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加缪的思想背景
加缪生于阿尔及利亚的首府阿尔及尔，当时该地是法国在北非的殖民地。他是一个混血儿，母亲是西班牙人，父亲是一名一战老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父亲去世后，母亲失去了依靠，只得回到娘家，一大家子人挤在狭小的居所里。加缪正是在这种贫困、失去父亲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自幼便感受到了生活的荒诞，并始终在探寻生命的意义。[1]
然而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加缪并没有丝毫的自卑，反倒让他形成了嫉恶如仇的性格。他既揭露法国殖民政策对阿尔及利亚原住民的不公(如1939年报道《卡比利亚的苦难》)，又因拒绝完全支持独立运动而遭受多方抨击。他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中间立场体现了殖民者后裔的身份困境。小说《局外人》通过主角默尔索对阿拉伯人的冷漠，隐晦批判了殖民社会的残酷现实。二战期间，加缪因肺结核无法参军，转而投身新闻与文学创作。纳粹占领法国期间(1940~1944)，他创作了《局外人》和《西西弗斯神话》，以“荒诞”哲学回应战争带来的虚无感，可见战争对加缪的创作有着很重要的影响。
2. 《局外人》中荒诞思想的内容
2.1. 默尔索荒诞的体现
在《局外人》中主人公默尔索的荒诞体现为三部分，分别是人与社会的疏离，与他人的隔阂以及与自我的异化。
首先是人与社会的疏离。默尔索始终以局外人的姿态观察社会。他对母亲的葬礼无动于衷，对升职和婚姻漠不关心，拒绝遵循社会规范(如哭泣表达哀悼)，最终因“道德冷漠”而非实际罪行被定罪。这场庭审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愈发奇怪，法官审判默尔索的罪行并不是遵循着法典，法官和庭审指责着默尔索的冷漠，说他是冷血残酷的动物，他只是对生活不那么热爱。这种审判的荒谬性揭示了社会规则与真实人性的割裂。
其次是与他人的隔阂。默尔索与女友玛丽、邻居沙拉玛诺等人互动时始终存在疏离感。例如，玛丽问他“是否愿意和我结婚？”他却回答“我无所谓，如果她想结就结好了。”玛丽随后又问默尔索：“爱不爱她？”默尔索说：“我已经说过一次了，这个问题毫无意义，如果一定要我回答的话，大概是不爱。”随后玛丽又追问“那为什么要娶我？”默尔索说“这无关紧要，如果你想，我们就结婚好了。”这凸显了人际沟通的无效性。默尔索的疏离更多源于对虚伪社交的清醒认知。人都是社会的动物，有的人戴着虚伪的面具，把自己融入集体，来彰显自己的不孤单。显然默尔索并不愿意戴上虚伪的面具，他更愿意追随自己的意愿，把自己的内心展示出来。
最后是与自我的异化。默尔索在监狱中反思时意识到生命的无意义，却仍选择忠于本能(如因阳光刺眼而杀人)。这种对生理需求的顺从，反映了理性与非理性的冲突，以及个体在荒谬境遇中的自我放逐。
总的来说加缪认为荒诞是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人的精神之外以及世界之外不存在荒诞，荒诞并不是世界的本质，荒诞恰恰是人内心的一种期待，当内心的期待与现实产生差异荒诞便产生了。在《局外人》中就体现为默尔索的行为和思维不同于平常人，在我们的认知中对于婚姻，升职加薪，社会道德一向是极其重视，反观默尔索对这一切毫不关心，这就与期待产生了落差，或许默尔索就是荒诞本身。
2.2. 反抗荒诞的两种态度
《局外人》通过主人公默尔索展现了人对世界的荒诞感受，并强调如果人们接受荒诞，反而会被边缘化为“局外人”。加缪的意图是呼吁人们摧毁荒诞，重构新的存在方式。这提示荒诞的意义在于反抗而非被动接受。
荒诞的意义首先在于“觉醒”。默尔索的“冷漠”实为对荒诞世界的清醒认知。他观察到社会的机械惯性，洞察到人在精神世界上看似十分丰富，实则麻木不仁。比如在塞莱斯特的饭店里矮小女人在点餐时，就像是一台精密的仪器一般。沙拉马诺说要杀掉他那条狗，而当他真正失去那条狗时，他却变得精神恍惚起来。周末的时候，工作了一周的工人全部涌入了电影院和咖啡厅以此消遣和麻醉自我，每周皆是如此。如此单调的生活让默尔索产生了孤独感，并感到生活的空洞。
