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马克思于《人类学笔记》这一重点探讨人类文明发展趋向的文本中，包含了大量体现人与自然原始和谐关系的描述，以“自然环境”为基础，说明了“生存技术”与“习惯制度”二者间的必然联系和相互作用。本文就实践、历史和资本三个维度来归纳马克思于《笔记》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与处理，并指出原生形态文明中的自然关系对当今我国社会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借鉴作用，为我国重建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提供原始文明基因。
Abstract: Marx’s text “Notes on Anthropology”, which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human civilisation, contains many descriptions that reflect the primitiv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Based o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t illustrates the connec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survival implement” and “habitual system”. And this article summarises Marx’s understanding and handl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in the “Notes” o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practice, history and capital, points out that the natural relationship in the original form of civilisation plays a reference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sation in today’s Chinese society, and provides a model of primitive civilisation for China to rebuild the mu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1. 引言
马克思自然观的核心要义在于探讨人类对自然的认知态度与实践方式，以构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以及自然与社会的辩证统一关系。在《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以土地制度为论述核心，分别从实践、历史和资本三大维度，探讨了人类在原生形态文明和其衍生过程中与自然的联系和变化，归纳了其中的生态思维和实践智慧，进一步坚定了“共产主义之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的理想目标。这些对当今我国社会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仍有许多可借鉴之处。
2. 实践的维度
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活动中，“劳动过程是贯穿历史的物质变换过程”[1]。马克思就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探讨了从蒙昧期到文明期，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的演变。其中，“生存的技术”，即实践是联系人与自然的中介。
(一) 以自然资源为生存基础
食物、房屋和武器是人类的基本生存条件。一开始，人们凭借热带或亚热带的气候条件得以直接获得如水果、坚果等天然食物，并附着树丛居住；随着火和其他石器等工具的发现使用，鱼类食物则成为最早的一种人工食物，并促使人们“沿着海岸和湖岸，沿着河道，即使在蒙昧状态中也可以散步在大部分地面上了”[2]。而地表面貌，“冲积平原”–“大片的开阔地”–“三角洲”，则为人类提供了种植作物的基础条件，并为之后的群居生活和交通发展提供思路。基于人与动物的天然能力的差别，武器的获取就成为必要，包括初加工的石器、火把和木矛等等。因此，在人类的智商和能力还没得到开发之前，对自然资源表现为直接依赖性。
(二) 由直接依赖到主动创造
为了丰富生活资料，人类开始尝试利用自然资源进行再创造。在生产工具上，弓箭提供了狩猎条件，可以提供烘烤条件的相关石器则发展为制陶术，进而“食物的品种和数量有了显著的增加”[2]。但现阶段，无论是熟制肉类还是面包薯等作物，都还是依赖于资源的天然特性。而种植业的出现则表明人类开始利用自然条件创造自然界并不直接存在的食物和工具，并将这种自身制造的物品作为媒介去发展园艺和畜牧业，导致处于同一时期的人类在发展道路和发展速度产生差异，进而为人类过上具有社会组织性质的群居生活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逐步进入文明时代。
(三) 融合统一的新方向关系
田野农业的发展使得人们“就有可能在有限的地区里容纳稠密的人口”。“第一步，耕种小块的敞开的冲积土地带；第二步，耕种围起来的一块园圃；第三步，用牲畜曳犁耕种农田。”[2]可见，人类在种植业方面经历了生产工具和管理形式的双重发展，并且种植业和畜牧业出现了一定的融合性。而稳定和丰富的食物来源，则将人类从单纯的“生存技术”的要求发展至带有一定社会组织意味的“生活技术”的要求——家庭。此外，人们在拓耕的同时还出现了轮耕休耕、退耕还林等遵循自然规律的耕种技术和种植思想，以进一步维护田地的再生可能。
