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甘肃省作为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同时也是未富先老的省份之一，农村老年人口比例较高，独居、留守、空巢等特殊困难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尤为迫切。基于嵌入性理论，深入探讨甘肃省农村互助养老的发展现状、实践困境及机制重构路径。分析表明，甘肃省农村互助养老在政策支持、设施建设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仍面临组织嵌入不足、认知偏差、资源匮乏、文化缺失等困境。为此，需从组织、认知、资源、文化四个维度进行机制重构，以推动农村互助养老的可持续发展，为农村养老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
Abstract: Gansu Province, as a major source of rural labor, is also one of the provinces where the elderly population has grown older before becoming wealthy, with a high proportion of elderly people living in rural areas. The needs of special-needs seniors, such as those living alone, left behind, or in empty nests, are particularly urgen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mbeddedness,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current status, practical challenges, and mechanisms for restructuring rural mutual assistance in Gansu Province. Analysis shows that while rural mutual assistance in Gansu has made some progress in policy support and facility construction, it still faces issues such as insufficient organizational embedding, cognitive biases, resource scarcity, and cultural deficiencies.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it is necessary to reconstruct mechanisms from four dimensions: organization, cognition, resources, and culture,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mutual assistance in Gansu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solving rural elderly care problems.
1. 引言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速，农村养老问题已然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相关统计数据清晰地表明，农村地区的老龄化程度显著高于城市，且在养老资源方面存在明显匮乏，诸如专业的养老服务机构数量有限、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等。与此同时，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在时代变迁中面临诸多挑战，例如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导致家庭养老的人力支持不足；家庭结构小型化使得子女赡养老人的压力增大，难以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养老需求。在此严峻背景下，农村互助养老作为一种创新型养老模式应运而生。它凭借低成本、易推广的特点，能够充分调动农村老人的积极性和主体性，使老年人在相互帮助中实现自我价值，成为健全乡村养老服务网络、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有效途径。然而，农村互助养老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遭遇了一系列实践困境，这些问题制约了其进一步发展，亟待深入探讨与解决。本文以甘肃省为例，基于嵌入性理论，探讨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困境与机制重构路径[1]，旨在为农村养老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2. 甘肃省农村互助养老发展现状
