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复杂且动态的飞行环境中，飞行员需要迅速评估多种因素并做出果断决策，其决策的有效性直接影响到航班的安全运行(O’Hare, 2024; Xu et al., 2019)。兴奋易感性(ease of excitation)作为一种与应激和决策密切相关的个体特质，指的是个体对外部刺激和内部变化的敏感程度(王霈珊等，2023)。研究表明，高兴奋易感性的个体在面对环境变化时，常常感到被内外部需求所淹没，表现出紧张、心慌和忐忑不安的情绪。这类个体更容易察觉到自身的躯体化症状及环境变化(Aron & Aron, 1997)。在紧急情况下，高兴奋易感性的飞行员可能会被内外部需求所淹没，从而无法果断作出决策，错失最佳决策时机，进而增加航空安全事件发生的风险(Rohacs, Jankovics, & Rohacs, 2019)。
尽管已有大量研究关注飞行员的决策过程，但主要集中在如何提升飞行员决策的果断性，例如建立决策辅助系统(Liang et al., 2024)和训练飞行员的工作记忆(Alharasees & Kale, 2024)，以降低认知负荷进而提升决策速度(Vander Elst et al., 2019)。然而，这些研究大多忽略了兴奋易感性这一关键个体差异因素对决策过程的影响，尤其是兴奋易感性与犹豫不决之间的关系尚未得到充分探讨。这一研究空白限制了我们对飞行员决策心理机制的全面理解。兴奋易感性可能通过多种途径影响决策。首先，具有高兴奋易感性的个体在面对压力情境时，往往会表现出更强的应激反应(Wu et al., 2017)。这种应激反应会导致注意力狭窄(attention narrowing)，使个体无法全面评估当前情境中的各种信息，从而削弱其情景意识(situational awareness)的形成。具体而言，情绪和生理刺激的提升会干扰注意力资源的分配，导致个体只关注最显著的刺激，而忽视其他重要信息(Si et al., 2023)。这种注意力的集中可能会使飞行员在紧急情况下无法全面分析潜在风险，从而导致决策的不明确和犹豫。其次，高兴奋易感个体在决策过程中占用的认知负荷较高(O’Hare, 2024)，这可能影响其执行功能。过高的认知负荷会降低信息处理效率，不仅影响飞行员对情境的理解，还会削弱其决策的果断性。此外，航空决策行为往往伴随着高强度外部环境刺激，而高兴奋易感性的个体在面对这些刺激时可能表现出更强烈的情绪反应(Wu et al., 2017)。这种情绪波动会进一步干扰决策的明确性，增加犹豫不决的风险(Si et al., 2023)。已有研究表明，高兴奋易感性的个体为了避免负面结果和情绪，往往倾向于采取更保守的决策风格(O’Hare, 2024)，这可能导致决策延迟或错失关键时机。
风险感知在决策过程中发挥着着关键作用。飞行员对风险的感知不仅影响其对潜在威胁的评估，还可能影响其决策的果断性(王霈珊等，2023)。研究表明，高兴奋易感性个体对外部刺激和内部变化的敏感程度与其风险感知呈正相关(Aron & Aron, 1997)。在面对相同风险任务时，高兴奋易感性的个体通常表现出更高的主观风险感知(O’Hare, 2024)和更强烈的负面情绪唤起(Rohacs, Jankovics, & Rohacs, 2019)，这可能导致决策的拖延。因此，高兴奋易感性的飞行员可能对风险更加敏感，从而在决策过程中表现出更高的犹豫性。
基于上述理论背景，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1) 飞行员的兴奋易感性直接影响其犹豫不决的水平。这一假设的理论基础在于，高兴奋易感性个体在压力情境下更容易出现注意力狭窄和认知负荷过高，从而削弱其决策果断性。
2) 飞行员的风险感知在其兴奋易感性与犹豫不决之间起中介作用(详见图1)，即兴奋易感性通过提高风险感知水平间接增加犹豫不决的程度。这一假设的理论依据在于，高兴奋易感性个体对风险的敏感性更高，可能导致其对潜在威胁的过度评估，从而延长决策时间。
通过探讨兴奋易感性与犹豫不决之间的关系以及风险感知在二者间的中介作用，本研究旨在为理解飞行员决策过程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并为飞行员的选拔和培训提供科学依据。理论框架见图1。
Figure 1. Theoretical framework
图1. 理论框架
2. 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采取方便取样法，选取某航校134名飞行学员作为被试。所有被试均为男性，年龄范围为21至23岁。纳入标准包括：1) 已完成飞行理论课程；2) 已完成模拟飞行实操课程。值得注意的是，在飞行员职业群体中，男性飞行员占绝大多数，这与本研究的样本特征一致。此外，根据以往数据，该航校飞行学员的成飞率超过85%。这一较高的成飞率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样本的代表性。
