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罗恩病的中西医研究进展

Advances in the Research of Crohn’s Diseas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摘要: 克罗恩病是一种病因不明的慢性非特异性炎症性肠病，病变可累及全消化道，以回肠末端和结肠最为常见。其临床表现多样，包括腹痛、腹泻、体重减轻、发热等，部分患者还可出现肠外表现和肛周并发症。克罗恩病的病程迁延反复，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近年来，随着对克罗恩病发病机制的深入研究以及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不断发展，其诊断和治疗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Abstract: Crohn’s disease is a chronic, nonspecific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of unknown etiology, which can involve the entire gastrointestinal tract, with the terminal ileum and colon being the most common.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re varied, including abdominal pain, diarrhea, weight loss, fever, etc., and some patients may also have extraintestinal manifestations and perianal complications. The course of Crohn’s disease is prolonged and recurrent, which seriously affects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pathogenesis of Crohn’s disease and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he level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1. 引言

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 CD)是一种原因不明的慢性非特异性炎症性疾病，病变可累及全消化道，以回肠末端和结肠最为常见，呈节段性或跳跃式分布，是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的一种表型[1]。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CD的发病率急剧上升，其中北美、欧洲的发病人数约占总人数的0.5% [2]，中国约为0.46/10万[3]。克罗恩病患者每年疾病经济负担较重，且随着患病年限的增长而明显升高[4]。CD好发于15~35岁[5]，吸烟[6]、情绪障碍[7]、肥胖[8]、长期进食烘焙食品、乳制品、加工食品和速溶咖啡食物[9]等因素可增加CD发病、复发、穿孔、肠道狭窄及手术的风险。

2. 克罗恩病的西医研究进展

2.1. 病因与发病机制

2.1.1. 遗传因素

CD的遗传易感性研究已取得重要进展。全基因组关联分析显示，CD具有显著的家族聚集性特征，其中NOD2等基因的特定变异与疾病易感性密切相关。目前已知约200余个等位基因与IBD存在关联，其中37个为CD特异性风险基因，提示其独特的遗传学基础[10]。通过蛋白互作网络分析和Cytoscape筛选，研究者识别出7个与CD密切相关的核心差异表达基因，包括IL1A、SELE、CXCL11、CSF3、CXCL9、CXCL10及CCL7。这些基因在调控炎症反应和免疫细胞趋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其表达水平与CD临床活动度呈显著正相关(均P < 0.05)，可能成为评估疾病进展的潜在生物标志物[11]。此外，张顶力团队[12]通过基因多态性分析发现，ITGA4基因的rs7562325位点突变可显著增加CD发病风险(OR = 1.32)，而rs6740847位点变异虽与疾病活动度降低相关(β = −0.24)，却可能提升结肠受累(HR = 1.45)及肛周病变(HR = 1.67)的发生风险。这一发现揭示了基因型与表型间的复杂关联，为CD的精准分型及个体化治疗提供了新思路。

2.1.2. 免疫因素

CD是自身免疫性疾病，其发病机制与免疫系统异常激活密切相关。辅助性T细胞1 (Thelpercell 1, Thl)和辅助性T细胞17 (Thelpercell 17, Thl7)细胞介导的过度免疫反应是核心环节，两者通过释放多种促炎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α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白细胞介素-22 (Interleukin-22, IL-22)等)驱动肠道黏膜慢性炎症。值得注意的是，TNF-α在CD患者中异常高表达，尤其在合并肛瘘的病例中，可通过诱导T淋巴细胞增殖及上皮间质转化参与瘘管形成[13]。免疫调节失衡在CD中表现显著：IL-10作为关键负性调控因子，通过抑制细胞增殖分化和维持黏膜免疫耐受发挥保护作用，其功能缺陷已被证实可诱发小鼠慢性结肠炎[14]。而IL-22作为IL-10家族成员，由Th17、Th22等细胞分泌，通过激活STAT1/3、MAPK等信号通路维持肠道屏障完整性，其双重作用体现在既可促进组织修复，又与消化道肿瘤发生存在潜在关联[15]-[17]。促炎机制方面，IL-6通过上调上皮细胞黏附因子表达，促进巨噬细胞和淋巴细胞向炎症部位迁移，形成恶性循环加重炎症[18]。IL-17的产生则与NF-κB信号通路密切相关，该通路中的NF-κB/p65/IκB复合物可直接调控IL-17基因表达，构成Th17细胞介导炎症的重要分子基础[19]。这些免疫网络的交互作用提示，针对特定细胞因子及其信号通路的精准调控可能成为CD治疗的新方向。

