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梳理批判理论的历史脉络可见，从马克思、卢卡奇，到霍克海默、阿多诺，直至当代的新一代批判理论学者，对资本主义的剖析、诊断与批判始终是他们研究与批判实践中关注的核心议题[1]。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核心成员的南茜·弗雷泽从没有停下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研究的脚步，近年来对资本主义展开了进一步的深度探索，意图对资本主义概念进行全新界定以及对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进行全面批判。而在这一过程中，对弗雷泽影响最大的理论家则是马克思、哈贝马斯以及波兰尼，她的理论也在与众多学者的对话中不断更新发展。
2.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揭示
在弗雷泽的最新著作《食人资本主义》中，弗雷泽将资本主义称之为吞噬自己的社会、政治和自然基础的“衔尾蛇”，对资本主义的自噬本性进行了深刻批判，并认为正是这种自噬本性导致社会产生种种危机，这最终将不可避免地致使自身陷入无法维持的境地，从而走向消亡。在资本主义批判的历程中，马克思是首位深刻且透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自我侵蚀本质的思想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揭示，尤其是对资本的批判和剩余价值理论，为弗雷泽提供了分析资本主义吞噬性特质的理论工具。
2.1. 对资本自噬本性的解读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积累理论进行了系统的剖析，详细阐述了其内涵、本质、具体形式以及未来的发展可能。通过对剩余价值产生及分配过程的深入探讨，他进一步揭示了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及其蕴含的历史性演进趋势。他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进行对比分析，清晰地阐述了前者向后者过渡的内在逻辑联系。探讨了生产资料是如何转变为所有者的财产，以及如何与生产者相分离，这种转变和分离成功地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内在逻辑。
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的自噬本性，指出资本本质上是贪婪的，只有一个本能，那就是不停地占有剩余价值以增殖自身([2]: p. 269)。马克思在他的经典著作中也分析道，资本的自我增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核心动力，而这种增殖是通过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来实现的。这一论断揭示出资本自我扩张的内在逻辑，也预示着在这种不断追求增值的运动中，资本主义经济会不断面临危机。这种自噬本性也意味着，自资本诞生之日起，其本质便决定了它绝非静止的，而是必须持续运动，以追求超越自身原有价值的增值物。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资本在扩张时不仅依赖工人的劳动提供的剩余价值，还需要不断寻找新资源以维持其生存与增殖，而这种发展建立在对劳动者生存条件的系统性的暴力剥夺之上，所以资本主义的诞生“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2]: p. 871)。这种初始的掠夺逻辑并未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而消失，反而内化为资本运行的常态机制，揭示了资本主义表面上所谓的等价交换背后的剥削实质以及资本主义的自噬本性，也为弗雷泽对资本主义概念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弗雷泽认可马克思对资本本质的解读与分析，不过在此基础上也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见解，她认为资本既通过从被剥削的雇佣工人那里剥削剩余劳动时间，也通过从护理人员、种族化人口和自然界那里剥削未被资本化和资本化不足的财富而增殖，资本的增殖并不全靠自己，同时是通过吞噬“我们”而增殖的([3]: p. 6)。弗雷泽补充了马克思的视角，更加关注资本主义吞噬背后的非经济背景条件，强调单纯从经济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充分的，必须考虑包括政治、文化和生态在内的广泛背景，要想对资本主义有充分的了解，则需要去探寻剥削背后的“隐蔽场所”，这样才能讲述资本从何而来的完整叙事。
