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百余年来，对于中国是否有哲学、什么是中国哲学的追问也从未停止。西方哲学的叙事方式不仅被用于诠释中国哲学，而且被用于判定一种“思想”是不是“哲学”的标准[1]。20世纪初，哲学的标准范式由西方世界提供，中国的哲学被理解为“西方哲学在中国”或者“在中国的哲学”。20世纪90年代，对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进行了一次较大的争论。进入21世纪之后，“汉语哲学”运动的发展重新激发了对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包括中国哲学是怎么样的哲学形态、汉语哲学的特质是什么等等。随着国内哲学学界的学术自主和自觉能力的提升，中国哲学的学界迫切需要构建一种可以满足当代中国社会思想和学术需求的新的哲学形态，“汉语哲学”的出现是中国哲学自我反思、觉醒与更新的必然结果。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如果仅仅回到中国传统思想中挖掘资源，没有办法实现中国知识体系现代转型的时代任务。“汉语哲学”回答的正是在新时代“中国哲学向何处去”的问题。
2. 什么是“汉语哲学”？
2.1. “汉语哲学”的背景
自西方哲学中的学术语言被引入到中国汉语中开始，汉语的表达逐渐得以丰富，形成了“汉语哲学”。“汉语哲学”的存在初期存在较多问题。一方面，汉语能否正确翻译西方哲学存在较大的争议。就海德格尔等哲学家的思想来说，不只是大陆、台湾及港澳地区的解释存在差异，在国内也形成了不同的由汉语翻译而成的几套概念体系。从整个学术体系的发展来看，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发端于西学东渐。西学东渐导致了中国传统知识形态与现代知识形态之间的碰撞和交锋，带来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问题。这关涉着“古今之变”的问题。由此，对于中国新知识系统的探索与尝试、对中国传统经学的重新改造、对学术思想的变革都离不开以西方学术思想为既定标准和范式。这导致在转型过程中，中国学术缺乏自主性的问题日益突出，中国学术处于“学徒状态”，在外来学术的是非标准之下求生存。由此构建的中国哲学也是缺乏独立自主性的、亦步亦趋的，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
在现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围绕“中国哲学”的问题曾出现三次重要论辩。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陈康先生提出“让哲学说汉语”的口号，希望凸显出汉语在哲学中发挥的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针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学术界展开了一场大讨论；21世纪以来，“汉语哲学”崛起为一股强有力的学术潮流，它包含从中国哲学视域和从西方哲学视域进入问题讨论的两种不同路径，为人类理性视野提供“汉语思考”[2]。2013年，韩水法提出“汉语哲学”的概念，目的在于“构建汉语哲学的话语体系”，把汉语哲学作为独立的学科来研究，其首要任务在于“研究汉语哲学的领域、对象、方法和主要问题”。用英语来表达就是“Philosophy of Chinese”或者“Chinese Philosophy”。在这里，笔者认同韩水法教授对“汉语哲学”的构想，即汉语哲学是“Chinese Philosophy”，是新时代下中国的哲学，而非从属于西方哲学的哲学。因此，现在所说的“汉语哲学”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的哲学形态，它旨在建构“中国的哲学”，它的目的是“让哲学说汉语”，即“Philosophy in Chinese”，让汉语能够成为一种能够言说普遍哲学问题的现代学术语言。而不是“Philosophy in China”。“让哲学说汉语”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不仅西方的语言可以表达哲学，汉语同样可以表达哲学，并且发挥出自己的独特优势。我们对于西方哲学的研究，经历了从“敌视”到“仰视”到“平视”的阶段。现阶段，“汉语”能做的不只有表达西方哲学，更要丰富西方哲学的内涵。陈康老师很久前曾说过，对于古希腊的汉语研究应该具有自己的特色，可以丰富西方哲学的内涵。当下，用汉语研究西方哲学逐步具有独立价值，“汉语哲学”的精神自主性特征也已经逐渐成为共识。
2.2. “汉语哲学”目的和定义
“汉语哲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发挥汉语在当下的哲学价值，即发挥汉语哲学的时代价值。这种价值的发挥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它超越了“用汉语说哲学”，而是“用汉语做哲学”。从语言工具的使用来看，这要求中国哲学创建一种“活的语言”，对传统哲学语言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3]。从实践方面来看，只有把传统哲学话语运用于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才能真正发挥出它的力量。
