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经济快速增长但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激化。在这一背景下，儿童心理学和教育理论的研究成果促使社会和政界认识到早期教育的重要性。“开端计划”以其独特的家长参与服务脱颖而出，不仅加强了家庭与社区的合作，还通过科学育儿知识帮助家长提升自身经济状况，推动儿童良好发展。家长参与不仅是“开端计划”成功的关键，也为美国公共教育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本文将基于“开端计划”家长参与政策的发展、特征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以期为我国“家长参与”的深化发展和学前教育政策的完善提供思路。
2. “开端计划”家长参与政策发展
“开端计划”家长参与政策的发展主要有三个阶段，分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端计划”家长参与政策的创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端计划”家长参与政策的拓展和21世纪以来开端计划家长参与政策的深化。
(一)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端计划”家长参与政策的创建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是“开端计划”初创与探索的关键时期。这一阶段，家长的参与和支持成为“开端计划”不断完善的重要保障。其发展主要体现在理论基础的奠定、政策框架的构建以及规范化进程的推进。
第一，理论研究为“开端计划”家长参与政策的创建提供了坚实支撑。“开端计划”家长参与政策的理论基础主要来源于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环境理论。该理论强调家庭和社区对儿童发展的重要性，认为要改善儿童的生活，必须同时关注家长的生活变化。其主要观点在于家长要参与到儿童的生活之中，并促进儿童的学习与发展[1]。这一理论为“开端计划”中家长参与的必要性提供了科学依据，促使项目将家长视为儿童的主要教育者和责任监护人。
第二，“开端计划”家长参与政策框架逐步构建。其一，“库克备忘录”首次明确了家长参与的具体内容，包括辅助工作人员、为儿童提供服务以及为家长提供教育培训[2]。具体而言，家长通过辅助工作人员为机构提供额外的支持，通过为儿童提供服务直接参与到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并增进亲子关系，通过教育培训提升自身的教育能力和育儿知识水平。由此可知，“库克备忘录”为开端计划中家长参与政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二，1967年，贝茜·德雷珀制定了《开端计划政策指南》中家长参与的部分，详细规定家长的四大基本职能：即家长参与决策，家长作为教师、志愿者和观察员参与课堂活动，家长接受开端计划工作人员的家访，家长参与系列教育活动([3]: p. 106)。其三，1969年，贝茜·德雷珀主持制定了《开端计划家长参与培训手册10A-A》，进一步明确了家长参与的机构组成，包括中心层面的家长咨询委员会和代理层面的政策咨询委员会，并且上述机构的成员一半为参与“开端计划”儿童的家长，另一半则来自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各类社会组织[4]。
第三，“开端计划”家长参与政策的规范化与法制化。1970年，联邦儿童发展办公室对家长参与政策进行了修订，形成了家长参与执行标准，标志着家长参与从理念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的关键转折点。这一标准首次明确了中心、代理机构和授权机构各层次在家长参与方面的具体责任。同时，该标准也进一步厘清家长的责任、家长的决策权、获取家长意见的具体情形、工作人员一年至少进行三次家访的要求([3]: p. 111)。这一标准不仅明确了家长的责任与权利，提升了家长参与的制度保障，还为后续政策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由此可知，从20世纪60年代“开端计划”家长参与的成立开始，家长的参与程度逐步提高且越发深入。最初，家长主要作为教辅人员和志愿者参与项目。但随着时间推移，家长逐渐参与到项目的管理和决策中。尤其是到20世纪70年代，家长参与执行标准的制定标志着家长参与程度的进一步提升。