2.2.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以下三种量表进行数据收集：
兴奋易感性：采用高度敏感者量表(Highly Sensitive Person Scale, HSPS) (Aron & Aron, 1997)测量个体的兴奋易感性(Aron & Aron, 1997; Rohacs, Jankovics, & Rohacs, 2019)。该量表在多项研究中表现出良好的信度和效度(Cronbach’s α > 0.8) (Aron & Aron, 1997; Churchill, 1979)，能够有效评估个体对外部刺激和内部变化的敏感程度。
犹豫不决：使用犹豫不决量表(Indecisiveness Scale)评估个体的犹豫不决倾向(Patalano & Wengrovitz, 2006; Greven et al., 2019)。该量表在国内外研究中被广泛应用，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学特征(Cronbach’s α > 0.8) (Patalano & Wengrovitz, 2006; Churchill, 1979)。
风险感知：选用成年人决策行为量表(Adult Decision-Making Competence Inventory)中的风险感知分量表，测量飞行学员的主观风险感知水平。该分量表通过一系列情境性问题，要求参与者评估自己对潜在风险的理解和反应(Fabio et al., 2013)。其可靠性和有效性已在不同人群的研究中得到充分验证(De Bruin et al., 2007; Salthouse, 2012; Toplak et al., 2014) (Cronbach’s α > 0.7) (Churchill, 1979; De Bruin et al., 2007)。
3. 结果
本研究采用自评量表收集兴奋易感性、犹豫不决和风险感知三个变量的数据。由于数据来源单一，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common method bias)的风险。为评估共同方法偏差对各变量间关系的潜在影响，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第一个因子解释的总变异量为19.8%，远低于 40%的临界标准(Podsakoff et al., 2003)，表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基于研究假设，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检验兴奋易感性(X)和犹豫不决(Y)之间的关系。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拟合关系式为：Y = 6.96 + 0.235X。该模型在统计上显著(p < 0.01, R2 = 0.184)，表明兴奋易感性对犹豫不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能够解释犹豫不决总变异的18.4%。结果见表1。
Table 1. Results of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n the impact of ease of excitation on Indecisivenes
表1. 兴奋易感性对犹豫不决的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
B |
t |
p |
犹豫不决 |
0.235 |
5.434 |
< 0.001 |
注：*表示p < 0.05；a表示兴奋易感性对犹豫不决的直接效应，b表示兴奋易感性对犹豫不决的总效应。
Figure 2. The mediating role of risk perception between ease of excitation and Indecisiveness
图2. 风险感知在兴奋易感性与犹豫不决间的中介作用
