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康德的“善良意志”与孔子的“仁”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在相似之处，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二者都致力于建设一个人与人之间能够和谐相处的美好社会，实现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现如今，儒家思想与我国的社会发展不相适应，通过对二者比较得出的不同之处，可以进一步推动儒家思想对康德思想的借鉴，从而推动自身发展以适应社会的快速发展。
2. 康德的“善良意志”
善良意志是康德义务论伦理思想的核心概念。在康德的义务论思想中，康德认为人既属于自然世界，又属于智性世界。在自然世界中，人们遵循感官经验，往往会表现出向恶的本能，而在智性世界，人们遵循的是理性，是人向善的根据。理性是人独有的，它是人与动物相区分的重要标志。人的理性是善良意志的来源，在对善良意志的评价中，善良意志被康德赋予了无与伦比的崇高性，康德提到：“在世界之内，除了善的意志外，没有什么可被称为善而无限制。”[1]善良意志是唯一无条件的善，当然，它仅仅是唯一无条件的善，并不是唯一的善。康德认为，除了善良意志，还有许多东西可以称之为善，如勇敢、冷静、执着、财富等等。与善良意志不同的是，他们作为善是有条件的，因为条件的不同，他们可能是善的也可能是恶的。“善良意志”之所以善或好，“并不是因为它起作用或者有效果，也不是由于它适于达到某个预期的目的，而只是因为它的愿望好，它本身就好；单就它本身看，就比那种能够通过它满足某一爱好、甚至全部爱好的东西都要贵重得多，简直无法相比”[2]。这就是在一大堆善中，善良意志能够被康德注意到，并赋予其无与伦比的崇高性的理由所在。
3. 孔子的“仁”
“仁”是孔子所创立的思想的核心与精髓。“仁”的概念在孔子之前便已经出现，主要是亲亲、尊尊的意思，随后孔子在其基础之上，赋予了“仁”新的内涵。在《论语》中：颜渊问“仁”于孔子，孔子回答克己复礼为仁，意思是克制自己，一切按照礼的要求去做；仲弓问“仁”于孔子，孔子回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思是自己所不愿意的，不要强加给别人；司马牛问“仁”于孔子，孔子回答其言也仞，意思是言语要谨慎；樊迟问仁于孔子，孔子回答爱人，意思是爱身边的人。虽然孔子对仁的解释繁多，但其都有一个相同的目的，就是将“仁”内化为人们内心的道德准则，使人在行为处事上有所参照，从而促进人的自我完善和周礼的恢复，重建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
4. “善良意志”与“仁”的比较
4.1. 相同点
4.1.1. 二者都强调人的自律性
对于命令，康德将其分为了两种，分别是假言命令与定言命令。假言命令与感性经验相联系，它的行为是为了某种目的而产生的，其形式是“如果你想得到某种结果，你就去做某事”。定言命令也可以叫做绝对命令，它的行为不考虑任何目的，没有任何条件，其形式是“你应当做某事”。康德认为善良意志的自律就是绝对命令，它的根本要求是：“按照你自己的意志准则去行动，并使你的意志准则必须永远合乎众人的认可，成为普遍立法的准则。”这就意味着，我们在行动过程中所遵守的行为准则，在被所有理性存在者所接受并遵守时，不会对他人造成不便或者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由此康德将个别偶然存在的个人变为社会普遍的个人。”[3]因为在康德看来，个别偶然存在的个人会受到个人经验和个人利益的支配去行动，而不是根据内心的善良意志。当成为社会普遍的个人时，他会根据自己内心的善良意志去行动，这就是善良意志的自律，通过执行绝对命令而体现出来。
孔子对于颜渊提出的“仁”是什么的问题，回答仁是“克己复礼”，这是孔子关于“仁”的主要解释之一。对于如何实践“仁”，孔子强调了“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意思是说要想真正实现仁，是依靠自己而不是依靠他人。因此，要想实现“仁”就离不开个人的自我约束和控制，即自律。自律是“克己复礼”的最高境界，它要求人们学会克制住自己内心的欲望和行为。在孔子的思想中，仁是内在的，礼是外在的，二者紧密结合。礼以仁为基础，以仁为核心，同时，按照礼的具体要求行动，是仁的根本要求。“只有通过个体的道德修养，外在的社会道德规范才能转化为内在的主动欲求；只有通过个体道德修养，提炼和净化道德的心性，才能触发内在道德潜能，从而提升和超越自我，达到‘內圣’的境界。”[4]例如，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做到“不合乎礼仪的事情不要看、不合乎礼仪的事情不要听、不合乎礼仪的事情不要说、不合乎礼仪的事情不要做”，由此将外在的道德准则内化为内在的道德准则，通过人的“克己”最终实现“仁”。
4.1.2. 二者都以人为目的
