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截至2023年底，我国60周岁以上老龄人口已达2.96亿，占总人口的21.1%，表明我国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并且呈现出“速度快、规模大、未富先老”的特征[1]。资源依赖理论表明，当外部环境出现巨大变化时，企业管理者为了降低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往往会通过交换的方式获得重要利益相关者手中关键的外部资源，降低不确定性对企业的威胁。潘楚林等在其对“年龄包容型社会责任”的研究中指出，企业通过内部年龄多样化管理和对老龄群体的关注，可实现对资源依赖压力的有效应对与战略转型[2]。互联网平台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源自企业对于利益相关者与之结成的关系协调–稳定的期待与诉求的回应，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不仅是应对社会、环境需求的一种责任和担当，也能够获得企业声誉[3]。在人口老龄化形势下，直接用工成本和间接员工关怀成本的上升、人效降低和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加等问题随之而来，互联网平台企业对于社会责任的履行会更加审慎，更专注于成本控制和生产效率的提升，考虑资源分配的优先级和短期盈利，从而限制其做“好事”。平台经济是新兴经济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体互联网平台企业不仅涉及企业自身和平台上的双边用户，同时还囊括了整个互联网平台生态圈，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劳动力用工水准及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有不可替代的作用[4]。人口年龄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不仅改变了平台企业劳动力的供求关系，且用工成本也在逐步上升，人口老龄化成为影响互联网平台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关键因素[1]。
基于此，本文探讨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互联网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深入研究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对互联网平台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负面效应，为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提供了新的策略思路，有助于企业更好地平衡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实现长期稳定发展。
综上所述，资源依赖理论强调企业面临的外部资源约束，利益相关者理论解释了企业为何需要回应社会多元诉求，而制度理论则揭示了政府及社会规范对企业CSR行为的强制与引导作用。三者形成互补，为本文研究人口老龄化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路径与机制提供坚实理论基础。
2. 文献综述
2.1. 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逐渐增加的过程，当该比例超过7%时，该地区则被视为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我国自1999年步入人口老龄化时代，虽采取相关措施进行积极应对，但人口老龄化进程仍不断加深，截至2023年底，我国60周岁以上老龄人口已达2.96亿，占总人口的21.1%，我国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且呈现出规模大、进程快、未富先老和高龄失能等特征[5]。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引起了学界的关注，相关研究主要从两个角度进行探讨，一是人口老龄化对宏观层面的影响如消费、储蓄、社会保障等，主要研究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消费和储蓄问题，有研究指出人口老龄化将影响消费需求，要将消费作为下一个经济增长的发力点[6]；此外还有人认为老龄人口规模的扩大带来的补偿性消费催生了专属于老年人的经济模式——银发经济[7]。另一个视角是着眼于人口老龄化对于微观企业绩效的影响，关注人口老龄化对企业绿色创新、数字化转型和产品多元化的影响[8]，但极少有人关注到人口老龄化可能对非财务绩效行为产生影响，如企业社会责任、ESG等，未能打开两者间机制黑箱。
2.2. 互联网平台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具有强实践性[9]，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的非股东利益相关者为企业义务的相对方的关系责任，是企业的法律和道德义务的统一体。然而，在平台经济引领新经济变革的过程中，也带来了企业社会责任缺失和异化现象如P2P平台欺诈和滴滴乘车事故等，互联网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愈受关注，其内容边界、履责边界、逻辑起点和实践范式也被逐步探讨[10]。现阶段对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类：一类探讨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边界，平台企业经济和社会属性的双重性导致了对于社会责任内容边界的认知不同；一类探讨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责范式，主要研究平台企业的三种履责范式：现代化履责、双边化履责、平台化履责；另一类则探究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治理模式，研究平台经济下不同理论视角下的生态化治理范式。然而这些研究大多从企业个体的履责视角来探讨影响因素和履责路径，缺乏宏观因素研究。
综上，目前人口老龄化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消费、储蓄等层面，互联网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缺乏对新人口态势下企业用工成本等的影响研究，故本文考察老龄化背景下互联网平台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影响机制，以期在微观层面打开人口老龄化与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黑箱，增补现有研究。
3. 影响机制探究