2.1.3. 环境因素

CD的发生发展与多种环境因素密切相关。吸烟作为明确的危险因素，其致病机制涉及多方面：烟雾中的尼古丁和一氧化碳可诱导肠道黏膜微血管收缩，引发组织缺血缺氧，促进慢性炎症及溃疡形成[20]；同时，尼古丁通过激活肠上皮细胞烟碱型乙酰胆碱受体，上调促炎因子(如IL-8、TNF-α)水平，加剧肠道炎症反应。此外，长期吸烟还会加速肠壁纤维化进程，增加疾病复杂性[21]。心理因素在CD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关注。韩国[22]一项纳入15,569名IBD患者的6年队列研究显示，CD患者在确诊后1年、3年、6年的焦虑累积患病率分别为3.0%、6.9%、11.5%，抑郁累积患病率则为2.7%、5.2%、8.0%。这种情绪障碍与CD形成恶性循环：焦虑、抑郁等心理应激可通过激活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促进糖皮质激素和儿茶酚胺释放，进而增强肠道通透性、改变菌群组成并加剧炎症反应，最终导致疾病活动度升高和复发风险增加[7]。饮食模式对CD的影响亦不容忽视。高脂肪、低纤维的饮食结构可能通过改变肠道菌群代谢产物(如次级胆汁酸)，破坏肠黏膜屏障功能，并激活TLR4/NF-κB等促炎信号通路。流行病学数据显示，西方化饮食模式与CD发病率上升显著相关，而富含膳食纤维的地中海饮食则表现出保护作用。这些环境因素与遗传易感性、免疫失调共同构成CD的“多重打击”发病模型，提示临床管理中需注重生活方式干预与心身医学整合治疗。

2.1.4. 肠道菌群失调

CD患者的肠道菌群稳态失衡是其重要病理特征，表现为菌s群多样性降低及微生态结构紊乱。研究证实，相较于健康人群，CD患者肠道中条件致病菌(如变形菌门/肠杆菌属)丰度显著升高，而具有抗炎及屏障保护作用的共生菌(如梭菌属/乳酸杆菌属)比例明显下降[23]。这种菌群失调不仅直接破坏肠道屏障完整性，还可通过代谢重编程加剧疾病进程。肠道菌群紊乱可诱导短链脂肪酸等有益代谢产物合成减少，导致肠上皮能量供应不足及紧密连接蛋白表达下调。同时，致病菌代谢产生的脂多糖等毒性物质激活TLR4/MyD88信号通路，触发NF-κB介导的促炎因子级联反应。更值得关注的是，菌群失调会驱动局部肠系膜脂肪组织(Mesenteric adipose tissue, MAT)发生脂质代谢异常，表现为脂肪细胞肥大、脂解增强及游离脂肪酸(FFAs)释放增多。这些FFAs通过激活巨噬细胞NLRP3炎症小体，促进IL-1β、IL-18等炎症因子分泌，形成慢性炎症微环境，加速肠壁纤维化进程[24]。菌群介导的代谢紊乱与CD的“肠–脂轴”病理机制密切相关。动物模型显示，移植CD患者菌群的小鼠可再现MAT脂质沉积和肠道炎症表型，而补充丁酸盐或益生菌可部分逆转这种代谢–免疫失衡。这提示靶向菌群调控或干预脂代谢通路可能成为CD治疗的新策略。

2.2. 诊断方法

2023年指南[25]强调多学科综合评估，需结合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内镜检查、组织病理学及影像学检查进行综合分析。

2.2.1. 临床症状

CD的典型临床表现以腹痛、腹泻、体重减轻为主，常伴有发热、乏力、贫血、生长发育迟缓等全身表现，和肛周脓肿、瘘管等肛周病变，以及皮肤、眼、关节、口腔粘膜、血栓栓塞形成等肠外损伤。根据病变部位和严重程度，症状可轻重不一。