这种理论拓展带来的不仅是分析对象的扩大，更是对资本主义矛盾本质的深层揭示。弗雷泽特别强调资本积累造成的交叉性压迫：移民劳工的身体、妇女的生殖能力、原住民的土地被系统性工具化，成为资本代谢的养料。弗雷泽通过将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后殖民理论交叉融合，构建了更具解释力的批判框架。这种理论创新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寄生性特征，也为理解其危机趋势提供了新的视角——当资本将整个生命世界转化为增殖养料时，其自噬性已逼近系统性崩溃的临界点。
2.2. 对资本主义剥削机制的阐述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向我们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核心机制，在《资本论》中揭示出一个残酷的现实：资本积累建立在剥削之上。与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理论相反，资本扩张并非源于公平交易，而是工人付出劳动却未获得全部报酬的残酷事实。此外，当《资本论》第一卷末尾从剥削转向掠夺时，展现了一个更肮脏的秘密：在更为深层的雇佣劳动强制背后，潜藏着的是赤裸裸的暴力行为与明目张胆的掠夺行径。不过，弗雷泽认为，尽管马克思对剥削背后的掠夺进行了相关的探讨，但他并未深入阐释剥削与更隐蔽的掠夺之间认识论转变的全部意义，也没有在理论上清晰地说明他对资本主义的描述中所蕴含的其他同样重要的认识论变化。弗雷泽在其理论中特别扩展了掠夺作为资本主义结构性要素的定义，将掠夺看作是除了传统的剥削之外完成资本积累的另一种手段。剥削行为通过强制占有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将这些要素吸纳进资本扩张的流程之中。劳动力、地产、牲畜、器械、矿产及能源，乃至人类本身、他们的性权利与生殖潜能、孩童乃至身体器官，都可能成为被剥削的对象。
与资本主义兴起之前的掠夺不同，弗雷泽所说的掠夺是结合了没收与征用的新概念。征用是指“将没收的资源与能力融入资本积累之中”[4]，通过这种方式，资本的扩张和剥削之间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同时进一步强化了资本对被掠夺者的控制这一理论与马克思关于原始积累的论述存在区别。马克思强调原始积累绝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2]: p. 821)，指的是资本在早期形成时通过暴力进行的剥夺，用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氏族财产变为现代私有财产。而弗雷泽的掠夺则聚焦于一个长期持续的没收过程，这一过程在容易发生经济危机的系统中对维持资本积累至关重要。弗雷泽曾表达，“征用是一种持续的、尽管是非正式的积累机制，它与正式的剥削机制——可以说是马克思的‘正面故事’——同时继续”([5]: p. 146)。此外，马克思关于原始积累的论述揭示了无产阶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阶级分化的历史根源，弗雷泽的掠夺概念则进一步揭示了除了经济剥削之外的社会分工。她指出，社会分工不仅存在于被资本在雇佣劳动中剥削的自由工人与不自由或依附性主体之间，还涉及掠夺性行为所转化出的新的阶级结构([3]: p. 62)。这种分工不仅反映了历史上的阶级划分，也揭示了当代社会身份和种族分化的现实根源。因此为了深入理解这一切，就需要进一步探究在这些掠夺和剥削行为背后潜藏的更复杂的社会结构。
在再生产理论层面，弗雷泽的个人特征更为显著。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对社会再生产的分析多从经济基础出发，注重生产资料的再生产和经济过程中的生产关系、劳动力以及社会结构的再生产，而弗雷泽指出这种分析存在根本性盲区，认为资本主义不仅需要再生产机器和工人，更需要再生产整个社会关系网络——包括家庭护理、社区互助和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她提出“社会再生产危机”理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已从马克思时代的“生产过剩危机”演变为“社会再生产危机”[6]，护理劳动的私有化导致家庭负担过载，引发全球范围的“照料赤字”。而当代资本主义危机本质上是系统性的，也就是说资本在吞噬非经济资源维持积累的同时，破坏了自身存续的基础条件([7]: p. 24)。