互联网平台企业作为平台经济的微观主体，具有双边性、劳动关系交互频繁的特征，平台企业的双边性决定了劳动力是互联网平台企业发展必需的、无法规避的生产要素，如美团等外卖平台失去骑手无法开展正常的业务。互联网平台企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和敏感程度相较于其他企业更高，因此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冲击如劳动力供给结构、成本的变化，直接关切到平台企业发展效益和用户体验。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劳动力供给结构和供给成本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适龄劳动力供给数量下降，供给结构发生变动，大大增加人力资本的支出；另一方面，人才老龄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影响劳动参与率和人效的提高，使得平台企业既需要对外面对市场竞争，对内又无法降本增效，劳动力市场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
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需要从外部环境中获取各种资源，需要平衡和满足包括股东、员工、消费者、供应商等多方利益诉求，企业的行为与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关键利益相关者如员工、客户、社区、政府等利益诉求的驱动[11]。常理而言，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可回应社会关切，获得社会和相关部门的声誉和隐性关照[12]。但在老龄化背景下，利益相关者结构本身发生变化，大龄员工的职业需求、消费偏好与风险承受能力趋于保守，企业所接收到的来自员工与消费者群体对“创新型”或“长期性”企业社会责任项目的推动力反而减弱；此外，直接用工成本和间接员工关怀成本的上升、人效降低、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加等问题，导致互联网平台企业对于社会责任的投入、履行会更加审慎，更专注于成本控制和生产效率的提升，考虑内部资源分配的优先级和短期盈利，以此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尽管员工及家庭对托育、福利等项目存在潜在期待，但在企业利润承压、资源有限的现实下，相关企业社会责任投入往往被推迟或边缘化，从而限制了企业在福利责任上的实际履行。
制度理论强调组织行为受制度环境中强制性、模仿性和规范性规则的约束。在理论上，老龄化可能会促使地方政府出台更多制度性安排以鼓励企业履责，但彭希哲与胡湛(2011)指出，实际上，人口老龄化导致地方财政支出大幅增长，政府在面对养老金缺口、社会福利支出上涨等多重压力下，往往会优先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开支，而非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监管，尤其在中西部等财政压力大的区域，政府对企业的制度性引导和监管呈现“退却效应”[13]。
对于互联网平台企业来说，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至关重要，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导致企业经营成本上升，互联网平台企业会关注生产全要素的提高来保持利润，可能会影响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因此降低额外成本的支出，以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14]。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首要经济后果是劳动力供给下降、用工成本上升。尽管企业在理论上可能提升福利吸引人才，但现实情况往往相反，随着人口结构老化，企业招工成本上升，企业一方面面临养老金缴费负担和内部员工关照支持开支的问题，另一方面又缺乏系统的企业照护成本分担机制，企业往往处于制度模糊地带，既缺乏政策支持，又需承担部分照护责任。这种“双重负担”显著削弱了企业自愿履责的空间，使得社会责任投资成为被优先压缩的非核心项目，导致企业在资源配置上更趋保守，企业更倾向于压缩长期社会责任投入，以维持利润空间。人口老龄化通过影响劳动力成本间接影响互联网平台企业社会责任，人口老龄化推动劳动力成本上升，而较高的劳动力成本又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负面影响，在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情况下，企业可能更为关注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控制，劳动力成本上升会降低平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即人口老龄化由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负向影响促进平台企业“做好事”[15] [16]。
4. 互联网平台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差异分析
4.1. 国有互联网平台企业性质差异分析
国有企业因其特殊制度身份，与政府之间存在更紧密的资源与责任联结。国有平台企业不仅承担经济效益目标，同时也作为国家治理延伸的工具，需在社会政策目标中发挥关键作用。人口老龄化加剧政府财政压力，政府通过考核机制、财政资源倾斜、政策导向等方式，引导国企履行更多社会责任，但国有平台企业虽形式上具有融资与政策优势，但其组织结构复杂、产权分层模糊，责任主体分散，加之其在监管中既是对象又是工具，面临政策执行与市场扩张的双重目标，从而使其更倾向于规避非经济类投入，履责动力缺失。此外，地方政府在应对老龄化财政压力时，更倾向将有限资源投入于保障性支出与刚性政绩任务，而非制定清晰、可持续的企业社会责任激励机制。这种政策真空下，国有平台企业履责缺乏实质引导和外部压力，长期导致其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趋于“制度空转”或“表面合规”。
此外，国有平台企业由于其国有性质，受传统编制制度和稳就业政策影响，存在“只出不进”的用人现象，员工群体高龄占比相对较高，年龄结构难以改变。在老龄化背景下，存在双重成本效应：一是直接劳动力成本上升如福利保险支出、更高额公积金缴纳比例；二是隐性制度成本增加，政府通过非正式干预要求国企承担就业兜底职能。国有平台企业将优先满足社会就业等显性社会责任，保障员工福利，导致隐性社会责任如绿色创新投入被挤占；民营平台企业则可灵活调整用工结构，如美团通过增加众包扩大零工占比以缓解上涨的成本压力，故人口老龄化更能降低国有平台互联网企业其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4.2. 劳动密集型互联网平台企业差异分析
当互联网平台企业所属的行业类型是劳动力密集型与非劳动力密集型平台企业时，人口老龄化对于互联网平台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可能也会存在差异。平台企业的双边性质使得对于劳动力这一要素变化的感知变得异常敏感，但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类型也决定了对劳动力重视程度的差异。人口老龄化对互联网平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作用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中更为明显，即劳动密集型平台企业更注重企业短期盈利而非长期社会责任的履行，缓解劳动力市场的不确定性带来的冲击，从而降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负面效应。