2.2.2. 实验室检查

活动期CD患者的血常规检查常表现为贫血(正细胞性或慢性病性贫血)、白细胞及中性粒细胞升高。研究显示，CD患者血小板计数(PLT)与克罗恩病活动指数(CDAI)、简化内镜评分(SES-CD)及C反应蛋白(CRP)呈显著正相关(P < 0.05)，而血小板分布宽度(PDW)与上述指标呈负相关(P < 0.05)，提示PLT可作为炎症活动及组织损伤的辅助标志物[26]。CRP和红细胞沉降率(ESR)升高是CD活动期的重要提示，粪钙卫蛋白(FC)通过反映中性粒细胞浸润程度，直接评估肠道炎症负荷。一项纳入52例CD患者的研究发现[27]，黏膜损伤组FC水平显著升高(448.4 vs. 未损伤组P < 0.05)，且Logistic回归分析证实FC是消化道黏膜损伤的独立危险因素(OR = 3.21, P = 0.002)。FC与CRP联合检测可显著提升黏膜损伤评估效能，敏感度达77%、特异度达100%，优于单一指标检测。建议对疑似活动期CD患者同步检测FC和CRP，以精准识别黏膜损伤风险。PLT、PDW动态监测结合FC + CRP联合检测，可为CD炎症活动度评估、黏膜损伤分层及治疗反应预测提供多维数据支持，助力临床决策优化。

2.2.3. 内镜检查

结肠镜检查联合回肠末端黏膜活检是CD诊断的“金标准”，可直接观察特征性病变(如纵行溃疡、铺路石样改变)，并通过组织病理学确认非干酪样肉芽肿等典型改变。胶囊内镜对疑似小肠型CD (L4)患者具有重要价值，一项60例CD研究显示其阳性检出率达80.0%，尤其适用于年轻(<30岁)及小肠上段病变患者。但需警惕1.7%的胶囊滞留风险，狭窄病变者需先行影像学评估[28]。气囊辅助小肠镜兼具直视观察与活检功能，可提高深部小肠病变(如空肠/近端回肠)的检出率，并能同步处理狭窄或出血病灶。CRP水平与胶囊内镜阳性率显著相关(P < 0.05)，高CRP患者更易通过内镜发现活动性病变。胶囊内镜对非狭窄型(B1/B2)病变敏感，而狭窄型(B3)或穿透型(B3)推荐结合CT/MR小肠造影评估全肠壁损伤。对疑似CD患者首选结肠镜+回肠活检，若怀疑小肠受累且无梗阻风险时，优先选择胶囊内镜；复杂病例需联合气囊小肠镜与影像学进行多维度评估，以实现早期诊断与精准分型。

2.2.4. 影像学检查

腹部CT、MRI及小肠造影可评估肠道病变范围、肠壁增厚程度及有无肠瘘、脓肿等并发症。CD核心影像特征主要为肠壁增厚(>3 mm)、黏膜强化分层(“靶征”)、肠系膜脂肪爬行、淋巴结肿大、透壁溃疡、窦道/瘘管、蜂窝织炎等。研究发现CT小肠造影及MR高清弥散序列不仅能准确反映肠道病变的位置和范围，还能通过量化指标，有效区分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29]。与CT相比，磁共振小肠成像(MRE)在肠壁增厚评估(敏感度92% vs CT 85%)及肠外病变检出(如肛周瘘管)中更具优势(P < 0.05) [30]。基于MRE参数(ADC值 + 肠壁强化程度)的评分模型可区分CD与溃疡性结肠炎(AUC = 0.89)，并预测疾病活动度(敏感度86%，特异度78%) [31]。

2.3. 西医治疗

2.3.1. 传统药物

(1) 氨基水杨酸制剂：如美沙拉嗪，白色至粉红色结晶，熔点约280℃，易溶于盐酸，微溶于冷水/乙醇，需特殊制剂(如pH依赖型缓释剂)实现结肠靶向释放[32]，通过抑制环氧合酶(COX)及脂氧合酶(LOX)活性，减少前列腺素和白三烯合成，下调NF-κB介导的促炎因子表达，适用于轻中度结肠型或回结肠型CD的诱导缓解及维持治疗，对穿透型(B3)或狭窄型(B2)病变疗效有限，需联合免疫抑制剂[33]。

