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战略部署以来，社区治理作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场域备受关注。在民族构成多元、社会生态复杂的西南边疆地区，探索社区治理创新路径具有特殊价值。学界研究呈现多维突破分别从治理主体培育(居民参与度)、治理机制创新(政社互动模式)、治理效能提升(协同共治能力)等多个角度，为广西这类多民族聚居区破解社区治理中的文化融合难题、资源整合困境和治理效能衰减问题提供了理论参照，其揭示的“党建引领–文化认同–机制创新”互动规律，对推进边疆地区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启示。
2. 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现状分析
以下分析基于501份有效问卷及访谈数据，运用SPSS26.0进行统计分析，信度检验(α = 0.848)与效度分析(KMO = 0.914)证实数据有效性同时聚焦多元主体参与困境，通过满意度影响因素实证检验，结合宏观因素解析治理满意度和治理效能。
问卷样本分析
调研数据显示(见表1)，受访者呈现显著人口结构特征：性别分布中女性占比53.8%，高于男性(46.1%)，印证女性在社区事务中的主导参与，可能与家庭角色延伸及对公共服务敏感度相关。
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of participants’ gender
表1. 参与者性别分布统计表
性别 |
数量(个) |
百分比 |
男 |
231 |
46.1% |
女 |
270 |
53.8% |
年龄分布呈“双峰”特征(见表2)，25~35岁群体占比最高(27.9%)，其次为18~24岁(22.5%)和45~60岁(20.9%)，显示青年群体参与活跃性，其事业家庭发展需求驱动社区建设关注；中年群体36~44岁(20.7%)因生活压力参与受限，老年群体(61岁以上，7.8%)受身体条件制约(表2)。
Table 2. Statistical table of age distribution of participants
表2. 参与者年龄布统计表
年龄 |
数量(个) |
百分比 |
18~24岁 |
113 |
22.5% |
24~35岁 |
140 |
27.9% |
36~44岁 |
104 |
20.7% |
45~60岁 |
105 |
20.9% |
61岁及以上 |
39 |
7.8% |
18~24岁 |
113 |
22.5% |
民族构成涵盖壮族(46.5%)、汉族(34.1%)及苗、瑶、侗等少数民族(合计19.1%)，凸显多民族社区治理需强化文化适应性(见表3)。
Table 3. The ethnic distribution of the participants
表3. 参与者所属民族分布情况
民族 |
数量 |
百分比 |
汉族 |
171 |
34.1% |
壮族 |
233 |
46.5% |
苗族 |
44 |
8.7% |
瑶族 |
27 |
5.3% |
侗族 |
14 |
2.7% |
其他 |
12 |
2.4% |
居住时长显示长期居民占比突出(10年以上26.9%，4~6年22.7%)，其社区认同与经验积累为治理改进提供高价值样本(见表4)。
Table 4. Scale chart of resident residence time
表4. 居民居住时间比例图
居住情况 |
人数 |
百分比 |
一年以内 |
66 |
13.1% |
1~3年 |
105 |
20.9% |
4~6年 |
114 |
22.7% |
7~10年 |
81 |
16.1% |
10年以上 |
135 |
26.9% |
职业分布呈现多元性：“其他”类别居首(30.4%)，公职人员(24.8%)及自由职业者(14.4%)占比较高，专业技术(8.8%)、退休(9.2%)及私企人员(12.4%)比例较低，反映社区需求层次差异(表5)。
Table 5. Occupational distribution of participants
表5. 参与者职业分布情况
居住情况 |
人数 |
百分比 |
国家机关、公务员、国企人员 |
124 |
24.7% |
医生、律师、司机等专业技术人员 |
44 |
8.7% |
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私营企业人员 |
62 |
12.3% |
自由职业 |
72 |
14.3% |
退休人员 |
46 |
9.1% |
其他 |
153 |
30.5% |