总的来说，弗雷泽通过追问马克思的《资本论》来引出自己对于资本主义食人本性的特质，从马克思对资本积累的分析中启发自己从“前景”转向揭示相关的“背景”，证明资本的来源有一个完整的背景故事——暴力的掠夺和劫掠的故事，从而促使弗雷泽直接形成了“前景–背景”这一重大认识论的转变。
3. 卡尔·波兰尼对资本主义市场及社会关系的论述
有学者曾表示，南茜·弗雷泽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与社会体系所作的区分，其理论渊源与其说是源自马克思，倒不如说来自卡尔·波兰尼[8]。卡尔·波兰尼在其经典著作《大转型》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理论，其中最为核心的是市场嵌入性理论和双重运动思想。波兰尼对经济活动与社会关系之间复杂相互作用的论述为弗雷泽扩展资本主义概念及资本主义的斗争形式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启发。
3.1. 市场嵌入理论
卡尔·波兰尼在其经典作品《大转型》中提出了市场嵌入性理论，市场并非如某些经济理论所描绘的那样具备自足性，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因素、宗教信仰以及社会关系的制约与影响。也就是说，经济活动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深深植根于各种社会关系和文化背景之中，市场的运作依赖于更为广泛的社会和制度框架，经济活动需要依靠法律、道德及社会规范来维持其稳定性。波兰尼的研究显示，市场与社会不是简单的相互依存，而是相互交织的关系，并明确强调“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由市场支配”的说法完全是错误且不可能实现的。“脱嵌的、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是一项乌托邦建构；是一种不可能存在的东西……它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一片荒野。”([9]: p. 16)弗雷泽受到波兰尼的“嵌入”思想的启发，进一步考虑经济与政治等方面内在的关系，将目光放在经济依赖的政治、生态等社会背景条件中，认为人类的经济体系是依靠非经济动机得以运转，上述的非经济“背景”并非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中一般特征，而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在历史上特定的积累制度秩序之下形成的[10]。不过，虽然波兰尼确实将人们的视线转向了非经济性的社会条件，然而他在处理这些条件时，却未能将它们进行明确的区分，而是笼统地视为一体。他的社会范畴可以说像一个“黑匣子”[11]，国家与公民、公共领域与家庭领域等关键要素间的界限全变得模糊不清，这种模糊性非但没有揭示其复杂性，反而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结构的深层次特征。弗雷泽在吸收马克思和波兰尼的思想基础上，拓展了波兰尼的视野，将市场嵌入性与社会、文化及历史相结合，强调了经济与其背景之间的互动，归纳出再生产、生态、政治和种族四个背景性条件，并对每一条件进行深入分析、总结特点。
波兰尼在分析市场发展时，还关注到了资本主义内在的危机倾向问题。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于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经济内部矛盾[12]。而波兰尼则认为资本主义固有的危机倾向与资本主义经济及其周边环境之间的矛盾有关，更准确地说，这一现象与市场倾向于通过虚构的商品化过程，破坏其自身稳定运行所依赖的条件有关。在波兰尼看来，那些为了在市场上出卖从而被生产出来的东西才应该被称之为商品，那土地、劳动力和货币都属于是虚拟商品。市场经济也有赖于这三个非市场化的社会要素。“资本主义既依赖于这些必要条件，但又展示出削弱这些条件的倾向。”[13]这些非市场因素具备深厚的社会文化特质，若将其转化为商品并迫使其遵循市场法则，必将导致市场与社会秩序的紊乱，甚至可能威胁其自身的运作机制，“无异于老虎吃掉自己的尾巴”([14]: p. 34)。在这一层面上，弗雷泽将马克思的见解与波兰尼的见解相结合，认为波兰尼可以弥补马克思的一些盲点，波兰尼的理论可以被解读为提供了一种资本主义危机的结构性理论，在这种理论中，“虚拟商品化”可以被视为与马克思的生产率下降相对应的概念。受波兰尼思想启迪，弗雷泽构建了资本主义社会“波兰尼式”危机的概念，展现出多元动力驱动下的边界张力。政治、生态以及再生产领域可能出现的危机与马克思所阐述的经济危机并行不悖，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外在条件，丰富了弗雷泽对资本主义特征及危机根源的理论阐释。
