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人口结构的变迁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1]。老龄人口的持续增长不仅带来养老、医疗、照护等社会保障压力，也催生出庞大的消费潜力与产业需求，推动“银发经济”应运而生[2]。近年来，随着老年群体健康状况和收入水平的普遍改善，他们的消费能力和服务需求日益多样化、品质化，老年人逐步从传统的“被服务者”角色转向具有市场主导力的“新型消费者”，为银发经济发展注入了持续动力。然而，从整体来看，我国银发经济仍处于起步阶段，面临诸如供需错配、服务体系不完善、科技赋能能力不足以及区域发展不均衡等现实问题，亟需构建一套系统性、前瞻性的政策与产业支持机制[3] [4]。因此，本文在厘清银发经济内涵的基础上，系统梳理我国银发经济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借鉴国际经验，提出在税收政策、科技创新、产业融合、区域协同等方面优化路径，旨在为我国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建议，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提供支撑。
2. 银发经济的理论分析框架
2.1. 银发经济的内涵界定
“银发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形态，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而逐渐受到广泛关注。该概念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当时为回应老龄群体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与市场需求，社会相继提出“银发座位”“银发服务”等术语，并逐步演化出“银发市场”“银发产品”等经济概念[5]。2008年，欧洲议会正式采用“银发经济”这一术语，强调其在应对老龄社会和激发新兴市场潜能中的战略意义[6]；2014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建议成员国制定相关政策以促进银发经济发展，将其视为新型增长动能之一[7]。
在国际学术界，银发经济通常被界定为面向50岁或60岁及以上群体，为其当前或未来需求提供产品与服务的系统性经济活动总和，涵盖医疗保健、养老服务、金融保障、文化休闲、适老化改造等多种领域[8]。该概念不仅体现了对老龄人群现实需求的回应，也强调了对其潜在消费力与社会参与能力的重视。我国学界对银发经济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近年来逐渐形成多维度的本土化理解。杨燕绥等将银发经济界定为“在健康长寿与消费升级背景下，围绕老龄群体组织生产、流通、分配与消费活动的经济总和”，强调其贯穿全生命周期并嵌入社会结构之中[9]；彭希哲等指出，银发经济涉及老年人在衣食住行、文教娱乐、医养护理等方面的产品供给与服务消费，是涵盖产业层、制度层与社会层的复合型经济现象[10]。2024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是我国首次以国家层面对银发经济作出系统定义。文件明确指出：“银发经济是指面向老年人提供产品或服务，以及为老龄阶段做准备等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总和”，并将其划分为本位产业、相关产业和衍生产业，进一步丰富了银发经济的内涵与边界，凸显其跨领域、跨产业的发展特性[11]。综合国内外相关界定，银发经济可以被归纳为以老龄人口为核心服务对象，围绕其现实性与预期性的多样化需求，通过制度引导与产业协同所构建的全生命周期、多层次、多元参与的经济体系。
理论基础
2.2. 银发经济的理论框架
2.2.1. 生命周期理论的视角
该理论强调个体在不同年龄阶段的消费、储蓄与投资行为差异。老年阶段的经济活动呈现“需求长期化”与“资产转化”特征[12]：一方面，老年人需要通过养老金、金融工具等实现财富跨期配置；另一方面，其消费需求从医疗、护理等基础生存型向文化、旅游等高层次发展型跃迁[13]。这为银发经济的本位产业与衍生产业产品分层提供了理论依据。
2.2.2. 需求层次理论的拓展
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视角分析，老年群体的需求结构呈现显著的层级化特征：在需求谱系中，基础层级由生理与安全需求构成，主要体现在医疗健康服务和长期照护等方面；中间层级涵盖社交归属与尊重需求，具体表现为老年教育、社区融入及代际互动等社会参与形式；顶层则聚焦自我实现需求，包括知识传承、志愿服务及弹性就业等高层次发展诉求。当前我国银发经济的供需错配问题，本质上是供给端未能匹配需求层次的动态升级[10]。
2.2.3. 协同治理理论的应用
基于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理论，银发经济的发展需要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协同治理框架[14]：政府层面应发挥制度供给与政策引导功能，通过优化财税激励、完善行业标准、健全监管体系等方式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市场主体需通过技术创新、业态融合和商业模式优化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重点培育智慧养老、医养结合等新兴业态；社会组织则发挥其贴近基层的优势，在服务空白领域提供补充性供给，并通过培育社会资本增强社区养老韧性。
