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数字技术重构工业化生产逻辑，驱动资本主义加速扩张，劳动者群体结构发生嬗变。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与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敏锐捕捉到，数字资本主义环境中的劳动者正遭遇前所未有的解构危机——算法监控、数据剥削与认知殖民使人类沦为可计算的生产模块。这促使学界重拾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范式，探索契合数字时代的阐释路径。作为后马克思主义代表，二人延续历史唯物主义内核，将研究场域从传统生产关系拓展至非物质劳动领域，提出以“诸众”概念替代传统无产阶级的新型主体建构方案。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为基准，系统考察这一理论创新是否实现了对经典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及其在现实社会运动中具备何种程度的实践价值。
2. 危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下无产阶级的困境
当代无产阶级的生存境遇已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工业革命时期存在显著差异。在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化与信息化水平实现跨越式发展，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正重塑劳动形态与阶级结构。这一进程中，无产阶级在规模扩张与功能转型中面临存在条件与革命属性的双重拷问。
一方面，数字技术通过三重机制重构劳动格局，压缩传统无产阶级生存空间：其一，自动化技术大规模替代低技能劳动，人工智能系统逐步接管重复性工作，传统产业工人群体面临结构性排斥；其二，产业升级催生新型数字劳工群体，脑力劳动者与高技能技工需求激增，形成数字鸿沟下的劳动分化；其三，平台经济催生弹性用工制度，零工经济与远程办公瓦解传统劳动组织形式，劳动者呈现原子化分布特征。后福特制生产模式在数字经济时代获得新形态，分散化、网络化的生产单元取代规模化工厂体系。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适应性调整与技术进步形成多重缓冲机制，削弱无产阶级革命动能：首先，福利国家制度通过工资增长与社会保障构建“缓冲垫”，社会保障体系涵盖医疗、教育、失业救济等领域，客观上缓解了阶级矛盾；其次，数字技术提升劳动者素质，技能培训投入使劳工获得更高教育水平与社会流动性，强化其中产阶级认知；最后，数字劳动的异化具有隐蔽性特征，用户生成内容与情感劳动等新型剥削方式，将生产活动融入日常娱乐，使其难以察觉。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既承受着数字化劳动控制的精密压迫，又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欢愉沉浸中丧失批判自觉。
面对这些变化，学界产生理论分野：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学者提出“无产阶级同化论”，认为物质条件的改善与消费主义文化的渗透，使得工人阶级丧失批判意识；而奈格里与哈特从马克思的《大纲》中吸取了“活劳动”等概念，并且从政治学路径进行创造性解读，提出无产阶级在当下已经转变为“诸众”，强调数字经济中劳动者通过非物质劳动形成的跨国网络，仍具备重构社会关系的革命潜能。
3. 解构：对马克思“大纲”的创造性解读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作为《资本论》创作阶段的理论准备文本，包含四份研究笔记，分散记录于八本笔记本上。其中第三份核心手稿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由于第一次以德文发表时被编者加上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标题，自此它就以《大纲》闻名于世。该手稿第6本笔记第43页到第7本笔记第5页内容为“机器论片段”。其对应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88~110页《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章节([1]: p. 18)。奈格里和哈特对劳动主体理论的建构正是基于对马克思《大纲》的重新阅读开启的，在奈格里、哈特看来，《大纲》构成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顶峰，而其中的“机器论片断”则构成了《大纲》的核心，是一篇类似《圣经》式的经典文本。只有从这一手稿出发，才能找到超越当代资本主义的可行途径，“《大纲》的目的就在于发展出一个与资本的主体性的利润理论相对立的工人阶级的主体性理论”([2]: pp. 124-125)。