默尔索他拒绝用语言或行动迎合社会期待，如不假装悲伤、不承诺爱情。在母亲葬礼上，默尔索拒绝展现程式化的悲痛，这种“冷漠”实则是拒绝用虚假表情填补存在裂缝的诚实。他“服从身体需要”保持自然状态，将葬礼视为需要咖啡提神的生理事件而非道德表演。他因“语言无法精确描绘世界”而保持沉默，拒绝参与“你爱母亲吗”之类的语义陷阱。这种语言节制在主人公默尔索这里被强化为“拒绝说谎”的生存准则——当玛丽询问婚姻时，他坦言“没有意义但可以结婚”，拆解了爱情承诺的崇高幻觉。作为“儿子、情人、职员”的多重身份，默尔索始终游离于角色规范之外。指出他拒绝“既定社会角色”，将母亲送养老院只因经济理性而非道德考量。默尔索以种种行为来对抗虚伪的意义的建构。
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提出：“反抗赋予生命以价值。”这一思想在《局外人》中通过默尔索的命运得到具象化演绎。荒诞的出路并非逃避或妥协，而是以清醒的认知为起点，通过反抗在虚无中建立人的尊严，在无意义中创造自由的可能。这种反抗既是对外部规训的拒绝，也是对内在异化的超越，最终指向一种“穷尽当下”的存在主义实践。
一种是消极的异化，以沉默与冷漠来对抗异化。默尔索的“冷漠”实为一种极具哲学深度的消极反抗策略，其核心在于拒绝参与社会赋予的意义游戏，以此揭露虚伪与荒诞。母亲葬礼上，他因未流泪被斥为“不孝”，但他拒绝用虚假的悲伤迎合社会期待。这种“冷漠”是对“道德仪式化”的尖锐批判——社会要求人扮演“孝子”角色，却无视真实情感的存在。正如加缪所言：“默尔索并非没有感情，他只是不愿撒谎。”而在法庭审判中，司法系统以“灵魂审判”取代事实审判，用道德偏见编织罪名(如指控他“怀着杀人犯的心埋葬母亲”)。默尔索拒绝自我辩护，以沉默揭露法律程序的荒诞性：社会试图用逻辑理性驯化人性，却制造了更大的非理性。他看透人际交往中的功利本质：邻居雷蒙的“友谊”实为利用(帮他写信羞辱情妇)，女友玛丽的爱情掺杂对婚姻保障的索取，神甫的“救赎”实为对精神控制的伪装。默尔索以“无所谓”的态度消解这些关系的工具性，保持自我完整性。
这种消极反抗呼应了加缪对“荒诞自由”的定义——当人意识到世界的无意义，便从社会规训中解放出来，获得“拒绝的自由”。默尔索的冷漠并非麻木，而是以“局外人”姿态宣告：我不愿成为你们意义体系中的傀儡。
另一种则是积极的反抗，是在荒诞中创造存在的意义。加缪强调，反抗的终极意义不在于颠覆荒诞(因其不可战胜)，而在于通过反抗过程本身赋予生命以尊严。默尔索在死亡前的觉醒，标志着从消极反抗到积极存在的升华。临刑前，默尔索拒绝神甫的来世许诺，转而沉醉于“生命的气息”——夜空中的星光、夏夜草木的芬芳。这一刻，他摆脱了社会时间的束缚(过去的内疚、未来的恐惧)，以感官体验穷尽“此刻”的充盈。当默尔索说出“我看起来是两手空空，但我对自己是确信的，我对一切是确信的。”他承认荒诞的永恒性，却以对生命的激情与之抗衡。正如西西弗斯明知巨石会滚落仍一次次推石上山，默尔索在认清生存无意义后，选择以清醒的激情拥抱每一刻体验。加缪认为，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坚持，本身就是对荒诞最极致的反抗。死刑并未摧毁默尔索的自由，反而使他彻底摆脱社会规训。他在想象围观者的咒骂时感到自己比他们更接近世界的真相，这种超越性姿态揭示了反抗的本质：在荒诞的极限处，人的自由得以完满。
小说结尾的经典独白“为了替一切画上完美句号，也为了叫我不觉得那么孤单，我只希望行刑那天围观的群众会以憎恨的喊声来迎接我。”表明默尔索最终在与世界的对抗中确认了自我存在，他的死亡成为对荒诞世界的最终胜利。换言之，他的死亡并非屈服，而是以个体自由对抗集体荒谬的宣言，呼应西西弗斯推石上山的幸福——在无意义中创造意义。
3. 加缪、萨特、尼采之比较研究
3.1. 研究现状之不足
国内对加缪的译介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存在主义热”期间，加缪随萨特被引入中国，但其作品译介数量远逊于萨特。郭宏安等学者在80年代初期通过期刊文章介绍加缪的《鼠疫》《局外人》等作品，奠定了国内研究基础。至21世纪初，加缪几乎全部作品(包括日记)均被翻译出版，为研究提供了重要文本支持。国内研究长期依赖文学史和文献学方法，近年虽有学者尝试结合现象学、诠释学进行文本分析，如李元对“悬置”方法的应用。[2]国内研究对于加缪哲学深度研究不足，与萨特、尼采等存在主义哲学家关联研究较少，多从加缪自身的文学作品来对加缪哲学和思想进行分析，缺乏与之相关联的哲学家思想的比较研究。[3]