康德认为，在世界之中存在着一个绝对的、无条件的善，那就是“善良意志”。而“善良意志”不仅本身就是善的，而且是其它善的条件。在实践中有许多看起来是善的东西，如机智、勇敢、节制等善的条件。若没有一个善良意志去支配它们，那么这些看来是善的东西，也可以是邪恶的。只有始终把人看作是目的，而不是仅仅作为手段来对待，才是善的和合乎道德规律的。“人，一般来说，每个理性的存在者，都自在地作为目的而存在着，他不单纯是这个或那个意志所随意使用的工具。在他的一切行为中，不论对于自己还是其他理性存在者，任何时候都必须被当作目的。”[5]康德强调，以人为目的就是以理性为目的，人作为理性的存在，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改造客观环境以满足自身的需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当然，前提是不能侵犯任何人的任何权利和权益，哪怕是功利主义所倡导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因为人是有理性的，不能够被随意对待，而是应该被给予应有的尊重。同时，每个人都是目的，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每个人也都要把对方看作是目的。
孔子的“仁”的思想，强调以爱待人。它是孔子为人们规定了在日常交往过程中所要遵守的基本准则以及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爱人，其实就是要学会爱他人，站在他人的角度去想问题、做事情，如孔子在《论语·颜渊》中提到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由此能够不断完善、提升自我，获得心理的满足和心灵的成长，从而逐渐达到圣人的崇高境界。同时，孔子的“仁”的思想还强调要重视整体利益，爱人始于亲亲，就是在爱家人的基础上，由此推向爱朋友，爱陌生人，最终达到爱社会的境界。但是孔子在重视整体利益的同时，并不反对人们去追求私利，前提是“见利思义”，就是引导人们在遇到符合自身利益的事情的时候，要首先考虑自己的道德义务。如果这件事情的利益符合道义，那么人们就可以去做，反之，那么人们就应当自觉地放弃去做这件事情，即“义然后取”。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个人追求私利的正当性和保障了个人的权利。
4.1.3. 二者都将其推到至高位置
康德认为“善良意志”虽然不是唯一的善，但它是最高的善。首先，善良意志具有无条件性，它不带有任何目的，是纯粹的善，在任何境遇中都是善的。举个例子，胆量、勇敢等品质对于我们来说是好的，但是使用这些品质的意志不是善的，那么这些在我们看来很好的品质就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转变为恶的，因此它们不一定是善的，是有限的善。“善的意志并不因它造成或者达成的东西而善，并不因它适宜于达到的任何一个预定的目的而善，而是仅仅因意欲而善，也就是说，它就自身而言是善的。”[6]善良意志是绝对的。其次，善良意志来源于人的理性，它在理性的指导下去行动，它不受到感性的影响。功利主义所倡导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它是从感性经验中得出来的，不是真正的善。理性作为实践能力，“它真正的使命，必定是产生一个并非在其他意图中作为手段，而是就其自身而言就是善良的意志”[6]。
“仁”是孔子思想体系中的核心概念。“儒家一切思想基本上都是从‘仁’字出发，就普遍性与差别性而言，则‘仁’之本身必具备其普遍性及差别性。”[7]孔子的“仁”虽有差别性，强调因亲疏远近和人的等级不同而有所区别，但他的“仁”的普遍性是最重要的一点，他认为“仁”是社会通行的法则，所有人都应该具备“仁”的言行，“仁”体现在所有人之间，既存在于君臣之间，也体现在君子和君子、君子和小人之间，只有所有人都追求仁爱，全社会才能实现能够让老人们安心、朋友之间相互信任、年轻的后辈们得到关怀的大同世界。在孔子心目中，正因为“仁”的普遍性，所以他才在教育中始终坚持“有教无类”，希望所有人都能达到“仁”的境界。因此，孔子的“仁”是至高无上的。
4.2. 不同点
4.2.1. “善良意志”的先天性和“仁”的后天性
康德认为善良意志具有先天性，因为它来源于人的理性，而理性是人生来就有的，也是人类与动物相区别的标志。在道德实践中，人只有在理性的指导下行动，具有善的动机，这一行为才是善的。康德反对在后天经验的指导下行动，因为后天经验具有趋利避苦的倾向，它会使人为了自我的自然欲望最终成为欲望的奴隶，如为追求金钱、权利等，而不择手段，成为金钱、权利的奴隶。而理性规定的善良意志，排除了一切经验的目的和个人的偏好，因此人能够战胜自然欲望而作出自由的选择。
对于人的本性，“《论语·阳货》中，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8]: p. 276)。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的本性自出生之初，人性是几乎一样的，但每个人的生活环境不一样，对人的影响也不一样，以至于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个人的本性变得不一样了。而在当时礼崩乐坏的背景下，孔子想要重建礼乐制度，由此他提出了“仁”的思想。希望在“仁”的影响和指导下进行道德实践，从而达到“圣人”的境界，重建礼乐秩序，进入大同世界。
4.2.2. “善良意志”重视动机，“仁”重视后果
