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互联网和信息时代的快速发展，为人们的生活、学习、人际交往等提供了多方面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尤其是网络的虚拟性和丰富性给善于接受新鲜事物，但缺乏甄别能力的青少年带来了较大冲击，对其身心健康造成影响，更有甚者，部分青少年有荒废学业、走上违法乱纪道路的现象。根据(CNNIC) 2020年5月最新公布的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止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为9.04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为8.97亿，较2018年底新增手机网民7992万，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为99.3%，相较于2000年以前，手机网民的规模大幅增加。网民规模中，青少年群体所占比例也较高，10岁以下为网民总人口的3.9%，10~19岁群体占比为19.3%，20~29岁占比为21.5%。目前，随着国家和政府部门一系列政策相继出台，随迁儿童入学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越来越多的进城务工者将其子女从农村接到城市生活、求学，根据教育部2019年提供的数据显示，国内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人数超过1400万[1]，形成了庞大的城市随迁儿童群体。然而，“随迁儿童”进城后由于其父母工作忙、疏于看管，该群体形成新的难以融入主流群体、面临社交局限的现象，其后果之一是部分随迁儿童沉迷网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学习、生活、行为和人格形成等。本文通过实地调研，以兰州市Q区两所小学3~6年级264名城市随迁儿童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网络使用情况，力图呈现地域社会中城市随迁儿童群体网络使用的现状和特点，分析其背后的原因，并结合专业社会工作探索相应的治理对策，从而推动城市随迁儿童更好融入城市生活，为解决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产生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社会问题提供参考，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
2. 研究概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儿童的年龄是高于6周岁低于16周岁[2]。目前，学界关于“随迁儿童”的定义不尽相同，莫衷一是。有学者认为随迁儿童“是指户籍在外地的乡村，随务工父母到输入地的城区同住并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3]强调户籍及与父母同住的问题。也有学者认为“在城市接受中小学教育，年龄10~15岁的孩子都可以被称为随迁儿童。”[4]黄兆信则认为：“8~15岁的属于外来农民工子女被定义为随迁儿童。”[5]强调父母的身份属性，即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孙亚文和贺雯则将户籍地在外省但是跟随父母来到输入地，并连续在输入地生活半年以上的儿童定义为随迁儿童[6]。二人一致认为，随迁儿童必须是户籍在外省，且在输入地连续生活半年以上的儿童。结合上述概念笔者发现，城市随迁儿童包括的主要元素有以下几个，第一，从户籍来看，随迁儿童跟随父母从户籍所在地迁出到流转输入地；第二，从年龄来看，随迁儿童是指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第三，从生活方式来看，随迁儿童必须随父母共同生活。综合以上定义，本文所指的城市随迁儿童是指年龄介于6~15岁之间，户籍登记在外省(区、市)、本省外县(区)的乡村，随务工父母到迁入地的城区、镇区连续生活半年以上并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