(2) 糖皮质激素：如泼尼松，通过抑制磷脂酶A2活性阻断花生四烯酸代谢，快速控制炎症反应，但无黏膜修复作用。一项纳入108例活动性CD患者的回顾性研究显示[34]，泼尼松治疗1个月后临床缓解率达89.8% (97/108)，随访1年时，仅60.2% (65/108)维持无激素缓解，18.5% (20/108)发展为激素依赖，17.6% (19/108)需手术治疗。长期应用糖皮质激素容易出现满月脸、水钠潴留、骨质疏松等风险。2023年指南推荐激素可用于中重度CD急性期诱导缓解，但需严格把握疗程(≤3个月)，避免长期使用导致的依赖性及并发症。

2.3.2. 免疫抑制剂

免疫抑制剂包括硫唑嘌呤、甲氨蝶呤、他克莫司、沙利度胺等药物。硫唑嘌呤代谢为活性产物6-巯基嘌呤，抑制嘌呤合成，阻断T/B淋巴细胞增殖，适用于激素依赖/抵抗型CD的维持治疗，可减少60%~70%的复发风险。联合激素治疗可使激素减量成功率提升至80%，维持缓解期延长2~3倍[35]。因其具有骨髓抑制、肝毒性等不良反应，需定期监测血常规及TPMT基因型。甲氨蝶呤通过抑制二氢叶酸还原酶，干扰DNA合成及T细胞活化维持缓解，适用于硫唑嘌呤不耐受或无效患者的替代选择，尤其适用于合并关节症状者。沙利度胺可抑制TNF-α、IL-6等促炎因子，并调控NF-κB通路。一项前瞻性研究纳入42例难治性CD患者，沙利度胺联合激素治疗组在72周时总有效率达85.71%，显著高于单用激素对照组(57.14%, P < 0.05)。且观察组血清PCT、CRP、ESR及PLT水平显著下降，HGB和ALB提升(P < 0.05)，内镜评分(SES-CD)降低50%以上，但部分患者出现手足麻木、感觉异常、便秘、关节肌肉酸痛、皮疹、肝功能异常等不良反应[36]。硫唑嘌呤/甲氨蝶呤是激素撤药后的基础免疫抑制方案。对难治性CD患者可用他克莫司短期诱导或沙利度胺联合治疗，后过渡至生物制剂(如抗TNF-α)。

2.3.3. 生物制剂

生物制剂通过靶向调控免疫通路在克罗恩病(CD)治疗中发挥重要作用，其核心机制包括：激活调节性T细胞功能，抑制IL-23/IL-17炎症轴，阻断白细胞黏附迁移过程，以及调控MAPK/NF-κB信号通路[37]。目前临床常用的生物制剂有抗TNF-α单抗(如英夫利西单抗)、IL-12/23抑制剂(乌司奴单抗)及白细胞迁移抑制剂等，对传统治疗无效的患者有显著疗效。基于2023年指南更新，对高危CD患者(早发型、广泛肠段受累、合并肛周病变)推荐早期生物制剂强化治疗策略。临床研究显示，英夫利西单抗在初治患者中展现出显著疗效：40例CD患者的回顾性分析表明，治疗14周后炎症指标(WBC、CRP、ESR等)平均降低35%~48% (P < 0.05)，同时营养指标(Hb提升21%，Alb升高15%)和疾病活动度(CDAI评分下降62%)同步改善。值得注意的是，合并肛周病变组的血清白蛋白提升幅度较非肛周组高9.8% (P = 0.03)，提示该亚群可能获得额外获益[38]。乌司奴单抗作为全人源化IL-12/23 p40亚基抑制剂，通过阻断Th1/Th17细胞分化发挥治疗作用[39]。IM-UNITI长期扩展试验证实，其5年临床缓解维持率达42% (95% CI 35~49)，且严重不良事件发生率仅为0.8/100患者年，显著优于传统免疫抑制剂[40]。唐小龙等[41]通过网状Meta分析评估6种生物制剂(英夫利昔单抗IFX、维多珠单抗VDZ、阿达木单抗ADA、乌司奴单抗UST、IFX/ADA联合硫唑嘌呤AZA)治疗中–重度CD的疗效与安全性，共纳入24项随机对照试验(8510例患者)。结果显示，对于初治患者，IFX (OR = 6.04)和ADA (OR = 2.08)诱导临床应答显著优于VDZ，IFX (OR = 5.63)优于ADA + AZA；但各药物诱导临床缓解无差异。安全性方面，维持期ADA + AZA的严重不良反应率显著低于IFX、VDZ、ADA及UST (OR = 0.24~0.31)，但严重感染率无组间差异。最新机制研究揭示肠道菌群–药物协同效应：普拉梭菌介导的L-鸟氨酸生物合成可增强乌司奴单抗疗效[42]，具体表现为：L-鸟氨酸与Th17细胞核内EGR1蛋白结合，抑制IL-12RB1基因转录，从而阻断IL-23受体下游TYK2/STAT3磷酸化，最终导致Th17细胞IL-17A分泌量减少91%。这些发现不仅阐释了微生物–宿主互作对生物制剂疗效的调控机制，更为个体化治疗策略的开发提供了新靶点。目前建议根据患者临床特征(病变部位、合并症)和生物标志物(FC、IL-23受体多态性)进行药物选择，同时关注肠道菌群调控对治疗反应的增强作用。

