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自然观作为哲学认识自然界的理论框架，其演进始终与科学革命、社会变迁和哲学批判交织共生。恩格斯自然观诞生于19世纪欧洲文明转型的关键时期，其形成蕴含着三重历史逻辑：自然科学突破消解了形而上学自然观的认识论基础，资本主义扩张暴露了生态危机的早期征兆，德国古典哲学发展抵达了自我扬弃的理论临界点。从科学史维度看，1830~1870年的科学革命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提供了认识论前提。施莱登与施旺的细胞学说打破了动植物界的机械分野，迈尔与焦耳的能量守恒定律确证了物质运动的永恒性，达尔文《物种起源》则瓦解了物种不变的形而上学教条。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经验的自然研究已经积累了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于是，自然科学便进入理论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管用。”([1]: p. 435)这些发现迫使自然科学“从经验领域进入理论领域”，但机械唯物主义无法解释现象间的辩证联系，这为新的自然观开辟了认识空间。就社会史语境而言，工业革命引发的生态矛盾构成理论建构的现实动因。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记载，曼彻斯特因工业革命时期煤炭大量燃烧、废气排放，雾霾严重，与伦敦等工业城市类似，常出现长时间重度雾霾；同期莱茵河因水力开发、过度捕捞，以及19世纪中叶后工业污染加剧，鱼类生存受严重威胁，鱼类灭绝速度加快。这种“生产进步与生态退化”的悖论，暴露了资本主义将自然简化为“资源容器”的认知局限，亟待哲学层面的批判性重构。在哲学史脉络中，恩格斯实现了对德国古典自然观的双重超越。他批判黑格尔《自然哲学》将辩证法囚禁于“绝对精神”的唯心主义牢笼，同时扬弃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忽视主观能动性的理论缺陷。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将辩证法重新植根于物质运动规律，既肯定自然的优先性，又强调人类实践的改造作用，建立起“自然史与人类史统一”的辩证认知框架。这种理论创新的当代价值在生态危机中愈发显现。恩格斯在1876年警示：“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我们进行报复。”([1]: p. 559)比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早了八十几年揭示资本与生态的根本矛盾。其理论为破解现代性生态困局提供双重启示：认识论层面强调遵循自然辩证规律，实践论层面主张重构人–自然–社会的协同关系。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重释这一思想遗产，对构建生命共同体具有重要启示——既需在哲学层面扬弃人类中心主义，更要在制度层面创新生态治理体系，这正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战略的深层理论注脚。
2. 恩格斯自然观的形成背景
2.1. 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
德国古典哲学为恩格斯自然观提供了方法论与本体论的双重启示。黑格尔的辩证法体系以“绝对精神”自我演化的逻辑，构建了自然、历史与思维的动态统一框架。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黑格尔的伟大之处在于“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1]: p. 26)，但其将自然视为“精神的外化”的唯心主义立场，导致辩证法沦为概念游戏的工具。在《逻辑学》中，黑格尔将自然现象归因于理念的自我否定，而恩格斯则通过实证科学证明，辩证规律是自然界本身固有的运动形式，如天体演化中的引力与斥力相互作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打破了黑格尔的思辨迷雾，主张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强调，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其感官经验是认识世界的唯一途径。但费尔巴哈的缺陷在于将实践简化为直观的生物学适应，未能看到工业革命中人类改造自然的革命性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道：“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2]这一批判揭示了实践作为主客体中介的核心地位。
2.2. 自然科学成果的推动
19世纪科学革命为辩证自然观提供了实证支撑。三大发现中，施莱登和施旺提出的细胞学说不仅证明动植物结构的同源性，更通过细胞代谢活动确立了生命现象的物质基础，彻底否定“生命力论”；迈尔、焦耳与亥姆霍兹从不同角度发现的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通过热功当量实验和数学表述，揭示热、光、电等运动形式的转化链条；达尔文进化论《物种起源》以“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机制取代了“用进废退”的拉马克主义，消解物种不变论，被恩格斯称为“为辩证法提供自然史支撑的生物学革命”。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系统提炼科学成果的哲学意义：康德与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说通过星云物质自转解释太阳系生成，使牛顿借助“上帝之手”的“第一推动”沦为冗余；赖尔地质渐变论提出“将今论古”方法论，用数百万年的缓慢侵蚀取代“灾变论”的突发创造，呼应辩证法质量互变规律；门捷列夫元素周期律揭示原子量递增导致元素性质周期性突变，成为事物发展的连续性和间断性的统一的典型例证。