本次调查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文献研究法和访谈法，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向兰州市Q区B小学和W小学3~6年级学生发放调查问卷共计276份，回收问卷270份，回收率为97.83%，其中有效问卷264份，有效率为95.65% (见表1)。通过对调查问卷初步整理，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 从被调查对象的性别分布上来看，参与调查的学生中男生占52.65%，女生占比47.35%，男女数量比例基本持平。(2) 从被调查对象的民族和生源地分布情况来看，参与调查的264名学生，少数民族学生占比高达97.35%，以东乡族和回族为主，汉族学生仅占2.65%，城市户口学生人数占总人数的15.15%，农村和乡镇生源学生人数占比高达84.85%，一孩家庭仅占4.55%，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通过电话访谈参与调查的独生子女家长，他们绝大多数反映因为刚结婚就来到城市打拼，目前家庭中仅有一个孩子，后期条件成熟后会生育二胎。结合访谈资料可知，Q区有10所小学，其主要生源来自临夏市东乡县和广河县赴兰务工的随迁儿童。(3) 从被调查对象的生活情况来看，大部分随迁儿童同父母一起生活，占87.12%，部分随迁儿童同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一起生活，占10.43%。(4) 从随迁儿童父母的职业来看，高达94.26%的随迁儿童父母没有正式工作，主要从事运输拉货、做小生意、开面馆和打零工等技术含量低、稳定性差、需要付出大量劳动时间的工作。这种情形下，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和管理大多集中于照顾生活起居方面，没有精力和能力对孩子的学习进行督促辅导，更没有能力为孩子提供更好的家庭教育。正式有编的监护人仅占到1.51%，由此可见，随迁儿童父母绝大部分受教育程度比较低，没有固定且收入稳定的工作，因此很难为随迁儿童提供良好的家庭教育。
3. 城市随迁儿童网络使用呈现的特点
根据本次调查结果，兰州市随迁儿童网络使用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3.1. “触网”年龄趋于低龄化
问卷统计结果显示，兰州市随迁儿童接触网络具有明显的低龄化趋势。有89.02%的调查对象不到12岁就接触网络电子产品，其中大部分是6~12岁之间，这个群体占比达到82.2%。超过29.6%的随迁儿童每天使用网络的时间在30分钟以上，8.5%的随迁儿童进行过网上购物，14.4%的7岁儿童会在网上浏览新闻快讯，部分随迁儿童3岁就开始使用QQ和微信，10岁时利用QQ或微信网上聊天交友的比例达到52.9% (见表2)。
Table 1. Description of basic sample characteristics
表1. 样本基本特征描述
类别 |
特征 |
比例(%) |
性别 |
男 |
52.65 |
女 |
47.35 |
民族 |
少数民族 |
97.35 |
汉族 |
2.65 |
生源地 |
城市 |
15.15 |
农村和乡镇 |
84.85 |
生活方式 |
跟父母一起生活 |
87.12 |
跟其他人一起生活 |
12.88 |
是否为独生子女 |
是 |
4.55 |
否 |
95.45 |
说明：本表根据田野调查资料编制。
Table 2. Internet usage among migrant children
表2. 随迁儿童网络使用情况
内容 |
特征 |
比例(%) |
初次接触网络电子产品的年龄 |
6岁以下 |
6.82 |
6~10岁 |
37.5 |
10~12岁 |
44.7 |
12岁以上 |
10.98 |
周内学习之余上网时长 |
0.5小时以内 |
47.35 |
0.5~15小时 |
32.95 |
2~3.5小时 |
13.26 |
4~5.5小时 |
4.17 |
6小时及以上 |
2.27 |
周末学习之余上网时长 |
0.5小时以内 |
35.61 |
0.5~15小时 |
31.44 |
2~3.5小时 |
21.97 |
4~5.5小时 |
6.44 |
6小时及以上 |
4.55 |
3.2. 手机成为最常见的上网工具
从接触电子产品的类型来看，绝大多数调查对象(81.44%)使用手机上网，部分学生使用计算机、平板电脑等网络设备上网，这一数字也符合当下手机使用量剧增的发展趋势。
3.3. 随迁儿童接触网络电子产品机会较少
调查过程中，参照金伯利·杨教授的网络成瘾诊断标准[7]，对兰州市Q区两所小学3~6年级264名随迁儿童进行测试。结果显示，兰州市Q区随迁儿童有网络成瘾倾向的学生占比4.17%，认定为网络成瘾的情况占0.379%，经常接触网络电子产品的学生占10.23%。由此看来，该群体中，网络使用问题基本在可控范围之内。根据调研表明，一方面，城市随迁儿童家庭条件较差，随迁儿童独立使用网络电子产品的机会较少。另一方面，由于城市教育管理体系要求相对严格，大多学校禁止学生携带手机进学校，城市随迁儿童受此影响较少接触网络电子产品。
3.4. 父母陪伴缺失催生了随迁儿童沉迷网络
