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习近平同志的领导下，立足国家整体发展视角，深刻洞察全球发展趋势，对数字化发展给予了极高重视。针对数字经济、网络强国战略以及数字中国建设等关键领域，党中央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重大决策与部署。在此背景下，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显著成就。根据中国信通院公布数据，2023年我国的数字经济规模已壮大至53.9万亿元，相较上一年度增加3.7万亿元，其增长速度趋于平稳且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区间。我国已成功构建起全球范围内规模最大、技术水平领先的数字基础设施体系，算力总体规模在全球排名中跃居第二位。推动数字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已被明确提升为国家层面的重要战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快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并作出重要部署，为推动数字经济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
近年来，中国的出口贸易实现了迅猛增长，货物出口总量已跃居全球首位。出口贸易的繁荣不仅为维持中国经济的稳定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且在增强国家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方面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目前国内国际环境错综复杂，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1]。此外，因我国出口产业存在创新性不足、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在此形势下，中国的出口贸易必须要改变原有模式，与时代发展紧密结合。而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已成为驱动社会经济前行的核心力量，对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社会进步及增强国际竞争力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深入剖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可以更好地应对数字化时代带来的挑战与机遇，从而不断完善出口贸易方式。
1.2. 研究意义
在当前全球化和信息化进程不断加速的背景下，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形态，正以其独特的特点和优势，深刻改变着全球经济格局和国际贸易模式。对于出口企业而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带来了很多新的机遇与挑战。研究数字经济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既有助于丰富和完善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为解释数字经济时代下的国际贸易现象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分析工具，又可以为这些出口企业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和建议，帮助它们更好地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要求。
本文从我国出口贸易的角度，对于现阶段数字经济和出口贸易的发展进行了描述与分析，将数字经济对于出口贸易的作用机制进行探讨，通过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在我国出口贸易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促进数字经济与我国出口贸易融合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2. 文献综述
现有研究围绕数字经济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已形成多维度探索。针对区域性合作框架的研究较多。郭琛和陈军(2023)基于RCEP成员国数据，揭示数字基础设施与创新水平对出口的显著促进效应，但指出产业国际竞争力作用有限，且成员国数字发展呈现高收入与低收入国家两极分化[2]；韦倩青和刘玲玲(2024)进一步聚焦RCEP国家，验证其通过降低贸易成本、提升出口产品多样化驱动中国出口增长，并强调发达经济体数字产业竞争力的差异化优势扩展至“一带一路”区域[3]；王蔚(2024)实证表明沿线国家跨境电商通过削减贸易成本显著促进中国进出口，主张强化数字化基建与口岸信息化以释放区域潜力[4]；在全球化视角下，冯晓玲和朱怡静(2024)基于42国数据，提出贸易伙伴国数字经济通过技术升级与制度质量优化提升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尤其对中高技术行业及新兴市场国家作用突出[5]。
现有文献也从不同路径探索数字经济对出口贸易的作用机制。一类聚焦传统经济变量，郭琛等(2023)与王蔚(2024) [6]均强调贸易成本降低的核心作用；另一类则关注结构性升级，冯晓玲等(2024)提出技术复杂度提升与制度环境优化，傅晓冬(2022)发现数字内容创新对文化产品出口的推动作用[7]。此外，部分研究引入异质性分析，杨倩(2024)指出数字经济对出口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差异[8]，徐元国与刘歆(2022)强调贸易开放度的调节效应[9]，王疏影(2025)则关注制度环境与网络基建的协同作用[10]。