2.3.4. 手术治疗

手术治疗作为CD综合管理的重要组成，主要适用于药物治疗失效的严重并发症患者。根据ECCO指南更新，手术干预的标准化适应证包括：如肠腔狭窄伴梗阻、复杂性肠瘘(非肛周型)、无法经皮引流的腹腔脓肿、内镜治疗无效的消化道大出血、肠道异型增生等。首次将手术治疗与TNF-α抑制剂并列为局限性回结肠CD的一线治疗选择[43]。来自Mayo Clinic的队列研究显示，早期手术干预(病程 < 2年)可使3年内再手术风险降低42% (HR = 0.58, 95% CI 0.44~0.77)，同时减少生物制剂使用需求达35% (P = 0.012) [44]。

2.3.5. 粪菌移植

粪菌移植(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FMT)作为肠道菌群重构的关键技术，其临床应用可追溯至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记载的“黄龙汤”疗法[45]，即“绞取汁一升，顿服。入腹即活”。现代研究证实，FMT通过以下核心机制干预CD病理进程[46]：(1) 菌群稳态重建：纠正CD患者特征性菌群失衡(如普拉梭菌丰度下降 > 70%，大肠杆菌过度增殖3.5倍)；(2) 免疫调节作用：可上调调节性T细胞比例至健康水平，亦可抑制Th17细胞分化(IL-17A分泌量减少82%)；(3) 肠屏障修复：促进紧密连接蛋白(occludin、claudin-5)表达上调2.8倍，降低肠道通透性(FITC-葡聚糖渗漏量减少64%) [47]。2021年GUT期刊发表的随机对照试验(n = 54)显示[48]：FMT组在第10周实现无类固醇临床缓解率达87.5% (21/24例)，显著高于安慰剂组44.4% (8/18例) (RR = 1.97, 95% CI 1.12~3.46)，其24周持续缓解率仍维持50% (12/24例)，对照组仅33.3% (6/18例) (P = 0.032)，黏膜愈合率(Mayo内镜评分 ≤ 1分)达58.3%，较基线提升4.6倍。

3. 克罗恩病的中医研究进展

3.1. CD的病名

根据CD的临床特征，中医学可依据其主症进行辨证命名：以腹痛、泄泻为主要表现者归属“腹痛”“泄泻”范畴；若见腹痛迁延伴黏液脓血便，符合《素问·通评虚实论》[49]“肠澼”之候，其谓“便下澼澼有声，脓涕杂血”；病程进展出现腹部包块者当辨为“积聚”；并发肠梗阻者属“肠结”；中医古籍虽无CD专病记载，但可通过动态辨治把握其病机演变。

