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世纪90年代末翻译研究兴起社会学转向，在翻译研究中引入布迪厄(Bourdieu)、卢曼(Luhmann)等社会学家的理论体系，标志着翻译研究的学科边界向社会学维度拓展跃迁。国内外学者通过系统引入场域(field)、惯习(habitus)、资本(capital)等核心社会学概念，不仅“突破了传统翻译研究局限于文本对等的认知框架”[1]，更推动社会翻译学(Sociological Translation Studies)作为独立分支学科的建制化发展。
布迪厄在《区隔》中提出了创新性的社会分析模式，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关键分析工具。该模式指出，行动者在特定场域中通过惯习与策略的互动，持续参与对资本的争夺。一切实践必然处于场域中，名为翻译的实践固然无法脱离场域发生。译者的文本选择、策略调整乃至争议性文本生成，均可视作行动者基于所处场域、受场域施加影响与资本积累需求，后与多重影响力博弈后具象化呈现。
而当前关于“新年”英译产生的争议本质上是文化符号翻译基于何种维度的阐释之争。本文通过剖析该译名行动者所处的翻译场域，考察其身处场域及惯习形塑的认知框架、惯习驱动的翻译策略以及译本特点，旨在揭示争议文本生成的深层社会机制，进而为文化符号翻译阐释提供基于社会学范式的模型分析。
2. 背景及理论介绍
2.1. “新年”及其翻译的历时考辨
中华文明作为世界文明史上唯一未曾中断的原生文明体系，其文化符号系统呈现出显著的历时层累特征。“新年”这一文化符号的生成可追溯至早期农耕文明时期，根据《礼记·月令》所载“孟冬之月，腊先祖五祀”的祭祀传统，其中虽未明确冠以“年”的名称，却已具岁时概念雏形。秦汉时期《太初历》确立夏历正月初一为岁首，官方文书始见“正旦”之称谓，标志着该文化符号的制度化定型。南北朝时期陆机《元正赋》中“元正”“元日”等新称谓的出现，折射出该符号在士阶层的语义增殖现象。值得注意的是，敦煌文书S.2200号《新年拜相书》作为现存最早使用“新年”概念的实物文献，印证了该称谓在唐代已进入世俗书写系统。而明清时期该文化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呈现复合特征，《月令广义》记载“春节，立春也”的节气概念，与满文档案中“aniya”(年)与“sun be jailara inenggi”(迎春日)的双重表述，共同构成多元语义网络。直至民国时期(1914年)《呈定四节假呈》的颁布，方将夏历岁首正式定名为“春节”，完成传统岁时符号向现代节日体系的转型。这一历时演变过程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符号系统“层累构造”的典型特征，其称谓更迭、内涵演变与价值重构，深刻形塑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机制。
《牛津英语词典》2017版明确记载“Chinese New Year”译名可溯至1704年英国文献《行旅集》，其词源考证显示该译法包含中国阴阳合历的历法特征(公历2月5日前后新月为岁首)，暗含西方早期汉学研究的认知框架。反观“Lunar New Year”译名于20世纪90年代始现于美国少数族裔话语场域，2010年经政治话语重构后演变为强调多元文化主义于话语表述策略。这种译名嬗变实质上反映了文化符号在翻译阐释中的去中心化与再语境化的过程。
2.2. 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考察
布迪厄作为当代社会学思潮中的代表人物，其理论形成大约历经三个阶段：从结构主义色彩的人类学阶段到实践理论的形成，再到符号权力理论和反思社会学[2]。布迪厄视见主客观主义之间的对立、分析的符号性与物质性的对立和研究对象自理论和经验的对立产生的矛盾困境，便构想一个能超越上述这些二元对立关系的存在即实践。基于此，布迪厄又提出了具有创造性的社会分析模式：[(惯习) (资本)] + 场域 = 实践[3]。
场域作为该路径中最基础的存在，从分析的角度来看是“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构型(configuration)”[2]。同时“场域也是一个争夺资本甚至寻求垄断资本的权力此消彼长的空间”[4]。行动者处于某一场域中必然付诸争夺性质的实践活动，在客观和主观二元关系作用下，为付诸其争夺行为生成策略，作为实践的基本原则[2]。
