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西方国家工业革命引起的工业迅速发展吸引了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这打破了城乡之间的壁垒，也引起了城乡之间的矛盾。基于此，马克思恩格斯开始了对城乡关系的思考，由此形成城乡关系思想。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乡经济发展较之前来说已取得巨大的成就，但是当前城乡关系发展问题依然突出：城乡之间、农村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存在，城乡之间的要素双向流动仍然不畅通。因此促进城乡融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要课题，科学学习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城乡关系现状，对于我们推动以县域为切入点的城乡融合、加快县域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2. 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的理论来源
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前就有不同的理论流派探讨过城乡关系，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关系思想正是在批判地继承前人的思想上形成的。其中空想社会主义的城乡关系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的直接来源。
2.1. 空想社会主义的城乡关系思想
莫尔、傅立叶、欧文等人都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莫尔提出了一种理想社会“乌托邦”，跟中国古代强调“男女老少，怡然自得”的“桃花源”所不同：“乌托邦”更多地注重所有制，在“乌托邦”中，不存在私有制、个人也没有生活资料，所有一切的财产、一切的生活资料都是社会所共有的，是“乌托邦”所有居民所共有的；在“乌托邦”中，所有的居民都住在城市，只是为了保障日常生活所需，要轮流下乡去务农两年[1]。过于空想的“乌托邦”虽然无法实现，但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傅立叶在《新世界》一书中提出了一种和谐制度社会，在这种和谐制度社会中存在一种基本的协作社——“法郎吉”，在这个协作社中每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的兴趣选择工作，不存在社会分工，自然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对立也就不存在，借此提出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思想[1]。欧文主张废除私有制，提出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公社”，在公社中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而被分配到适合自己的岗位，各司其职，不会再被压迫和剥削。长期在工厂的欧文认识到了单一劳动的缺点，提出要将工农相结合，工人应该兼顾农业生产和工业劳动，鼓励工人积极调换工种，工农结合之后，因社会分工而导致的城乡分离也就不存在了，从而能实现城乡的协调发展[1]。欧文将自己的理论应用于工厂中取得不错的效果，可见欧文的理论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是仍然没有摆脱空想社会主义的桎梏，没有意识到无产阶级的强大力量。
2.2.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城乡思想
威廉·配弟、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都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性人物，都有对城乡关系进行探索。威廉·配弟提出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对立是因为从事工业的收入要比从事农业的收入大，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去做工，导致农村人口流失所以发展停滞，而工业则越发旺盛。解决方法就是消除工农之间的对立，将工业领先的技能投入到农业生产中来推动农业的进步。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在城乡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是农村，只有农村的生产过剩，才会将多余的剩余产品送到城市，强调农业的基础性地位[2]。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城市发展也会对农村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城市会反过来带动农村发展。大卫·李嘉图也是从工农产业的不同来论证城乡理论，他从利润的角度谈到农业会因为土地的肥沃程度不同而导致即使付出同样的劳动所得到的收入也是不相同的，因为土地资源是有限的所以收入甚至是递减的；而工业与此正好相反，所得到的收益是递增的[2]。长此以往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必将会越来越大。李嘉图提出要控制农村收益下降的趋势，就要提高农业中的技术水平，延缓对贫瘠土地的耕种。
2.3. 李比希的归还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关系也吸收了自然科学的理论——德国化学家李比希的归还理论。李比希从农业化学的角度解释了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认为土壤以自身的养分来滋养作物，让人们获得生产、生活资料，人们每次收获都会带走土壤本来的养分，因此要想长久地保持土壤的肥力，就要通过人工施肥的方式来将土壤的肥力“归还”给土地[2]。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导致农村人口更多地流向城市、生产、生活资料也运输到城市，那么土地就不能及时地补充失去的养分，就会越来越贫瘠，限制农业的发展。一旦农业的发展被限制，工农之间的差距也就会越来越大，城乡之间就会出现分离对立的局面。李比希强调要人们要归还土地所流失的养分，而要归还养分，就必须消灭城乡的分离对立，这为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消灭城乡分离对立提供了思路[2]。
3. 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的主要内容