2.3. 工业革命带来的变革与问题
19世纪欧洲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彻底重塑了人类社会的面貌。蒸汽机、纺织机械和铁路等技术的普及推动了生产力的空前提升，工厂取代手工作坊，城市人口激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据主导地位。然而，这种工业化进程伴随着对自然的野蛮掠夺，例如森林被大规模砍伐以获取燃料和建材，矿产资源被无节制开采，河流与空气因工业废水、废气的排放而严重污染。城市的扩张催生了贫民窟，工人阶级在恶劣环境中劳作，疾病与早亡成为普遍现象。自然生态的破坏不仅威胁人类健康，还导致水土流失、气候异常等问题，暴露出技术进步背后人与自然关系的尖锐矛盾。工业文明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将自然贬低为被征服和榨取的对象，这种短视的发展模式为后来的生态危机埋下伏笔。
2.4. 社会发展对新自然观的需求
工业革命的负面效应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传统的自然观念。机械唯物主义将自然视为僵化的机器，片面强调人类对自然的支配权，这种思维加剧了生态恶化和社会不公。与此同时，自然科学的新发现揭示了自然界的普遍联系和动态演化规律，冲击了形而上学自然观。社会矛盾的激化，如工人阶级的生存困境、殖民扩张中的资源掠夺等也要求一种更包容、更辩证的理论来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此背景下，哲学界亟需突破旧有框架，构建一种既能反映自然客观规律、又能批判工业文明弊病的新自然观，从而为协调人类发展需求与生态可持续性提供思想基础。恩格斯在这一历史转折点上，通过融合科学成果与社会批判，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为化解工业化时代的生态与社会危机指明了方向。
3. 恩格斯自然观的核心内容
3.1. 自然的辩证规律与客观实在性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系统阐明了自然界的物质性、运动性及其内在发展规律，构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他首先强调，自然界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其本质属性在于物质性。从宏观天体到微观粒子，从无机物到生命有机体，均由物质构成。物质的客观实在性独立于人类意识而存在，并通过科学实践被逐步认识。这一观点直接否定了唯心主义将精神或神秘力量凌驾于物质之上的谬误，确立了“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1]: p. 47)的哲学根基。
自然界不仅是物质的，更是永恒运动与发展的。恩格斯指出，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和存在方式，二者不可分割：既不存在绝对静止的物质，也没有脱离物质的运动。自然界的运动形式具有多样性，包括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和生物运动。这些运动形式相互联系、转化，构成了自然界的动态图景。例如，水循环中液态水的蒸发与大气环流相互作用，形成降水；生物进化中遗传与变异的矛盾统一，推动物种从量变到质变的跃升。恩格斯特别强调，矛盾是物质运动的内在动力，如机械运动中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对立统一、生物体同化与异化的斗争，体现了事物通过内部矛盾推动自我发展的辩证逻辑。在揭示自然界运动本质的基础上，恩格斯进一步抽象出三大辩证法规律：对立统一规律：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构成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例如，正负电荷的吸引与排斥形成电磁场，氧化与还原反应在化学变化中不可分割。量变质变规律：量变积累突破临界点引发质变，使事物从旧形态跃升至新形态。如水温升至沸点(量变)导致液态→气态(质变)，生物遗传变异积累形成新物种。否定之否定规律：事物通过两次辩证否定实现螺旋式上升发展。例如，种子→植株→新种子的世代交替中，新种子既继承母本特性，又蕴含变异可能；地壳从原始岩层→岩浆活动→新地层的演化中，矿物成分趋于复杂化。这三大规律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共同构成自然界辩证发展的内在机制：对立统一提供动力，量变质变规定形式，否定之否定指明方向。它们揭示了自然界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演进逻辑，将唯物辩证法贯穿于自然科学领域，为理解自然界的自我运动与历史性发展提供了哲学框架。
3.2. 人与自然的实践互动与历史演进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系统阐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本质。这一理论既批判了将人与自然割裂的机械唯物主义，也驳斥了夸大人类主体性的唯心主义倾向，揭示了人类作为自然存在物与自然改造者的双重属性，强调二者在矛盾与依存中实现动态平衡的必然性。
