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消极旁观者是助推欺凌事件发生的重要群体，他们在欺凌事件中态度冷漠甚至认同(孙妍，2021)。这种漠视或强化，很大程度上会加剧欺凌事件的恶化，甚至助长欺凌者的攻击倾向(Salmivalli et al., 2011)，伴随着严重的负面影响。然而，有研究指出，旁观者在欺凌事件中也可能产生一定内在的关怀属性(康嘉璐，2023)，因此，有必要对消极旁观者在校园欺凌事件中的态度或行为进行探讨，进一步了解影响消极旁观者行为的内部心理过程，从而为有效正确的引导消极旁观者的心理发展，规避其道德偏差，发挥旁观者所具有的积极属性提供思路。
欺凌消极旁观与道德推脱的心理机制密切相关，其本质是一种道德问题(全晓洁，靳玉乐，2017)。道德推脱是个体重新理解自己的行为，使行为看起来伤害更少，降低自身对行为责任的理解，或降低对自己行为可能引起他人痛苦的知觉，从而免除自我制裁的一种认知倾向(Moore, 2008)。基于社会学习交互理论，班杜拉发现，个体有时会通过种种方法从应受谴责的结果中脱离出来，使自己免于受责。正是道德推脱现象的存在使得人们能够做出伤害性的不道德行为，而感知不到痛苦(Bandura, 1999)。在欺凌事件中，消极旁观者通过不同的道德推脱机制从有害行为中剥离道德，因而能够消除自身不道德行为带来的内疚感，从而心安理得地表现出对欺凌行为的漠视甚至助长(杨文登，梁爽，2022)。高水平的道德推脱出现在旁观者身上时，个体更倾向于逃避责任，漠视被欺凌者的痛苦(方杰，王兴超，2020)，从而会加剧欺凌行为的发生(Paciello et al., 2020)。因此，关注消极旁观者道德推脱的发生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道德敏感性是个体对情境中道德内容的优先反应倾向和对道德问题的敏锐觉察与解释的能力(Jordan, 2007)，是一种对当前情境的道德领悟与解释(杜军，2023)。道德敏感性是影响个体对欺凌事件的认知和判断的重要因素，道德敏感性不同的个体对伤害性行为会产生不同的道德判断(陈步青等，2018)，当人们在欺凌情境中对欺凌者的攻击行为也做出不同的道德评价时，评估的结果就有可能左右个体面对校园暴力的态度和反应。同时，过往研究发现，自我控制机制失效是道德推脱诱发不良行为的关键(Bandura, 1999)，而能量损耗理论认为，自我控制机制能量的降低，就源于高水平的道德敏感性对认知资源的消耗(Friese & Hofmann, 2009)。由此推断，个体的道德敏感性和道德推脱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此外，一般压力理论提出，当前情境带来的压力在诱发个体消极情绪的同时也会增加个体通过负性举措来缓解压力的可能(安龙等，2023)，高道德敏感性个体道德自我意象更高，道德判断更为严苛(Cramwinckel et al., 2013)，因而他们更容易在欺凌事件中体验到强烈的道德压力，这种内心冲突带来的不适感就可能驱动个体通过道德推脱来缓解。
为进一步明晰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具体的联系，网络分析提供了通过心理网络对变量间复杂的相互关系进行清晰描述的新方法(毛毳，李媛媛，2022)。因此，本研究以校园欺凌消极旁观者为研究对象，通过网络分析来探讨道德敏感性与道德推脱的复杂关系，以期为更有针对性的校园欺凌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方便抽样法，对564名高中生进行问卷调查，剔除存在缺失性作答和规律性作答的问卷3份，获得有效问卷527份，有效回收率为93.4%。使用角色倾向问卷筛选消极旁观者角色标准化分数高于该类别的平均值，且高于其他任意角色的值(差值 > 0.1)，即倾向消极旁观者的学生490人，其中男生178人(36.3%)，女生312人(63.7%)，居住地在城市的被试178人(36.3%)，农村312人(63.7%)，独生子女141人(28.8%)，非独生子女349人(71.2%)，具有欺凌经历的44人(9.0%)，没有过欺凌经历的446人(91.0%)。
2.2. 研究工具
2.2.1. 角色倾向问卷