2.3. 银发经济的内在机理
首先，从需求侧来看，人口结构的老龄化直接催生了庞大的“银发需求”市场。根据生命周期消费理论，老年阶段的消费特征呈现明显的“医疗保健偏好”和“服务消费倾向”。随着老年人口比重的持续上升，社会消费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医疗健康、养老护理、休闲娱乐等服务性需求呈现指数级增长。值得注意的是，当代老年群体的消费能力与消费观念正在发生代际更替，新一代老年人表现出更强的消费意愿和更高的品质要求，这为银发经济向高质量方向发展提供了内生动力。
其次，从供给侧来看，产业结构的适应性调整是银发经济发展的关键。根据产业演进理论，人口结构变化会通过要素禀赋的改变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在老龄化背景下，劳动力供给的变化倒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资本替代，推动养老产业向智能化、资本密集型方向发展。同时，老年消费需求的多元化特征促进了产业融合，催生出医养结合、康养旅游等新兴业态，形成了以老年需求为核心的产业生态系统。
最后，从制度环境来看，政策引导与市场机制的协同作用至关重要。制度经济学理论表明，适当的制度安排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在银发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制定行业标准、提供税收优惠等制度供给，为市场主体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同时，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确保了银发经济供给的效率性和多样性，两者协同推动了银发经济的健康发展。
3. 我国银发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
3.1. 老龄人口规模持续扩大，为银发经济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
当前我国已处于中度老龄化阶段，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3年，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2.97亿，占总人口的21.1%；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2.17亿，占比15.4%。根据预测，2035年前后该群体将突破4亿，2050年将达5.2亿，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15]。老龄人口的持续扩张不仅带来养老、医疗、照护等基本服务需求的激增，也蕴含旅游、文化、健康、智能等高阶消费结构的深刻变革，形成银发经济的结构性增长预期。
3.2. 老年群体消费能力稳步提升，成为内需扩展的重要力量
随着老龄人群代际更替、教育程度提升以及养老金、社保体系的持续完善，当前老年人消费特征呈现出从“保基本”向“提品质”转变的趋势。据相关调查数据，2010~2021年间我国城乡老年人收入年均实际增长率分别为6.8%、7.9%，部分老年人已积累较强的经济能力，具有持续消费意愿，正在转化为银发市场的核心消费主体[16]。同时，低龄活跃型老年人口日渐增加，其健康、休闲、旅游、文娱等多元化需求进一步拉动服务供给侧的调整与升级。
3.3. 政策支持体系不断完善，银发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日益优化
面对人口老龄化加速的挑战，我国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等多项政策密集出台，涵盖老龄服务、产业发展、科技创新、财政支持等多个方面，初步构建了银发经济制度支持的顶层设计框架。地方政府亦积极布局“老龄友好型城市”建设、推动适老化改造与医养结合试点，推动形成从制度供给到产业协同的良性循环。
3.4. 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与个性化需求叠加，推动银发市场纵深拓展
老年人消费需求正经历由“生存型”向“发展型”、由“同质型”向“多样化”演化的过程。“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数据显示，近年来老年群体在医疗、旅游、文化、健康、信息化产品等方面的支出比例显著上升，呈现出“基础性 + 拓展性”双重叠加的消费结构。同时，产品和服务的定制化、数字化趋势也日益显著，适老化设计、远程医疗、智能设备等领域快速发展，预示着银发经济将进入以用户体验和价值创造为核心的新阶段。
4. 我国银发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4.1. 税收激励政策不足，企业参与积极性不高