3.2. 双重运动思想
波兰尼的市场嵌入性理论揭示了经济活动与社会背景之间的复杂关系，阐明了在市场扩张的过程中，社会保护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然而，这种市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并非单一线性的关系，而是存在着动态的张力与冲突。随着市场力量的持续扩张，社会保护的必要性愈发凸显，促使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反抗运动的产生。因此，理解这一复杂关系的关键在于波兰尼的双重运动理论，它不仅展示了市场扩张与社会保护之间的对抗，更揭示了在现代资本主义中，社会如何通过各种手段保护自己不受市场的侵害。接下来，我们将深入探讨波兰尼的双重运动理论，分析弗雷泽如何批判并扩展这一思想，为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多重危机及其解放斗争提供新的视角。
在前面的文本中我们提到，波兰尼主张市场完全脱嵌于社会是不可能达成的，原因在于试图将经济从社会中剥离的努力，必然会遇到来自相反方向的强烈抵抗。他视市场社会为由两种对立的动态构成：一是旨在拓宽市场边界的自由市场运动，另一则是由此激发的、旨在抗衡经济脱嵌的保护性反作用运动，波兰尼将这一过程界定为“双重运动”。波兰尼曾明确表示“自由放任是有计划的；而计划却不是”([9]: p. 18)，意为真正的市场社会需要国家在管理市场方面扮演积极角色，并发挥决策作用，进一步明确了脱嵌的不现实性，也明确对市场自由主义者持抨击态度。波兰尼提出，当自由放任的倾向过于强烈时，过度的投机行为以及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将破坏持续繁荣的基础([9]: p. 19)，那么，保护性反向运动必须发生，自由放任经济的运动需要这种反向运动来构成稳定，一个脱嵌的经济会导致的灾难必然要被阻止。
可以看出，波兰尼对于保护性运动的发展是十分肯定的。但对此，弗雷泽表示反对，批评波兰尼浪漫化了社会保护、妖魔化了市场化，她看到了波兰尼理论架构中的盲点，波兰尼的观点专注于市场化所带来的危害，而忽视了其他地方、周围“社会”所带来的危害。换言之，他没能注意到一个事实：社会保护常被用作统治的手段，旨在强化阶层等级，并排斥所谓的“局外人”。波兰尼神秘主义者压倒性地专注于对市场化的抗争，对植根于社会并编码于社会保护中的不公正进行抗争，而“社会”可能才是统治、排斥和不平等的摇篮[15]。市场化与社会保护的调节力量产生了矛盾，“应该根据市场调节其非经济可能性条件的方式来理解自我调节的市场，反之，社会保护也是如此”[16]。因此，弗雷泽在波兰尼的“双重运动”上增加了第三种运动：解放([14]: p. 36)，一种非支配的力量，将解放理解为一种跨越被划定领域的边界并试图根除统治的批判性观点。她用这第三种运动提出了一种更为细致入微的社会分析，将解放作为纠正市场和社会保障的方式，既不偏向社会保护，也不倡导市场化。这使得任何两方都可以调节第三方，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批判不仅需要理解解放是如何通过社会保护与市场化来调节的，而且必须理解市场化与社会保护是如何通过解放来调节的[17]。在传统主义和传统主义的社会安排中，妇女和其他从属社会群体在许多方面都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也无法以充分共鸣的方式参与其中。这正是解放的意义所在：将主体从压抑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使他们能够找到自己的“频率”，即建立和创造与他们“共振”的物质、社会和精神关系。
弗雷泽在借鉴波兰尼的基础上，为“食人资本主义”理论建构了一种批判性的视角，使得波兰尼的市场嵌入性与双重运动理论得以在当下社会现实中得以延续与发展。通过这一论述，她提供了一个具有前瞻性和包容性的框架，为反对现代资本主义体制内的压迫与不平等铺平了道路，对理解并应对当代全球化背景下的多维危机与挑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 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及晚期资本主义危机思想