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国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工业的迅速发展吸引了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打破了城乡之间的壁垒，也引起了城乡之间的矛盾，城乡关系思想正是在此背景下形成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以及《资本论》等著作中都有对城乡关系思想进行描述，提出例如“城乡关系”“城乡对立”等相关的概念，分散在不同著作中的城乡关系思想，成为了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3.1. 中世纪城市的产生引起的农村关系变革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如此写道：“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3]这句话也表明马克思对城市来源的思考——他认为城市是从农村中发展出来的。
早期的“城”更多的像是用于军事防御的建筑，并非真正意义上即现在所说的“城市”[4]。在此时期，随着教主或者封建主将城市周围的地方分给自己的附庸以及骑士用于居住，“城市”人口增多，但此时城市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依然是由周边农村供应的，也就是说此时的城市仍然只是“城”，而非“市”，在当时城市中并不存在用于交易的“市”。此时期的城市并没有获得完全独立的地位，城市中人们的生产生活资料依然依靠农村，也就是说，此时城市的发展是受限于农村的，城市力量是比农村力量弱的，城市依然被农村这个母体包裹着。
直到中世纪新兴城市的出现，城市才算是真正摆脱了农村的束缚。农业的发展使得农产品除了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需求之外还有剩余，这就为工商业的发展准备了物质条件。当农奴在剥削中失去了生产资料后，就会从农村来到城市定居，在工商业的发展中谋求自己生存的希望。随着农村中逃离出来的农奴越来越多，城市的规模也就会越来越大、农奴建立起自由城市，开展新的以工商业为主的生产生活，这样原本的农奴就逐渐转变成为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随着市民的逐渐增多以及工商业和城市经济的逐渐发展，城市的发展逐渐不再受限于农村，在城乡关系中也开始占据上风[4]。
3.2. 资本主义发展与社会分工对城乡分离的促进
3.2.1. 资本主义发展促进城乡分离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3]
自从中世纪的新兴城市建立起来之后，城市的发展就不再过多地受到农业的束缚，并且在与农村的城乡关系中占据上位，但到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发展，城乡之间的分离和对立才明显地表露出来。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必定是人类发展的某一个历史阶段。《资本论》第一卷中阐述工业手工场分工时提到：“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中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可以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2]工业革命以后，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起来，资本主义通过暴力手段和殖民掠夺进行原始积累，为自己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原本的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方式无法满足资本主义社会需要，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现代大工业生产方式；同时也改变了以往分散的生产状态，开始将各种资源集中在城市，城市的中心化使得城乡关系偏向对立状态[4]。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论证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其中就包括资本的积累过程，资本主义所谓的原始积累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了物质基础，这个原始积累的过程同时也映射出城市发展到城市支配农村，进而城乡走向分离的过程。《资本论》原文中写道：“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产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2]资产阶级通过暴力手段直接剥夺农民的生产资料，也就是剥夺农民的土地，农民失去了土地之后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活来源，那么如果农民想要继续生存下去就要另谋出路，也就是成为“一无所有的自由人”去城市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成为被资产阶级剥削的一个工人。“通过把农民从土地（农民对土地享有和封建主一样的封建权力）上强行赶走，夺去他们公有地的办法，造成了人数更多得无比的无产阶级。”[5]资本的原始积累一方面使得很多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没有生产资料，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维持生存的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农民被剥夺的土地以及其他生产资料就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相应的物质基础。资本家靠着如此获得的生产资料以及劳动力形成了为资本积累存在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资本不断发展，城市也在资本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扩大[6]。
与城市的快速发展相对的却是乡村的衰败，正因为农村被剥夺的生产资料、因为失去土地的农民进城谋生而产生的大量劳动力，城市才能得以如此快速的发展，农村滋润了城市的发展，但是城市的发展对乡村的发展却是反作用的。随着城市人口的越来越多，城市的规模也会越来越大，就会不断地从周边农村中获取空间、将周边农村纳入城市的范围内，挤压农村的空间；与此同时城市所增加的人口都是农村中失去土地的农民，因此城市不仅一方面挤压了农村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吸收了农村发展所需的劳动力[6]。所以资本主义时期的城市是被农村滋养起来的，城市的发展史也代表了农村的衰败史，通过农村对城市的供养，逐渐城市在城乡关系中占据优势地位，城市支配农村，城乡之间的关系走向分离与对立。