3.2. CD的病因病机

中医药对CD病因病机的多元化解析，基于中医经典理论与现代临床实践，各医家对CD的病因病机形成了多维度认知体系。根据《黄帝内经》[49]“湿胜则濡泻”(《素问·至真要大论》)及“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素问·灵兰秘典论》)的理论框架，结合现代病证结合研究，可系统归纳如下：(1) 活动期病机特征：方国栋[50]提出“湿热瘀毒互结”模型，强调湿热蕴结肠道，其病因与感受外邪、体质虚弱、饮食失节、情志失调有关，何永恒[51]补充“三热致病论”(湿热、肝热、热毒)，发现活动期患者IL-17水平较缓解期升高。施阳[52]提出“三期演变”：初期湿热实证，中期脾虚夹实，后期及肾，出现气血阴阳减弱的症状。(2) 缓解期病机转归：谢晶日[53]提出“脾肾双虚”理论，主张本虚标实，脾虚为本，痰湿、气滞、血瘀、热毒等邪实为标，病程缠绵日久脾肾俱虚，其追踪研究显示缓解期患者CDAI评分与脾虚证候积分呈正相关(r = 0.67)。张伯礼[54]“湿邪潜伏”学说，通过宏基因组学证实缓解期拟杆菌门/厚壁菌门比值仍低于健康人群30%。王行宽[55]构建“五脏相关”模型，认为CD的病机肺肝脾多脏失调，湿热瘀毒蕴结于大肠，病位在脾胃与大肠，临床数据显示CD患者存在：脾虚证候(纳差、便溏)发生率82.4%，肝郁证候(胁痛、焦虑)发生率65.7%，肺卫不固(易感外邪)发生率48.9%。谷云飞“肠内痈”理论指导肛瘘治疗[56]，认为其病机是湿热内蕴、脾失运化、气血亏虚，采用清热托毒方剂使瘘管闭合率提升至68.5%。施阳[53]提出“肠络损伤”病机，内镜观察显示活动期肠黏膜微血管密度下降39%。故本病成因多与外邪、饮食、情志、禀赋不足密切相关。病位主要在胃肠，与脾、肝、肾、肺等脏腑失调密切相关。本病的核心病机可概括为“本虚标实，动态演变”：脾虚湿盛为发病基础，湿热瘀毒互结为进展关键，最终导致肠络损伤，这种认识为“病证结合–分期论治”模式提供了理论支撑，指导临床形成“清–调–补”序贯治疗方案。

3.3. 辨证分型

既往CD没有统一的中医辨证分型标准，CD证候的规范化一直存在难点。最新的2024年《共识》将CD分为肠道湿热证、湿热瘀结证、脾虚湿蕴证、寒热错杂证、气血两虚证、脾肾阳虚证及肾精不足证7种证型，分别采用黄芩汤、薏苡附子败酱散、参苓白术散、乌梅丸、八珍汤、四神丸、六味地黄丸加减进行治疗。陆文鹏[57]基于CiteSpace软件对各大数据库中CD相关文献统计分析发现，210例CD患者中医证型主要分布在肝郁脾虚型、脾肾阳虚、湿热内蕴和寒湿困脾以及气滞血瘀5种证型之间。另一纳入90例CD患者的研究发现[58]，CD的证型主要分布于肝郁脾虚证(34.44%)，脾胃虚寒证(18.89%)、气滞血瘀证(16.67%)、脾虚湿阻证(15.56%)和大肠湿热证(14.44%)，并提出治疗需分虚实寒热。王庆国[59]根据多年临床经验，总结出CD的2种证型：湿热瘀血，肾阳亏虚证，治以养血活血、清利湿热、补肾消痈为法，主方选用援绝神丹合薏苡附子败酱散化裁，通过化瘀通络兼调肾阳以消肠痈；肝郁脾寒证，治以疏肝解郁、温脾散寒、化聚消痈之法，主方采用柴胡桂枝干姜汤加减，调和肝脾以消散肠腑痈结。由此可知，CD属本虚标实、虚实夹杂之证，虚证多为脾虚，实证多为湿热、气滞血瘀、肝郁，治疗上多以清利湿热、活血行气、健脾温肾、疏肝解郁为法。