(二)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端计划”家长参与政策的拓展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社会对教育质量的关注度不断提高，“开端计划”在此背景下进入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这一时期，家长参与政策在参与人群和服务方式上均实现了显著拓展。
第一，开端计划的参与人群多样化。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端计划”显著拓展了家长参与的范围，将更多类型的家长纳入其中。其一，父亲的参与成为“开端计划”的重要拓展方向。例如，美国南部地区人类发展资源公司与佩里矫正中心合作开展的男性参与计划，为入狱的父亲提供有关“开端计划”的资料，帮助他们更好地参与孩子的成长。其二，孕妇也被纳入“开端计划”的服务范围。该计划的执行标准明确规定，必须为孕妇提供产前和产后综合性服务，包括孕期保健、营养指导和心理支持等。同时，计划还要求帮助孕妇和其他家庭成员了解胎儿生长发育的基础知识，从而为其出生做好准备。其三，边远山区和残疾儿童的家长参与开端计划。例如，美国国会于20世纪90年代修订的《经济机会法案》，规定“开端计划”地方项目中残疾儿童和偏远山区儿童的比例不得少于10%，并为这些家庭提供针对性服务。其四，关注移民儿童的家长参与，旨在减少儿童因为移民身份不确定而带来的恐惧和不安。同时，开端计划也关注单亲家庭的家长参与，并鼓励未成年父母完成学业，以及为单亲家庭提供个性化的支持等[5]。
第二，开端计划的参与方式多样化。1994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开端计划授权法案，建立了为0~3岁低收入家庭婴幼儿提供综合服务的早期开端计划。该计划根据家庭和儿童的特殊需求，提供了三种主要的服务方式：其一，以家庭为基础的服务：工作人员每周深入家庭，协助家长了解儿童发展，设计家庭计划，教授育儿技巧。其二，以开端计划中心为基础的服务：为儿童提供全日或半日的早期护理和教育，工作人员每年至少进行两次家访。其三，混合服务模式：以中心与家庭相结合的混合服务模式会根据家庭需求灵活调整服务方式，如新生儿家庭先采用家庭服务，待家长参加工作培训后转为中心服务[5]。
综上所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端计划迈入了以追求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的新阶段。在此期间，家长参与政策得到了显著拓展与深化，不仅丰富了家长参与的形式和内容，还显著提升了项目的覆盖面和服务质量。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服务对象的延伸。开端计划的服务范围从3~5岁儿童进一步扩展到0~3岁婴幼儿，填补了早期教育在低龄段的空白，使早期教育服务体系更加完善，为儿童的早期发展提供了更全面的支持。二是参与方式的创新。开端计划在家长参与方式上进行了多样化探索，以满足不同家庭的特殊需求。除了传统的参与模式外，还增设了以家庭为基础、以开端计划中心为基础以及两者相结合的多种服务方式。这些创新方式不仅提高了服务的针对性，还增强了服务的有效性，使家长能够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最适合的参与形式。三是参与人群的拓展。在实施初期，开端计划的家长参与人群主要以母亲或女性为主。然而，在这一阶段，政策开始提倡男性或父亲积极参与其中，从而使家庭在儿童早期教育中的角色更加多元化。同时，开端计划还注重纳入更多弱势群体家庭，通过提供针对性的支持和资源，进一步缩小了不同家庭背景儿童之间的教育差距，促进了教育公平。
(三) 21世纪以来开端计划家长参与政策的深化
21世纪以来，随着美国社会对教育质量的持续关注以及美国家庭结构的多元化，“开端计划”进入政策深化阶段，进一步强化了家长参与的深度与广度，以更好地满足不同家庭的需求。
第一，“开端计划”高度重视家庭读写能力的提升。2007年，《提升开端计划为入学做准备》法案的通过，标志着“开端计划”对家庭读写能力的重视达到了新的高度。该法案明确提出，家庭读写服务必须持续足够长的时间，以实现家庭的长期、可持续的积极变化。例如，通过为家长提供读写能力提升培训，帮助他们减少对福利的依赖，增强自给自足的能力。同时，“开端计划”还通过举办家庭儿童读写活动等具体举措，不仅提升了家长的文化技能和育儿能力，还为儿童营造了良好的学习氛围，促进了儿童的学业发展和行为改善。
