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时代的发展及进步，社会对教师的要求日益增加。教师需要在职业道德素养、知识素养、能力素养、心理素养等多方面都具备一定的水平。而共情能力既是道德层面也是心理层面的重要素质，对教师的职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共情(empathy)源于德文Einfuhlung，指对他人的情绪或精神状态的理解及相应反应(郑日昌，李占宏，2006；郑琰等，2015)。共情又分为特质共情和状态共情，其中特质共情为较为稳定的共情能力，状态共情则是当下情境中的共情，会因其他方面的干扰而产生变动(Hoffman, 2000)。从教育发展角度分析，我国的教育工作者和教师岗位的未来储备力量主要来自正在接受教师教育专业训练的师范生群体，因此，他们也被称为“未来教师”。未来教师如果拥有较好的共情能力，对于学生的成长及自身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已有研究显示，教师对学生的共情行为，不仅会显著地影响课堂氛围、师生关系及沟通方式，而且还会影响到学生对学业、社会认知和职业生涯等各方面的态度。由此可见，共情在教育领域有着重要的地位。然而，现有关于共情的研究多集中于普通大学生群体以及部分在岗教师中(韩凤师，邵淑红，2019；贾立茹等，2019)，而针对师范生的共情研究相对缺乏。此外，这些多为相关性研究，探讨因果关系的实验研究有所缺乏。
权力感指的是个体对自己影响和控制他人能力的一种主观知觉(Keltner et al., 2003)。权力感在日常生活中会随着情境而发生变化，因此，在关于权力感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关注先前情境经验对当前状态的影响和改变，即先前暴露对之后刺激反应的促进影响——启动效应(游旭群，苟雅宏，2006)。现已被证实可以通过回忆法、语义唤起法等方式对个体进行不同水平权力感的启动，进而对认知及行为产生不同影响(魏秋江等，2012)。对于教师而言，权力感源于其与学生之间的实质性关系，即管理与被管理、教育与被教育、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现有研究发现，权力感启动会影响个体的共情状态，但对其如何影响教师群体的共情水平尚缺乏系统研究(安琪，2018)。
基于上述内容，本研究将围绕权力感启动、共情进行几个核心问题的分析：权力感启动对未来教师共情能力是否存在影响，以及如何影响，此外，情境性的权力感操纵和本身已有的特质性共情如何共同影响状态共情水平。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有效数据来自86名北京某高等师范院校的师范生。其中男生13人，女生73人。年龄M = 22.63，SD = 0.69，Range = 22~25。被试完成实验会获得相应学分作为奖励。此外，还有17名参与者因控制问题未回答正确、部分题目未回答完整等原因而被剔除。
2.2. 测量工具
2.2.1. 权力感启动任务及效果测量
权力感启动材料使用的是词语搜索任务。它是启动权力感的常用方法，在许多研究中被证明可以有效地启动被试的权力感。词语搜索任务是指向被试呈现一张包含权力相关概念词汇的图片，要求被试从词汇矩阵中圈出引导语中出现的词汇(云祥，李小平，2014)。每组的实验材料中都提供了18个词汇，其中有13个词汇与要启动的概念相关，高权力感概念相关的启动词汇如命令、控制等，低权力感概念相关的启动词汇如服从、依赖等；还有5个词汇为中性词汇，如杯子、风扇等。
权力感启动后，对权力感启动的效果进行测量，量表为Lammers等人编制的权力感操纵量表，共有6个项目，例如，“我觉得自己很有影响力”。使用9点记分，从1“非常不符合”，至9“非常符合”，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8。得分越高，权力感水平越高(Lammers et al., 2010)。
2.2.2. 状态共情的测量
在测量状态共情时，被试先阅读状态共情情境材料，然后通过状态共情量表评估对情境材料中的主人公的共情程度。状态共情量表采用Shen (2010)研究中开发的量表，该量表有三个子维度，分别为情感共情、认知共情和联想共情，每个子维度下各有四个项目(例如，“我能感受到主人公的情感”)。量表采用五点Likert量表，从0“完全不符”，至4“完全符合”(Shen, 2010)。
2.2.3. 特质共情的测量
人际反应指数量表(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 IRI)是Davis以共情的多维理论为基础，开发出来的一种测量共情能力的工具。该量表分为四个子维度，包括观点采择、想象、共情关注和个人忧伤，共28个项目(例如，“我发现我很难从别人的观点/角度去看问题”)。采取0“完全不符合”至4“完全符合”的5点计分，得分越高，共情能力越好(戎幸等，2010)。IRI的四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均在0.71至0.77之间。
2.3. 实验设计和流程