3.2.2. 社会分工与城乡分离
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社会分工也与之前有了明显不同。
社会分工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方式，随着人类社会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变化。最开始原始社会时期的分工只是根据性别、体力、生存需要、地理条件等自然条件为基础而进行的分工，比如“男耕女织”——男人负责狩猎种田等体力消耗较大的分工，女人则负责织布、缝补等分工，这种分工方式从古至今地流传下来，并且对现如今的男女分工还有所影响[4]。
随着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步入到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原始的部落公有制被打破，生产力水平有所提高，私有制逐步得到扩大和巩固，但此时的社会分工依然很少，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所提到：“在封建制度的繁荣时代，分工是很少的。”[7]这一时期所有制的主要形式是受土地束缚的土地所有制；即使到了封建社会后期，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后两种所有制并存：即土地所有制与“拥有少量资本并支配着帮工劳动的自身劳动”的所有制并存，在这种形式下，“除了在乡村里有王公、贵族、僧侣和农民的划分，在城市里有师傅、帮工、学徒以及后来的平民短工的划分之外，就再没有什么大的分工了。”[7]与之相对应，此时的农村和城市的关系并未出现明显的对立与分离，只是城市开始在城乡关系中占据优势地位。
到了资本主义时期分工情况就有了很大的不同，在此时，社会分工主要体现在工业与农业的分离，亦或者说是城市与农村的分工。资本主义时期工业的快速发展，让一些破产农民看到了生存的希望，因此这些农民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去从事工业或者是商业，而越来越多的农民意识到了此时城市会具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因此不断会有农民出于寻求发展的自身原因或者是因为破产而被迫进入城市寻求生存，导致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城市规模也不断扩大。“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的最鲜明的反映，这种屈从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在重新产生二者利益之间的对立。”[7]这时的分工下的劳动是异化的劳动，此时劳动更多的是作为一种人的谋生手段所存在，而不是一种自觉自愿的活动存在，同时此时的分工也是推动城乡对立的动力[4]。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之间是不同劳动对立的主要表现形式和内容。“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最大的一次分离，就是城市与乡村的分离。”[7]乡村是物质劳动的聚集地，在乡村人们进行土地耕种、进行物质财富生产；而在城市多是体现诸如艺术、政治等精神劳动——“随着城市的出现，必然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7]。
3.3. 消灭城乡对立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提到过有关消灭城乡对立的思想。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城乡对立有一个前提的存在条件，这个存在条件就是私有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到“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7]。因此，要想消灭城乡对立，首先需要消灭的就是私有制，只有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使得一切财产归社会全体人民共同拥有之后，才能消灭城乡之间所存在的利益冲突对立，才能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与分离，从“消灭私有制”这个条件来看，在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可能消灭城乡对立的，只有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时期才存在消灭城乡对立的可能。
其次《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还提到了“共同体”的概念——“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共同体的首要条件之一”[7]。换句话说，如果想要实现共同体，就必须要消灭城乡对立。但是“这个条件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而且任何人一看就知道，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7]，简单来说就是单靠人的能动意志是不能实现的，只有等到社会生产力、社会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城乡之间对立分离的根源与表现才会趋向于消失，才会走向城乡融合[8]。
4. 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国外研究与转化