综上所述，既有文献对于数字经济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效应的研究较为丰富，分析维度也较多样。然而,部分文献对于国内区域间数字化发展不均衡、中西部基础设施薄弱等结构性矛盾关注不足。基于此，本文结合中国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实际需求，从区域协同、人才引育、基建完善等维度提出优化路径，为促进数字经济与出口贸易深度融合提供参考。
3. 数字经济和出口贸易发展现状
3.1. 数字经济发展现状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形态，其核心特征在于将数字知识和信息视为关键的生产要素，依托数字技术作为核心驱动力，并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关键支撑平台。目前数字经济的发展现状为：
数据来源：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4年)。
Figure 1. The scale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in China (Unit: trillion yuan)
图1.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规模(单位：万亿元)
3.1.1. 规模稳定增长
我国数字经济近年来进入加速发展周期。由图1可得，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3.9万亿元，相比2022年增长了3.7万亿元，年增长率达到7.4%。与同期相比，GDP名义增速提高2.8个百分点。规模自2012年的11.2万亿元至2023年的53.9万亿元已扩张3.8倍，增幅扩张步入相对稳定区间。
3.1.2. 占比逐步提升
如图2所示，我国数字经济在2023年占GDP的比重达到42.8%，相比于2022年提升1.3个百分点，这充分体现了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正不断提升。从增长速度来看，数字经济同比名义增长了7.39%，超过了同期GDP名义增速2.76个百分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6.45%，有效增强了我国经济的韧性和活力。
数据来源：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4年)。
Figure 2. Growth rate and proportion of China’s digital economy (Unit: %)
图2. 我国数字经济增速与占比(单位：%)
3.1.3. 内部结构优化升级
由图3得，2023年，我国数字产业化规模已达10.09万亿元，与2022年同期相比，实现了9.57%的名义增长。该增速超越了数字经济的整体增长速度，凸显了数字产业化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的促进作用。此外，数字产业化在GDP中的占比已攀升至8.01%，接近“十四五”规划设定的发展目标。
3.1.4.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
由图4可看出，在2023年，我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数字经济渗透率分别为10.78%、25.03%和45.63%。与2022年相比，这三个产业的数字经济渗透率均有提升，具体为第一产业增长0.32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长1.0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长0.91个百分点。2023年第二产业的数字经济渗透率增幅首次超越第三产业，显示出第二产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的加速趋势。
数据来源：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4年)。
Figure 3.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China’s digital economy (Unit: trillion yuan)
图3. 我国数字经济内部结构(单位：万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4年)。
Figure 4. Digital penetration rate of China’s three industries (Unit: %)
图4. 我国三次产业数字渗透率(单位：%)
3.2. 我国出口贸易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奉行“走出去”方针，并根据时代发展特点不断出台新的支持政策，在外贸方面取得卓越成就。据海关统计，2024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43.85万亿元，与2023年相比实现5%的增长。其中出口总额为25.45万亿元，较上年度增长7.1%；而进口总额为18.39万亿元，同比增长2.3%。
3.2.1. 出口贸易规模
如图5所示，货物与服务贸易的出口额均呈现稳健的增长趋势。自2016年以来，货物贸易出口额实现显著跃升，从13.84万亿元大幅增加到2023年的23.77万亿元。与此同时，服务贸易出口额也呈现出积极的增长态势，由1.39万亿元稳步提升至2.69万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Figure 5. China’s export volume of goods and services trade (Unit: trillion yuan)
图5. 我国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出口额(单位：万亿元)
3.2.2. 出口贸易方式
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是我国出口贸易的主要方式。从图6可以看出，从2016年到2023年我国一般贸易出口额整体上呈现为逐年增长的态势，而加工贸易的出口则展现出一定的波动情况，加工贸易占出口总额的比重整体上也在缓慢下降。
3.2.3. 出口商品结构