第二，“开端计划”于2005~2006年间推出了双语学习计划。这一计划的推出旨在解决多语言家庭面临的交流障碍，满足多语言儿童和家庭的特殊需求。通过双语学习计划，“开端计划”帮助工作人员与家长进行更有效的沟通，提升了服务质量。这一举措不仅促进了多语言儿童的早期教育，还增强了家庭对“开端计划”的参与度和满意度，为多元文化背景的家庭提供了更包容的教育支持。
第三，“开端计划”进一步扩大了服务范围并深化了家长参与。2007年，《提升开端计划为入学做准备法》的通过，进一步强调了扩大服务范围、增加入学人数和提高服务质量的重要性。2009年修订的《开端计划执行标准》则从家庭合作目标的制定、家长参与儿童发展活动的支持与指导等方面，明确了保障家长参与合作的具体措施。这些政策的实施，不仅为家长创设了更多参与教育活动的机会，还赋予了家长更多作为决策者的权利，使家长能够在儿童教育过程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综上所述，21世纪以来，“开端计划”在家长参与政策方面的深化与拓展，不仅显著加强了家庭的读写能力，扩大了服务范围，还进一步促进了教育公平。这些举措为美国学前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也为全球学前教育领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3. “开端计划”家长参与政策的特征
第一，家长参与政策的法制化逐步完善。“开端计划”家长参与政策的法制化进程是其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自1965年“开端计划”启动以来，家长参与政策逐步走向法制化轨道。这一进程不仅为家长参与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还确保了各项规章制度的贯彻落实，推动了家长参与政策的稳步健康发展。通过法律的约束和规范，家长参与在“开端计划”中得到了应有的重视，成为项目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家长参与政策内容丰富。一是家长参与的活动类型丰富。“开端计划”设计了多种类型的家长参与活动，以满足不同家庭的需求。例如，项目中包含培养家长关于儿童身心健康和营养需求的常识活动，帮助家长更好地照顾孩子的成长。此外，“开端计划”还为家长提供致富和就业机会的活动，增强家长的自信心和独立意识，提升家庭的经济能力。二是家长参与的途径和方式丰富。例如，“开端计划”不断拓展家长参与的途径和方式。最初，家长主要以志愿者和观察员的身份参与项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家长逐渐有机会担任教师和管理者，并逐步获得决策权和选择权。这种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参与的转变，不仅提升了家长的积极性，还增强了他们对项目的归属感和责任感。三是开端计划家长参与的人员丰富。例如，“开端计划”注重参与人员的多元化。从成立之初到20世纪80年代，参与项目的家长大多为女性。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对父亲在儿童成长中作用的重视，男性家长也逐步加入其中。此外，移民家庭、偏远地区家庭和单亲家庭的家长也逐渐被纳入项目，进一步丰富了家长参与的群体结构，体现了“开端计划”对不同家庭背景的包容性。
第三，家长参与政策涉及的机构健全。“开端计划”建立了健全的家长参与机构体系，确保家长能够在项目中发挥重要作用。涉及的机构包括：其一，家长参与层面的家长咨询委员会，家长咨询委员会为每一个参与“开端计划”的家长提供机会，辅助各种活动的开展，帮助家长更好地理解项目内容并参与其中。其二，代理层面的政策咨询委员会，政策咨询委员会和政策理事会属于管理机构，负责项目的决策和管理。根据规定，这些机构的成员中至少50%是来自参与“开端计划”的家长，这确保了家长在项目决策中的重要地位。其三，授权层面的政策理事会，政策理事会同样拥有决策权，通过家长的参与，确保项目能够更好地反映家庭和社区的需求。这些机构不仅为家长提供了参与平台，还通过培训等方式提升家长的参与能力。例如，为父母、社区代表等提供有关规划管理和共同决策的相关培训，确保家长能够有效地参与到项目中来。