“德国哲学家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指出：‘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结果，只在于问意志是怎么样被决定的，以及什么才是它的准则的动机。’”[9]在康德看来，人们在行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善是来自于人们的善良意志，因此，对人们的道德行为的评价要看这种行为的动机是否是善的，而不是看其结果是否为善的。举个例子：一个小学生为了得到表扬，看见正在过马路的老奶奶，就去扶老奶奶过马路。在这个例子中，小学生扶老奶奶过马路这种行为是正确的，但不能说它是善的，因为小学生做这件事的理由是错的，他是为了得到表扬，为了自己获得利益，而不是因为认为扶老奶奶过马路这种行为是善的才去做。尽管他的行为是善的，而他的行为动机却为了获得他自身的利益，因此这种行为不具有任何道德价值。因此，只有出于善的动机，这种道德行为才能够称得上是善的。
孔子“仁”的思想重视结果。“《论语·宪问》中，子路曰：‘恒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恒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8]: p. 230)在孔子看来，管仲辅佐齐桓公，举仁政，行王道，一匡天下，攘夷狄以严夏夷之辨，惠及万民，这体现了仁之最高境界。“顾炎武道：‘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华裔之防所系者在天下，故夫子之于管仲，略其不死子纠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盖权衡于大小之间，而以天下为心也。’”[10]也就是说孔子正是基于其功劳之大和对大多数人的影响而以仁论管仲。由此可见，孔子评价一个人是否为“仁”的标准是其行为结果对社会、国家是否有利，是否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只要其行为结果是善的，对大多数人有利，那么这一个人就是具有“仁”的。
4.2.3. “善良意志”与情感相分离，而“仁”与情感相联系
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所持的态度体验，是事物与人心的相互作用下产生的，因而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会产生不同的感性认识。康德的“善良意志”来源于人的理性。“在康德看来，所谓‘善良意志’就是指彻底摆脱感性欲望的束缚，不受任何情感上好恶和利害的干扰，完全服从先天的道德规律的意志。”[11]康德认为情感、欲望仅仅是盲目的本能冲动，它们并不具有任何鉴别与判断的能力，而只有理性才能够承担这一任务。人们在情感和欲望的影响和控制下，“意志”只是任意的，不能获得自由。只有与情感相分离，让理性占据主导地位，“意志”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因此，康德在阐述“善良意志”时，将其与具有感性特征的人的情感进行了分离。
孔子所处的时代已经是礼崩乐坏的时代了，为了维护社会秩序，重建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关系，同时也为了使原本存在的礼乐制度重新焕发新的生机，孔子提出了“仁”的学说。对于“仁”是什么，孔子在《论语》的颜渊篇中给出了答案。“樊迟问仁，子曰：‘爱人’。”[12]在这里，孔子认为“仁”就是“爱人”，指出来了“仁”的实质。在孔子看来，爱人中的“人”，主要有父母、妻子、兄弟、君主以及朋友五类。在这五类中，爱父母、爱妻子和爱兄弟是家庭之爱，依据的是具有血缘关系的亲情。“‘亲亲’是每个人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对于有血缘关系的人，相亲相爱是一种自然的本能。”[13]君臣、朋我之间是没有血缘关系的，最终形成君臣之忠、朋友之信，依据的是具有血缘关系的亲情的延伸。孔子“仁”的核心要求是要有一种爱人的内在情感，是由“爱自亲始”逐渐推衍到“爱泛众”，通过情感将世间所有人联系起来，同时将这种爱人的内在情感在实践中实现，形成一种爱人的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成“仁”，社会才能有矩可遵，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
5. 现代价值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传统儒家的道德与我国的发展已不再相适应。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开始加强自身的道德建设，寻找适合中国发展的道德规范。至今，我国的道德建设仍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与西方的道德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差异。对于康德“善良意志”与孔子“仁”的对比研究，对于现代中国的道德建设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参考价值。对于二者的批判继承，能够增强人们内心的道德责任感，能够在理性的指导下自觉遵守社会道德规范，进行道德实践，从而提升人们的整体道德水平。同时，在此基础上，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和国家的稳定繁荣，并为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