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一支重要流派，其理论根基深植于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剖析与批判之中，同时汲取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尤其是卢卡奇等先驱学者的理论精髓与思想遗产。该学派自其创立之初便致力于构建一套系统的批判理论，这一理论体系历经数代学者的不懈探索与传承，不仅得以延续，更在理论深度与广度上实现了显著拓展。
4.1. 公共领域理论
在这一学术脉络中，尤尔根·哈贝马斯以其卓越的贡献脱颖而出，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的杰出代表。哈贝马斯承继了学派内的批判性传统，并以此为基石，构筑了一个宏大的社会哲学体系，其核心在于对现代社会重构的深刻构想。具体而言，他聚焦于“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将其作为理论架构的核心要素，通过详尽的论证与构建，不仅揭示了公共领域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变迁中的复杂角色与功能，还进一步探索了其在实现社会理性化、民主化及促进公共意见形成过程中的潜在价值。在弗雷泽的学术著作《公共领域反思》中，她深度剖析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所潜藏的“四大前提假设”，对哈贝马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相关思想进行了全面且深刻的批判性审视。弗雷泽不仅揭示出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理论在多元文化背景中的运作局限，强调了其在促进广泛社会参与和多元价值融合方面的不足，并提出了相应的替代方案，推动弗雷泽批判视角的延伸及对具体领域的聚焦。
预设一：进入公共领域的对话者都是平等的。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指的是一种实际运作的社会架构，在此架构中，公民能够就公共事务展开公开且理性的对话，并最终形成公共舆论[18]。这些“话语舞台”包括期刊、讲座、学术项目、会议和聚会场所等等，人们在这个话语互动舞台中可以自由言论，不受国家的干涉，每个人都会展开话语竞争，并最终达成共识。弗雷泽对哈贝马斯提出了质疑：如果话语舞台被嵌入在一个更大的社会环境框架内，该环境充斥着统治与从属的结构关系，对话者在这样的舞台上能否如同社会地位相等者一般展开对话，从原则上讲，其可行性是否存在？([19]: p. 84)弗雷泽认为，哈贝马斯所界定的公共领域概念，本质上蕴含了一种倾向于资产阶级立场、男性中心主义以及白人优越性的意识形态倾向([19]: p. 81)。弗雷泽深入剖析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与开放平等的公共性理想之间的根本背离，指出这种背离的根源在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建立在基于性别、阶级和种族偏见的排斥机制之上，无形中构筑了政治参与的壁垒，限制了特定群体的参与权利，且此准入制度严格限定于民族国家公民之内。在此制度下，除了女性不能参与公共领域之外，没有财产的男性以及陷入种族问题的人也无法参与谈话。在弗雷泽看来政治民主需要实质性的社会平等，但这并不等同于要求每个人的收入必须完全一致，而是指需要一种与系统性支配和从属关系不同的大体上的平等状态。因此，在话语舞台冲突频现的情境下，人们需要采用更具批判性的“公共领域”概念，以此替代同质化且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社群”概念([20]: p. 16)，进而为女性、种族化群体等受压迫人群争取应有的空间。但这些“特殊群体”是否能够获得在公共领域平等对话的权利？弗雷泽对于这一问题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将答案放在了对其他假设的批判里。
预设二：与多元公共领域相比，哈贝马斯更倾向于单一的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多重且相互竞争的公共领域广泛扩散，其结果往往是背离而非促进更大的民主化进程，相比之下，一个统一且全面的公共领域相较于多重公共领域的组合，更具优越性。不过弗雷泽却持反对意见，她认为在统治–从属关系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结构中所实行的阶层制度必然会划分出不平等的社会群体，在分层社会中，与单一、全面、总体性的公共领域相比，容纳多个相互竞争的公共领域之间的竞争的安排更能促进参与平等的理想。因为在单一的公共领域中，从属群体成员之间就没有讨论其需求、目标和战略的场所，也找不到合适的声音或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诸如女性、工人、有色人种等从属社会成员，在探索构建不同于传统公共领域的替代性空间进行对话时发现了收获更大的话语空间。弗雷泽将此类不平等社会群体间交流的领域加以命名，“反公共领域”的概念就此诞生，弗雷泽认为在这个平台上，不平等的群体可以相互交流，也可以为自己的身份、利益以及需求等提出对抗“公共领域”的反话语。