采用张心怡(2020)修订的角色倾向问卷，该问卷共包含十二个条目，将校园欺凌旁观者分为消极旁观者和积极旁观者，采用五点计分，“1”非常符合，“5”非常不符合，个体对某一角色的标准化分数高于该类别的平均值，且高于其他任意角色的值(差值 > 0.1)，则说明该个体倾向这一参与角色。
2.2.2. 道德敏感问卷
采用郑信军，岑国桢(2008)编制的道德敏感问卷，该问卷共包含28个条目，分为移情内疚、惩罚倾向、移情烦扰、觉察频率、共感想象五个维度，其中，疫情内疚7个条目，惩罚倾向5个条目，移情烦扰6个条目，觉察频率6个条目，共感想象4个条目。问卷采用六点计分，“1”完全反对，“5”完全同意，得分越高表示该个体的道德敏感性越强。
2.2.3. 青少年道德推脱问卷
采用Bandura等人编制的，杨继平和王兴超修订的青少年道德推脱问卷(王兴超，杨继平，2010)。该问卷共包含32个条目，分为8个维度，其中道德辩护、委婉标签、有利比较、责任转移、责任分散、扭曲结果、责备归因、非人性化。该问卷采用四级评分方法，从“1”到“4”分别代表“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量表得分越高，代表个体道德推脱水平越高。该量表Cronbach’s α信度系数为0.892。
2.3. 统计处理
通过R3.6.3进行网络分析。使用R3.6.3软件的qgraph package建立道德敏感性8个因子与道德推脱5个因子的偏相关网络分析模型。偏相关网络共有13个节点，需要估计78个参数(13 × 12/2) (Epskamp et al., 2018)，依据参与偏相关网络的各参数至少应包含3至5人，本研究的样本量达到数据分析的标准。通过图像最小值收敛和选择算法(GLASSO)来得到简洁网络，随后计算网络的中心性指标(强度，即某节点所有连线的加权值之和)，比较各节点在网络中的重要程度，另外，通过bootnet package计算相关稳定性系数CS以评估节点强度稳定性，先前的研究建议，当CS系数 ≥ 0.50则表明其具有足够的稳定性。最后，通过network tools package计算桥中心性指标(桥强度，即第一组节点与第二组所有节点连线的加权值之和)以评估两组节点之间的连通性。
3. 结果
3.1. GLASSO网络模型
图1显示了与表1相对应的加入惩罚因子后的偏相关网络模型。在道德敏感中，5个维度呈现正相关(r = 0.23~0.49, P < 0.05)，连线权重最强的为移情烦扰与觉察频率之间(r = 0.49)，其次是觉察频率与共感想象(r = 0.46)，连线权重最弱的为共感想象与惩罚倾向(r = 0.23)。在道德推脱中，8个维度呈正相关(r = 0.27~0.74, P < 0.05)，连线权重最强的是责任转移与责任分散(r = 0.74)，其次是委婉标签与扭曲结果(r = 0.64)，连线权重最弱的是道德辩护与有利比较(r = 0.27)。两个变量间的连线权重较弱，其中觉察频率与责备归因连线权重最强，呈正相关(r = 0.24)。移情内疚与责任转移、扭曲结果、责备归因呈正相关(r = 0.09~0.11, P < 0.05)，惩罚倾向与道德辩护、有利比较、委婉标签、责任分散、扭曲结果、非人性化、责备归因呈正相关(r = 0.10~0.16, P < 0.05)，移情烦扰与非人性化、责任转移、责任分散、责备归因呈正相关(r = 0.13~0.20, P < 0.05)，觉察频率与委婉标签、责任转移、责任分散、扭曲结果、非人性化呈正相关(r = 0.10~0.14, P < 0.05)，共感想象与责任转移呈正相关(r = 0.10)，共感想象与委婉标签呈负相关(r = −0.09)。进一步通过Bootstrapped差异检验来检验网络中各连线权重的差异，移情烦扰与觉察频率连线权重显著高于移情内疚与惩罚倾向连线权重，责任分散与责任转移的连线权重显著高于道德推脱内各维度间的连线权重。
Table 1. System resulting data of standard experiment
表1. GLASSO 网络中各连线的权重
|
M ± SD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移情内疚 |
2.62 ± 0.62 |
1 |
|
|
|
|
|
|
|
|
|
|
|
|
2惩罚倾向 |
2.65 ± 0.66 |