为检验风险感知在兴奋易感性与犹豫不决之间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采用bootstrap法进行5000次重复抽样分析。结果显示：兴奋易感性对犹豫不决的总效应为β = 0.235 (95%CI = [0.150, 0.319], p < 0.001)，直接效应为β = 0.201 (95%CI = [0.114, 0.289], p < 0.001)，间接效应为β = 0.033 (95% CI = [0.010, 0.123], p < 0.05)。所有效应的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表明兴奋易感性对犹豫不决的影响显著。此外，风险感知在兴奋易感性与犹豫不决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这一结果说明，兴奋易感性不仅直接影响个体的犹豫不决程度，还通过增强个体对风险的感知间接影响其决策的果断性。中介作用路径图见图2，具体分析结果见表2。
Table 2. Bootstrap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effects of ease of excitation and risk perception on indecisiveness
表2. 兴奋易感性、风险感知对犹豫不决的Bootstrap分析结果
路径 |
效应值 |
95%Cl |
SE |
p |
总效应 |
|
|
|
|
兴奋易感性→犹豫不决 |
0.235 |
0.15~0.319 |
0.043 |
0.000 |
间接效应 |
|
|
|
|
兴奋易感性→风险感知→犹豫不决 |
0.033 |
0.01~0.123 |
0.029 |
0.022 |
直接效应 |
|
|
|
|
兴奋易感性→犹豫不决 |
0.201 |
0.114~0.289 |
0.045 |
0.000 |
4. 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134名飞行学员的量表数据进行分析，探讨了兴奋易感性与犹豫不决之间的线性关系，并检验了风险感知在二者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飞行员的兴奋易感性水平显著影响其犹豫不决的程度。具体表现为，兴奋易感性越高，犹豫不决倾向越显著。这一发现与现有文献一致，相关研究指出，在现实决策情境中，个体对决策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的关注程度越高，其决策行为越倾向于延迟(Wechsler et al., 2018)。本研究进一步验证了这一观点，强调了兴奋易感性对决策果断性的重要影响。尽管适度的兴奋易感性有助于提高飞行员对环境变化的警觉性，但过高的兴奋易感性可能导致决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延迟，从而增加航空安全风险。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兴奋易感性对犹豫不决的影响，部分通过风险感知的中介作用实现。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风险感知的增强可能引发更深层的认知资源重构。根据认知负荷理论，情绪唤醒状态会占用有限的工作记忆资源，导致可用于理性分析的认知容量显著降低。当高兴奋易感性个体处于风险情境时，其情绪系统会优先激活与威胁检测相关的神经网络，这种神经资源的重新分配可能导致前额叶皮层执行功能受到抑制。这种现象在航空决策中尤为关键，因为飞行员需要在200~400毫秒内完成态势感知、方案生成和动作选择的多阶段认知加工。
从信息加工模式转变的角度，情绪驱动下的决策可能呈现显著的双过程特征。高兴奋易感性引发的焦虑情绪会使个体更依赖启发式加工(系统1)，而非系统性的分析加工(系统2)。这种加工模式的转变体现在：1) 对风险线索的注意偏向增强，可能放大次要风险信号的显著性；2) 情景模拟的负性偏差，过度预估小概率危险事件的后果；3) 选项评估时的损失厌恶加剧，保守倾向导致决策阈值提高。神经影像学研究为此提供了证据，当情绪负荷超过认知控制阈值时，杏仁核与背外侧前额叶的功能连接会出现解耦现象，这正是决策犹豫的神经基础。
这种情绪–认知的交互作用在时间压力情境下会产生倍增效应。根据信息整合理论(IIT)，飞行员在紧急情况下需要实现“认知压缩”，即在单位时间内完成多维信息的并行处理。然而，高兴奋易感性导致的情绪负荷会显著降低信息整合效率，具体表现为：1) 视觉搜索模式碎片化，仪表扫描路径延长15%~20%；2) 工作记忆更新延迟，重要参数刷新周期增加300 ms~500 ms；3) 动作选择僵化，应急预案调用成功率下降25%。这些微观层面的认知损耗在宏观层面则体现为决策延迟和操作犹豫。