本研究采用实验法设计，自变量为权力感启动的不同水平(高权力感启动、低权力感启动)，因变量为状态共情，控制变量为特质共情。
首先，要求被试完成IRI问卷以测量其特质共情水平；随后，通过“词汇搜索任务”实验范式对被试进行高、低权力感启动操作，并采用权力感操纵量表对启动效果进行检验，以确保实验操纵的有效性；启动后，对被试的状态共情水平进行测量——阅读共情材料并通过量表评估基于材料的状态共情，以考察权力感启动对共情的即时影响。具体实验流程图1所示。
2.4. 统计分析
利用SPSS19.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高低权力感启动组在权力感操纵量表的差异，以评估启动的有效应。通过协方差分析，控制特质共情基线水平的个体差异，以比较启动后的两组的状态共情是否有差异。通过多元回归，以权力感启动分组、权力感得分、特质共情等预测启动后的状态共情水平。
Figure 1. Experimental flow chart
图1. 实验流程图
3. 研究结果
3.1. 权力感启动效果检验
为检验本研究的权力感启动是否有效，对高、低权力感两组被试启动后在权力感操纵量表上的得分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高权力感启动与低权力感启动存在显著性差异，t(84) = 3.568，p = 0.001，Cohen’s d = 0.780。也就是说，本实验的权力感启动是有效的。
3.2. 特质共情的差异检验
Table 1. The situation of trait empathy before the activation of different senses of power
表1. 不同权力感启动前特质共情的情况
|
高权力感启动组 N = 44 |
低权力感启动组 N = 42 |
总分 |
66.205 (10.281) |
70.143 (10.166) |
观点采择 |
17.477 (3.631) |
17.691 (4.641) |
幻想 |
15.205 (3.807) |
16.619 (4.120) |
共情关注 |
17.796 (3.421) |
19.214 (3.411) |
个人忧伤 |
15.727 (3.787) |
16.619 (3.320) |
为确保实验设计的有效性，本研究对高、低权力感启动组的特质共情(IRI)基线水平进行了比较。如表1所示，高权力感组的IRI总分(M = 66.205, SD = 10.281)略低于低权力感组(M = 70.143, SD = 10.166)，但独立样本t检验表明，两组差异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p = 0.078)。各子维度(观点采择、幻想、共情关注、个人忧伤)的均值比较也显示，低权力感组在所有维度上均略高于高权力感组，但均未呈现显著差异(ps > 0.05)。尽管IRI总分未呈现显著组间差异，但考虑到低权力感组在总分及各子维度上的均值均稍高，且特质共情可能影响后续因变量的测量，为严格控制潜在混淆，后续分析将采用协方差分析，将IRI总分作为协变量进行控制。
3.3. 状态共情差异比较的协方差分析
Table 2. Analysis of covariance for state empathy in different power sense priming groups
表2. 不同权力感启动组状态共情的协方差分析
|
|
F |
p |
η2 |
控制变量 |
特质共情 |
11.381 |
0.001 |
0.121 |
分组变量 |
权力感启动类型 |
4.155 |
0.045 |
0.048 |
为控制被试自身的一般共情能力对于启动结果的影响，进行协方差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两者存在显著性差异，F(1, 83) = 4.155，p = 0.045，η2 = 0.048，其中，高权力感组比低权力感的状态共情水平要高。这一结果表明，控制了特质共情的影响因素后，高低权力感启动操作还能额外地激发出不同水平的共情状态。
3.4. 预测状态共情的多元回归分析
Table 3.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state empathy in predicted states
表3. 预测状态共情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B |
SE |
β |
t |
p |
权力感启动分组 |
7.360 |
3.472 |
0.235 |
2.120 |
0.037 |
权力感操纵量表 |
−0.178 |
0.287 |
−0.068 |
−0.620 |
0.537 |
特质共情 |
0.525 |
0.158 |
0.346 |
3.314 |
0.001 |
注：权力感启动分组为二分变量，1 = 低权力启动，2 = 高权力感启动。