布迪厄就其社会分析模式应用于文学作品研究中指出应遵循三重结构：其一，考察场域与权力场域的关系；其二，辨析行动者或集体寻求某些权力合法化时占据的不同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其三，分析行动者的惯习。虽有分析工具在前，但分析“新年”两种英译的过程中并不可直接照搬该分析模式。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考察“新年”两个争议英译的译者所处场域，分析其形成的惯习及翻译策略，研究其译本产生策略对于源文本的契合程度，旨在探索社会与翻译之间存在的相互联系以及揭示该文本生成的深层逻辑，构建基于社会学的特定文化符号的翻译阐释模型。
3. “新年”英译的社会实践理论分析与阐释模型构建
3.1. 译者所处场域及惯习生成考察
布迪厄认为社会空间中有各种各样的场域[5]，译者作为行动者必然存在于某一场域中。“首先要指出的是，在18世纪中，几乎直接译中文于英文的记载……，约书亚·马什曼的《孔子合集》于1809年出版”[6]。由此得知，1657年到1704年间的英国译者只是转译其他国家译者的作品为英文后，产出与中国相关的译作，可见此时的英国汉学场域受其他国家影响之深。但鉴于CNY这一译名出自英文，因此考察英国汉学场域有重要意义。该英译者在此时期曾历经多次政权更迭，但因“政治是无所不在的，是人生存于世界的本质”[7]，可见政治权力对英国文学场域的影响颇深。经济与贸易是文化传播的主要路径。该时期中英贸易往来相对频繁，“具有中国独特文化特征的货物在欧洲市场上历来都是供不应求的顶级商品”[8]，引发社会各阶层追逐“中国风尚”。不同于经济上的沟通“直观地提供了认识和想象中国的窗口”，越来越多“英国人通过欧洲大陆的天主教传教士、商人和旅行家传回的有关中国的消息认识和了解中国”[9]。大出版商嗅到社会风尚转变产生的商机，但正如书史学家詹姆斯·瑞文所说：“最成功的书商之前对此行业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所以此时期的译者大多‘受到出版商的资助’或以雇佣关系转译有关中国的资料”[10]。CNY英译者处在“中国风尚”兴起的社会中，历经多次政权更迭，但其社会地位和资产力量对比决定了依附于大出版商才能转译国外译者关于中国文化内容于英文，以完成工作并获取一些报酬。由于该译者所处的翻译场域依附于政治场域、经济场域、文化场域、出版商场域，只有在接收到国外译者的译本后才能对中国文化的载体符号进行转译，以夺取维系其生存与生活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形成了处于依附状态中的保守忠诚和对汉学感性认识的惯习。
LNY译者身处20世纪90年代末的国力日盛的美国。美国国内汉学研究“发生与发展植根于文艺复兴”[11]，区别于欧洲地区的汉学研究形成了“与美国的政治文化背景直接相关”的功用性学风，究其原因：其一，研究中国是为了国家安全；其二，研究中国是为了战胜中国；其三，汉学的兴盛与衰落多直接受制于国家战略需要以及政府或民间的经费赞助[12]。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大国，大量移民迁入“带来了多样的民族文化和更多样的文化需求”[13]，文化包容和多元文化受其需求的刺激下兴盛起来。由于“经济赞助在美国是任何一种学术研究的命脉”[10]，因此LNY译者身处的翻译场域受经济场域影响与受政治场域影响等量齐观。行动者身处的翻译场域依附于政治场域、经济场域、文化场域，其自身出于对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的争夺，产生了文化包容倾向、目的性强以及对抗的惯习。
3.2. 翻译策略及文本契合分析
布迪厄就策略这一概念总结为：策略就是惯习，是行动者从实践中再生产出来的结构的终极产物，这些结构就体现在场域之中。简单说，策略是“实践的基本原则，并不是行动者凭空创造的”[2]。首先，总策略是处于各层级策略中最核心地位的，是“在社会的制约中生成，而一旦生成后又顺应并反作用于社会”的存在[14]。翻译策略是处于总策略等级之下的，行动者位于场域中的场域进行实践的具体指导理念。基于以上分析可知，前文对CNY译者和LNY译者惯习的考察均可视作二者受社会制约形成的总策略，在其指导下形成的具体的翻译策略，是指导译者在翻译场域中进行的实践。
从翻译策略的核心差异来看，CNY译者倾向于保守的直译策略，强调对中国文化专属性的忠实维护，通过固化“新年”称谓的民族属性，折射出中国文化在英国输入初期时自我认同焦虑与汉学认知的感性化特征；而LNY译者则采取开放的意译策略，主动解构文化符号的民族边界，以泛化民族性重构跨文化认知框架，映射出强势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下对多元话语的收编逻辑——前者聚焦于文化民族性的本真态度，后者则通过泛化文化符号中的民族性实现话语权扩张，本质上体现了不同文明发展阶段中文化权力关系的动态博弈。