随迁儿童跟随父母来到城市生活，生活条件略有提升，但是孩子的健康成长还需要来自父母的关爱和陪伴。父母在孩子教育中扮演着各自不同而重要的角色，互相之间不可替代，缺失了任何一方的教育都会给孩子带来一定的成长问题，而如果缺失了父母双方的教育，则问题会更加严重。根据调查结果来看，随迁儿童的现实情况是父母整体忙于生计，早出晚归。由于该群体缺少家长的日常陪伴，部分随迁儿童选择网络寻求存在感，打发时间，导致部分随迁儿童沉迷网络。此外，隔代教育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家庭教育方式，对其影响较大。一方面，祖辈家长同随迁儿童代沟较深，教育观点陈旧，缺乏开创性和教育思维，不利于随迁儿童的培养。另一方面，部分祖辈家长文化程度低，不能胜任辅导孩子功课的任务，导致部分随迁儿童养成利用网络查找作业的习惯，这为其增加了接触网络的机会，从而催生随迁儿童沉迷网络。
3.5. 城市适应困难阻碍随迁儿童社会交往
根据调查结果来看，随迁儿童并非一开始就是随迁儿童，他们中的大多数具有随迁和留守的双重身份，曾经的留守儿童会随着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及其父母意识的提高而被迁入城市成为随迁儿童，但也正因为这种双重身份的生存境遇，使之在现实社会适应当中呈现出复杂多元的问题特征。部分随迁儿童自小在农村生活，随迁到城市，学习和生活不能很快适应城市节奏，随迁儿童的正常社会交往会严重受到限制，因此相较于格格不入的周边环境，部分随迁儿童逐渐依赖网络世界实现社会交往。此外，由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较低，家庭教育水平不高，对孩子的教育不够重视，且由于父母的工作很忙，很难有空闲时间陪伴孩子，共同参与一些亲子活动，孩子的家庭教育相对缺失，致使部分随迁儿童学习基础较差，知识面狭窄，缺乏自信。另一方面，同城市居民相比，随迁儿童父母收入水平低，对孩子的教育投入相对较少，容易遭受城市群体的排斥和偏见，不易融入集体之中。因此，随迁儿童一时难以融入城市，导致部分随迁儿童借助网络世界填补现实生活的缺失，导致不合理使用网络现象的产生。
3.6. 网络监管工作力度不足
引导随迁儿童合理使用网络是一个系统工作，需要社会、学校、社区、社会组织和家庭等各个方面共同努力，网络使用不当造成最直接、最严重的问题就是青少年网络成瘾。根据调查结果来看，29.79%的调查对象没有接受过防止网络成瘾方面的教育，随迁儿童大多只接受过学校和家庭对于网络使用的监管和约束。另外，国家网信办自2019年6月在全国主要网络短视频平台全面推广上线“青少年防沉迷系统”以来，仅有55.3%的随迁儿童相对了解防沉迷系统(青少年模式)，因此，社会各界仍需努力，共同为青少年科学使用网络创造条件。
4. 城市随迁儿童不合理使用网络带来的危害
4.1. 损害随迁儿童身心健康
对于处在身心发育关键阶段的青少年而言，一旦沉迷于网络世界，会对身心带来各种各样的危害。心理方面，会引发经常性难以控制上网的冲动，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逻辑思维迟钝，自我封闭，为人冷漠，不愿与人沟通等；生理方面，长时间沉迷于网络，可引起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和体内激素水平失衡，使免疫功能降低，引发心血管疾病、胃肠神经功能病等。由于玩游戏时身体始终处于一种姿势，眼睛长时间注视屏幕，会导致视力下降、肩背肌肉劳损、生物钟紊乱、睡眠节律紊乱、食欲不振、消化不良，日常的生活规律被打破，饮食不正常，体重下降，睡眠减少，身体虚弱等，严重者容易导致猝死。
4.2. 降低随迁儿童社交能力
青少年过度沉溺网络的虚拟角色中，容易迷失真实的自我，对青少年社会适应能力造成影响。网络的虚拟性，容易使青少年感到放松，但一旦回到现实社会中会引起无法适应导致的自我封闭，缺失其在现实生活中的角色。尤其当其在现实社会中与人交往受挫时，容易转向虚拟的网络社会寻求安慰，消极逃避现实，心理幸福感下降，社交减少、社会适应能力随之下降。因此，过度沉迷网络对青少年的自我人格塑造，个人综合能力培养是极其不利的[8]。
4.3. 制约随迁儿童学业发展
随迁儿童正处于学习习惯养成的关键时期，此时若沉迷网络，网络世界占据了原本属于学习和思考的大量时间，直接后果是导致学习成绩下降。国外有研究表明，长期上网，沉湎于网络游戏的孩子，其智力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甚至导致智商下降到正常孩子的标准水平线以下，这会间接影响孩子的学习成绩。同时，网络上随处可见的广告，会使部分自控能力差的未成年人学会投机取巧，导致学习过程缺少思考环节，学习效果大打折扣。此外，一旦沉迷于网络虚拟世界，容易对现实生活、学习等失去兴趣，从而出现厌学、逃学、辍学等情况。
4.4. 影响随迁儿童价值观念形成