城乡关系及其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但因社会环境不同于国内，国外学术界并未就此进行深入广泛的研究，但仍有学者围绕人类社会城镇化的发展以及城乡协调发展的路径等方面进行研究，并在以城市问题为切入点进行考察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二战后资本主义背景下的西方国家爆发出一系列诸如城市空心化、财政危机等城市发展问题，在此情境下以“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学者开始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切入点深入分析、批判资本主义城市。学者列斐伏尔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现象学相融合，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空间的重构是行不通的，他将城市空间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空间来看待，提出“空间的生产”等理论[9] [10]。哈维则对空间生产相关理论进行了扬弃，认为城市的本质是资本积累的结果、城市就是空间生产力，要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化解城乡之间的矛盾，就必须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重构[11]。卡斯特将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与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相结合，在《城市问题》中指出城市中无产阶级力量在增强，阶级斗争从城市中不断外延，最终城市将成为社会主义力量的集结地[10] [12]。
威廉·阿瑟·刘易斯认为农业向工业的机构转换应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重点，在其著作《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指出城乡二元是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也有学者从城乡二元结构的角度出发，探讨城乡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问题，并对以乡带城、以城带乡的一系列发展模式进行探索。Song F. J. 则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一个普遍的现象，即“重城轻农”。他将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作为研究对象，提出应将推动城乡协调发展的重点落到制度层面上[11]。
此外，也有西方学者针对西方社会提出了“田园城市”——将城乡优点结合起来，建设兼具城乡优点的新城市，后有美国学者芒福德对此观点进行了继承并创新提出了“区域城市”的概念。此概念对田园城市的内涵与思路进行了继承，以城市与区域间的发展平衡为导向，强调将城乡之间的优越性相结合，是一定意义上更具有完全意义的城市[10]。
由于西方社会模式的不同，国外学者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的相关研究主要是针对于城市进行的，对城乡之间以及乡村发展的研究较少，并且西方学者在进行相关理论研究时也不能完全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不能完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进行研究，其研究成果也多数成为资本主义制度下自我改良的工具。但不可否认的是，西方学者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的研究一定程度上扩展了国内学者的研究思路与路径，并在一定程度上为解决国内城市发展问题提供了借鉴经验与思路。
5. 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在中国语境下的实践转化
当前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依然突出，解决城乡发展差距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内容，也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要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县域是城市与乡村融合在一起的有机整体，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将县域作为城乡融合的切入点，推进空间布局、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率先在县域内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理论是实践的先导，要实现城乡融合发展，需要科学理论指导，要促进城乡融合，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就需要以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为指导，“推动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5.1. 以县域为城乡融合切入点的逻辑优势
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破除妨碍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制度壁垒，促进发展要素、各类服务更多下乡，率先在县域内破除城乡二元结构[13]。以四川省为例，中共四川省委十二届四次全体会议指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四川融合发展，重点在县域、难点在乡村”。四川地区城镇化水平明显低于全国水平，不同县域之间的发展水平也有明显差距，因此在推进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县域是重点。“县域经济规模偏小、产业层次偏低，整体实力不强，县城带动乡村发展的能力不足”。所以要想推进新时代的城乡融合必须以县域为切入点，发展县域、优化县域经济，发挥县域在城乡之间的连通作用、带动乡村发展的作用。
在空间上，县域涵盖县城、城镇、乡村等范围，是将城市区域与乡村连结起来的纽带。在劳动力资源上，近年来许多临近县域乡村的农民都会选择进“城”也就是县域买房，这样使县域的发展在劳动力上也具有潜在的优势[13]。劳动力充足又会促进县域产业兴旺和经济发展，而县域经济的发展又会带动周边乡村经济的发展，帮助解决农村的艰巨问题。从城乡要素流通交互上来看，县域与城市之间、县域与乡村之间的要素流通较城市与乡村之间直接进行的要素流通无论是在空间上还是时间上都会更短、更有效率，即县域可作为城乡之间互动频繁的地域空间单元存在[14]。
城乡融合指的是城市与乡村实现多方面的融合，不仅包括要素、经济融合，同时也包括文化、社会、生态、体制机制等方面的融合。作为涵盖广大农村地区县域，在城乡文化统筹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县域范围内的城镇或者农村居民虽然在某些风俗习惯或者是文化观念上会有所不同，但因为处于同一县域的范围内，追根到底在人文方面属于同根同源。在体制机制方面，依托县域较乡镇来说更加完整的组织优势，县域具有更加成熟的资源条件去推进城乡体制机制的融合，推进建立完善的城乡基本公共设施体制、健全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14]。
