(张荣伟,李丹,2018)。它是个体根据其世界观、信念和价值观,确立、追求和实现对其具有重要价值的目标,从而体验到的一种价值感、一致感和方向感,是个体认为生命有价值、生活有目标、有方向及伴随的主观体验(王玉,陈炜夷,甘怡群,2016)。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些独特目的或核心目标,即一般性意义系统,包括信念、目标和主观的意义感或目的感。从心理动力学角度看,满足需求是人类行为的根本目的和动力。如果心理需求得到满足,则自我获得拓展,个体将会感受到生命的意义;如果心理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则个体将会产生自我不确定感、不安全感、自我排斥与不接纳。所以,目标会指引个体把精力投注在未来有价值的事件上。实现生命意义的过程就是人们认识和追求自己生命目的、目标的过程。当人们理解自己和世界,明白自己在世界上是独特的个体,并确立自己生命中要尽力实现的目标时,就会体验到生命的意义感。
总而言之,生命意义提供给人类生活方向和目标、行为评判标准、对生活事件的掌控感以及自我价值感等。它有助于个体更好地理解自己,并实施自我控制,制定实现欲求目标的计划,使个体能够从文化道德标准、以及更长远的目标去分析问题,从而调整自身的情绪和行为(陈世民等,2023)。
在个体的诸多需要当中,有一些研究发现,生命意义感与个体的关系需要的满足正相关,也与归属感、来自家庭的亲密感和支持感正相关(King et al., 2016)。那么,结合本研究所关注的生命史策略这个因素,对于持有快生命史策略的个体而言,更有可能拥有更早且更多地生育子女的人生目标,而持有慢策略的个体,则倾向于拥有较晚较少生育子女的人生目标。根据生命意义理论,个体对于生命意义感的追求会使其更明确地确立、追求并努力去实现对其具有重要价值的目标,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2,生命史策略有可能通过对生命意义感追求而对个体的生育意愿产生影响,即生命意义感会对生命史策略和生育意愿的关系产生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对象
本研究共招募到450名在校大学生参加调查。其中男生344名,女生106名。有168名来自城镇,而242人来自乡村。376名汉族,其他均为少数名族。
2.2. 研究工具
2.1.1. 生命史策略
生命史策略量表采用赛雪莹等人(2022)修订的中文版《亚利桑那生命史量表》(Arizona Life History Battery, ALHB)中的分量表Mini-K,用于衡量个体在生活史策略上的差异。量表共有3个分量表19个条目,其中深思熟虑6条、亲密关注6条,社会联结7条。每个条目按1~7评分(1 = 完全不同意,7 = 完全同意)。所有项目得分之和为总分,得分越高代表被试采用的生命史策略越慢。该量表中文修订版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适用于中国文化背景。
2.1.2. 人生意义问卷(MLQ, Steger et al., 2006)
该问卷有10个题目,人生意义体验量表(POM)和人生意义追寻量表(SFM)各占5个。POM评估个人体验到自己人生意义的程度(例题,我很了解自己的人生意义),而SFM则评估其正追寻自己人生意义的程度(例题,我正在寻找自己的人生意义)。对于每个题目,答题者要在7点量表(1 = 完全不符合,7 = 完全符合)上评价题目陈述与自身情况的符合程度。人生意义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Steger et al., 2006)。王孟成和戴晓阳(2008)将量表翻译成中文,并发现人生意义问卷的中文版(C-MLQ, Chinese version of MLQ)在结构上与原问卷完全一致,也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2.1.3. 生育意愿
本文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5年度调查问卷(居民问卷) (CGSS2015)中的生育意愿的测量方法,使用“如果没有政策限制的话,您希望有几个孩子?”的问题来测量期望生育子女数。使用“您打算什么时候生孩子?”的问题来测量计划生育时间。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的排除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分为程序控制和统计控制(周浩,龙立荣,2004)。程序上,本研究强调问卷匿名性和保密性,设置不同的题目选项数量,尽量降低共同方法偏差。统计上则采用Harman单因素法做进一步诊断,结果表明,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有11个,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21.26%,小于40%的临界标准。可见,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见表1。由表1中的相关矩阵中可以看出,生命史策略总分、期望生育子女数以及意义存在这三个变量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进一步将生命史策略的三个维度分开来看,亲密关注维度和期望生育子女数、意义存在这三个变量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而生命史策略中的深思熟虑和社会联系维度都只与意义存在有显著正相关,与期望生育子女数无关。另外,计划生育时间与生命史策略中的亲密关注维度以及期望生育子女数呈显著负相关。
Table 1. Correlation matrix of life history strategies, experience of meaning in life, and fertility intention
表1. 生命史策略、人生意义感和生育意愿的相关矩阵
|
Mean |
Std |
1 |
2 |
3 |
4 |
5 |
6 |
7 |
深思熟虑 |
4.69 |
0.88 |
1 |
|
|
|
|
|
|
亲密关注 |
5.47 |
1.02 |
0.476** |
1 |
|
|
|
|
|
社会联系 |
5.04 |
1.08 |
0.368** |
0.526** |
1 |
|
|
|
|
生命史策略总分 |
5.07 |
0.80 |
0.739** |
0.840** |
0.813** |
1 |
|
|
|
意义体验 |