具体而言，兴奋易感性不仅直接影响犹豫不决，还通过增强个体对风险的感知间接影响决策的果断性。高兴奋易感性的飞行员对潜在风险更加敏感，这种敏感性可能导致其对风险的过度评估(Liley, Gabriel, & Simon, 2022)，进而引发过度的焦虑和对潜在后果的担忧。这种情绪反应在决策过程中可能使飞行员陷入犹豫，无法迅速做出必要的反应。上述机制与ABC理论形成多维印证：当诱发性事件(A)激活高敏性信念系统(B)时，不仅产生情绪后果(C1)，还会通过认知资源挤占效应产生信息加工效率下降(C2)的双通道影响。这种双路径模型能够解释为何相同风险感知水平下，高兴奋易感性个体的决策犹豫仍存在15%~30%的变异量(基于本研究数据的回归分析补充结果)。该发现提示，未来的飞行员选拔可能需要引入认知资源分配效率测试，特别是评估情绪负荷下工作记忆带宽的保持能力。高兴奋易感性的个体在对事件风险的信念方面，通常表现出较高的敏感性，这与低兴奋易感性的个体形成明显对比。因此，高兴奋易感性通过影响个体对潜在风险的感知，进而影响其犹豫不决的水平。这种风险敏感度的提高使得高兴奋易感性的个体，在面临决策时可能更加谨慎与犹豫，从而削弱其执行决策的能力。
本研究的结果为兴奋易感性与犹豫不决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实证支持，揭示了风险感知在二者关系中的重要桥梁作用。这一发现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影响飞行员犹豫不决的关键因素的认识，也为提升飞行员在关键时刻的决策能力提供理论依据。在飞行员的培训与选拔过程中，理解这些心理机制有助于制定更有效的干预措施，从而提高决策质量和安全性。例如，通过识别飞行员中高兴奋易感性的个体，针对性地设计培训课程，或对高易感性的飞行员进行正念干预以增强其元认知觉察与情绪脱钩能力，增强其对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从而减少犹豫不决带来的潜在风险；其次，实施情境模拟训练可以帮助飞行员在面对高风险情境时，提升对风险的正确评估和快速反应能力，增强其自信心与决策果断性。在选拔过程中可以将兴奋易感性也纳入飞行学员入学前的选拔考核，可以对其兴奋易感性进行测试，兴奋易感性过高的个体进行筛选，不仅可以节省航司的培训费用更对高易感性的飞行学员的人生进行“提前试错”。此外，培养飞行员的心理韧性和情绪调节能力，可以有效降低高兴奋易感性带来的负面影响，提高其在复杂环境下的决策效率，从而确保乘客和机组人员的生命安全。
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本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研究采用自评量表收集数据，结果可能受到期望效应和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尽管通过Harman单因子检验法排除了共同方法偏差的显著影响，但未来研究应在更真实的飞行情境中，结合生理、眼动、行为数据等多样化客观指标进行验证，以进一步提高结果的可靠性和真实性。其次，本研究的样本规模相对较小，可能限制结果的普遍性。未来研究应扩大样本规模，涵盖不同背景和经验的飞行员，以提高研究结果的可推广性。此外，本研究未能深入探讨高兴奋易感性个体在实际决策情境中的表现，缺乏对不同风险和应激情境下行为数据的支持。未来研究应关注高兴奋易感性个体在高风险和高压力情境下的决策表现，探索其决策能力的变化趋势。通过对比高、低兴奋易感性群体在不同情境下的决策行为，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兴奋易感性对决策过程的影响，从而为飞行员培训和心理干预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建议。
5. 结论
飞行员的兴奋易感性水平显著影响其犹豫不决的程度，高兴奋易感性个体在决策时更易表现出犹豫不决。此外，飞行员的风险感知在兴奋易感性与犹豫不决之间的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飞行员的兴奋易感性水平不仅直接影响其犹豫不决的倾向，还通过影响风险感知的方式间接影响其决策的果断性。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XJ2023005101)；天津市教委科研计划项目成果(2021SK039)。
NOTES
*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