首先，和马克思的《资本论》从商品交换入手不同，奈格里选择以货币为切入点展开分析。在他看来，货币不仅是交易工具，更是资产阶级统治的“隐形抓手”——当我们用手机支付账单时，看似便捷的数字背后，实则是资本通过货币体系编织的权力网络。这种看似中立的交换媒介，实际上构成了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根基：它既衡量商品价值，更通过控制生产资料分配，让掌握货币的人天然占据支配地位。就像文中引用的那句比喻：“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3]: p. 106)工厂主用货币购买工人劳动力的过程，本质上是在用资本的力量重构社会关系。奈格里正是通过解剖货币的这种双重属性，揭示出资产阶级如何将经济权力转化为政治统治，从而为解读《大纲》开辟了新的政治维度。
而后，奈格里又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进行了政治性梳理。马克思在《大纲》中界定工人阶级为固定主体，作为社会基础和财富创造的唯一源泉，其使用价值具有创造性属性。由此，奈格里将工人阶级的本质定义为价值创造者，这种本质通过持续斗争得以显现——资本为压榨生产力必然扩大对抗，使局部冲突升级为历史性的阶级斗争。正是在此过程中，剩余价值规律显现：资本“正是在形成和扬弃这种区别的过程中，资本本身成为过程”([3]: p. 256)。这一规律成立的前提是劳动过程必须内在于资本运作，由此“剩余价值理论直接引出了剥削理论。在剩余价值理论的层面上，所有停留在价值理论上的幻想都不见了”([2]: p. 101)。资本运行既暴露剥削本质，也揭示劳资对立与反抗。表面看是经济过程，实则“从货币到剩余价值——这就是提供阶级武器的政治学途径”([2]: p. 85)。
最后，在对《大纲》“机器论片断”的解读中，奈格里开启了政治主体性的分析路径。马克思在此篇章中系统阐述劳动与资本的辩证关系，而奈格里的阐释更聚焦于二者的对抗性。他将资本与劳动视为“对立的主体形式，对立的意志和理智，对立的增值过程”([2]: p. 124)，强调资本的扩张不仅体现为生产循环，更演化为总体性控制力量。在永续增值的强制逻辑下，资本家和工人都被迫卷入异化漩涡——前者面临竞争淘汰，后者丧失主体自治。奈格里指认资本通过持续扩大固定资本、重构劳动组织来获得统治权。这种统治权的再生产过程也催生了新型工人阶级的形塑。为重构革命主体，奈格里由此转向马克思的“活劳动”概念，揭示其双重维度：一方面被资本压制为价值载体，另一方面在异化中萌发主体意识。正如他所言：“活劳动的主体性……将自己视为对价值和剥削的否定。”([2]: p. 130)这种辩证张力最终指向革命主体的重构——不再是传统产业工人的单一形象，而是具有联合潜能与革命欲望的多元主体。
奈格里对马克思《大纲》的阐释展现出独特理论创新，他立足当代全球资本主义语境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注入新活力，通过剖析资本与劳动的对抗性关系，重构了社会解放的革命主体力量。
4. 重构：作为新革命主体的“诸众”
奈格里与哈特延续了马克思从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中寻找革命主体的思路，结合当代资本主义非物质劳动这一新型生产形态，着力探寻新型反抗主体，从而提出“劳动与反抗的主体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过去的一个时代，这个范畴将重心建立在产业工人阶级之上，并一度被实际上纳入后者名下。它的典型形象是男性产业工人……时至今日，那个阶级已从我们的视线中彻底消失了”([4]: p. 57)。这种转变使传统无产阶级概念扩展为涵盖所有受资本剥削者的开放性范畴，其内核已从产业工人转向更具包容性的“诸众”——它是指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以非物质劳动为核心、兼具异质性和共同性、通过“出走”建立绝对民主化的共有社会的新革命主体。
4.1. 劳动形式：从物质劳动到非物质劳动
奈格里与哈特基于对生产劳动形态的创新阐释，在马克思《大纲》“机器论片段”中激活“一般智力”概念，将其解读为知识共享与协作生产的集合体。他们指出该概念虽被马克思预见，但马克思未能充分发展这一理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一点上，马克思只瞥见为未来而劳动的种种力量充满了科学、交流和语言的力量。一般的才智是由累积起来的知识、技能和技巧所创造出的一种集体、社会的智力。劳动的价值由此被一种新的普遍而具体的劳动力经过占用及自由使用新型生产力加以实现。马克思所视为未来的正是我们的时代。劳动力的这种激烈的转换和将科学、交流与语言融入生产力的行为业已重新定义了整个劳动的现象学和全世界的生产景象”([4]: p. 350)。他们强调，伴随全球资本主义与信息技术的革命性重构，资本剥削不仅通过剩余价值攫取，更以生命政治方式渗透至日常领域。这种渗透维度从身体延展至认知领域，消解劳动与闲暇、生产与生活的传统界限。劳动已突破物质生产框架，转向非物质生产。根据奈格里和哈特的定义，非物质劳动即：“劳动创造了非物质产品，如知识、信息、交流、关系或情感反映。”([5]: p. 108)其具体分为两种类型，呈现出丰富而多样的特征。第一种形式主要表现为智力性及语言性劳动，其范畴包括问题解决、符号分析、语言表达等认知活动，主要产出为观念体系、符号系统、文本创作、语言结构模型及抽象概念等智力成果；第二种形式则是“情感劳动”，生成诸如心理放松感、愉悦体验、情绪满足度、激情状态等情感效应。这两种类型的劳动共同构成了非物质劳动领域内的多层次、多维度的工作形态。其核心特征在于生产对象从物质商品转向信息、情感与知识——这种范式转换既重构了剥削机制，也为新型主体抵抗开辟了可能空间。