住房类型中商品房占比36.4%，自建房(20.8%)与租住房(16.6%)次之，显示居民对居住品质(商品房配套设施)与自主性(自建房)的重视，单位房(15.2%)及移民安置房(8.4%)占比较低，为社区住房政策优化提供依据(表6)。
Table 6. Residential type statistics
表6. 居民住宅类型统计
住房类型 |
人数 |
百分比 |
商品房 |
183 |
36.5% |
单位房 |
76 |
15.1% |
租住房 |
83 |
16.5% |
自建房 |
104 |
20.7% |
移民搬迁安置房 |
42 |
8.3% |
其他 |
13 |
2.5% |
从数据调查中总结得出了以下几点发现，首先青年女性成为社区参与主力，需针对性设计治理参与机制；其次民族构成复杂性与居住稳定性叠加，要求治理方案兼顾文化融合与历史经验；最后，职业与住房类型差异映射需求分层，需构建精准化服务供给体系。
3. 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居民满意度调查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3.1. 线性回归结果分析
为探究社区多元治理中影响居民满意度的因素，采用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作为主要统计学方法并选取居民对社区整体满意度为因变量。自变量从多个维度选取，涵盖：居民联系程度、居民与居委会互动情况、居民长久居住意愿、邻里关系、居民的社区归属感、社区民主协商会议开展频次、社区工作对青年群体的支持程度，以及社区对居民反馈问题的解决效力。借助SPSS软件构建回归模型并展开检验。最后将上述自变量纳入模型，进行线性回归分析，以揭示多元主体参与下各因素对居民满意度的影响机制。
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
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显示，调整R2为0.522，表明8个自变量可解释居民社区治理满意度52.2%的变异量，符合社会科学研究标准(0.3~0.6)。模型整体显著性突出(F = 69.176, p < 0.001)，远高于F > 10的显著阈值，证实模型有效性。通过对8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检验，最终得到以下分析结果：首先是常量
Table 7. Results of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表7. 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
未标准化系数 |
|
标准化系数 |
T |
显著性 |
|
|
B |
标准错误 |
Beta |
|
|
VIF |
常量 |
0.521 |
0.168 |
|
3.105 |
0.002 |
|
居民与居委会联系情况 |
0.150 |
0.030 |
0.198 |
5.038 |
<0.001 |
1.613 |
居民在多民族社区的长久居住意愿 |
0.427 |
0.040 |
0.407 |
10.577 |
<0.001 |
1.547 |
居民邻里关系 |
0.148 |
0.040 |
0.147 |
3.701 |
<0.001 |
1.640 |
居民间的联系情况 |
−0.082 |
0.039 |
−0.087 |
−2.110 |
0.035 |
1.763 |
居民归属感 |
0.155 |
0.036 |
0.166 |
4.341 |
<0.001 |
1.538 |
参与社区公共事务讨论次数 |
−0.043 |
0.024 |
−0.062 |
−1.835 |
0.067 |
1.213 |
社区工作是否有利于青年群体加入 |
0.080 |
0.030 |
0.093 |
2.686 |
0.007 |
1.241 |
反映问题解决效力 |
0.091 |
0.033 |
0.094 |
2.714 |
0.006 |
1.218 |
调整后的R2 |
|
|
0.522 |
|
F |
|
|
69.176 |
|
P |
|
|
<0.001 |
|