第四，家长参与政策的惠及家长与幼儿。一是家长参与政策的惠及幼儿。“开端计划”为0~5岁贫困婴幼儿提供了全方位的综合服务，涵盖医疗、教育、营养和心理健康等多个领域。这些服务不仅满足了儿童在早期成长阶段的基本需求，还通过早期干预和教育支持，帮助贫困儿童缩小与富裕家庭儿童之间的差距，确保他们在人生的起点上获得公平的发展机会。通过这种方式，“开端计划”为贫困儿童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助力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个人价值。二是家长参与政策的惠及家长。“开端计划”通过多种方式为家长提供支持，帮助他们提升自身能力，更好地履行育儿职责，同时也促进家庭的整体发展。其一，在经济独立支持方面，“开端计划”为贫困家庭的父母及家庭成员提供教育、识字和就业培训，帮助他们提升职业技能，增强就业能力，从而实现经济独立。通过这些培训，家长能够更好地支持家庭经济，为孩子提供更稳定的生活环境。其二，在育儿技能培训方面，“开端计划”为家长提供育儿培训，帮助他们掌握科学的育儿方法和技巧。这些培训内容包括儿童心理发展、行为管理、早期教育等方面的知识，使家长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支持孩子的成长。其三，在孕产期服务支持方面，“开端计划”鼓励家长关注胎儿发育知识，为孕妇提供产前和产后的综合服务。这些服务包括孕期保健、营养指导、产后护理等，帮助孕妇顺利度过孕期，确保新生儿的健康出生。其四，在男性参与支持方面，“开端计划”特别关注男性在儿童教育和生活中的参与，通过多种方式鼓励父亲积极参与孩子的成长过程。项目提供相关的培训和活动，帮助父亲提升育儿技能，增强他们在家庭中的责任感和影响力，从而为孩子提供更全面的家庭支持。
4. “开端计划”家长参与政策对我国学前教育的启示
1) 重视家长参与的重要作用，提高多方对家长参与教育的认识
在我国部分偏远地区，仍存在家长“重保育、轻教育”的陈旧观念。这种观念不仅限制了家长对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也严重制约了幼儿的全面发展。因此，必须通过多种方式转变这部分家长的思想，向他们传达科学的学前家庭教育理念。具体措施包括：其一，加强宣传教育。利用社区宣传栏、家长会、线上讲座等多种渠道，向家长普及学前教育的重要性。通过生动的案例和科学的研究成果，帮助家长认识到教育不仅仅是幼儿园的责任，家庭在幼儿成长过程中同样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二，开展家长培训。定期组织家长培训活动，邀请教育专家和资深教师为家长讲解学前教育的基本理念、方法和技巧。通过互动式培训，帮助家长掌握科学的育儿方法，提升他们的教育能力。其三，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手册。编写并发放适合偏远地区家长的《家庭教育指导手册》，内容涵盖幼儿心理发展、行为习惯培养、亲子互动等方面的知识，帮助家长在日常生活中更好地引导幼儿成长。
同时，要充分重视家长参与在幼小衔接中的关键作用。幼小衔接是幼儿教育的重要过渡阶段，这一阶段的教育不仅需要幼儿园的引导，更需要家庭的深度参与。通过家长的深度参与，能够更好地促进幼儿园与家庭的协同合作，共同培养幼儿在身心适应、生活适应、社会适应和学习适应四个方面的关键素质[6]，为幼儿顺利进入小学奠定坚实的基础。具体措施包括：其一，建立幼小衔接家长委员会。在幼儿园和小学之间建立家长委员会，定期组织家长交流活动，分享幼小衔接的经验和方法。通过家长之间的互动，增强家长对幼小衔接重要性的认识。其二，开展联合家长会。幼儿园和小学联合举办家长会，邀请教育专家讲解幼小衔接的注意事项，帮助家长了解幼儿园和小学教育的差异，指导家长如何在家庭中做好衔接工作。其三，设计家庭参与的衔接活动。设计一系列家庭参与的幼小衔接活动，如亲子阅读、亲子手工、模拟小学课堂等，让家长在活动中了解幼儿的学习需求，增强家长与幼儿之间的互动，帮助幼儿更好地适应小学生活。
通过以上措施，不仅能够转变家长的教育观念，还能提升家长在幼儿教育中的参与度，促进幼儿园、家庭和社会的协同合作，为幼儿的全面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2) 逐步完善家长参与的政策法规，促使家长有效参与学前教育