3. 历史的维度
马克思的自然观不是就自然论自然，也不是就生态论自然，而是就社会关系、社会性质论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自然–历史”的规定。包括，自然对人类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方面的塑造，以及人类对自然的互动作用。
(一) 气候资源下生产方式雏形
马克思围绕着农业村社来描写在“生存技术”基础下的生产方式雏形。人类的群居模式要求发展成型的生产方式，包括土地、交通和雇佣、售卖关系。在土地的使用权和分配方式上，其属性经历了公共性–群体性–个体性的转变，其中不仅产生了包括萨利、纳德基等的根据肥沃程度进行分级的土地，还有柴明达尔和马赫金等的原始地主，并诞生了古玛施塔这类本质是农民阶级，但行使着地主权利的代理人[2]；此外，人们对其他生活资料的补充，就有了对物品交换的要求。在交换活动中，“只有少数几条联结着首府和各地区城镇的主要交通线”“旅行和运输货物的主要通道是无数的喀尔(水道)”[2]。这些交通要素为售卖活动提供基础，进而产生包括货币、集市和专职人员等的原始商品关系，进一步推动了原生形态文明的生产活动。
(二) 自然环境下生活制度形成
在获得稠密居住的可能条件后，以家庭关系为核心，衍生了婚姻、亲属、财产和继承权等社会关系。一开始，匮乏的生活资料决定了血缘关系成为社会基础，“人类社会的原始群状态，没有婚姻和家庭；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共同的生活和相同的营生(如战争、狩猎、捕鱼)”[2]。且相应的财产权和继承权都以女系为优先。而氏族禁止通婚的规定则削弱了血缘关系的力量，父权制家庭应运而生，“这时个人的个性开始升到氏族之上”[2]。同时，“当奴隶制成为一种制度时，这些家庭经济就逐渐消失了”[2]。可以说，生活资料的丰富配合田野本身具有的仆役属性，使得家庭从共同家庭中独立出来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了父权制度与私有财产。
(三) 交往扩大化下组织文化发展
因自然条件的不稳定性，人们开始发展以氏族会议为载体的、具有公共性质的，包括部落、联盟等社会组织以共同商讨、决策相关社会事宜。此外，因食物、土地等的不均掀起了一定的移民风潮，自然资源则是移民活动的先决条件，“任何一个地区，要能逐渐形成人口过剩而成为移民的发源地，就得在生活资料方面具有特别有利的条件”[2]。同时，人们还形成了一定的自然文化，最早出现的自然、图腾崇拜就是人们对树木、石头、动物等对象的崇拜，随着人类能动性的增强，则发展至对人、神的塑造与崇拜。“文明的不断进步，首领们越来越脱离自己的臣民(！)，情况就改变了，人的崇拜成了宗教的一个重要因素。”[2]。可见，自然环境贯彻了人类的社会组织、风俗潮流和文化观念等方面，是人类社会开展交往活动的物质载体。
4. 资本的维度
马克思针对古代社会的财产活动，尤其是土地制度进行研究后，就其公有属性转变为私有属性，所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由原始统一向分离异化转变。其中，私有关系的产生与发展是这种关系转变的核心动因，也是马克思批判和消灭的具体对象。
(一) 人与自然走向分离的内在动因
首先是生活资料的丰富，即耕种活动下的私有观念发展是导致分离关系的内在动因。原生形态文明主要围绕土地，即种植业和畜牧业两种生产方式，来反映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交织、共同演进的复杂作用。最初的土地是氏族内公有的，各家庭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并且，氏族还以“他们就通过每年都重新分配一次的办法而轮流获得使用这些土地的权利”来解决氏族成员在份地不均、肥沃程度不同上的矛盾，进而形成了一种超稳定性结构[2]。以上，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管理方式限制了私有财产的发展，直到种植业和畜牧业的逐步成型，动产范围得以扩大化，“个人亲手栽培的树木，他自己‘驯养的’动物等等，或他用暴力抢夺来的物品……”[2]。同时，“家庭财产的转让……而是用出卖的方法，只是需要得到同族人、亲属和邻人的同意”[2]。土地的出让进一步破坏了人与土地的紧密关系，促使拥有私有财产的群体规模扩大化。
(二) 人与自然转为异化的外来因素
同时，异化关系的转变还离不开外族侵入这一外来因素。柯瓦列夫斯基以自然和社会两个维度描述了殖民者的入侵活动对当地土地制度和社会关系的异化作用。在自然关系上，殖民者对当地自然资源进行无偿的剥削掠夺。“他们把现有的黄金等等掠夺一空之后，就使印第安人注定从事矿场劳动。”[2]殖民者还“践踏田禾、撰取他人果实、砍伐他人树木、擅自修筑堤坝等等。”[2]漠视自然规律，将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转变为单向的索取、抢夺；在社会关系上，殖民者破坏了当地的团结合作关系。其将原住民分配至殖民者以充当奴隶，将氏族公社中的共同经营、定期分配的社会关系以奴役、雇佣关系所替代。而苛税和高利贷则导致人们力求成为私有制群体，“这样瓦解血缘纽带(真实的或虚构的)的结果，在某些地方从以前的公社份地中形成了小地产”“并由于第一次允许西班牙人实行的放债生息制度，用苏里塔的话说，‘就逐渐落到了拥有资本的欧洲人手中’”[2]。土权就这样从维护公社稳定的功能关系转变为统治增殖的载体，从而“把土地所有制个人化，也达到了政治的目的——消灭这个社会的基础”[2]。