分析：未标准化系数(B)为0.521，T值为3.105，显著性为0.002。这表明在不考虑其他自变量时，模型存在一个基础的截距值，且该值在统计上显著，意味着它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且VIF (膨胀因子)均小于5说明了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其次是自变量分析：居民与居委会联系情况：未标准化系数B = 0.150，标准化系数Beta = 0.198 (T = 5.038, P ≤ 0.001)，说明居民与居委会联系越紧密，居民对社区治理总体效果满意度越高；居民在多民族社区的长久居住意愿：B = 0.427，Beta = 0.407 (T = 10.577, P < 0.001)，表明长久居住意愿越强，居民满意度越高，影响显著；居民邻里关系：B = 0.148，Beta = 0.147 (T = 3.701, P < 0.001)，意味着邻里关系越好，居民满意度越高；居民间的联系情况：B = −0.082，Beta = −0.087 (T = −2.110, P = 0.035, VIF = 1.763)，说明居民间联系情况与居民满意度呈负相关，即居民间联系情况越好，居民满意度反而越低，但影响相对较弱，且无严重多重共线性，故不作为影响因素的重要参考依据；居民归属感：B = 0.155，Beta = 0.166 (T = 4.341, P < 0.001)表示居民归属感越强，居民满意度越高；参与社区公共事务讨论次数：B = −0.043，Beta = −0.062 (T = −1.835, P = 0.067)该变量对居民满意度的负向影响未达到显著水平(通常以0.05为界)，即参与社区公共事务讨论次数对居民满意度影响不显著。社区工作是否有利于青年群体加入：B = 0.080，Beta = 0.093 (T = 2.686，显著性 = 0.007)说明社区工作对青年群体加入越有利，居民满意度越高；反映问题解决效力：B = 0.091，Beta = 0.094 (T = 2.714，显著性 = 0.006)表明社区对居民反映问题的解决效力越高，居民满意度越高。
由以上结果得知，居民与居委会联系情况、居民在多民族社区的长久居住意愿、居民邻里关系、居民归属感、社区工作是否有利于青年群体加入、反映问题解决效力等因素，均对居民对社区治理总体效果的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居民间的联系情况对居民满意度呈负向影响，但影响较弱；参与社区公共事务讨论次数对居民满意度影响不显著。在提升居民对社区治理满意度的工作中，可着重从加强居民与居委会联系、增强居民长久居住意愿、改善邻里关系、提升居民归属感、促进社区工作对青年群体的吸引力、提高问题解决效力等方面入手。
3.2. 线性回归模型诊断分析
为确保线性回归分析数据结果具备准确性与可信度，深入开展回归模型诊断分析至关重要。线性回归分析的有效性依托于诸多关键前提条件。若要确认回归分析模型结果是否精准可靠，需满足以下几点：一是回归模型不能存在共线性问题；二是残差必须服从正态分布；三是不能出现序列相关情况。
3.2.1. 线性回归模型共线性分析
从表X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来看，8个参与研究的自变量，其VIF值均小于5。依据共线性诊断标准，这表明这些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由此可见，该回归模型中的自变量通过了共线性诊断。
3.2.2. 线性回归模型残差正态性分析
通过绘制线性回归模型的残差直方图，得出结果如图1所示：
Figure 1. Regression standardized residual diagram
图1. 回归标准化残差图
观察图十五可知，横轴表示回归标准化残差，纵轴为对应残差取值的频率。蓝色柱形呈现不同残差取值的频数分布，黑色曲线代表理论正态分布曲线。其均值为−3.03E−16，近乎为0，标准差是0.992，样本量为501。从图形呈现来看，残差围绕均值0集中分布，柱形分布与正态分布曲线形态相近。这表明在本次线性回归分析中，残差满足正态分布这一关键假设条件。从残差分布层面，为回归模型结果的准确性与可信度提供了有力支持，反映出模型在残差正态性方面表现优异。由此，增强了回归模型结论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助力我们更精准、深入地理解变量间的相互作用，有效揭示出自变量与因变量间的深层因果关联。
3.3. 结果分析与讨论
3.3.1. 社区居民对社区多元主体参与治理满意度调查结果分析