对于劳动力密集型平台企业而言，在所有生产要素中，劳动力是关键性的生产要素，与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平台企业相比，劳动密集型平台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对劳动力的依赖程度更高，这不仅体现在对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需求上，也反映在对员工招聘、培训和管理等方面的高度重视。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劳动密集型平台企业面临着劳动力供给短缺、劳动力成本上升和更大的市场竞争压力的三重压力，劳动力市场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17]。因此，在受到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冲击时，劳动密集型平台企业可能会更加专注于成本控制和生产效率，考虑资源分配的优先级和短期盈利，从而限制其做“好事”，以此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4.3. 互联网平台企业聚集区域差异分析
东部企业资源能力强，制度压力与社会监督更大。东部地区如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数字经济高度发达，政府对数字治理与社会责任结合度更高，制度性指令构成了强外部激励，促进平台企业在老龄化问题上积极作为；同时，从互联网平台企业聚集度上看，互联网平台企业多聚集在东部发达地区，西部地区的平台企业较少。东部企业不仅拥有更强的资金与技术储备，还面临来自政府政策、媒体监督、消费者评价等多重压力，开展适老化改造、数据安全保护、养老信息服务等项目往往成为评估企业责任绩效的重要指标。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平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仅是一种责任，更是维护市场地位与品牌声誉的战略选择。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中西部地区经济欠发达，面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相对严重，平台企业受人口老龄化的影响较大。中西部地区的多数平台型企业规模较小、业务模式偏初级，主要依靠地推、电商物流等模式运营，且受企业效益、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多因素影响，中西部地区平台企业并不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在这些区域，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紧缩与消费萎缩效应更直接冲击企业收入，使得企业出于成本控制的考虑往往将企业社会责任支出边缘化，以生存为本，资源与激励不足。中西部政府在面对人口老龄化压力时，政策资源更多投向基本养老与医疗支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激励与引导不足，甚至缺乏对平台企业的监管机制与考核标准。在这种制度真空下，西部企业缺乏外部倒逼力量，社会责任履责多停留在形式主义或象征性动作层面。
人口老龄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还与用户行为模式密切相关。东部地区的老龄人群信息素养相对较高，对互联网产品的接受度较强，形成了一定规模的“银发市场”，企业通过满足其数字健康、智慧养老等服务需求获取新的利润增长点，而西部地区老龄群体整体信息能力不足，对平台产品依赖较低，缺乏通过用户反馈驱动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改善的能力。因此，老龄化在西部不仅未激发企业新的履责动力，反而进一步强化了企业对老龄人群的忽视，加剧了责任回应缺失。
故在东部发达地区，凭借成熟的法治环境、密集的公众监督网络及嵌入地方政策的履行责任激励，并依托数字基础设施优势，通过技术替代降低用工成本，迫使互联网平台企业将社会责任内化为竞争策略。中西部，低聚集度、缓经济发展速度易产生监管洼地，地方政府为吸引投资弱化合规监管，互联网平台企业会不自觉缩减社会责任支出；此外，中西部互联网平台企业高龄员工较多，技术适应滞后。东部发达地区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要求压力更大，因此东部地区互联网平台企业受人口老龄化的影响较低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5. 建议与启示
应对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形势，缓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结构和劳动力成本的负面影响，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构建人口–经济发展新格局的新共识和新方向。中国人口、经济步入发展的深水期，人口迟滞上涨、经济增长乏力，人口老龄化、平台经济成为人口和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在这一背景下，以平台经济主体互联网平台企业为抓手，研究人口老龄化与互联网平台企业社会责任表现间的影响机制有重大意义。
对于互联网平台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平台企业，应充分重视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的负面影响。制定和实施针对性的社会责任战略，吸引和保留关键劳动力群体，重视人力资本。基于信息传递理论传递负责任的企业形象，获取客户和政府的认可和隐性关照，从而提高互联网平台企业经营发展的竞争力。
对于政府部门，应鼓励和支持互联网平台企业通过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经济激励措施和荣誉称号等非经济激励措施，支持互联网平台企业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更好履行社会责任，同时引导企业探索应对人口老龄化路径，促进互联网平台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和义务，从而转化为在社会责任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与发展。
对于政策制定者，应重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市场的不确定性。一是完善和制定相关人口、户籍、就业等政策，鼓励乡镇、西部等区域适龄人口转移到急缺劳动力的区域，缓解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矛盾，增加劳动力市场供给；二是通过新出台的延迟退休方案，鼓励优秀高龄人才，继续发挥带头作用，建立“传–帮–带”的人力资源体系，提高高龄人口的劳动力参与率。
对于整个社会各界，应形成一个共识“制度监管–社会监督–企业参与”。针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一要解决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劳动力的供需矛盾，二要促进互联网平台经济稳步增长，三要积极关心老龄人口。重视社会舆论，充分调动平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营造社会重视社会责任的氛围，以压力促成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