目前，我国学前教育领域的法规中关于“家长参与”的内容相对较少，且政策文件多聚焦于“家园社共育”，较少涉及家长在幼儿园决策中的参与。这种现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家长在学前教育中的深度参与，影响了家园合作的效果。因此，需要通过完善政策法规，明确家长在幼儿园教育中的权利和责任，促进家长与幼儿园之间的合作与沟通，加强家长对幼儿园教育的参与和监督。其一，完善法律法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进一步明确家长在幼儿园教育中的权利和责任。例如，明确规定幼儿园应设立家长委员会，家长委员会可以对幼儿园重大事项决策和关系学前儿童切身利益的事项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对幼儿园保育教育工作和日常管理进行监督[7]。通过法律的形式，保障家长在学前教育中的参与权和监督权。其二，细化政策文件。在政策文件中增加关于家长参与的具体条款，明确家长参与的范围和方式。例如，规定家长参与幼儿园课程设计、教学活动、安全监督等方面的机制，确保家长能够实质性地参与到幼儿园的日常管理和教育活动中。其三，建立家长参与的长效机制。鼓励幼儿园建立家长参与的长效机制，如定期召开家长委员会会议、开展家长开放日活动、设立家长意见箱等。通过这些机制，加强家长与幼儿园之间的沟通，及时反馈家长的意见和建议，增强家长的参与感和责任感。其四，加强培训与指导。为家长提供相关的培训和指导，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学前教育的政策法规，掌握参与幼儿园教育的方法和技巧。例如，组织家长培训讲座，邀请教育专家讲解家长参与的重要性及具体操作方式，提升家长的参与能力。其五，推动家园社协同共育。通过完善政策法规，建立起家园社协同共育的良好环境。鼓励幼儿园、家庭和社区之间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为幼儿的全面发展提供支持。例如，社区可以为幼儿园提供教育资源，家长可以在社区活动中宣传学前教育的重要性，形成全社会共同关注和支持学前教育的良好氛围。
通过完善政策法规，明确家长在幼儿园教育中的权利和责任，能够有效促进家长与幼儿园之间的合作与沟通，加强家长对幼儿园教育的参与和监督。这不仅有助于保障幼儿的合法权益，促进幼儿全面发展，还能共同提高学前教育的质量和水平。
3) 建立贫困儿童保护机制，加大对家长的教育培训
为了更好地保障贫困儿童的权益并提升家长的教育能力，需要从政策支持、资源保障和实践合作等多个层面入手，系统性地构建支持体系。
一是政府主导，完善支持体系。其一，建立专门机构。各地政府应组织建立专门负责贫困家庭教育和医疗健康的机构，整合教育、卫生、民政等多部门资源，形成协同工作机制。这些机构应具备明确的职能定位，负责制定和实施针对贫困家庭的教育支持计划，协调各方资源，确保政策落地。其二，设立家长培训基地。在贫困儿童集中的地区设立家长培训基地，为家长提供系统、专业的教育培训。培训内容应涵盖学前教育理念、儿童心理发展、亲子沟通技巧、家庭教育资源利用等多个方面，帮助家长提升教育能力，改善家庭教育环境。其三，加大资金投入。政府需加大资金投入，通过政策支持和财政保障，确保家长能够积极参与培训[8]。设立专项基金，用于补贴贫困家庭的培训费用，减轻家长的经济负担。同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通过公益项目、慈善捐赠等方式，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其四，政策支持与激励。制定相关政策，对积极参与教育培训的家长给予表彰和奖励，增强家长的参与积极性。例如，设立“优秀家长”评选活动，对表现突出的家长给予荣誉证书和物质奖励，激励更多家长主动参与培训。
二是加强合作，提升培训效果。其一，家长培训基地与幼儿园合作。家长培训基地应与幼儿园密切合作，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9]。幼儿园可以定期向家长培训基地反馈家长在教育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需求，培训基地则根据反馈内容调整培训内容和方式，确保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其二，开发家长教育潜能。通过培训基地与幼儿园的联合活动，帮助家长更好地参与学前儿童的学习和生活。例如，组织家长参与幼儿园的亲子活动、家长志愿者活动等，让家长在实践中学习教育方法，提升教育能力。同时，鼓励家长分享育儿经验，形成互助学习的良好氛围。其三，提供个性化指导。针对贫困家庭的特殊情况，提供个性化的教育指导。例如，对于单亲家庭、多子女家庭等，提供专门的辅导和支持，帮助家长解决实际困难，提升家庭教育质量。其四，建立跟踪评估机制。建立家长教育能力提升的跟踪评估机制，定期对家长的培训效果进行评估和反馈。通过问卷调查、家访、家长座谈会等形式，了解家长在培训后的实际应用情况，及时调整培训策略，确保培训效果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通过建立贫困儿童保护机制和加大对家长的教育培训，能够有效保障贫困儿童的权益，提升家长的教育能力。政府的主导和支持是基础，家长培训基地与幼儿园的密切合作是关键，个性化指导和跟踪评估是保障。