对中国哲学中缺乏“主体”、“概念”等的认识仅仅是在西方语言结构的基础上得出来的，对于中国哲学的真正的研究应当是从汉语视角入手、在汉语言文字的结构的基础上进行分析，阐明汉语哲学研究的本质特征和其背后的语言逻辑。19世纪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明确提出每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洪堡特认为汉语运用着一种独特的艺术，它放弃了很多附加于表达的东西，更突出了思想，让精神得以更好展现[4]。汉语作为人类至今保存最完整的表象文字，以特定的方式表达概念，显示着文字使用者共有的认知模式和思维方式，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对此，笔者认为“汉语哲学”的含义主要有以下几点：
(1) 汉语哲学就是要通过汉语言文字的结构(形象)分析，向世界揭示这种精神世界存在的哲学意义。[6]这一点可以参考孙向晨对汉语哲学及其背后精神与经验世界的阐述。从这一点来看，“汉语哲学”在狭义上包含“关于汉语言的哲学研究”，这种哲学的研究是通过分析汉语本身进行的，主要联系汉语本身的语言结构和表达的意义。
(2) 汉语哲学是通过中西哲学的融合建立有自身特色的并且能够被世界所公认的中国哲学[5]。这一点主要是针对上文中提到的三次论辩和“古今之辨”提出的。这里所说的中西哲学的融合是一种交流互鉴式的融合，不是简单地用中国的汉语来表述西方的哲学。“汉语哲学”致力于发挥“汉语”的内在价值，而不再附着于西方哲学的概念和体系而存在。它的灵魂应当来自东方，突破了在现代中国哲学形成时期形成的“以西释中”、“新瓶装旧酒”的方法，通过展开中国哲学的自我理解摆脱西方哲学范式的笼罩，采取的是“以中释中”的方法。
(3) “汉语哲学”不只是说汉语，而是具有自己独特的问题。这一点是“汉语哲学”最重要的含义。它的本质目的是从中国世界出发，结合现代文明的高度发展，提出并回答具有人类普遍性的哲学问题[8]。“汉语哲学”不是以语言为标识的哲学形态。它不只是让哲学说汉语或者把哲学限定在汉语范围内，而是在接受哲学的语言性、本土性和文化特质的基础上，不断克服单一的语言、地域和文化的限制，追求普遍、共通的对话[6]。
前两点是“汉语哲学”在狭义上的概念，主要是立足于汉语自身的概念和价值系统以及其背后反映的中国人的经验和精神世界来说的，结合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来探讨其与西方哲学的关系，强调的是中国哲学自身发展上的自觉性和能动性；第三点是“汉语哲学”在广义上的概念，也就是“汉语哲学”构想提出的本质所在。它是一种基于人类普遍问题的未来哲学，既吸取西方哲学的智慧，又注重中华文明自身哲学智慧的发掘，旨在发挥其时代价值。
2.3. “汉语哲学”的范围
“汉语哲学”的范围比较广泛。它的最初提出者韩水法对“汉语哲学”做出过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广义的汉语哲学”是指一切以汉语为语言载体的哲学活动，包括思维和表达。从研究领域来看，韩水法教授肯定了“汉语哲学”对哲学各种领域的思维、研究和表达能力。从历史发展来看，他肯定了汉语、汉语文献和汉语思想作为现代学术研究对象的可行性；“狭义的汉语哲学”指的是因汉语的独特性而生发的一些特殊哲学问题，譬如汉语分析哲学、心性现象学等研究领域[7]。陈来先生曾用胡塞尔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来解读王阳明“心外无物”的思想，将“心外无物”立足于“实践意向对于‘事’的构成作用”的基础上分析。以上的划分是韩水法教授就“汉语哲学”与哲学的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做出的。刘森林教授同样提出“只要是立足于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借鉴各种思想资源来表达当代人类面临的现代性根本问题的，都是汉语哲学”。这就将“汉语哲学”的定位与人类普遍问题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并且突出了汉语哲学的出发点、立足点和目的[8]。“汉语哲学”的出发点是“中国世界”，立足点在提出和解决人类普遍问题。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深入理解“汉语哲学”呢？首先，“汉语哲学”并不是简单地用中国的汉语表述西方的哲学。在这个意义上，汉语只是作为一种语言工具而存在，并不具备内在的价值。它还是附着于西方哲学的概念和体系而存在，没有建立自身的概念和价值体系。事实上，“汉语哲学”应该有其自身独特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脱离西方哲学的普遍性而独立存在，它的灵魂应当来自东方。它突破了在现代中国哲学形成时期形成的“以西释中”、“新瓶装旧酒”的方法，通过展开中国哲学的自我理解摆脱西方哲学范式的笼罩，采取的是“以中释中”的方法。例如，张立文教授编撰的《中国哲学范畴史》就是用汉语讲“和合”理论。其次，“汉语”不只具备独特的语义体系、语法结构和表达方式，它本身具有内在的哲学性质。它可以揭示“人类心智结构的共同点和差异，以及人类认知或意义由不同语言而体现出来的变化”[9]。但是这还不足以体现“汉语哲学”的本质，因为单纯揭示人类心智结构、认知等方面的变化不符合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实践特质。第三，我们建构的“汉语哲学”应当具有实践精神和价值，它的出发点是中国人的生活世界，立足点是中国的思想资源和语言表达形式，尤其是在现代性问题的哲学求解方面，提出具有普遍价值的、中国化的哲学问题和思想。“汉语哲学”的独特性根植于汉语文化的历史，它不再满足于成为西方哲学的附属物，表达着对于西方哲学能够成为一种普遍哲学的怀疑，向往具有现代包容性、世界性的新哲学，在中国思想资源的基础上追求对于哲学的更新。“汉语哲学”对于让“让哲学说汉语”的努力并不是仅仅停留在哲学的表达形式的层面，而是要重新回到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视域中去，通过对中国精神的哲学提炼，贡献中国思想的价值。“这种汉语哲学也必须深入理解西方哲学，但不能深陷其中，必须迂回到作为出发点也作为落脚点的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之中。”[10]