4.58 |
1.13 |
0.408** |
0.368** |
0.364** |
0.472** |
1 |
|
|
意义寻求 |
5.22 |
1.07 |
0.434** |
0.440** |
0.376** |
0.518** |
0.506** |
1 |
|
子女数量 |
1.51 |
0.86 |
0.053 |
0.104* |
0.082 |
0.101* |
0.135** |
0.080 |
1 |
生育时间 |
4.01 |
1.67 |
−0.022 |
−0.095* |
−0.086 |
−0.087 |
−0.090 |
0.009 |
−0.677** |
Figure 1. The mediating model of focus on intimacy, experience of meaning in life and expected number of children
图1. 亲密关注、拥有生命意义与期望生育子女数的中介模型
为了进一步考察变量间的关系及作用机制,采用路径分析来检验生命意义感的中介作用。以亲密关注为自变量,生命意义感为中介变量,期望生育子女数因变量,构建如图1所示的中介模型。结果发现,“亲密关注→意义体验→期望生育子女数”的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为0.036,95%CI [0.002, 0.066]不包含0);“亲密关注→期望生育子女数”的直接效应不显著(直接效应为0.019,95%CI [−0.062, 0.104]包含0)。也就是说,关注不能直接预测期望生育子女数,而是完全通过生命意义感间接影响期望生育子女数,这表明生命意义感在亲密关注及期望生育子女数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4. 讨论
4.1. 生命史策略与生育意愿的关系
生命史策略的三个维度中,仅有亲密关注维度与期望生育子女数呈正相关关系,而其他两个维度,即深思熟虑和社会联系与期望生育子女数无显著相关。这三个维度是赛雪莹等人(2022)在对生命史策略问卷进行中文版修订时发现的。亲密关注维度得分越高,意味着个体拥有或期待拥有更多亲密温暖的伴侣和亲子关系。其题目诸如“若将来有伴侣或现在已有伴侣,我会与自己的伴侣有密切而温暖的关系。”虽然在本研究之前,并未有其他研究专门针对这三个不同的维度展开较深入的讨论,但从该维度的项目和意义上考虑,亲密关注与家庭婚恋、亲子关系等高度相关。因此在本研究中,亲密关注维度表现出与期望生育子女数间的正相关关系并不意外。越是拥有或期待拥有更多亲密温暖的伴侣和亲子关系的个体,就越期望生育较多的子女。而且计划生育时间与亲密关注维度以及期望生育子女数呈显著负相关。这说明,越是拥有或期待拥有更多亲密温暖的伴侣和亲子关系的个体,就越倾向于计划较早生育子女。
4.2. 亲密关注、人生意义感与生育意愿与间的关系
人生意义感能为个体提供生活的方向和目标、行为评判标准、对生活事件的掌控感以及自我价值感等。Steger将人生意义分为意义体验和意义寻求两个维度。在本研究中,生命史策略的三个维度和人生意义感的两个维度均存在显著相关。即拥有慢策略的个体,既会更加理解生命的含义,认识到自己生命中的目的、目标或使命,也会努力去建立或增加对生命的意义和目标的理解。
另一方面,人生意义感中的意义体验维度和期望生育子女数存在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当个体更能体会生命意义,认识生命目标或使命时,就更愿意生育子女。综合看三个变量间的关系,人生意义感在亲密关注与生育意愿间起中介作用。这表明,个体对于亲密关系的重视、追求和满足会使个体更深地体验到生命的意义和目标,而体验到生命的意义和目标又能激发个体生育更多子女的愿望。
而人生意义感中的意义寻求维度与期望生育子女数则无关。曾有研究者(Wong, 2012)指出,意义寻求分量表的含义并不明确,相同的分数既可能暗示个体正经历意义感的危机,也有可能反映的是个体对于更高层次生命意义的进一步追求,这可能导致这个维度与幸福感的关系时高时低。那么在本研究中,意义寻求分量表的意义不明确也有可能是其与期望生育子女数无关的原因之一。未来研究中可以利用Wong所编制的个人意义清单(Personal Meaning Profile, PMP)这一人生意义感的测量工具对其与生育意愿间的关系进行检验,以进一步明确两者间的关系。
4.3. 展望
如果使用生命史策略的总分与生育意愿的相关来进行分析,由于生命史策略得分越高,表明个体越倾向于拥有慢策略。那么本研究结果表明,越是拥有慢生命策略的个体,越期待生育更多子女,且计划生育时间越早。这一结果似乎与生命史策略的理论相悖。但如果将生命史策略的三个维度分开来分析,如4.1中所述,会发现只有亲密关注这一个维度与生育意愿有关,另外两个维度与生育意愿无关。对此本研究认为,应从亲密关注这一维度的意义出发来理解它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而生命史理论所预测的生命史策略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进行检验。因为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之间并非完全一致,生育行为低于生育意愿是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中国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量是两个孩子。这与本研究的测量结果类似。而且中国与发达国家一样,存在生育水平低于生育意愿的现象(杨菊华,2008)。也就是说,虽然在生育意愿上,人们会报告较多的子女数,但在真实的生育行为上,则并非如此。将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检验生命史策略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深思熟虑维度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
5. 结论
综上所述,本研究采用调查研究的方式考察了生命史策略、人生意义感以及大学生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得出如下主要结论:生命意义感在亲密关注及期望生育子女数之间起中介作用,这意味着关注亲密关系的人更容易体验到人生意义感,而较强的人生意义感会使个体倾向于想要生育更多子女。
基金项目
湖北省教育科学规划一般项目(2021GB054),主动人格改变对大学生适应功能的影响。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