网络空间中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有用与无用的消息鱼龙混杂，同时充斥着大量色情、暴力、迷信等丑恶低俗的内容，易使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还没有完备的随迁儿童受到影响，导致思想道德混乱、是非观念模糊、善恶美丑的分辨能力丧失，形成扭曲的价值观念。一方面，当前中国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部分西方国家利用网络平台大力宣扬其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缺乏甄别能力的随迁儿童沉迷其中，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不利于其树立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另一方面，网络世界易促使其对真实生活中的人和事缺少兴趣，情感淡漠，和亲人、朋友之间的交往减少，将自己封闭起来。部分随迁儿童在网络上无拘无束的行为习性，容易导致自我约束力下降，如将这种习性带入现实世界，容易产生冲突，导致违规甚至犯罪行为。
5. 城市随迁儿童不合理使用网络的原因分析
随迁儿童大部分处于青少年时期，是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内，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及社会环境均对青少年网络沉迷有显著影响。依据社会工作视角下生态系统理论，本文将从个人、家庭、学校和社会四个层面分析随迁儿童网络不合理使用的原因。
5.1. 城市随迁儿童对网络世界充满好奇
作为随迁儿童，不是生活在真空世界，而是生活在丰富多彩又具有极大诱惑力的现实社会中。青少年对各种新生事物抱有极强的好奇心，但因其抵抗力、自制力和判断力等较弱，无法理智判断事务的利害关系。因此，这一时期缺乏对网络使用正确的引导，容易误入歧途，偏离人生正常轨迹。特别是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以来推行的在线授课和学习，让随迁儿童接触网络电子产品的机会大大增加，容易让随迁儿童在网络世界中迷失自我。
5.2. 家庭对城市随迁儿童的成长教育不够重视
问卷结果显示，37.88%的同学经常玩网络电子产品的原因是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没有时间陪伴。可见，具有网瘾或者网瘾倾向特征的青少年多数情况下缺乏同家庭成员的沟通和交流，这也较为切合随迁儿童的实际，其监护人受教育程度较低，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工地建筑、小生意、运输等行业。一方面，由于忙于生计，随迁儿童经常缺乏鼓励和陪伴，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和关怀；另一方面，父母对孩子教育的重视程度较低，除满足其基本需求外，很少关注孩子的心理期望和需求。部分监护人本身缺乏自制力，自身耽于网络，更加滋生了孩子上网的欲望。因此，家庭教育的缺位会成为随迁儿童沉迷网络的重要原因。
5.3. 教育政策和资源分布的合理性有待提升
第一，城乡二元结构影响教育公平。学校是青少年成长的一个重要的场所，学校教育在个人从自然人向社会人转变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近年来，虽然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城乡二元差异有所缩小，但学生入学的户籍壁垒仍然存在。对于随迁儿童来讲，他们很难进入到和城市孩子相同的学校受教育。我国现行的《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义务教育事业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也就是说，我国的义务教育经费配置是以户籍为基础，由户籍所在地的政府来解决，地方政府通常根据学校的学生户籍人口数将经费下拨给学校。随迁子女并非居住城市的常住人口，他们也就没有办法得到流入地政府所承担的义务教育经费。所以说，农民工及其子女虽然有强烈的进入城市公办学校接受优质教育的愿望，但是现实状况却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因此他们只能选择定点接收随迁儿童的学校就读，一般来说，随迁子女就读学校硬件设施差、待遇低，因此很难吸引优秀教师，教学质量一般。
第二，家校联动机制尚不健全。随迁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存在严重的脱节现象，在学校，传统应试教育背景下，老师严格要求，加强纪律约束，狠抓学习成绩。但随迁儿童家长因为忙于生计，或者是本身受教育程度较低，不重视孩子的教育，学生放学后家长不督促孩子完成作业，拓展学习，校内管控严格但课下疏于管理，存在老师要求与家长期望不一、教育共识不一的情况。形成典型的5 + 2 = 0现象，即学校教育5天，回家教育2天，学习习惯一切归零[9]。