3.4. 中医药治疗

中医药治疗的核心在于整体观念、辨证论治，临床上治疗CD多推崇经方。香连丸、半夏泻心汤、参苓白术散等通过抗炎、调节免疫和修复肠黏膜发挥作用。临床研究显示[60]，60例湿热型CD患者治疗12周后：促炎因子水平下降(如TNF-α、IL-6水平)，抗炎因子水品平升高(如IL-10水平提升2.3倍)，香连丸可通过激活Wnt/β-catenin通路，使肠上皮细胞增殖率提高37%，从而达到抗炎、促黏膜修复作用，缓解患者临床症状，提高其生存质量。参苓白术散通过“菌群–免疫轴调节”治疗CD，动物实验证实[61]：可恢复厚壁菌门/拟杆菌门平衡，并能下调促炎因子(IL-1β、IL-17C)和上调抗炎因子(IL-10、IL-4)。另有研究发现半夏泻心汤联合美沙拉嗪治疗具有协同增效作用，两者合用治疗中重度CD：其临床应答率提升至82.4% (vs单药组61.5%)，炎症标志物显著改善(如ESR下降幅度增加15%、CRP降幅扩大18%)，通过调节抑制TLR4/NF-κB信号轴，减轻肠道损伤，提高临床疗效[62]。同时，现代药理学发现黄连、黄芩等清热燥湿药抑制NF-κB通路；黄芪、党参补气健脾，增强肠道屏障功能。胡子朝等[63]研究发现，治疗CD多以补虚祛邪、健脾补肺利水为主，辅以清热燥湿温阳，注重标本兼顾；核心药物“党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组合活性成分有槲皮素、山奈酚等多种活性成分，能够作用于多个靶点，通过Th17分化、癌症、TNF-α等信号通路，来调控炎症、细胞凋亡与增殖、氧化应激等。

3.5. 中医外治法

《医学源流》[64]曾指出：“外科之法，最重外治。”中药外用治疗CD逐渐受到关注。目前肠道局部外用给药在治疗CD方面显示出较为确切的疗效，被认为是效果较好的一种方法。这是因为局部给药能够使药物直接作用于病变部位，发挥直接的治疗作用。此外，还可选择中药栓剂、中药洗剂熏蒸、外洗、坐浴等方法进行治疗[65]。除了中药外用，针灸也在CD的治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针灸通过调节肠内局部和肠外神经两个层面来治疗CD。在肠内，针灸能够对肠道菌群、肠上皮细胞功能以及肠道局部免疫细胞产生调节作用。针灸可以增加轻、中度活动期CD患者体内抗炎菌和短链脂肪酸生成菌的丰度，降低血清中IL-17A、TNF-α等炎症因子的水平，增强肠道屏障的完整性，从而实现对CD的长期有效缓解[66]。电针、针刺、隔药灸和温和灸等方法亦能有效调节CD大鼠的肠道菌群结构紊乱，并回调多种肠内代谢物[67]。在肠外，针灸主要通过调控脑功能效应以及调节“脑–肠轴”相关神经递质来发挥作用。如针刺联合温和灸可以通过调控右侧脑岛第3亚区与默认模式网络及边缘系统，降低轻、中度活动期CD患者的结肠炎性反应水平，改善疾病活动度和焦虑情绪[68]。在临床实践中，不同文献报道的针灸治疗CD的方案各有特色，不尽相同。朱笑吉团队通过对近20年针灸治疗CD的临床研究文献进行总结分析，发现隔药灸、毫针刺、电针是主要的干预方法，而气海、天枢、中脘、足三里、上巨虚等穴位是常用的主穴[69]。

4. 中西医结合治疗

中西医结合治疗克罗恩病具有协同作用。西医治疗能够快速控制炎症、缓解症状，但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和激素可能导致不良反应。中医治疗注重整体调理，可改善患者体质，减轻西药副作用，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和治疗依从性。多项研究表明，中西医结合治疗可显著改善克罗恩病患者的腹痛、腹泻等症状。例如，朱笑吉等[69]的研究发现，针刺联合艾灸可显著降低患者的腹痛程度和腹泻次数。中西医结合治疗可降低患者的炎症标志物(如CRP、ESR)水平，抑制促炎因子的释放，同时提高抗炎因子(如IL-10)的水平。中西医结合治疗有助于提高克罗恩病患者的内镜缓解率，促进肠道黏膜愈合。中医药联合西药治疗可降低克罗恩病的复发率。例如，江海垠等[70]的研究发现，参苓白术散联合西药治疗的临床缓解率为83.33%，随访6个月，复发率为10%显著低于单用西药的患者(复发率为33.33%)。中西医结合治疗不仅可改善患者症状，同时可以抑制炎症反应、减少复发率、促进黏膜愈合。

5. 结论

克罗恩病是一种复杂的慢性炎症性肠病，中西医结合治疗是当前研究的热点和趋势。西医在疾病诊断和急性期治疗方面具有优势，中医则在整体调理、改善症状和减轻西药副作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中西医结合治疗将为克罗恩病患者带来更多的希望和更好的预后。

基金项目

吴耀南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国中医药人教函(2022) 75号)。

NOTES

^*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