首先，人类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产物，其生存与发展始终依存于自然。从生物学角度看，人类起源于古猿的进化历程，这一过程本身就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人类的生理构造和心理意识均与自然环境深度耦合。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1]: p. 560)这一论断不仅否定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更从物质本源上确认了人与自然不可分割的依存关系。自然为人类提供生存所需的空气、水、食物等基础资源，同时也通过地质运动、气候变化等规律制约着人类活动的边界。脱离自然的人类文明如同无源之水，其存续从根本上依赖于对自然系统的维护。
然而，人类并非被动服从自然的奴仆，而是通过劳动实践主动改造自然的主体。恩格斯强调：“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1]: p. 550)正是通过制造工具、驯化动植物、开发能源等实践活动，人类逐渐摆脱了对自然的原始依赖，建立起改造自然的能力体系。农业革命通过种植作物和驯养动物，将自然生态系统转化为人工生产的载体；工业革命则借助机器与科技突破生理局限，实现对矿产、能源的大规模利用。这种改造能力使人类能够突破自然环境的直接限制，创造出城市、工厂、交通网络等“第二自然”，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拓展文明的疆域。然而，人类的能动性始终以客观规律为前提：无论是农作物生长依赖的光合作用规律，还是工业生产必须遵循的能量守恒定律，都表明人类实践的本质是对自然规律的认知与运用，而非凌驾于规律之上的任意妄为。
在能动性与受动性的辩证张力中，恩格斯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矛盾：即人类改造自然的自由意志与自然规律客观制约之间的冲突。一方面，人类通过科学探索与技术革新不断突破自然限制，例如水利工程调节河流、医学技术延长寿命、航天技术探索宇宙，这些成就彰显了人类理性的伟大力量；但另一方面，自然规律的客观性要求人类必须承认自身能力的有限性。恩格斯警告，若将改造自然的能动性异化为对自然的掠夺，便会破坏生态平衡，最终招致自然的“报复”。历史已反复验证这一论断：工业革命时期伦敦的“毒雾”事件、20世纪“八大公害”中的水俣病与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以及当代全球变暖引发的极端气候灾害，本质上都是人类违背自然规律所付出的代价。这些教训表明，自然系统的复杂性与自组织能力远超人类当前的认知水平，任何试图以短期利益压倒生态规律的行为，终将导致系统性危机。因此，恩格斯主张通过“人与自然和解”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一理念并非要求人类退回原始状态，而是强调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以科学理性引导实践活动。具体而言，人类需从三方面重构与自然的关系：其一，承认自然的优先性，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与稳定性作为实践活动的底线；其二，通过技术进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在满足发展需求的同时降低对自然的索取强度；其三，建立制度化的生态治理体系，将环境保护纳入社会生产的全过程。这种“和解”路径本质上是对辩证法的实践运用——既肯定人类改造自然的合理性，又通过自我约束将发展控制在自然承载力范围内，从而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3.3. 科学方法论与哲学批判的统一
十九世纪科学革命引发的认知变革中，恩格斯开创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实现了哲学与科学的深层对话。针对机械论将自然僵化为物质堆砌的认知困境，他论证了物质与运动的本质统一：运动作为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在蒸汽机热力转化等工业实践中展现出能量形态转换与物质自我更新的双重革命性。这种动态自然观突破了静态宇宙论的桎梏，为理解自然界的历史性发展提供了哲学框架。恩格斯通过划分机械、物理、化学与生命四种物质运动形式，重构了科学认知的范式基础。不同于传统学科割裂的认知模式，他强调各运动形式间的辩证转化关系——分子热运动孕育化学键重组，有机合成催生生命现象，这种层级跃迁揭示了物质自我发展的内在逻辑。当生物学界深陷渐变与突变的二元对立时，恩格斯指出达尔文进化论中量变积累与质变飞跃的辩证统一，为现代遗传学突破物种渐变理论预设了方法论前提。其历史性思维更将地质沉积、元素周期律、天体演化等纳入物质运动的时空发展序列，确立起自然史与人类史交互的认知坐标。尤为重要的是，恩格斯始终强调科学认知的历史相对性。他批判将牛顿力学绝对化的教条倾向，认为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对超距作用的否定，证实了科学理论始终是特定物质运动形式的阶段性把握。这种批判在原子可分性争论中显现预见性：当放射性现象颠覆原子不可分教条时，恩格斯关于物质无限可分的辩证法论断得到印证。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始终将其自然辩证法定位为开放的研究纲领，这种理论自觉要求我们在量子力学、生态学等当代科学语境中持续发展其核心范式，而非固守十九世纪的具体结论。
4. 恩格斯自然观的当代启示
4.1. 人与自然关系的当代重构：从征服逻辑到共生范式的系统性转型