3.2. 萨特、尼采、加缪哲学关联研究
加缪和萨特都是存在主义重要的哲学家，但加缪自己拒绝被归类为存在主义者。尼采则是存在主义的先驱，对其余两人都有很大影响。[4]尼采的“上帝已死”揭示了传统价值崩溃后的虚无主义困境，这直接影响了加缪对“荒谬”的思考。尼采的气质和他对尼采思想的领悟使他对传统道德观产生了怀疑。在自己的作品中，他多次引用尼采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这些思想家深入探讨了生命的荒诞性以及面对这种荒诞时所持有的清醒意识。对于加缪来讲，有一个问题让他着迷那就是当我们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理性时，我们应当如何行事？在上帝、信仰和绝对真理的消亡之后，虚无主义随之而来，这是因为价值的消亡所导致的结果，随之而来的是荒谬，尽管生命本身没有意义或目的，但人类仍然渴望着意义和目的。加缪致力于探究意义的缺失和对空虚和荒谬的察觉是否会导致自杀。最后，他指出意义的缺失并不意味着自杀，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主体能够自由地通过反抗来创造新的世界。尼采的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认为真理并非绝对客观的存在，而是由不同的视角和解释构成的。这一观点强调，真理是人类认知和理解世界的结果，受到个体需求、文化背景以及社会环境的影响。尼采提出“没有事实，只有解释”，表明一切知识和真理都是主观的，并且是通过特定的视角来构建的。
尼采的真理观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真理的价值取决于其对人类生存和生活的实际效用，而非是否与某种独立存在的客观现实相符。这种观点挑战了传统形而上学对绝对真理的追求，主张真理应以服务于人类生存为标准。尼采进一步指出，真理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需要不断被创造和重新定义。加缪吸收了尼采的视域主义观点，但更加强调批判理性而非绝对真理。加缪认为，尽管真理无法达到绝对性，人们仍需通过理性批判来探索世界的复杂性。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同样以无神论为前提，主张“存在先于本质”。这一观点与尼采的视角主义有相似之处，即强调个体的存在优先于任何预设的本质或目的。萨特认为，人的本质是通过自由选择和行动创造出来的，而非先天赋予。这种思想体现了存在主义的核心理念：个体通过自身的行动和选择赋予生命意义，而不是依赖于外部的绝对真理或神学信仰。
尼采的视角主义强调真理的主观性和实用性，而加缪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批判理性的态度，也就是世界是非理性的存在。萨特的存在主义则进一步将这种视角扩展到个体自由和价值创造的领域。
关于加缪与萨特的分歧，尤其是在“反抗”概念的理解上，深刻影响了他们各自的政治立场和哲学主张。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对自由、荒诞和反抗的理解上，还延伸到他们对社会变革和革命的态度。[5]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提出“存在先于本质”，强调个体自由的绝对性和主观选择的重要性。他认为，人类通过自由选择赋予生命意义，并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这种观点赋予了个体极大的能动性，但也带来了孤独感和责任感的沉重负担。萨特的哲学倾向于强调个体的自由意志，认为个体在面对荒诞世界时，可以通过行动实现自我价值。然而，他并未完全否定历史和社会条件对个体的影响，而是试图通过逻辑推导来构建个人意义和价值。与此相对，加缪则更关注荒诞问题，认为人生本质上是无意义的，但人类可以通过反抗荒诞来赋予生活意义。他在《反抗者》中提出“我反抗，故我存在”，强调反抗是人类对抗荒诞的一种方式。加缪的反抗哲学强调道德界限和集体性，认为反抗不应走向暴力或虚无主义，而是应以创造和建设为目标。他批评萨特过于依赖黑格尔辩证法，认为这种方法忽略了人类面对荒诞时的道德责任和人性关怀。这也就导致在政治立场上，这种哲学差异导致了两人截然不同的态度。最终造成加缪和萨特的决裂。