3. “汉语哲学”的任务及其面临的挑战
3.1. “汉语哲学”的任务
“汉语哲学”的建立遵循从历史为导向转向以问题为导向的哲学运思，以中国的思想资源为基础，自觉地创建哲学理论，确立当代中国哲学的理论价值和意义。从研究内容上来看，“汉语哲学”在中国思想资源、特殊的表达与哲学普遍观念之间寻找共通性。尽管对“汉语哲学”的界定存在很多差异，但是以哲学与汉语的关系为出发点重新确立中国哲学研究的范围和方向已经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
从哲学与语言的关系来看，每种哲学的建立都要借助自己的民族性语言，语言的表达与对世界的认知具有紧密的关系。但是哲学所提出和解决的是普遍的问题，它不仅不受地域的限制，而且需要诉诸于普遍性的语言才能真正地开展自身。因此，秉持“语言观就是世界观”的观点并不适用于哲学的普遍性建构与发展。“汉语哲学”要做的是用中国的语言言说人类普遍的问题，“让人类所拥有的普遍的世界经验在汉语所开启的特殊语言视域中呈现出来的哲学”。具体来看，汉语哲学的特殊任务和要求主要有以下两点：
(1) 推动作为广义语言官能的汉语研究
推动作为广义语言的汉语研究，是推进汉语哲学的基础性工作。深入汉语研究，需要以中国传统语言为基础。其一，需挖掘中华文化中的象形文字资源。中国人的象形文字的书面语言由来已久。以“顯”字为例，在甲骨文中，它由三部分构成：“日”、“丝”、“见”。从表象上来看，一个人在太阳的照射下一丝一毫都可以看得清楚，所以释义为明显。以此类推，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经常出现的象形文字的释义进行分析；其二，需了解汉字的演变过程。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待汉语的演变过程，有利于整体把握中华民族精神面貌的发展变化。被称为“汉字七体”的“甲金篆隶草楷行”有其内在的演变过程。从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行书，不同的字体有不同的艺术特征，体现着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征。例如，宋代印刷术快速发展，雕版印刷广泛使用，产生了宋体印刷字。宋体横细竖粗、醒目易读，符合当时的时代特征。其三，需重视传统经典中繁体字的注释和解读。我们现在使用的现代汉语言文字与古代汉语已经存在较大的差别。一方面受西学东渐的影响，一些汉语的研究已经带有欧式的色彩。另一方面，古代汉语的庞大而复杂的语言及其注释系统往往使现代研究者退避三舍。
(2) 充分说明汉语中使用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概念
汉语哲学的表达如果只是简单地承袭古代思想家提出来的哲学概念，容易流于怀古而丧失创新能力；如果以今释古，又难以还原古人思想以及所处时代背景的原貌。现代汉语需要成为一种更为成熟的哲学语言，建构其普遍性意义与关怀。这就需要对汉语中使用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概念进行提取、分析和归纳，创建自身的概念–语汇系统。
3.2. “汉语哲学”面临的挑战
“现代汉语”面临四个挑战：第一是深厚的古汉语根基与现代汉语之间的差异以及西方语言的影响带来的复杂影响，这些都增加了对于“汉语哲学”理解的困难。第二个是“汉语哲学”面临的是人类的普遍问题，汉语中包含的文明传统和思想如何在现代世界发挥出生命力存在诸多困难[11]。第三个是“汉语哲学”的特殊性与哲学的普遍性之间的冲突。第四个挑战是如何增进汉语的国际影响力，得到世界性的认同。面对第一个挑战，我们要做的任务是揭示现代汉语背后的汉语本源特性，在理解西方语言和文明的基础上分析汉语中的混合性以及这种混合性带来的影响。面对第二个挑战，我们要发挥“本源性思想”的作用，在吸纳新思想的基础上构建新的哲学形态——汉语哲学。面对第三个挑战，我们要避免语言决定论，即过于强调汉语的使用带来的中国哲学的特殊性，这会使“汉语哲学”无法被普遍地信服。面对第四个挑战，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从概念内容上清楚界定汉语哲学的研究性质和任务。其次是要说清楚汉语哲学和中国哲学之间的思想关系。最后是明确汉语哲学对当今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哲学和人类普遍问题能够作出的实际贡献。
4. 结语
“汉语哲学”首先是中国哲学自我反思、觉醒和更新的产物，它关涉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的问题，是中国哲学自我理解与自我展开的结果，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哲学向何处去”的问题，是继新儒家之后对中国哲学现代化转型的一次重要尝试。通过汉语言文字的结构(形象)分析，“汉语哲学”向世界揭示了中国精神在世界存在中的哲学意义。其次，“汉语哲学”与时代紧密相连，它旨在揭示以汉语表达人类普遍哲学问题的可能性，推动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