居民对多元主体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满意程度，是衡量社区治理成效的关键。调查显示，73.6%的居民对社区治理整体满意度颇高，印证多元共治模式获得广泛认可，且满意度与治理成效呈正相关。从数据调查结果来看，影响社区治理满意度主要有以下几点因素。首先是居民与居委会联系程度：有69.2%的居民和居委会联系较为密切或偶尔联系。因此居委会应继续搭建沟通桥梁，开展交流，拓宽反馈渠道，以此提升居民认可度与参与积极性。其次是多民族社区居住意愿，52.2%居民愿长期居住在多民族社区。社区管理部门需推动民族文化交流，落实权益保障政策，提供多元公共服务。同时邻里关系好坏也算为影响因素之一，有74.8%的居民认为邻里关系友好或比较友好。社区还可组织文化节、志愿服务等互动活动，来增进邻里信任，化解矛盾。并且居民归属高低感也同样影响社区整体满意度，有58.4%居民对社区有较强归属感。社区应挖掘特色文化，打造标识，完善公共空间，组织特色活动，增强居民认同感。再次是青年群体吸引力，有77.4%的居民认为社区在吸引青年加入方面有成效。社区应创新工作模式，引入数字化管理，开展创业分享会等活动，吸引青年参与。最后是问题解决效力，66.4%的居民对问题解决效力满意。社区还应继续健全反馈处理机制，明确分工，加强监督，提升问题解决效率与质量。
此外，虽居民间联系频率对满意度呈弱负向影响，参与次数对满意度影响不显著，但也不容忽视，76.4%的居民与邻里联系频繁，60.6%的居民多次参与社区事务讨论，说明社区在促进交流与事务参与上取得成效，提升了居民融入感，营造了积极的社区氛围。
3.3.2. 社区居民对社区多元主体参与治理满意度调查讨论
社区居民对社区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满意度，是衡量社区治理成效的重要指标，反映居民对该模式的认可。调查表明，社区治理满意度与多个要素紧密相关。首先，社区治理满意度和居民与居委会联系程度、多民族社区居民长久居住意愿密切相关。多数居民与居委会沟通密切，认可其服务工作。这种联系能让居委会及时解决居民问题，提升居民满意度。同时，多数居民愿意在多民族社区长期居住，说明社区在促进民族团结方面得到认可，有助于提升社区凝聚力。其次，社区治理满意度与邻里和睦度、居民归属感息息相关。居民认可社区在促进邻里互动等方面的成效。和谐邻里关系让居民获得归属感，满足精神需求，提升生活质量。居民归属感又激发参与热情，推动社区发展。再者，社区治理满意度和青年群体吸引力、问题处理效率紧密相连。多数居民认可社区为青年参与创造的条件，也肯定社区高效解决居民诉求的工作机制。这不仅赢得居民信任，也为社区发展提供动力。此外，尽管居民间联系情况对满意度呈弱负向影响，但仍不容忽视。多元主体可通过组织社区活动、搭建互动平台、拓宽公共事务讨论渠道等举措，营造和谐社区氛围，增加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关注度与参与感，进一步提升居民满意度。
4. 多元主体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困境纾解
4.1. 明晰多元主体职责，构建协同治理格局
“当前我们社区治理面临三大难点：一是楼道设施老旧但资金短缺，居住环境改善困难；二是社区活动策划与工作审批流程复杂繁琐，效率低下；三是居委会政务繁重，且需调解居民矛盾，致使工作难以统筹兼顾。”(相关访谈记录，社区工作者，女)究其根源在于长期基层政府主导的街居制模式尚未发生实质性变革，居民委员会自制权虚，沦为上级政府“附庸”，难以专注于社区治理与服务。此外，政府部门科层体制决策繁琐、信息不畅，治理效率低下，加之一些基层党组织“实干精神不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较突出”，出现党建脱离社区、引领脱离实际等诸多“悬浮化”问题，导致党引领基层治理效能下降，甚至党的影响力也遭削弱[1]。针对上述问题，可采取以下几点措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2]因此为推动社区多元共治可构建以党建为核心的治理机制。如推行“二八议事会”，即每月28日由社区党委牵头，社区两委、物业公司、社区社会组织、商户联盟、小巷管家(网格员)以及街道4个平台的工作人员共同参与，举行社区议事协商会。会上，社会组织既可以提出自身发展的需求，反应运行问题，针对社区管理、社区发展积极建言献策。通过二八议事协商机制，推进社区协同治理，形成多元共治的社区治结构，社区社会组织嵌入到社区治理体系之中，在社区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3]。第二，政府应优化职能定位，从主导者转变为引导者和支持者，聚焦社区养老、医疗服务、低收入者再就业等民生领域，建立健全公共服务网络，完善公共服务制度，提供法制环境，扮演后勤工作者而非一线管理者的角色[4]。同步培育公民社会生态，弱社会本身并不利于政府的强势，因此政府要涵养公民社会的土壤，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发展，通过职能让渡促进管理社会化，同时引导社会主体摈弃“等靠要”思维，提升社区自治治理能力，形成“强政府–活社会”的良性互动格局[5]。
4.2. 强化技术赋能，打造专业人才梯队