加缪对于尼采的批判与超越。尼采提出“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作为生命的本质驱动力，认为人类应追求自我超越和创造价值。然而，这种思想容易被误解为一种历史崇拜，即通过历史进程的强制性叙事来合理化暴力和专制。尼采的哲学尽管见解深刻，但在加缪看来却存在伦理方面的缺陷。事实上，加缪在1946年宣称，是时候对尼采主义展开批判了。在加缪阐述他的反抗理论时，尼采仍然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但加缪对尼采思想的取向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正如加缪所说的“历史崇拜和权力意志崇拜”之后，有必要面对尼采并超越他的思想，同时又不背离其内在的真理。尼采的哲学虽然揭示了虚无主义的存在，但其方法论却可能导向一种危险的历史崇拜。他强调反抗需要建立在道德界限和人性价值的基础上，而非单纯依赖历史或权力意志。加缪认为，真正的反抗应超越形而上的虚无主义，通过集体体验和个人行动来对抗虚无主义带来的绝望。
4. 加缪荒诞哲学的现实意义
在现代社会中，我们的物质生活极为丰富，但物质的丰富却带来了精神的匮乏。当下人们多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片面地执着于追求富裕的物质生活，而忽略了充实内心的精神世界。当我们学习加缪的哲学，这对于我们身在这个浮躁的社会当中可以更好地寻找自己价值，充实自己内心的精神世界。[6]
缪对艺术和创造的看法，以及他对荒诞的理解，为现代人在面对生活困境时寻找意义提供了深刻的启示。他的思想不仅关注人类生存的荒诞性，还强调通过反抗和艺术创作来实现生命的超越性价值。加缪认为荒诞是人类存在的一种基本状态，源于理性与非理性的冲突，以及人类对意义的追求与世界的冷漠之间的矛盾。这种荒诞并非绝望的终点，而是促使人们重新审视生命意义的起点。他指出，面对荒诞，人类可以选择两种态度：一是沉沦于绝望，二是通过反抗寻找意义。这种反抗不仅是对荒诞的直接回应，也是对生命的一种肯定。
在加缪的哲学中，艺术和创造是反抗荒诞的重要途径。他认为，艺术能够帮助人们在荒诞的世界中找到一种精神上的慰藉和超越。通过艺术创作，人们可以探索世界的可能性，并赋予生活新的意义。例如，在《局外人》中，主人公默尔索通过反抗社会的规范和冷漠，展现了个体在荒诞世界中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加缪还强调，艺术不仅仅是逃避现实的方式，而是通过揭示生命的荒诞性来引导人们走向更高层次的精神境界。他主张用希腊艺术的精神照亮现代人的虚无之旅，从而拓展生命的意义。这种精神境界的追求，使得艺术成为一种通往“审美的人”的路径，即通过艺术实现对世界的深刻理解和生命的终极肯定。
加缪的悲剧美学也体现了他对艺术和创造的看法。他认为，悲剧是对人生荒诞性的一种表现形式，通过悲剧意识，人们可以直面生命的痛苦和无常，从而获得一种深刻的生存体验。这种体验不仅让人认识到生命的有限性，也激发了人们超越现实困境的勇气和创造力。加缪的思想还揭示了艺术与死亡的关系。他认为，死亡并非生命的终结，而是促使人们思考生命意义的重要契机。通过艺术创作，人们可以超越死亡的恐惧，将生命的有限性转化为一种永恒的存在。例如，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中，加缪通过西西弗斯的故事表达了人类在面对不可避免的苦难时，依然可以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创造来赋予生命以意义。
加缪对艺术和创造的看法为现代人在面对生活困境时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他强调，通过反抗荒诞、探索生命的可能性以及借助艺术的力量，人们可以在无意义的世界中找到新的意义。这种意义并非简单的安慰或逃避，而是对生命的深刻肯定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