如图7所示，工业制品在我国出口商品中占据主导地位，每年的出口额均显著高于其他类别。初级产品的出口则是缓慢增长。与此同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逐年攀升，高技术含量产品占比持续提高，彰显我国出口产品转型升级成果，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我国始终坚持顺应时代发展，将出口与数字经济时代紧密结合，出口更加符合时代潮流、让各国人民都满意的产品。
3.2.4. 出口贸易地区
由图8得，2023年全国出口累计同比增长的有19个省份，超出0.6%的全国水平，同比下降的有12个省份。广东省累计出口总值54386.5亿元，超出5万亿元，位列第一；浙江、江苏分别累计35665.5亿元和33719.1亿元，位列第二、第三，均超出3万亿元；其中，增长最多的西藏自治区累计出口98.2亿元，同比增长127.7%。我国出口状况与经济发展情况紧密相连，东部因良好的区位等优势，出口量一直居于前列。而中部和西部与东部出口量差距较大，存在地区分布不均等问题。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Figure 6. The modes of China’s export trade (Unit: 100 million yuan)
图6. 我国出口贸易方式(单位：亿元人民币)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Figure 7. Structure of China’s export commodities (Unit: trillion yuan)
图7. 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单位：万亿元人民币)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Figure 8. Export volume of each province in 2023 (Unit: 100 million yuan)
图8. 2023年各省份出口额(单位：亿元人民币)
4. 数字经济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机制
数字经济影响出口贸易发展的途径十分丰富。首先，数字经济通过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间接促进了出口贸易的升级。其次，数字技术的应用显著降低了企业在信息获取、沟通协调和物流等环节的运营成本。这不仅提升了企业的效率，也减少了交易摩擦，使得跨境贸易变得更加顺畅和高效。
4.1.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数字经济的核心在于通过数据要素的边际成本递减与网络效应重构产业生态。数字经济带来的数字技术的渗透不仅为各行各业带来了新的发展动力，还有效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此过程主要体现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关键领域。数字产业化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一环，依托先进的数字技术，催生云计算、跨境数据服务等新兴业态，直接扩展出口贸易的品类边界，为各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产业数字化推动传统制造业向研发设计与服务端延伸，如工业互联网通过实时数据优化全球供应链管理，大大降低库存成本，提升出口产品附加值。体现了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推动了产业的全面升级，深入到生产、交易、仓储、物流等各个环节。通过数字技术的赋能，推动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实现质的飞跃。
产业结构的升级对出口贸易增长具有显著推动作用。作为出口贸易发展的基石，产业结构的优化能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升级，增加产品附加值，使企业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
4.2. 提高技术创新水平
数字经济凭借其数据驱动的创新循环，显著加速了技术的更新迭代进程。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区块链等技术的协同发展，构建起技术创新与出口贸易双向促进的传导机制。与此同时，技术创新也促进了出口贸易的蓬勃发展。
在生产者端，数字技术赋能企业构建全球需求感知系统–通过实时采集并解析多维度消费数据，精准定位细分市场需求曲线，有针对性地研发或改进产品，以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在生产和开发过程中，企业还能及时捕捉消费者的反馈，迅速调整产品策略，以此来缩短产品在市场上的引入期和成长期，使产品能够更快地进入市场，并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自身的市场占有率。
在消费者端，数字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提升了消费者获取产品信息、进行比价以及参与产品定制的便捷性，从而显著增强了消费者的选择权和满意度。数字平台亦通过智能推荐、虚拟体验等工具，重构消费者主权体系，推动需求侧精细化分层。企业则通过精细化的市场分析，准确预测并深入了解消费者的偏好变化，进而提供更加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企业创新重心将从标准化产品向“功能 + 体验 + 文化适配”的复合维度延伸，形成差异化的出口竞争优势。这种双向反馈机制推动技术创新与出口竞争力形成螺旋强化效应：出口市场扩容反哺研发投入强度，技术突破则通过专利壁垒构建和标准话语权提升，巩固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优势地位，最终形成“需求洞察–技术突破–市场扩张–再创新”的良性闭环。
4.3. 降低交易成本支出