弗雷泽认为公共领域要根据参与群体的不同走向多元，而反公共领域的出现对于在分层社会中扩大话语权来说是一件好事，女性、种族问题被偏见者等群体也要拥有同等地位的主流话语权。针对弗雷泽的批判，哈贝马斯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中对相关理论进行了相应的修改，不过他也对女性公共领域未来艰难的发展道路问题表示感叹[21]。可见，对哈贝马斯来说，弗雷泽的理论贡献在于其对公共领域学说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与完善。另外，在弗雷泽看来建构一个合理的公共领域理论的前提应该是能够为后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同的公共领域以及他们之间的联系提供理论阐释。可见，对哈贝马斯的批判也为她自己在探索公共领域理论方面指明了方向，对后期探究资本主义的“食人”特性问题也有启发性作用，发现资本主义的“食人”性不仅体现在对经济领域的控制，也体现在对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其他领域的渗透和支配，导致了不同群体之间利益和话语权的冲突。
预设三：公共领域中的对话应该限于“公共利益”这一话题而不涉及私人问题。哈贝马斯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核心阐述聚焦于其作为“私人个体”就“公共议题”进行交流的平台角色，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私人”讨论“公共事务”的话语场。在此对话进程中，公众成员经由讨论能够发掘或构筑起一种共同利益框架，人们通过共同商讨来促成超越个人偏好总和的共同利益。在现实中，仅仅取消对公共领域参与的形式上的限制并不足以确保实践上的纳入，女性即使能够加入到公共事务的商讨中，但在公共领域中往往还是受到“私人”“隐私”“家庭”等意识形态标签的影响而认为女性提出的问题都是私人问题，进而丧失平等的参与权和实质的论辩地位，并进而处于劣势([20]: p. 17)。站在弗雷泽的角度来看，构建一个稳固的公共领域理念，应该以多元化为目标，“这不是理想标准的‘现实’退路，而是标准本身”[22]。因此，在理想的情况下，商谈应在适当的时候以达成共识为目标，而在其他时候则以澄清多元社会中理所当然会出现的冲突为目标，根据宪法加投票表决达成一致，从而促进更加全面、公正的社会对话，而不是一味地只商谈所谓的“公共事务”。从这里可以看出，弗雷泽关注到了哈贝马斯的理论体系存在对女性等弱势群体的忽视，后面也将此理论映射到了后期的食人资本主义理论架构中，进一步阐述社会再生产与家庭之间的关系。
预设四：在公共领域的范畴内，必须明确区分国家与公民社会的界限。依据哈贝马斯的观点，市民社会的构成已不再涵盖对经济领域如劳动市场、资本市场及商品市场的控制，其核心机制转而依赖于非国家及非经济实体的自愿组合。这一过程涉及两个并行且相互依存的方面，旨在维持并重新厘定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界限：一方面是促进社会平等与自由的增进，另一方面则是国家的重构与民主化进程，从而哈贝马斯要求明确划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界限。在弗雷泽看来，公共领域并不等同于国家，而是指那些非正式的、被动员起来的非政府组织所构成的话语与舆论社群，它们能够作为国家的一种对抗性力量存在。她将公共领域做了强弱之分，作为国家公共权力的代表机构，议会通过构建公共决策过程，构成了一种特定的公共领域形态，此类领域因其决策职能而显著，被界定为强公共领域。相比之下，在市民社会中，那些仅聚焦于公众意见交流与形成，而不直接参与决策制定的空间，则被归类为弱公共领域，其特点在于舆论的汇聚而非直接的政治决断。弗雷泽通过“工作场所、儿童保育中心、居住社区”的自我管理的参与式理想，赞同公众直接参与决策。她的参与理想将尽可能多的公共决策权力下放到这些场所，让成员既参与意见形成，又参与决策，从而再次打破了哈贝马斯想要在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构筑的围墙。随着议会制度的崛起，国家与社会的界限日益趋于融合而非泾渭分明。此种融合并非哈贝马斯所批判的民主合法性之危机象征，而是民主发展历程中的一个积极朝向，标志着民主机制的深化。正如弗雷泽所说的那样，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自由主义范式并不能够满足当代社会批判研究的发展需要。[19] p98而且如何在强势与弱势公共领域间维持适度的平衡，以及在多元并存的弱公共领域内，如何确保公共性的独立自持与批判精神的持续活跃，这些问题尚待深入探讨与解决。