关于CNY与LNY翻译策略孰优孰劣的争论，本质上需回归文化传播的语境与目标进行辩证审视。从文化主权维度看，CNY的直译策略通过强调“中国性”与“新年”的专属关联，在对抗消解文化符号民族性层面具有积极意义。相较而言，LNY的意译策略以“农历”替代“中国”的国别限定，淡化文化符号的民族属性，构建了更具包容性的跨文化认知框架。但这种泛化表述忽略了“新年”一词在创造空间与时间维度中的鲜明民族性、悠久历史性、特殊情节性等与国别限定的联系。但就笔者拙见，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的机构为了照顾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开始使用“Lunar New Year”而非“Chinese New Year”。这种做法虽然体现了对不同文化的尊重和理解，但对于春节的主体——中国而言，直接称其为“Chinese New Year”更符合历史和文化事实。因为春节不仅是中国人庆祝新年的重要节日，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象征。此外，“新年”一词的译名就能引起如此多的争议，可见在未来诸多文化符号的翻译必然争论不断。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引入以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为代表的社会学理论，假定文化符号译名阐释角度，以打消未来就此问题引发的不必要且劳神的争论。
3.3. 文化符号翻译的社会学阐释
“翻译的社会学研究是把翻译看作是一项社会活动，研究各种社会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和制约”[15]，但一味强调社会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制约，导致“社会学取向使得翻译研究的对象离开了译本”[16]。因此，文化符号的翻译阐释研究虽需借助社会学视角，但又不能完全依赖社会学理论，需要采取折衷方式利用社会学理论来为翻译服务。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恰好与这种取向相符，该理论涉及场域、惯习以及实践，行动者即译者进行翻译实践时必然身处某一场域，同时受到场域制约而生成惯习，进而受此惯习即译策进行翻译实践。依笔者拙见，文化符号翻译应从这三个维度出发，框定文化符号翻译所需考虑的条件，即明确首创主体、知晓内涵演进、多方考察译本、灵活运用译策、重视元素适配。
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为文化符号翻译提供了三维理论框架，上述五个条件是在该框架下产生的翻译实践的具象化应用。首先，译者在进行翻译时，必然处于翻译场域，但该场域并非独立于其他场域存在，而是被其它场域挤压受到制约。如若穷尽对翻译场域施加影响的场域种类，除了过分强调主观主义而无其他益处。明确文化符号首创主体和知晓文化符号具体内涵演进与重视译入语元素适配则是框定受制场域范围，即源语文化场域与译入语文化场域。此外，译者植根于翻译场域，受其他因素后生成基于翻译场域的策略即多方考察译本，适配译者自身所形成的惯习，灵活运用实践中的译策以达到符合译入语的元素适配效果，最终完成对文化符号这一客体的翻译实践。
4. 结语
本文以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为分析方法，考察了Chinese New Year和Lunar New Year两位译者分处的社会状况以及受制约生成的惯习，以此为根据分析两位译者生产“新年”译文时遵循的策略以及翻译策略契合合理性。虽然两位译者在时间和国别上存在差异，但二者不约而同地选择以自身获取的文本为出发点，伴以不同翻译策略形成了情感偏好和内涵取向各异的两个译本。但就以新年为代表的文化符号翻译存在的争议问题而言其社会传播和文化认同方面的分异折射出文化符号翻译在社会学角度阐释差异。“翻译的社会学研究所研究的不仅是翻译的功能，而更注重翻译活动与社会的互动关系”[15]。因此以“新年”的翻译争议为切入点，考察并分析其背后所隐含的更深层的社会学逻辑，进而就此社会学逻辑生成五种文化符号的阐释框架，即明确首创主体、知晓内涵演进、多方考察译本、灵活运用译策、重视元素适配，以期通过这五种框定条件为未来文化符号翻译实践寻找可供借鉴的社会学阐释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