因此，随迁儿童基础薄弱，学习成绩普遍较差，上述原因综合影响的结果就是随迁儿童学业压力和精神压力巨大，很难和城市学生齐头并进，学习中没有成就感，促使随迁儿童选择网络聊天交友和网络游戏，在虚拟世界中需求自我的肯定和宣泄心理压力。
5.4. 社会对城市随迁儿童的关注不够
首先，在这个科技快速发展的社会里，手机、平板电脑等网络电子产品随处可见，电子产品的迅速普及是导致青少年沉迷网络的直接原因。随迁儿童一般都跟随父母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的边缘地带，因为这些地方经济欠发达，缺乏娱乐活动场所，部分网吧老板在利益的驱使下，将网吧开在这些地方，且基本不管国家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的规定，更有甚者，部分网吧老板还会利用各种条件引诱青少年进网吧上网，随迁儿童由于年龄尚小，阅历较浅，认知程度较低，很容易被这些不良诱惑引入歧途，在不知不觉中走上网瘾的道路。
其次，整个社会追求所谓时尚的浮躁风气导致随迁儿童网络成瘾。随迁儿童本来就因为自己家境生活等各方面不如城里孩子优越，所以追求时尚的心理就更强烈。当其听到或看到同伴使用网络聊天，玩游戏时，觉得很时尚、很前卫。觉得如果自己过了这种生活就和那些城里孩子一样了。本来追求时尚是每个人很正当的心理，可是当农村留守儿童这种心理只是停留在表面，得不到正确的引导的话，就会被这种不良风气所误导，坠入网络的陷阱。
最后，社会对于随迁儿童网瘾问题的关注程度不够，对于网络平台的监管力度不够。青少年的网瘾问题虽然引起了社会和政府的关注，这里面也包含随迁儿童，但明显的对于其关注不足。一方面，随迁儿童因为其家庭条件的限制，一旦他们身心出现不健康因素，解决起来相较其他儿童更困难，因为他们的经济条件不允许，且由于父母不在或只有一方在，疏于管理，网瘾问题本来就不易解决，大家尚未形成共识，对这方面的研究较少，不易针对农村留守儿童这个特殊群体给予准确解答。另一方面，社会和政府对于网络平台的监管力度不够，网络上的内容鱼龙混杂，充斥着暴力、色情等有损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内容，青少年盲目打赏主播，造成财产损失的事件常有发生。青少年群体辨别能力较差，往往会让青少年沉迷其中。
6. 社会工作视角下城市随迁儿童合理使用网络的对策
社会工作中的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交互影响、相互作用，20世纪80年代由美国心理学家尤里·布朗芬布伦纳正式提出。他将个人问题的产生与社会多种因素相关联，分析个体行为和心理发展受周围各种环境的显著影响，考察通过个人行为与外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解决服务对象实际生活中的问题。他认为要想达到问题的解决，需要从微观、中观、外观及宏观等层面入手，通过多元的干预介入增强个人的适应能力或者建立新的社会支持，从而达成环境与个人的适合程度[10]。为更好引导城市随迁儿童合理使用网络，充分利用网络的便利性和高效性，本文社会工作生态系统视角，针对兰州市Q区城市随迁儿童网络使用问题，从微观系统(个人及家庭层面)、中观系统(学校及社区层面)、宏观系统(社会层面)等方面探索城市随迁儿童合理使用网络的对策。笔者认为，合理有效治理城市随迁儿童网络使用问题，要充分发挥其自身、家庭、学校、社区和社会的共同力量，帮助其树立科学的网络使用观念，从缺失需要和成长需要满足的角度，为其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引导其内生动力的形成，把其在网络世界获得的缺失性需要和成长性需要的满足转移到现实社会。
6.1. 引导随迁儿童理性看待网络
积极引导和发挥青少年的主观能动性，帮助他们快速融入流入地社会，树立自信心，充分激发随迁儿童内生动力，从根本上解决网瘾问题。充分利用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位一体的综合教育引导功能，加强思想教育，使随迁儿童理性、客观、全面地认识和对待网络世界，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网络理念，端正上网动机，正确区分和对待网络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对于满足人的需要的不同作用，最大化将网络的便捷性和智能性应用于学习之中。
6.2. 呼吁家庭给予孩子更多陪伴
随迁子女群体可能由于父母缺少监管或生活环境改变，很容易向网络寻求社会支持，进而沉溺于网络[11]，因此作为父母无论如何不能将孩子的教育全盘推给政府、学校和老师的，工作再忙也要抽时间多多陪伴孩子，陪伴是最珍贵的礼物，平时和孩子多做一些亲子活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从思想上要重视孩子的教育，把孩子的教育当成家庭的核心大事。家长个人要给孩子做好榜样，尽量避免一回家就上网玩电子产品，给随迁儿童做好榜样。工作之余多寻找机会参加家长培训班的学习，多看一些书籍，多上网查一些家教方面的资料，学习家庭教育的知识，科学育儿，引导孩子合理利用网络，将网络不合理使用现象扼杀在摇篮之中。另外，家长应重视家校联动机制，学生放学回家后督促其高质量完成家庭作业，巩固学校学习成果。