0.33 |
1 |
|
|
|
|
|
|
|
|
|
|
|
3移情烦扰 |
2.69 ± 0.60 |
0.30 |
0.44 |
1 |
|
|
|
|
|
|
|
|
|
|
4觉察频率 |
2.53 ± 0.62 |
0.43 |
0.41 |
0.49 |
1 |
|
|
|
|
|
|
|
|
|
5共感想象 |
1.80 ± 0.52 |
0.42 |
0.23 |
0.35 |
0.46 |
1 |
|
|
|
|
|
|
|
|
6道德辩护 |
2.19 ± 0.56 |
0.04 |
0.16 |
0.09 |
0.08 |
−0.03 |
1 |
|
|
|
|
|
|
|
7有利比较 |
1.31 ± 0.38 |
−0.02 |
0.10 |
0.06 |
0.08 |
0.00 |
0.27 |
1 |
|
|
|
|
|
|
8委婉标签 |
1.65 ± 0.51 |
−0.04 |
0.10 |
0.06 |
0.11 |
−0.09 |
0.59 |
0.53 |
1 |
|
|
|
|
|
9责任转移 |
1.93 ± 0.49 |
0.10 |
0.06 |
0.13 |
0.11 |
0.10 |
0.35 |
0.32 |
0.35 |
1 |
|
|
|
|
10责任分散 |
1.95 ± 0.51 |
0.07 |
0.10 |
0.15 |
0.14 |
0.04 |
0.34 |
0.34 |
0.37 |
0.74 |
1 |
|
|
|
11扭曲结果 |
1.48 ± 0.45 |
0.11 |
0.14 |
0.08 |
0.10 |
−0.02 |
0.39 |
0.58 |
0.64 |
0.37 |
0.35 |
1 |
|
|
12非人性化 |
1.67 ± 0.53 |
0.02 |
0.16 |
0.20 |
0.14 |
−0.11 |
0.47 |
0.39 |
0.53 |
0.37 |
0.42 |
0.49 |
1 |
|
13责备归因 |
1.71 ± 0.49 |
0.09 |
0.14 |
0.16 |
0.24 |
0.06 |
0.37 |
0.39 |
0.41 |
0.42 |
0.45 |
0.48 |
0.44 |
1 |
注：绿线表示正相关，红线表示负相关。YQN = 移情内疚，CFQ = 惩罚倾向，YQF = 移情烦扰，JCP = 觉察频率，GGX = 共感想象，DDB = 道德辩护，YLB = 有利比较，WWB = 委婉标签，ZRZ = 责任转移，ZRF = 责任分散，NQJ = 扭曲结果，FRX = 非人性化，ZBG = 责备归因，下同。
Figure 1. The GLASSO network model of moral sensitivity and moral disengagement
图1. 道德敏感性与道德推脱的GLASSO网络模型
3.2. GLASSO网络的节点中心性
GLASSO网络的节点中心性指标如图2所示。对这些节点的中心化测量显示，委婉标签具有最大的节点强度，其次是觉察频率、扭曲结果和责任分散。这表明，在这个网络中，这四个节点与网络中的其他节点的直接联结程度最大。同样，我们进行了各节点强度的Bootstrapped差异检验，发现委婉标签的强度高于觉察频率、扭曲结果和责任分散，但四者间均无显著差异。最后，节点强度的CS系数(CS [cor = 0.7] = 0.75)大于0.5，表明了该网络的节点中心性指标具有较好的稳定性。
Figure 2. The node centrality index (strength) in the GLASSO network
图2. GLASSO网络的节点中心性指标(强度)
3.3. GLASSO网络的桥中心性
图3展示了标准化的桥中心性指标。在道德敏感中，觉察频率与道德推脱桥关联程度最高；在道德推脱中，责备归因(其次是非人性化)与道德敏感桥关联程度最高。
Figure 3. The bridge centrality index in the GLASSO network
图3. GLASSO网络的桥中心性指标
4. 讨论
4.1. GLASSO网络的节点中心性