数字经济的发展通过降低企业在出口贸易中面临的各类交易成本，从而提升其出口能力。与传统的出口贸易方式相比，企业通过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的应用可以降低出口贸易成本，扩大其盈利空间。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所催生的智能合约与电子签章技术，大幅提升合同谈判与签订的效率。同时，基于区块链的不可篡改性显著降低违约风险，使协商与缔约成本下降。此外，物联网与供应链协同平台实现从生产到交付的全链路可视化，构建起货源到消费端一站式信息流通机制和贸易机制，大幅提升产业链与供应链的管理效率，多环节降低贸易成本，极大提升企业盈利能力；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应用缩短了与贸易伙伴之间的沟通距离，降低了沟通与时间成本，缓解了因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交易障碍，加强贸易伙伴之间的信息沟通的效率与频率，有助于提升企业的成单概率。
5. 数字经济发展在出口贸易中存在的问题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我国出口贸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在此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在数字化水平不均衡、高新技术人才缺乏以及数字基础设施不完善等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
5.1. 区域数字化水平发展不均衡
我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不均衡，这也导致了数字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凭借较早的发展优势、雄厚的经济基础、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以及较多的高科技人才资源，在数字经济领域的转型速度明显较快。该地区的企业能够更有效地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推动数字化进程,从而提高出口竞争力。然而，西部地区以及一些内陆省份的数字化发展相对滞后，数字技术的应用水平较低，企业在进行出口贸易时，难以通过数字技术提升效率，降低成本。这种区域差异不仅影响了我国整体出口能力的提升，也加剧了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11]。
5.2. 缺乏高新技术人才的支持
随着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对高新技术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领域。然而，尽管中国在数字科技人才的总量上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总人数达到12.8万，占全球比例的17%，但高层次、顶尖人才的储备仍显不足。具体来说，拥有较高学术影响力的顶尖人才仅有0.7万，占全球的9%。此外，《2022年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报告》指出，全球对人工智能人才的需求每年增长达78%，但顶尖人才依然稀缺且分布不均。在这方面，美国的AI人才数量是中国的1.6倍，技术开发领域的人才数量约为中国的2.5倍，而在基础研究领域，美国的相关人才是中国的14倍。这些数据反映出中国在全球科技人才竞争中的差距，尤其是在高端和专业领域的人才短缺问题。这会导致在出口贸易中，我国在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方面的竞争力受到制约。
此外，部分出口贸易企业忽视高新技术人才的选拔，导致即便引进了先进技术和软件，也缺乏足够的人才来正确操作和使用这些设备。大部分中小企业尚未建立数字化人才培养体系，在生产、营销、运营、管理等关键环节中，数字化人才的缺失阻碍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导致生产效率受限，无法充分利用先进设备带来的优势。这不仅造成了资源浪费，还制约了企业出口贸易的发展，阻碍了数字经济在出口贸易中的充分发挥。
5.3. 数字基础设施不完善
数字经济的顺利发展离不开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支撑，而我国部分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5G网络覆盖、数据中心建设、云计算平台的普及程度较低，企业在进行数字化转型时面临着基础设施不足的困境。此外，当前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应用尚未充分发挥其潜力，尤其是在一些前沿领域，如卫星互联网，仍处于探索阶段。尽管5G和VR等新兴技术已得到一定发展，但它们的应用模式和商业化路径尚不成熟，难以与日益发展的数字经济需求对接。这种技术的不匹配导致了数字经济发展中的空白和瓶颈，制约了整体的创新和应用。
另外，数字基础设施的不完善导致了网络安全隐患加剧，使我国互联网频繁遭受外部攻击，面临严峻的信息安全挑战，甚至可能危及国家层面的安全防护体系。众多企业在数字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滞后，特别是在5G网络和云计算等关键技术的更新换代上，部分企业未能及时跟上技术进步，导致其数字化转型进展缓慢，无法在全球数字经济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特别是在出口贸易中，未能利用先进的数字技术形成优势。因此，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技术适应性和保障网络安全是我国在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
6. 促进数字经济与出口贸易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
为了推动数字经济与出口贸易深度融合、协同发展，需明确数字经济为出口贸易提供新动力、改变传统模式。在全球化与数字化趋势下，出口企业要借助数字技术提升竞争力、优化产品服务、拓展市场。同时，各地区、行业应采取对策措施，确保数字技术推动出口贸易发展，缩小地区差异、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数字经济全面发展。
6.1. 加强对中西部发展投入，减小地区数字发展差异