5.2. 城乡融合发展中县域的现实困境
但是现在县域的发展不仅仅是重点，也是一个“难点”，县域的发展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
5.2.1. 产业发展水平有待提高，产业布局不均
县域虽然在近年来不断结合政策背景、依托资源优势，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发展，但是大部分县域因为有限的土地以及人口资源，所以其发展的产业和市场规模也会受到限制，都没有建立发展起来属于自己的龙头产业，也没有能够起到带动经济发展作用的产业经济，但是产业是县域在建设过程和发展中的根基，有了高水平高质量的产业才能推动县域内的经济发展，才能为群众提供就业岗位、保障群众的民生就业、才能促进人口要素的流动，因此目前县域产业发展水平依然有待提高。除此之外，大部分县域还存在产业结构方面先天不足，产业层次较低等问题。
5.2.2. 资金有限，高素质人才缺乏，人力物力水平较低
我国的财税方面自从分税制改革以来就呈现出“财权上移，事权下移”的趋势，这种趋势的不对称划分使得地方政府财政面临困境，近年县域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虽然有所增长但是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县城资金要素的缺乏[15]。当前仍然是“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以及西安等新一线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更大一些，大城市具有小县城所没有的发达的产业经济体系、更有诱惑力和竞争力的岗位、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资源和环境。因此相比于大城市，各县域对吸引人才的能力来说相对较弱，而且现在县域不仅仅是面对的是对人才的吸引力弱的问题，更严峻的问题是本地人口以及高素质人才的流失，各县城人才旺盛的需求与人才匮乏的供给矛盾越发突出，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已然成为推动县域进一步发展的瓶颈[15] [16]。在此情境下，推动县域发展正面临着财力、人力都处于较低水准下的挑战。
5.2.3. 城乡要素流动不充分，公共服务分配不均
依照当前情况，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仍然不足，县域内的要素流动依然是以农村向城镇的流动为主，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性不足。县域自身的资金要素缺乏、金融市场水平较低，因此提供给农村的资金支撑相对较弱[15]。土地流转的交易市场健全性、规范性、系统性不足，对农村的建设用地和宅基地的盘活有所限制，影响了土地要素的畅通流动[17]。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成果显著，但仍然具有县城的公共服务有待发展、服务治理能力有待提高、分配不均、治理滞后等问题。随着农村人口要素向城镇的不断流动，城镇社区治理能力并未及时跟进，村级治理也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制约了城乡社会的协同发展。
5.3. 推进以县域为切入点的城乡融合的实施路径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关系思想，城乡之间逐渐走向对立分离很大程度上跟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相关，要想推动乡村发展，促进城乡之间的发展平衡，贯彻落实以县域为切入点的城乡融合就要从以下几点入手。
5.3.1. 提高产业发展水平，推动产业融合发展
县域要强化现代产业发展，打造龙头产业，为推进城乡经济融合打下基础。要分析、明辨自身优势，明确主攻产业方向，因地制宜，灵活推进生态旅游等现代产业集群建设，利用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制度红利不断优化产业布局，协调推进产业融合提级[15]。大力推动产业转移，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将资源优先倾斜于县域特色品牌，积极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依托网络直播等平台规划建设物流中心，增强农业现代化的综合效益，要把乡村的资源和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发展优势，在构建农业产业体系的过程中将农业劳动力有序转移到二三产业，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16]。县域也要加大对产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完善通用基础设备、厂房等设施场地建设，在发展产业时要坚持绿色低碳发展，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完善污水废弃处理配套装置。只有配备完善的基础设施，产业化水平才会不断提高。
5.3.2. 提高县域辐射带动能力，吸引高素质人才
在推动产业发展的同时打造宜居的中心城镇，实施中心城镇引领战略，发挥辐射带动能力，在县域中带动周边区域的发展[18]。同时县域也要加强与中心城市、周边城市的联系，形成互联互通的区域布局，借此发挥规模效应，形成发展合力，提升县城的辐射带动能力[15]。县域要明确自己需要哪方面的高素质人才，借助人才振兴的突破口，引进人才，要完善高素质人才的成长机制和发展体制，在吸引人才的同时更要做到能留下人才；同时要构建城乡双向流动的人才机制，对返乡创业就业的大学生以及务工人员要做好帮扶工作，要创造本土人才培训学习的条件，完善基层治理人才的储备，夯实推动城乡融合的人才基础[16]。
5.3.3. 提高公共服务建设水平，促进城乡要素流动
县域要在之前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城乡公共服务水平，补足农村所欠缺的公共服务配套设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加大社会保障力度，提升城乡社保待遇水平，落实社会保障制度在县域内、在城乡之间的平衡。“要想富，先修路”要推进城乡公交体系一体化，构建县域交通网络布局，避免交通发展掣肘。
基金项目
四川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乡村振兴视角下四川省城乡融合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2RKX0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