5. 现实意义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告诫我们必须要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文明发展中，整个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才有可能得以实现；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也告诉我们必须同时注重人民的劳动权益和生态权益的分配公平问题。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中，通过对原生形态文明之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得出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具有原始和谐、统一的关系，指出私有制的确立是分离、异化的根源，并指出“共产主义就是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的理想目标。《笔记》就三个维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理论和实践指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存模式，提示我们要树立正确的自然观念。私有制下的人类中心主义，不仅导致人与自然天然联系的断裂，还造成整个现实社会出现气候异常、资源短缺、生物濒危等生态危机。对此，一些西方学者又走向另一极端，以自然中心主义来消解人类中心主义，将生态危机全部归咎于人类的生产活动，希望从伦理向度来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事实证明，这两种错误认识曲解、破坏了马克思自然观的辩证核心和社会立场。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告诫我们要重视人与自然间所存在的有机联系，认识到人类的正常生产活动与自然界的正常运转并不矛盾，但同时要注意到自然界的优先级。关于人类与自然界的有机联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就指出：“我们要认识到，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由此可见，人类与自然界是一个相互囊括、相互作用的一体关系，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我们必须要高度认识到这种依存关系，在利用自然资源推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有意识地利用发展起来的经济、科技恢复、改善自然环境，只有从根本上放弃人类中心论，建立起人与自然合作共赢的思维方式，才能继续推进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模式。
自然资源对生存技术的决定性作用，提示我们要配合现存资源调整相应的经济结构。当今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还有许多产业需要借助自然资源才能得以完成，而目前存在着资源的数量不足和分配不均等问题，比如，西北地区和东南地区的水资源对比，矿产、石油的开发和利用转化问题以及不同土壤对种植业和林木业的影响等等，这就需要我们根据现存的资源情况来调整产业结构和发展格局。并且，我国对生产需求和生活需求都较大，因此要加大对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的力度，加快对绿色产业的开发速度，以绿色对新型产业结构进行赋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基础资源，例如绿色食物、绿色能源和绿色文化等产业链条，做到生产与需求的互补。此外，生态产品还具有明显的公共性，各国在面临生存与发展的共同危机下，不能停留在经济和政治维度上的零和博弈思想，而是要积极采取相关的措施和策略。当前，中国也在积极地融入全球生态治理体系，在深度参与建设的同时增强全球生态治理的话语权，不断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共同劳动、定期分配的公社土地占有制，提示我们要注重生产和分配中的制度建设。在原生形态文明中，一定的社会组织和管理观念的产生发展，就已显现出对人与自然关系在制度层面上的宏观设计。其中，包括以土地占有制为核心的分配制、继承制的财产维度，和以此为延伸的耕种习惯的自然维度。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3]关于生态的制度建设，我国就生态文明建设划分了三条红线，即“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对此，政府就要承担管理和衔接的双重任务，不仅要做好生态建设的相关规划，也要注重与民众的有效互动，为生态环境的共同治理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自然包括对美丽生态环境的追求，即劳动分配与生态分配在逻辑上是一体的，积极推进生态资源的公平分配、生态产品的供给升级和生态权利的法权保障等环节的发展与完善。此外，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加速了我国“生产–消费–废弃”链条的恶性循环，不仅浪费了大量的不可再生资源，还从精神文化层面对人类的思想行为进行裹挟，因此，这需要对人们持续加强生态文明教育，以扭转错误的消费习惯和生态观念，在精神文化层面保障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
6. 结语
面对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我们需要转变旧有的自然思维，以“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思维对原生形态文明中的自然、社会关系进行学习借鉴，认识到私有制度对社会可持续性的痼疾的同时，在坚定公有性的基础上调整生产模式、团结劳动群众、呼吁世界合力，切实做好我国生态建设的同时提供世界性的生态治理方案，以生产和分配两个维度上发展新型可持续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