我国现有养老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呈现零散化、碎片化特征，难以对银发经济全产业链形成系统性支持。一方面，针对智慧养老、适老化改造等新兴业态的专项税收优惠尚未明确，企业研发投入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居家养老、社区养老等服务模式因缺乏针对性减免政策而面临较高运营成本。此外，税收优惠申报流程复杂、审核周期长，进一步削弱了政策实施效果。以北京市为例，养老服务驿站年营业收入300万元以下方可享受50%税收减免，但实际运营中人工与场地成本占比超70%，优惠力度有限。相比之下，日本对智慧养老企业实施30%所得税减免，德国对小微养老机构实行前三年全额免税政策，均显著提升了企业参与积极性。
4.2. 供需结构性失衡，产品与服务错配严重
我国银发经济面临突出的供需结构性矛盾，具体表现为供给端的同质化与需求端的多元化严重不匹配。调研数据显示，传统养老服务，如基础家政、营养保健等占总供给量的63%，市场饱和度高达82%，而康复辅助器具、智能健康管理等新兴服务的市场缺口分别达到63%和58%。同时，区域差异同样显著，东部地区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42张，远超中西部地区的18张，且老年教育、文化娱乐等服务在城乡之间的覆盖率差距超过12个百分点。在需求端，消费分层现象明显：高收入老年群体(月收入 > 8000元)及健康管理、旅居养老等高品质服务的需求年均增长21%，但市场匹配度不足45%；而低收入群体(月收入 < 3000元)的基础服务需求虽满足率达78%，但服务质量合格率仅为52%。这种供需错配不仅导致企业库存压力增大，更造成每年约1200亿元的有效需求未能充分释放。
4.3. 科技与金融支撑能力薄弱，创新生态尚未形成
当前我国银发经济的创新发展面临科技与金融双重短板制约。在科技支撑方面，智慧养老、康复辅具等关键领域仍处于技术追赶阶段，核心部件进口依赖度超过60%，国产适老化智能产品的市场渗透率不足30%。老年人群体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尤为突出，约65%的老年用户因操作复杂而放弃使用智能健康设备，导致相关技术应用效果大打折扣。金融支持体系同样存在明显缺陷，养老金融产品供给严重不足，长期护理保险覆盖率仅为8%，反向抵押贷款等创新业务试点五年来的累计规模尚不足百亿元。从投资结构来看，银发产业融资仍以政府财政和银行信贷为主导，占比高达75%，而风险投资、产业基金等市场化资本参与度不足10%，这种单一的融资模式难以满足产业创新发展的资金需求。更值得关注的是，科技与金融两大要素之间缺乏有效协同，产学研用转化机制不畅，金融产品创新滞后于技术发展需求，形成了制约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性瓶颈。
4.4. 行业标准与监管机制缺位，市场秩序不规范
银发经济作为跨领域融合发展的新兴产业，当前面临标准体系不健全与监管效能不足的双重挑战。在标准建设方面，全国范围内适老化产品仅有不到20%通过专业认证，养老服务领域的标准覆盖率不足40%，且存在地方标准差异显著的问题，导致同类产品在各省市的准入门槛相差最高达三倍。市场监管的分散化现象尤为突出，民政、卫健、市场监管等十余个部门各自为政，职能交叉与监管空白并存，使得近三年来涉老消费投诉量年均增长35%，其中虚假宣传和价格欺诈占比超过六成。具体表现为部分养老机构将普通理疗包装成“高科技康养服务”并收取高额费用，某些金融产品打着“以房养老”旗号实施欺诈，这些乱象严重损害了老年消费者权益。而且，由于缺乏统一的服务质量追溯体系和信用评价机制，约45%的老年消费者遭遇侵权后难以有效维权。
5. 银发经济与老龄化协同发展的优化路径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日益加剧，银发经济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点。为实现二者的协同发展，应从政策供给、科技支撑、金融赋能、产业协同与制度保障五个维度系统构建优化路径，从而推动形成可持续、广覆盖、高质量的银发经济发展格局。
5.1. 完善税收激励政策体系，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当前银发经济参与主体以中小微企业和社会组织为主，普遍面临初始投入大、资金周转慢等结构性制约，发展动力不足。为增强政策的针对性与可操作性，应构建覆盖“适老产品研发–养老服务供给–智慧平台建设”等全链条环节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并针对不同业态细化优惠标准与执行指引。建议对提供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机构实施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参考北京“养老服务驿站”经验，年营业收入不超过300万元的机构可享受50%~100%的税收减免；对从事智能适老产品研发的企业，落实150%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并叠加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对投资建设养老服务设施的企业和个人，允许其投资成本在税前抵扣，并享受契税、房产税等相关税种减免。此外，应建设“银发经济税惠通”平台，实现政策查询、条件自测、申报备案等功能一体化，简化税收优惠申报流程，提升政策获取便利性。地方政府也应结合区域发展水平，制定灵活的差异化税收扶持政策，推动优惠政策精准落地，真正释放中小微主体活力，培育壮大银发经济市场生态。