本研究发现，委婉标签，其次是觉察频率、扭曲结果、责任分散占据着重要的网络中心位置。委婉标签、扭曲结果、责任分散三种道德推脱方式与其他道德推脱方式存在较高的关联。采用责任分散的学生可能同时使用责任转移。这可能是因为，这两种道德推脱方式都是通过最大程度的降低自身在事件中具有的责任来避免自我制裁的认知倾向(杨文登，梁爽，2022)。另外，采用委婉标签的学生更容易同时采用道德辩护和扭曲结果的方式。委婉标签是通过委婉的叙述使行为看起来无害，道德辩护是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重新解释行为来自我辩护，而扭曲结果则是通过将不良行为的合理化来逃避责任(Bandura et al., 1996)。实际上，这三种方式都是对有害事实的一种粉饰和歪曲。在欺凌事件中，消极旁观者通过把自身或欺凌者的欺凌行为合理化，降低自身对欺凌行为所带来的伤害程度的认知，或以自我保护的角度出发对欺凌行为做出错误的解释都可能降低旁观甚至参与校园暴力给他们带来的道德谴责，从而对伤害事件做出漠视甚至强化的反馈。正是多种错误的认知机制共同作用，使得消极旁观者做出错误的行为却不感觉到内疚或痛苦，纵容甚至助长了校园欺凌。因此，未来研究在探讨道德推脱和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时，应当综合考虑道德推脱不同方式之间存在的相互作用，以期更加具体的了解变量间的复杂关系，为更具有针对性的举措实施提供理论支持。
4.2. GLASSO网络的桥中心性
网络分析还发现，校园欺凌消极旁观者责备归因与道德敏感性的桥梁关系最高，且觉察频率与责备归因存在正相关。过往有研究认为，道德敏感性与道德冷漠相对(徐娜，2009)，伴随着积极的关注与反馈。但个体对隐藏的道德信息的敏锐知觉也可能使得他们更容易在欺凌事件中关注到受害者的不好的或不恰当的行为，从而通过责备归因的策略来实现道德平衡(Baker et al., 2006)。过往研究显示，在事件中所卷入的角色差异，影响着个体在该情境下的道德敏感性与其他因素的相互作用(Schmitt et al., 2005)，因而，欺凌事件中，消极旁观者的道德敏感性与道德推脱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复杂的相互关系，其具体某一成分在不同情境中的作用差异仍不清楚。在本研究中，觉察频率与责备归因存在着正向相关，而这种相关性在道德敏感的其他维度上却不存在，这可能与觉察频率所具有的中性特质有关，相较于与内疚、不安、烦扰等不道德行为所伴随的消极情绪或威胁相联系的道德敏感性的其他维度，觉察频率是个体对道德事件是否发生的敏感性(王兴超，杨继平，2010)，这种敏感性可能在责备归因的策略中被无差别的应用在受害者身上，对受害者本身所表现出的不好的道德行为或道德品性的察觉，促使个体更容易将罪责归因于被欺凌者而减轻自身道德负担(高玲，张舒颉，2017)。此外，道德敏感性是通过同责备归因的关系与消极旁观者的道德推脱建立连接的，且责备归因在道德推脱网络中节点中心性较强，与责任分散、扭曲结果、非人性化等均存在直接关联。高水平的道德推脱是消极旁观者行为产生的重要因素(Thornberg et al., 2017)，因而针对责任归因的干预可能是改善消极旁观者在校园欺凌中态度和行为的关键举措。
4.3.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通过网络分析手段深化对道德敏感性与推脱在项目水平上的关系的理解，为更有针对性的干预消极旁观者的道德推脱提供了理论基础。一方面，应当重点关注责任归因的关键作用，从对责备归因的干预出发，改善消极旁观者在校园欺凌中的态度和行为。另一方面，应当综合考虑道德推脱不同方式之间存在的相互作用，有针对性的考察。
此外，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本研究采用横断研究设计，无法准确推断道德敏感性与道德推脱的因果关系，可采取纵向设计等方法进一步丰富佐证变量间关系的证据。此外，本研究只调查了部分区域的学生，样本代表性有限，未来可以扩大抽样区域，使得研究结果更全面和可靠。最后，本研究通过网络分析探讨了道德敏感性的不同维度与道德推脱各方式之间的具体联系，未来可以加入更多的心理变量或纳入欺凌者、被欺凌者等不同的欺凌参与者来进一步揭示影响校园欺凌事件中不同角色各心理因素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