4) 建立家长参与的科学评估体系，确保家长参与的有效性
为了提升家长参与学前教育的质量和效果，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估体系至关重要。教育部门应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幼儿园在保障家长参与权利、教育支持与监督落实等方面进行全面督导。通过科学的评估体系，确保家长参与不仅有形式上的参与，更有实质性的效果，从而推动家园社协同共育的纵深发展。
一是明确评估指标。评估体系需明确具体指标，涵盖家长参与的广度与深度，确保评估的全面性和系统性。具体指标包括：其一，家长委员会的运行情况。评估家长委员会的组织架构是否健全，职责是否明确，运行是否高效。例如，家长委员会是否定期召开会议，会议内容是否涉及幼儿园的重大决策和重要事项，家长的意见和建议是否被充分采纳并落实。其二，家园沟通的频率与质量。评估家园沟通的频率和质量，包括家长与教师的日常沟通、家长会的组织情况、家园联系手册的使用情况等。例如，教师是否定期与家长沟通幼儿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家长会是否内容丰富且形式多样，家园联系手册是否记录详实且反馈及时。其三，家长对幼儿园工作的满意度。通过问卷调查、家长座谈会等方式，收集家长对幼儿园工作的满意度。评估内容包括家长对幼儿园教育质量、师资队伍、设施设备、安全管理等方面的评价，以及家长对幼儿园整体工作的认可度和信任度。其四，家长参与活动的多样性与实效性。评估家长参与幼儿园活动的多样性，包括亲子活动、志愿者活动、家长开放日等。同时，关注家长参与活动的实效性，例如家长在活动中是否真正发挥作用，活动是否对幼儿的成长和家庭的教育能力提升有所帮助。
二是多元化评估方式。评估方式应多元化，结合线上平台与线下活动，广泛收集家长意见，确保评估结果的客观性和全面性。具体措施包括：其一，线上评估。利用互联网技术，开发线上评估平台，方便家长随时随地参与评估。例如，通过线上问卷调查、家长反馈系统等方式，收集家长对幼儿园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同时，利用线上平台发布评估结果，增强透明度和公信力。其二，线下评估。定期组织线下评估活动，如家长座谈会、实地考察等。通过面对面的交流，深入了解家长的真实想法和需求。同时，实地考察幼儿园的教育教学环境和活动开展情况，确保评估结果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其三，第三方评估。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评估，增强评估的客观性和公正性。第三方机构可以独立开展评估工作，从专业的角度对幼儿园的家长参与情况进行全面分析，提出科学合理的建议。
三是结果运用与反馈。最终，将评估结果与幼儿园的绩效考核、评优评先挂钩，推动幼儿园积极整改问题，提升家长参与的积极性，促进家园社协同共育的纵深发展。具体措施包括：其一，绩效考核挂钩。将家长参与评估结果纳入幼儿园的绩效考核体系，作为幼儿园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对于评估结果优秀的幼儿园，给予表彰和奖励；对于评估结果不理想的幼儿园，要求限期整改，并在后续考核中进行重点跟踪。其二，评优评先参考。在幼儿园的评优评先活动中，将家长参与评估结果作为重要参考指标。优先推荐家长参与度高、家园合作成效显著的幼儿园参加各类评优评先活动，激励幼儿园不断提升家长参与水平。其三，整改与反馈。建立评估结果反馈机制，及时将评估结果反馈给幼儿园，要求幼儿园根据评估结果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措施和时间节点。同时，定期对整改情况进行跟踪检查，确保整改落实到位。
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家长参与评估体系，明确具体评估指标，采用多元化的评估方式，并将评估结果与幼儿园的绩效考核和评优评先挂钩，能够有效提升家长参与学前教育的质量和效果。这不仅有助于保障家长的参与权利，增强家长的参与积极性，还能推动家园社协同共育的纵深发展，为幼儿的全面发展提供有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