5.2. 应推动科技创新与适老化改造，构建智慧养老生态
科技进步正逐步重塑养老服务供给体系，应顺应数字化转型趋势，加快推进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在养老场景中的系统集成与深度应用，构建智慧、高效、包容的养老服务新形态。一方面，应推动智慧养老关键技术攻关与场景化落地。建议设立智慧养老专项产业基金，支持“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围绕智能健康监测、远程照护系统、跌倒预警设备、无障碍交互平台等重点方向形成一批核心技术成果。鼓励地方财政通过补贴、设备采购等方式支持本地企业研发推广智能适老产品。如南京市以财政资金支持“智能呼叫器”“跌倒预警系统”等设备并在300余个社区部署，显著提升了居家养老的安全性与响应效率。可借鉴此类经验，推动智能产品在社区、机构、家庭多场景协同应用，构建“人–机–网”融合的智能养老服务体系。另一方面，应统筹推进城乡适老化环境改造，优化老年人生活空间和数字应用环境。建议将适老化改造纳入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建设重点，加强无障碍通道、电梯加装、公共标识优化等设施布局，推进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针对“数字鸿沟”问题，应依托老年大学、社区课堂、志愿服务等平台，开展分层分类的信息技术培训，引导老年人熟练掌握智能设备使用方法，增强其对智慧养老的认知接受度与实际操作能力。同时，应推动智能家居企业开发简洁界面、大字大音量、一键操作等适老终端产品，构建更加友好的人机交互体验。
5.3. 应加强养老金融服务体系建设，拓展多元融资渠道
随着银发经济多元融合特征日益凸显，对长期、稳定、可持续的金融支持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应加快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韧性的养老金融服务体系，强化资金供给能力与结构适配性一方面，应聚焦老年人金融服务需求，丰富适老金融产品供给。鼓励银行、保险、证券等机构开发符合老年人“稳健、安全、流动性强”特征的专属金融产品，如定期养老金领取计划、结构化理财组合、养老储蓄账户等。加快推进养老目标基金、长期护理保险、商业健康保险等制度化产品落地，并加强金融产品风险提示、信息透明与操作便利性，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及性与包容性。探索将“反向抵押贷款”等资产盘活机制纳入住房养老试点范围，拓宽老年人财产性收入来源，实现“有房也能养老”。另一方面，应完善银发经济产业融资支持机制，激活社会资本投入活力。建议各地建立财政支持与市场引导相结合的银发经济产业基金体系，通过设立专项引导基金、担保平台、融资贴息等方式，支持中小养老服务企业设备更新、技术改造与连锁扩展。例如，深圳市设立“银发经济发展专项基金”，联合创投机构与社保基金，支持智慧养老企业孵化培育，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财政引导 + 市场机制”投融资模式。鼓励金融机构探索“政银保”“信保贷”“投贷联动”等模式，缓解中小主体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5.4. 推动产业融合与区域协同发展，优化空间布局
银发经济跨越医疗、康养、文旅、教育、金融等多个行业，具有天然的融合属性和强烈的区域适应性。应以产业链协同与区域资源互补为导向，推动多业态深度融合与区域要素优化配置，构建多层级、梯度化发展的空间格局。一方面，应加快打造“医养结合 + 康养旅游 + 文化教育”一体化的复合型产业集群，推动重点区域集聚发展。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因地制宜设立银发经济产业园区或康养示范区，推动医疗资源、旅居设施、老年教育平台整合发展。例如，山东青岛市依托三甲医院、老年大学和滨海康养资源，打造多元融合的“康养示范区”，有效提升了老龄服务供给的专业性与综合性。建议在产业园区建设中引入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补贴、土地使用税减免、连锁康养机构招商奖励等配套政策，增强企业入驻与持续经营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应推动东部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在养老服务供给、技术平台输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全链条合作，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可通过“东–西合作”模式，构建跨区域医养服务协同体系：如东部城市可通过设立养老服务输出基地、远程健康平台共享中心，向中西部输送优质资源；同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技术援助、医养专业培训计划等手段提升欠发达地区服务能力。以“成渝–长三角”“京津冀–西北”等区域协作典范，建立区域间银发经济发展机制性协作平台，推动资源要素高效流动。