总的来说，南茜·弗雷泽对尤尔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的先知先觉的早期回应，在今天看来与它出现时同样令人信服。弗雷泽通过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四项预设条件的批判不仅拓宽了公共领域理论的视野，还深化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也为后来的“食人资本主义”分析提供了思想启发，为揭示资本主义对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多领域的渗透奠定基础。
4.2. 晚期资本主义危机思想
哈贝马斯的危机理论所指代的是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被他称之为晚期资本主义的这一时期的西方社会结构发生的变化情况。其一，他对资本主义基本概念的沿用表明，尽管现代社会形态发生显著变化，但他仍然认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本质特征的经典论述。其二，他运用“晚期”这一限定语来突出现代资本主义的特殊性，特指国家干预机制日益强化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这一历史时期，政府改变了以往自由放任的立场，转而采取积极干预的经济调控策略。
哈贝马斯强调，当人们提及“晚期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时，实际上隐含了一个预设：即在国家调控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其发展过程中亦充斥着种种矛盾与危机。哈贝马斯将这一时期的危机倾向总结为经济、政治以及社会文化这三种危机倾向[23]。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后期阶段，经济危机频繁发生，国家行政系统面临的治理挑战显著增加。长期的经济衰退不仅削弱市场活力，更会降低民众对当局管理效能的信任度。这种质疑进一步加剧了政治领域的不稳定。经济问题由此向政治领域转移，最终可能演变为政治危机。也就是哈贝马斯讲到的，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仅未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危机，反而引发了其他系统性问题[24]。哈贝马斯进一步将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划分为合理性危机与合法性危机两类。合理性危机显现为行政系统难以有效整合并执行源自经济系统的调控命令，合法性危机则反映为当经济调控政策实施时，民众对体制的信任度无法达到预期标准。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国家对经济的深度介入重塑了市场运作机制，但是国家这一行为反而使得经济危机向政治领域发生蔓延。如果国家没能有效控制此类危机，其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将面临合法性消解的局面。换句话说，合理性危机的深化可能触发合法性危机，行政措施的无效应会引发对其正当性的广泛质疑。总的看来，虽然哈贝马斯继续把经济视为各类社会危机的根本诱因，但其分析框架已经拓展至更广泛的领域，将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因素都纳入了其综合分析模型之中。
但是，弗雷泽依然洞察到了哈贝马斯理论中的局限，她重新定位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并对哈贝马斯的危机观进行了改造。哈贝马斯将经济看作是各种危机之源不同，弗雷泽将政治提升到了与经济同等的地位。弗雷泽认为，自资本主义诞生以来，政治与经济始终是并行发展的两大领域。资本主义政治并非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产物，而是拥有自身独特的职能与范畴，呈现出相对于经济的独立性[25]。她重新思考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认为前者对后者其实是依赖的。