2.1. 政策支持体系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甘肃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通过加强政策创制、制度创新和顶层设计，累计出台法规、政策及规划文件18项，系统明确了农村养老服务发展的重点方向与实施路径，涵盖设施建设、运营管理、服务供给等关键环节。在养老服务标准化领域，甘肃省实现从零起步到系统化构建的跨越式发展，先后制定《农村互助老人幸福院星级划分与评定》(DB62/T4481-2021)、《农村互助老人幸福院运行管理规范》(DB62/T4472-2021)等10项地方标准，填补了养老服务标准空白，推动标准体系实现“从无到有、由分散到体系化”的根本性转变。目前，全省已形成层次分明、覆盖全面的养老服务政策框架：以《甘肃省养老服务条例》等法规为统领，以政府规范性文件为主体，细化农村养老设施建设、财政补贴、医养结合等配套政策，并依托10项地方标准提供技术支撑，构建起“法规引领–政策支撑–标准落地”的三级制度体系。
2.2. 设施建设成果
针对农村养老服务设施短缺、服务能力不足的问题，甘肃省自2021年起依托省政府为民实事项目，通过分层分类建设养老服务阵地，构建起覆盖县乡村三级的服务体系。截至2023年，全省累计建成乡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100个、村级互助幸福院300个，有效提升农村养老服务供给能力[2]。其中，乡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重点提供助餐、休闲活动、全托日托、医疗康复及居家上门服务等综合功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需求；村级互助幸福院则立足基础保障，突出就餐送餐、文化娱乐等核心服务，着力解决农村留守老人日常生活照料难题。通过差异化功能定位，形成了“乡镇综合中心辐射带动、村级幸福院就近托底”的联动模式。项目实施过程中注重资源整合，利用闲置校舍、村委会用房等公共设施改造建设，同步推进适老化改造和康复辅具配备，确保服务设施实用性与安全性。这一系列举措使全省农村养老服务覆盖率不低于60%，惠及超过50万农村老年人，初步实现从“老有所养”向“老有优养”的转变，为西北部欠发达地区破解农村养老难题提供了实践样本。
2.3. 服务供给与质量
甘肃省开展了为期四年的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下拨省级福彩公益金2.2亿元，重点用于城乡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和设施提升改造，护理型床位从5%提升到目前的50%。省级拨付补助资金2500万元，做好全省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工作，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完成改造4.2万户，超过“十四五”任务量的90% [3]。
3. 嵌入性视角下甘肃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困境
3.1. 组织嵌入困境
甘肃省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目前呈现政府主导为主、多元协同参与不足的格局。政府和社区作为主要服务提供者，承担着较大的养老治理压力。受传统观念影响，部分老年人对政府托底服务存在过度依赖，期待其承担主体责任。然而基层政府与社区面临人力、财力资源有限的双重制约，服务供给多集中于基础保障层面，难以有效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养老需求[4]。与此同时，市场主体和社会力量参与渠道不畅，养老服务市场发育迟缓，尚未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协同发展的良性机制，这种供给主体单一化已成为制约当地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突出问题。
市场化养老实体难以有效介入的困境，与甘肃省特殊的地域经济条件密切相关。地处西北内陆的农村地区普遍存在地理位置偏远、人口居住分散的特征，叠加老年群体消费能力较弱、养老付费意愿较低等现实因素，导致养老服务市场有效需求不足。这种需求端的疲软直接影响了供给端的积极性，表现为养老服务实体数量稀缺、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社会资本投资意愿持续低迷。尤其是在经济欠发达县域，尚未培育出能够支撑市场化养老服务发展的消费基础和社会环境，使得多元主体参与的养老服务体系构建面临持续性挑战。
3.2. 认知嵌入困境