为检验哪些变量能够显著地预测个体最终的状态共情表现，以权力感启动分组(二分变量，1 = 低组，2 = 高组)、权力感操纵量表得分和特质共情作为预测变量，状态共情量表得分为因变量做多元回归分析。总的回归方程显著，R2 = 0.143，F(3, 82) = 4.560，p = 0.005。其他预测变量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特质共情(β = 0.346, p = 0.001)和权力感启动分组(β = 0.235, p = 0.037)能够很好地预测状态共情量表得分，而权力感操纵量表得分的预测不显著(β = −0.068, p = 0.537)。也就是说，特质共情的水平越高，状态共情的表现就越好，同时，经过高启动权力感启动后，个体的状态共情会显著提升。但是，启动后的个体权力感水平个体差异较大，并不能显著预测每个个体各自的状态共情。
4. 讨论
4.1. 权力感对共情的影响
共情作为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其类型和影响因素备受关注。状态共情作为对特定情境的情绪反应，其研究对未来教师的教学互动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探究状态共情真正的影响机制，本研究通过协方差分析控制特质共情后，结果发现两组被试在经过不同水平的权力感启动后其状态共情水平存在显著性差异，高权力启动组的状态共情水平要好于低权力感启动组。而产生这个结果的原因可能是跟师范生的特征有关。师范生作为未来教师的预备群体，有明确的职业责任意识，包括日常对学生的共情(孙梦梦等，2024)。同时，教师与学生又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教师有权力对学生的学习情况、学习习惯等进行管理。而高水平的权力感会更多地激发师范生感受和体验到自己的教师身份，特别是在师生关系中自身的地位和责任，从而会更多地关注学生，对学生的情况也会出现更多的共情(傅淳华，杜时忠，2022)。反之，当权力感水平不足时，教师对学生的关注度就会相对不足，对学生的共情水平也会降低。
4.2. 状态共情的预测机制分析
研究发现，特质共情和权力感启动分组能够有效预测未来教师的状态共情水平。这一结果表明，未来教师的共情能力既具有相对稳定的特质基础，又会受到权力感启动带来的即时心理变化影响(刘相燕，2018)。特质共情作为稳定的个体特征，为状态共情提供了基线水平，而权力感启动则通过改变个体的情绪状态和认知评估，进一步调节其在特定情境中的共情反应强度。这种双重预测机制说明，教师的状态共情能力既取决于长期形成的共情特质，也受到当下心理状态的动态调节。而启动操纵后的个体当时测得的权力感得分并不能显著预测最终共情的高低，这可能是因为权力感水平对状态共情的预测关系并不是线性的，也就是说，并不是每增加一单位权力感就能相应增加一单位的共情。或许，需要提升到某个特定水平的权力感后(如经过权力感词汇搜索启动后)才能影响到共情的提升(王宁，2023)。而权力感与共情的精确、具体的关系模式，也是后续研究可考察的。
4.3. 研究结果对未来教师的启示
本研究结果结合前人研究，对未来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研究发现，保持一定程度的权力感有助于提升未来教师的共情水平，这一结果为教师培养提供了实证依据。在具体的培养策略上，研究支持通过提升自信心来建立适当的权力感，这与前人关于教师自我效能感的研究结果一致(朱静，2016)。同时，创造力的培养也被证明能有效增强教师的权力感，这一发现与创新教育理念相吻合(胡圣楠，2016)。研究还表明，创设适度困难的教学任务不仅能培养共情能力，还能提升决策力，这与体验式学习的理论相呼应(张琴等，2016)。基于这些研究发现，建议在教师教育中系统开设心理健康课程和团体活动，这一做法既符合本研究的结论，也与现有的教师专业发展理论相一致(陈萍，2020)。这些培养措施的综合实施，将为未来教师的专业成长提供科学依据和实践指导。
4.4.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在实验材料的编制、数据收集等方面存在一定局限性。自编的共情情景可能因情境性不足而影响测量效度，线上数据收集过程中被试的测量环境、疲劳效应可能导致数据偏差。后续研究需要着重优化实验材料设计，严格控制数据收集的质量等方法来降低测量偏差。教育领域的共情实验研究仍处于发展阶段，这些改进将有助于推动该领域的深入探索，为教育教学互动提供更有价值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5. 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权力感启动对未来教师共情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高权力感启动相对于低权力感启动，个体在状态共情上的表现会更好。第二，特质共情的高低、权力感启动方式的差异(高vs低权力感启动)都能预测状态共情水平的高低。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22YJC190002)、北京市教委科研计划社科一般项目(SM202211417005)、北京联合大学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JY2025Y010)。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