加大对于中部和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投入，减小地区间的数字经济发展差距是促进数字经济与出口贸易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为了促进中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缩小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必须加大对这些地区的财政支持和政策扶持。政府可以通过实施“东部技术 + 西部产业”结对机制，推动阿里巴巴等东部数字企业与中西部特色出口产业共建数字化转型项目，实现技术赋能与产业升级联动。通过充分利用数字经济的强大推动力，鼓励中西部地区发展出口贸易，推动其经济持续增长，从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推动中部崛起与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全国各地区协同发展。以西南地区为例，凭借丰富的自然资源、能源储备及电价优惠政策，可吸引数字企业建立数据中心集群，并基于数字技术开发“跨境矿机监控系统”，服务于东盟国家矿业出口，有助于带动数字技术服务出口增长。此举不仅加速了当地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还促进了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显著推动了区域经济快速增长，为出口贸易的扩张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过这些举措，不仅提升了西南地区的经济竞争力，也促进了该地区与全球市场的接轨，推动了出口贸易的蓬勃发展。
6.2. 加大培养高新技术人才，积极引入国际数字人才
人才是数字经济和出口贸易深度融合的核心要素。要推动数字经济与出口贸易的协同发展，需构建“教育–实践–引进”三位一体的人才支撑体系，加强对高新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尤其是数字领域的创新型人才。首先，重点高校可设立“数字贸易”交叉学科，开发融合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与国际贸易规则的课程体系，依托龙头企业建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实现学术研究与产业需求对接，进一步加强对于数字经济相关专业的教育和培训。同时，企业也应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共同研发前沿技术，并推动产学研用一体化，提升人才的实际应用能力[12]。
其次，为加快技术人才的引进，应积极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尤其是国际化背景的数字经济专家。针对跨境电商运营、数字支付系统开发等紧缺领域，设立专项人才引进通道，为这些人才提供优厚的待遇和工作环境，尤其是到中西部地区参与数字经济建设和出口贸易发展。此外，政府亦可以通过财政支付转移支持中西部省份建设数字人才孵化器，对入驻企业给予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引导人才向传统出口产业集群流动，吸引国际数字技术公司和高端人才参与到国内出口贸易的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帮助中国企业提升技术创新能力，进而增强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6.3. 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经济产业发展
数字基础设施是支撑数字经济与出口贸易融合发展的基础[13]。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在于信息的流通和数据的处理能力，而这些都离不开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因此，推动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是加速数字经济与出口贸易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政府应加大对5G网络、光纤宽带、云计算中心、数据跨境流通设施的投资，特别是在跨境电商、数字支付、智能物流等领域提供更加完善的技术支撑。通过完善国内外数字化支付体系，加快全球支付网络的互联互通，推动人民币跨境结算体系建设，完善数字货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应用，减少外汇交易成本，提高资金流转效率，推动国内外企业之间的资金流动更加便捷，进而提升出口贸易的效率。同时，加快智慧物流的建设，通过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提升物流效率，减少供应链的中间环节，降低运输成本，提高出口企业的整体效益。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不仅仅局限于硬件建设，还应注重数字平台的构建。政府和企业应共同推动跨境电子商务平台、数字贸易平台的建设，提供一站式的跨境服务，解决中小型出口企业在开拓国际市场过程中面临的市场信息不对称、语言障碍、支付风险等问题。这些平台的建立能够帮助出口企业更高效地接触到全球消费者和贸易伙伴，扩大出口市场份额，进一步促进数字经济与出口贸易的深度融合。
7. 结语
数字经济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不仅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还推动了产品和服务的高附加值化，为出口贸易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不同地区间的数字发展差异和技术人才的短缺仍然是制约其发展的因素。因此，加强中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投入，培养和引进高新技术人才，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推动数字经济与出口贸易深度融合的关键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