4.2. 革命主体：从无产阶级到异质联合体“诸众”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无产阶级就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6]: p. 400)。哈特与奈格里认为，工人阶级概念本质上是一个具有排他性的政治哲学范畴。它既与不依赖劳动维生的资本所有者形成对立，又在劳动群体内部划分出差异——广义层面指向区别于无酬工人的薪资阶层，狭义层面则特指工业化生产体系中的产业工人，将其与农业、服务业等非工业领域劳动者区隔。但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与产业革命双重浪潮冲击下，马克思时代基于产业工人单一形象的主体性预设，已难以涵盖当代劳动结构的复杂光谱，因此他们开始结合时代背景寻求新的革命主体。首先哈特与奈格里以马克思劳动生产理论为基础，强调劳动形式的历史决定性——革命主体始终依附于占据霸权的劳动形态，其存续与转型受制于劳动的根本性变革。在此基础上，他们整合霍布斯的对抗性“诸众”权力观与斯宾诺莎的多元民主理论，构建具有三重理论基因的革命主体框架：既延续马克思对生产关系的批判，又突破传统阶级主体的同质化预设，最终在对抗性实践中重构异质共生的“诸众”范式。这一主体具有双重变革特征：政治层面，诸众通过去中心化合作组织反抗帝国资本统治，摒弃领袖/先锋党模式，强调平等个体的个性化协作，为政治体系注入自治活力；经济层面，无产阶级结构呈现复杂多样性，工作形态、收入水平与社会地位差异显著，突破传统同质化范畴。从这两方面可以看出，与传统共同身份不同，“诸众”并非一个静态的概念，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流动的范畴。尽管内部差异很大，但每个“诸众”主体都具有独立的力量和欲望，从而形成一个复杂而多元化的社会力量网络。它不仅包括了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阶级，还涵盖了移民、妇女、农民和贫民等多样化的劳动群体。这些群体在资本的影响下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剥削，为了抵抗帝国资本统治的剥削，来自不同背景的劳动群体通过积极主动的交流合作方式，不仅在工作场所进行抵抗，还在日常生活中对资本渗透进行反击，创造出了共同关联的社会形式，为建立更加公正和平等的社会奠定了基础。
4.3. 理论目标：从暴力革命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到通过“出走”建立绝对民主化的共有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无产阶级的生存境遇出发，提出只有实现共产主义，劳动才能摆脱资本增殖工具属性，转变为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生活的手段；才能由资本规训下的异化活动，升华为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自由自觉活动。这种解放将实现人类存在的根本复归——“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7]: p. 817)。为此，他们早期强调“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8]: p. 406)，将暴力革命确立为无产阶级解放的核心路径。但随着历史条件演变，晚年恩格斯在坚持“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8]: p. 592)的根本原则下，提出“这并不是说，这一政党不能暂时利用其他政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8]: p. 593)的策略补充。这种转变并非对暴力革命的否定，而是基于现实斗争环境对革命形式的辩证调适：在坚守暴力革命历史必然性的同时，将其他斗争形式纳入策略工具箱，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实践精神。