“广西相较于其他省份经济和社会发展比较落后，面临经济动力不足、科技水平落后、薪资水平低导致人才外流等境遇。”(相关访谈记录，社区工作者，男)技术赋能不足制约社区治理现代化，智能化管理系统覆盖有限，数据分析作用未充分发挥，导致资源调配低效、应急响应迟缓等问题，加之人才匮乏成社区治理创新瓶颈，现有工作者社区工作需复合型人才，但目前工作者队伍素质不一，专业人才稀缺且流失严重，难以满足多元化、精细化需求，影响治理效率与社区可持续发展。因此，城市社区应加强人才队伍的建设与培养，从政策支持与物质保障等方面加强专业人才的选用育留，使优秀人才“愿意来”并“留得下”[6]。因此，为解决技术赋能与人才储备问题，可采取“技术 + 人才”双轮驱动策略：技术层面，加大技术投入，拓宽智能化管理系统的覆盖范围，实现全域数据采集，组建专业团队或引入外部合作，深入挖掘数据价值，建立跨部门的数据共享机制，打破数据壁垒，提高数据流通效率；人才层面，聚焦人才的生存与发展需求如提供住房补贴、落户便利等吸引专业，联合院校开设治理课程定向培养，组织职业培训和资质认证提升能力，配套绩效薪酬与晋升通道增强岗位吸引力，形成“引育留用”全链条机制。
4.3. 化解文化交流障碍，提升群体参与意识
“治理难点其实有些是语言这一块，部分少数民族对本地方的语言可能还比较欠缺，所以在我们这个地方跟他们交流存在一定的障碍”(相关访谈记录，社区工作者，男)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广西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因语言障碍影响社区沟通，易引发矛盾隔阂，影响居民诉求表达和社区和谐，阻碍共同治理。同时，社区发展需不同层次的居民共同参与，但中青年因工作流动性大参与率低，社区活动依赖退休者和主妇，治理需求表达片面；加之资金人力有限，传统宣传模式难以满足各群体需求，导致居民精神文化空缺，参与度低，协同治理机制难形成，影响社区民主自治。针对这些问题，可采取以下对策：一是开展多语言培训与文化交流，促进民族沟通理解；二是建立线上议事平台等灵活参与机制，方便中青年参与；三是拓宽资金渠道，争取政府补贴与社会赞助；四是创新宣传方式，利用新媒体吸引年轻居民；五是深入调研居民需求，组织个性化文化活动，提高参与度，促进协同治理。
4.4. 健全工作机制，夯实群众参与基础
“在社区治理这我们主要服务对象是社区居民但属于一个需求比较多样化的群体，当社区治理无法满足居民们所提出各种需求时就产生了治理矛盾难以调和。”(相应访谈记录，社区工作者，女)在社区治理中，社区主要服务对象是社区居民。当社区治理无法满足居民多元化需求时，便容易产生矛盾，根源在于居民需求与社区治理服务供给错位，因社会组织多以政府购买服务形式，以完成任务和绩效考核为导向参与社会治理且缺乏群众基础，难以深入了解居民需求，无法有效解决社区关键问题，在社区治理中处于治理边缘。加之薪资待遇低，难以吸引留住人才，制约服务质量和治理水平提升。针对上述问题，需采取如下对策：第一，社会组织应转变运作理念，深入社区进行走访、调查，广泛收集居民需求，增强群众基础；政府需完善考核机制，将居民满意度作为重要考核指标，并联合企业提高待遇，设立补贴，完善培训，提升服务治理水平。第二，构建“1 + 3 + X”党建引领多元共治机制：“1”即党组织政治核心引领，“3”即社区、物业公司、小区管理委员会或业主委员会三方治理主体，“X”即红色阵地、红色活动、红色联盟等[6]，以此推动多方协同治理，提升居民民主参与意识与活力。第三深化社校合作，建立季度社校联席会议交流机制，策划文化交流活动，鼓励高校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第四，强化社会组织管理，建立名录公示制度，畅通居民监督渠道，加强法律培训监督，推动社区治理体系升级。
基金项目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广西多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共同体意识建设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410604014)；广西民族师范学院校级课题：广西沿边地区社会治理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路径研究(2024ZGBJX098)，广西民族师范学院校级课题：广西边疆民族地区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嵌合机制与路径创新研究(2022YB056)。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