5.5. 应健全行业标准与监管机制，提升服务质量
当前银发经济在服务流程、产品质量、价格体系等方面标准体系不完善、监管机制不健全，已成为制约产业规范化与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瓶颈。应加快建立覆盖全链条的行业标准体系与多元协同的监管机制，切实保障服务供给的专业性、安全性与可持续性。一是完善适老产品与服务标准体系。应由国家层面牵头制定适用于银发经济重点领域的基础性与细分性标准，包括居家养老服务流程、适老化改造工程、智能健康设备性能等指标体系，同时鼓励行业协会制定团体标准予以补充。在产品准入方面，可建立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如“适老产品认证”标识确保市场流通产品安全、易用、耐用。在人员资质方面，应建立养老护理、康复服务、智能设备操作等岗位的持证上岗机制，推动职业技能等级与服务质量挂钩。二是创新监管机制，提升治理效能。建议依托数字政府建设，构建省级“养老服务信用评价平台”，实现机构备案、信用评分、投诉处理、满意度反馈等功能集成。以杭州市“阳光养老服务平台”为例，通过引入信用评分系统和在线巡查机制，实现了机构服务质量实时监控与动态管理，有效压缩了虚假宣传、服务缩水等灰色空间。此类平台还可向第三方金融、保险等机构开放数据接口，为个性化定价、风险评估等提供支撑。三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与责任追溯。可通过“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服务质量“红黑榜”公示等方式，推动监管由被动应对向主动治理转变。同时，推动地方人大将养老服务纳入年度执法检查与专项审计范围，强化法律约束与责任追溯，倒逼服务供给主体提升合规意识。四是引导消费者参与服务评价与监督。应鼓励老年人家庭、社区组织等参与适老产品试用、服务评估与制度反馈，建立“使用者—监管者”协同治理格局。可试点设立“老年人议事会”“银发体验官”等机制，提升制度回应性与用户满意度。
6. 结语
银发经济的兴起不仅是我国迈入老龄社会的必然回应，更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和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作为老龄社会内在需求与外在动力的统一体，银发经济承载着提升老年人福祉、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就业与创新等多重功能。当前，我国银发经济正处于从“政策引导–局部探索”向“系统布局–协同推进”转型的关键阶段，既面临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现实压力，也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能和制度创新空间。为更好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深层次挑战，银发经济发展亟需实现从“单一供给”向“多元融合”、从“政策驱动”向“市场引领”、从“点状发展”向“系统协同”的转变。在构建银发经济体系过程中，应以“人口老龄化趋势”为战略导向，聚焦老年群体多层次、多样化的服务需求；以“市场供需匹配”为核心机制，激发资源要素合理配置与产业链条高效运转；以“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为制度保障，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社会组织参与、公众共治的多元共治格局。
未来银发经济发展还应强化政策的动态调整能力与精准实施水平。建议进一步完善与银发经济相关的统计与数据监测体系，加强对适老产品供给状况、老年消费行为特征、服务满意度等维度的绩效评估，为政策优化与产业规划提供科学支撑。更为重要的是，应将银发经济发展与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以及共同富裕目标深度融合，在政策协同、资源整合与制度创新等方面形成联动机制，拓展其在城乡融合、区域协调、绿色发展等领域的实践空间。
基金项目
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甘肃农民专业合作社质量提升路径研究”(立项编号：2023QN0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兰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兰州市党建引领合作社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逻辑机理与实现路径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24-B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