6.3. 优化教育政策，发挥学校集中教育优势条件
首先，对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后教育经费保障制度体系的思路要尽快明晰，这是推进相关政策实施的动力源；其次，学校应加强监管机制，应从转变教育观念、丰富校园文化活动、打造校园健康网站、创建“家校联动”模式等方面入手，最大限度地对网瘾问题进行预防与疏导，充分发挥集中教育优势，主动占领校园网络阵地，积极引导、趋利避害，有效发挥互联网的作用，把青少年的主要精力集中到有利的方向上来。通过建立一些健康有益、适合青少年品味的融政治性、知识性、教育性、娱乐性和趣味性于一体的网站，使校园网络成为宣传健康网络行为的阵地，将他们的注意力吸引并集中到这些网站中来，加大力度开设网络学习课程，开拓视野，打消好奇心，让随迁儿童多接触网络世界，尽量让学生在学校的监督下正确使用网络；最后，营造能够满足青少年心理需要的家庭、学校、社会环境，引导青少年寻求健康途径满足自身需求。通过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老师必须高度重视随迁儿童的教育教学，加强学校与社会、家庭的联系，尽可能为学生心理需要的满足创造条件和机会，尽可能促使学生贴近生活，走进校园，融入社会，多多关注流动儿童一族，补齐短板，可以让城市儿童和流动儿童结成对子，相互了解，取长补短，互帮互助。以学生成长为本，从根本上解决网络使用错位问题。
6.4. 社会加大投入，加强监管，营造良好网络环境
首先，社会要着力推动随迁儿童稳定融入城市，需要完善立体化社会支持系统，推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覆盖，同时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让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到随迁儿童服务中来。比如政府购买服务为随迁儿童进行文化课的辅导和网络知识的培训，补缺补差，为随迁儿童多开展一些活动，以弥补家庭亲子活动的不足，在活动中让他们找到自信，树立信心，融入到城市，特别是同年龄段的小伙伴中去。
其次，监管部门要加强对网络信息的监控与管理，面对网络上良莠参杂的信息流，网络媒体要严格自律，加强把关，建立有效的监控机制。将猎奇、色情、暴力等信息摒除在网络信息之外，确保青少年获得健康有益的信息。严格执行未成年人不得进入网吧的规定，加强对黑网吧的打击和取缔，还青少年健康成长一片净土。推动防沉迷系统全网覆盖，增设人脸识别认证或实名制认证环节，从根源上控制未成年人持续上网时间和上网时限。
最后，相关部门应大力发展青少年社工组织，发挥社工组织的力量，加强心理咨询和教育，运用专业手段和科学方法耐心引导青少年正确认识和积极面对学习、生活中的各种压力和烦恼。
7. 结语
青少年是社会的未来，是家庭的希望。随迁儿童作为青少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发展的后备力量和生力军。随迁儿童合理使用网络的问题需要国家层面加快推进相关立法、加强监督和管理的同时，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实现未雨绸缪，以预防为主，推动技术进步、增强防范意识，努力形成学校、家庭、社会良性互动的教育合力，才能使防沉迷工作产生良好社会效果，才能为随迁儿童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尤其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随迁儿童的数量逐渐增加，引导其合理使用网络是整个社会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从随迁儿童个体、其所处的家庭环境、学校乃至社会进行系统的监管和治理，发挥现代性带来的优势和积极作用，让网络成为学生健康成长、快乐学习的助推器。
基金项目
2020年兰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资助项目“社会工作视角下兰州青少年网瘾现状及治理对策研究”(20-011C)。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六盘山区脱贫过程中农民主体性的表征、经验与长效机制研究”(20XSH018)。2024年横向课题“兰州市乡镇(街道)、城乡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站(室)建设项目评估工作”(GSAU-JSFW-2024-92)。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