奈格里与哈特继承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愿景，提出构建基于“共同性”的大同世界。他们认为，“诸众”通过非物质劳动生产的共同性(既包含自然资源共享如空气、水，又包含社会生产产物如知识、信息、情感等)蕴含颠覆资本的解放潜能，但资本的统治必然会侵入到对“共同性”的占有。在生命政治生产模式下，资本通过全面控制实现对劳动力的剥削，而诸众的非物质劳动具有突破时空限制、创造资本无法完全占有的产物的特质，这些产物转化为劳动者的主体性力量，使劳动自主性成为资本增殖的前提。为实现解放，必须采取“出走”策略——根本性拒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表现为“反对生产率和任何基于增加工厂劳动的生产率的发展模式”([4]: p. 256)。这种策略将引发资本主义体系危机：诸众通过切断资本联系转向共有物自主生产。但奈格里和哈特同时警示，资本会重构统治策略，因此解放运动需在“对抗–调整–再对抗的螺旋”进程中持续更新组织形式从而实现质变。革命并非特定历史事件，而是根植日常生活的永恒实践，其最终目标指向建立绝对民主化的共有社会。它包含四重特质：其一为全球民主，突破国家边界，在全体人类层面构建开放的政治空间；其二为无主权民主，消解国家、政党等单一权力中心，通过自治组织制度实现治理；其三为网络民主，依托技术构建去中心化节点网络，每个差异个体通过自由联结形成流动、包容的协作体系；其四为革命民主，强调通过暴力反抗打破既有权力结构，在持续自我更新的抗争中实现民主转型。这种民主不是静态制度，而是“诸众”以欲望为驱动，在对抗资本中重构主体性，实现从集权组织向扁平网络的演进，最终推翻资本统治。
5. 评价：对“诸众”理论的辩证分析
哈特和奈格里以一种超验、后现代的视角构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反抗主体——“诸众”。尽管他们的“诸众”理论在充斥“无产阶级消亡论”的西方一扫悲观之风，但其政治主体理论存在显著漏洞，带有浓重的乌托邦色彩。因此，理解哈特和奈格里的“诸众”理论时，应该采取一种一分为二的立场。
首先，奈格里与哈特的马克思阐释展现了三重理论突破：其一，重构革命主体的时代性。他们以“诸众”概念突破无产阶级的同质化预设，既包容差异又强调联合潜能。其核心并非定义“诸众”的本质，而是追问“诸众能成为什么”([5]: p. 105)。通过“共同性”与“异质性”的辩证关系消解身份同一性困境，将政治主体从民族国家框架解放至全球维度，使阶级理论能够适应全球化资本流动下的多元抗争现实。其二，生命政治学的范式革新。他们揭示当代剥削根植于非物质劳动——生产社会关系与生命形式的信息化、情感化劳动。尽管学界质疑其数量占比，但他们强调其质性霸权：正如工业劳动曾主导19世纪社会，当代非物质劳动正重塑社会结构，成为“智力、交流与情感”的新型生产引擎([5]: p. 109)。这种劳动形式使剥削渗入日常生活，同时为反抗主体提供自我赋能的潜能。其三，时空结构的双层拓展。他们揭示资本与劳动的对抗突破传统时空框架：时间上，劳动异化演变为生命时间的全面殖民；空间上，抗争场域从工厂延伸至全球网络，形成“帝国–诸众”的拓扑对抗。这种重构呼应马克思对机器化生产的预见，但更凸显当代生命政治生产的特质，即当劳动溢出工厂围墙、资本逻辑渗入生命肌理时，“诸众”的联合不再依赖地理集聚，而是依托网络化协作与集体时间的再生产。通过这三重创新，奈格里与哈特在资本全球化语境中激活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潜能。其理论表明：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以实践哲学介入时代矛盾——从机器大工业到数字资本主义，理论的演进始终与劳动形式、权力结构的转型同频共振。
其次，需审视“诸众”理论的三重迷思：其一，主体性膨胀的幻象。尽管强调非物质劳动的质性霸权，但全球劳动人口中物质生产者仍占多数，其生存境遇与“诸众”预设的自主性存在断裂。生命政治领域的协作网络看似孕育解放潜能，实则可能沦为资本规训的新场域——当情感、信息被数据化捕获时，交流反而成为剥削的加速器。其二，异质性的政治困境。解构传统的领袖、代表、先锋党的模式固然突破传统阶级同质化，但纯粹去中心化的“扁平网络”面临组织效能危机——缺乏核心动员机制与战略共识，异质个体的短暂联合易陷入“行动泡沫”，难以形成持续对抗帝国的政治力量。历史经验表明，无组织的自发反抗往往被资本权力柔性吸纳或暴力镇压。其三，反抗策略的乌托邦底色。“出走”作为象征性抵抗虽具理论吸引力，却未解答关键问题：当资本已渗透生命全域时，“逃离”的空间何在？底层群体若仅以“出走”为策略，可能反向强化资本的排他性暴力——穷人的“自治”往往被迫陷入生存资源的匮乏循环，最终被帝国秩序重新收编。这些迷思揭示了一个根本矛盾：当理论过度依赖“可能性”而非“现实性”时，革命主体的建构可能滑向浪漫化想象。“诸众”的解放欲望需通过制度化斗争转化为结构性力量，而非止步于差异共存的伦理学宣言。
6. 结语
哈特与奈格里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新形态的分析，突破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框架，构建起“诸众”理论体系。这一理论既揭示了全球化时代无产阶级解放的可能性，又彰显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锋芒，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西方社会开辟阶级政治的新叙事。尽管该理论存在理论建构的局限性，但这恰恰印证了理论创新的辩证性——任何新范式的确立都需经历范式转换的阵痛。其理论探索为探索当代资本主义提供了新的认知图谱，启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需在批判性对话中深化对全球资本主义的认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最终服务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