“资本积累主要依靠公共权力来保障产权、执行合同和裁决纠纷；镇压叛乱、维持秩序和管理异议”([5]: p. 150)，如果缺少政治条件的支撑，那资本主义是无法运行的。此外，弗雷泽指出经济与政治之间存在边界斗争。这与哈贝马斯认为的经济对政治施加影响不同，弗雷泽认为二者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政治是公共权力的行使，旨在服务于广大民众；而经济则是私人权益的运用，旨在追求个体利益的达成。二者之间存在不同权利的矛盾与斗争，并且这种矛盾还存在于其他几个社会方面，比如经济与生态和社会再生产领域之间。因此，政治危机的显现并非单纯源自经济危机的派生，而是两者界限间的冲突所致，致使政治在运用公共权力应对问题时难以发挥其力。弗雷泽认为，政治内部的矛盾能够催生合理性危机以及合法性危机这两种形态的政治危机。她认为合理性危机是公共权力在实施有效监管时欠缺必需的能力。合法性危机则具体表征为公众力量反对公共权力因获取方式不当而丧失正当性，进而动摇了现行体制安排的合法性根基。在此背景下，行动主体将致力于重构政治体系，以保障其能够切实服务于公共利益。可以看出，虽然弗雷泽沿用了合理性危机与合法性危机这两个术语，但对两个概念的具体阐释上，她与哈贝马斯存在显著差异，也借此阐明政治危机与经济危机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打破了哈贝马斯所讲的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因果锁链。
除此之外，针对哈贝马斯对动机危机产生的原因的分析，弗雷泽指出，哈贝马斯的论述倾向于将动机危机归因于人的抽象属性，这一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合理性危机向合法化危机转化的复杂过程，未能充分重视其中的复杂性。针对上述议题，弗雷泽借鉴了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霸权思想，以此替代原有关于动机危机的解释模式。在她看来，霸权表现为意识形态层面的支配形式，主导阶级通过将其价值观念塑造为整个社会共同接受的常识，进而确立其支配地位，并使这种统治秩序显得理所当然、具有正当性。这使得社会群体在对合理性危机进行解读时有了限定的视角和思维模式，进一步构建了他们对此危机的认知框架，并指引其在应对危机时做出相应的行为选择。所以说，合理性危机向合法化危机的转化条件，以及能否通过转化实现社会的发展，这本质上是由资本主义在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里所达成的政治共识所决定的。
综合来说，弗雷泽基于对哈贝马斯危机学说的重新阐释，构建了研究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与矛盾的新范式，并且这一理论工具被她运用于当代金融资本运作模式及其现实困境的分析之中，她自己对资本主义危机根源的相关思想也进一步得到了论证与深化。
5. 结语
弗雷泽从马克思对资本自噬本性的分析出发，指出资本主义的扩张不仅依赖于对雇佣劳动的剥削，还通过掠夺社会再生产、自然资源和边缘群体的生存条件来维持其运行。她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与女性主义、生态主义以及后殖民理论相结合，揭示了资本主义如何通过吞噬非经济领域的资源来延续其积累逻辑。这种“前景–背景”的认识论转变，使她的理论能够更全面地捕捉资本主义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同时也为理解当代社会中的交叉性压迫提供了重要工具。波兰尼的市场嵌入理论和双重运动思想为弗雷泽分析资本主义与社会的关系奠定了基础。她批判了波兰尼对社会保护运动的浪漫化想象，并提出“三重运动”理论，将解放斗争纳入市场扩张与社会保护的对立框架中。这一理论创新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危机中的多元动力机制，也为社会运动提供了新的斗争方向——即不仅要抵抗市场的侵蚀，还要挑战社会保护中潜藏的统治逻辑。最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和危机理论为弗雷泽分析资本主义的政治与文化矛盾提供了重要启发。她通过对公共领域四项预设的批判，揭示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排他性，并主张建立多元化的反公共领域，以容纳被边缘化群体的声音。同时，她对哈贝马斯危机理论的改造，将政治提升至与经济同等的地位，强调了资本主义危机不仅源于经济矛盾，还源于政治、生态和社会再生产领域的边界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