恩格斯曾深刻警示人类过度干预自然的后果，指出对自然的盲目征服往往会引发始料未及的反噬。这一思想在当代生态危机中得到强烈印证：工业文明主导下，全球变暖导致极地冰川消融、极端天气频发，生物多样性锐减引发生态链脆弱化，塑料污染与土壤退化等问题，本质上是人类长期以“主宰者”姿态对待自然、违背生态规律的累积性后果。这些危机迫使我们重新定位人在自然中的角色，自然并非无限供给的资源库或废弃物容纳场，而是由生物与非生物要素构成的有机系统，其物质循环、能量流动遵循严格的客观规律。当代中国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战略，正是对恩格斯自然观的现代性回应。这一理念超越了传统工业文明将自然视为单纯生产资料的工具理性，转而将其视为人类生存发展的“生命共同体”。在实践层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并不是指“绿水青山”，可以在排除人类实践参与之外天然的就可以成为实现人类社会永续发展所要的“金山银山”，而这个转化过程是要经过“人化自然”才能实现的[3]。“双碳”目标的制定则从战略高度规划了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平衡路径。长江十年禁渔、全国碳市场建设等举措，均体现了对自然系统性和先在性的尊重。恩格斯强调的合理调节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在当代转化为对经济生态化的深层追求：通过生态补偿机制、绿色GDP核算体系的建立，以及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人类正尝试以符合自然规律的方式重构生产体系，避免重复“先破坏后治理”的老路。这种转变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改进，更是文明范式的根本重塑，从工业文明的“征服逻辑”转向生态文明的“共生逻辑”，要求在资源开发中遵循适度原则，在城市规划中融入“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理念，实现从物质索取到生态守护的认知革命。
4.2. 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辩证统合：从技术异化到协同发展的文明自觉
恩格斯深刻指出科学技术具有推动人类解放的革命性力量，同时警示其可能因滥用成为破坏自然的工具。这一论断在当代科技革命中显现出尖锐的现实性：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技术突破在医疗、生产领域创造福祉的同时，也引发基因伦理争议、算法偏见、电子废弃物污染等新挑战。恩格斯强调的自然科学与哲学思维结合，在当代体现为对科技发展的跨学科伦理规制，需建立融合自然科学、伦理学、社会学的评估体系，防止技术理性异化为资本增殖的工具，确保科技进步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而非加剧异化，我们要“要加深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自觉以对规律的认识指导行动”。
在社会制度维度，恩格斯关于通过社会生产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为破解科技与生态双重危机提供了路径指引。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对利润的无限追逐，导致技术应用呈现显著的功利性倾向：化石能源开采等短期获利技术被过度开发，而生态修复等公益性技术因收益微薄遭冷落。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社会主义制度通过整体性规划推动技术创新与生态保护的协同共进，以及全球范围内绿色治理机制的探索。唯有突破资本逻辑对技术的垄断，构建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创新体系，才能实现技术进步与自然规律的真正契合。恩格斯自然观进一步揭示，科技发展与自然保护的矛盾本质是社会关系矛盾的外化。当代频发的环境争议和全球气候谈判中的利益博弈，暴露了不同群体在环境风险分配与资源享用中的失衡。解决这一问题，需在技术应用中贯彻“生态正义”原则，既要避免弱势群体因技术进步承受额外环境代价，也要保障发展中国家在绿色转型中获得公平的技术转移与资金支持。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解放必须通过现实手段实现”，这种解放既包括摆脱自然规律的盲目支配，也包括破除社会制度对公平的扭曲。当技术创新与社会公平、全球治理形成共振，以“人的发展”而非“资本增值”作为技术价值坐标时，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解、人与社会和解”的双重目标。从文明演进的深层逻辑看，恩格斯自然观要求重构科技发展的认知框架：既反对否定技术进步的反智主义，也摒弃技术万能论，转而以辩证唯物主义立场把握自然规律、技术特性与社会发展的内在统一性。这意味着在人工智能算法设计中嵌入生态保护约束，在生物工程研究中设定自然伦理边界，在城市规划中预留生态修复空间。唯有使科技发展与自然演化形成良性互动，让社会进步建立在生态承载力基础之上，人类才能超越“征服–报复”的恶性循环，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创造更高形态的文明。这一思想穿越时代的价值，正是当代应对生存挑战的关键哲学支撑。
5. 结语
恩格斯的自然观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根基，通过揭示自然界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人类实践的历史性特征，构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认知框架。在生态危机全球化与文明转型并行的当代背景下，其理论穿透力不仅在于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态掠夺本质，更在于指引人类超越工具理性桎梏，在科技伦理重构与生态价值重塑中实现文明跃迁。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应立足恩格斯自然观的方法论精髓，通过制度创新推动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在尊重自然规律与发挥主体能动性的辩证统一中开辟可持续发展新路径，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