村民对互助养老模式的认知偏差与观念冲突形成双重阻碍：一方面，多数老年人因对服务内容、运行机制缺乏清晰认知，常将互助养老与老年协会文娱活动混同，导致其无法理解该模式在生活照料、医疗支持等方面的实质价值，加之基层宣传呈现碎片化特征，政策解读流于表面，未能系统传递互助养老的资源整合优势与参与红利，致使老年人参与意愿低迷；另一方面，传统“家庭养老即体面”的观念与现代化转型产生剧烈冲突——乡土社会原有的孝亲伦理虽在市场经济冲击下逐渐弱化，但依靠子女养老才符合道德的思维定式依然根深蒂固，部分老人因担忧选择互助养老会被视为子女不孝的标志而刻意回避，其家属也惧怕使用社会化服务会招致推卸赡养责任的道德谴责[5]。这种认知模糊与传统观念交织的困境，即使互助养老模式面临需求端冷遇(老年人因误解而不愿参与)与“供给端焦虑”(家庭因伦理压力而抵触)的双重夹击，又因农村社区凝聚力下降削弱了互助文化土壤，最终导致该模式陷入“政策热”与“实践冷”的悖论，难以突破传统家庭养老的认知惯性与文化桎梏。要破解这一困局，需构建精准化认知矫正机制如通过情景剧、案例对比等沉浸式宣传厘清模式内涵与渐进式观念更新路径如培育“互助养老≠替代家庭养老”的共识，在尊重传统伦理的基础上推动养老观念现代转型。
3.3. 资源嵌入困境
甘肃省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体系面临医疗资源与人力资源的“双重贫血”困境，这种资源嵌入的断裂直接制约着服务效能提升。在医疗资源配置方面，受制于偏远山区地理阻隔与基层卫生投入不足即2022年甘肃省农村每千人口执业医师数仅为1.8人，低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36%，农村老年人普遍面临“看病远、用药难”的痛点。实地调研显示，76.2%的互助养老参与者将“就近医疗”列为核心诉求，但现有互助站点中配备基本医疗设备的不足23%，且与乡镇卫生院的平均距离达8.7公里[6]。这种医疗资源空间错配导致互助养老难以实现“医养结合”的功能嵌入，使得健康监测、慢病管理等刚性需求长期处于供给盲区。
在人力资源开发维度，传统“输血式”支持与内生动力培育失衡加剧了可持续发展危机。尽管全省农村60-70岁低龄老人占比达12%，但互助组织对其时间银行、技能交换等潜在价值的开发率不足8%。在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2020年依托省级财政建成12个村级互助养老中心(据甘肃省民政厅2021年文件)，初期投入超600万元，但截至2023年调研显示超半数中心处于半闲置状态。其困境表现为多重资源嵌入矛盾：政府主导建设时未联动村内“老人协会”和“妇女互助组”，仅由村委会代管，导致服务与老人实际需求，如农忙助耕、代购药品脱节；当地老人普遍将“集体用餐”视为“孤寡象征”，子女因担忧“不孝”议论阻挠参与；省级拨款仅覆盖基建，后续水电、餐补等运营费用依赖村集体自筹，2022年因经费不足4个中心暂停开放；加之县域地形破碎，最远自然村距中心需步行3小时，政策“定点服务”使山区老人实际覆盖率不足40% [7]。
3.4. 文化嵌入困境
在甘肃省农村社区养老场景中，文化层面的供给与建设存在显著短板。具体而言，社区面向老年人所提供的文化活动形式单一、缺乏多样性，且未能充分考量老年人的个性化需求，互动场所的匮乏也限制了老年人社交与精神交流的空间。在物质生活保障相对完善的情况下，社区对老年人的精神关怀严重不足，未能有效满足其深层次的精神需求。尽管开展文化活动、建立互助关爱机制对于传承和弘扬社区互助养老文化至关重要，但当前农村社区在这方面的实践与探索仍显薄弱，缺乏系统性和创新性。这不仅导致老年人的精神生活缺乏有力支撑与依托，降低了他们的归属感和幸福感，也不利于社区凝聚力的增强。因此，未来农村社区养老服务应着重加强文化建设，丰富文化活动形式，满足老年人个性化需求，同时强化互助关爱机制，为老年人提供更加全面、深入的精神关怀。
4. 机制重构：基于嵌入性理论的路径设计
4.1. 组织嵌入重构
在破解甘肃省农村互助养老服务资源困境的实践中，需构建“党建引领 + 社会协同”双轮驱动机制，通过组织嵌入与资源整合提升治理效能。党建引领层面，应强化基层党组织核心枢纽作用，将互助养老纳入村级组织绩效考核体系，推行“基础服务 + 创新项目”量化考评机制，如武威市“银发关怀指数”考核要求村“两委”每年组织养老主题活动 ≥ 6次、党员结对帮扶高龄老人覆盖率100%，依托“三会一课”制度嵌入健康讲座、智慧助老培训等内容，激活“陇原先锋示范岗”“老党员调解室”等载体功能，形成红色引擎牵引服务升级的组织保障。社会协同层面，需创新制度路径：一是出台《社会资本引入指引》，对参与企业实施“两免三减半”税收优惠，推广庆阳市“中医理疗互助站”公建民营模式，如政府供场地、企业出设备、机构管运营，实现“以服务换资源”的可持续合作；二是构建多元化筹资体系，设立“陇原助老专项基金”，通过“线上公益 + 线下节庆”双轨募捐，如2023年伏羲文旅节募集企业捐赠870万元，并设计“乡贤反哺”激励机制，激发社会资源供给内生动力，最终形成党政统筹、市场补充、社会助力的养老服务共同体。
4.2. 认知嵌入重构
构建农村互助养老体系，关键在于深度激活传统文化基因与专业社会工作的双轮驱动机制。在传承“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这一传统互助文化精髓的基础上，通过驻村社工与村干部的紧密协作，开展多维度、深层次的宣传活动。借助现代传媒技术的力量，打破传统人情社会的认知壁垒，系统性地提升农村居民对互助养老模式的认知度与接纳度。同时，还引入专业社工介入机制，构建需求导向的精准服务模式。通过互助技能培育、信任关系重构、参与动机激发等专业干预手段，有效提升老年群体的互助实践效能。这种传统文化赋能与专业社会工作协同推进的创新路径，不仅延续了乡村社会的情感联结传统，更通过专业力量的注入，实现了服务效能的现代化转型[8]。如此，不仅既能保持乡村社会的文化认同感，又能借助专业社会工作的力量，为破解农村养老困境提供兼具文化底蕴与专业支撑的可持续解决方案，共同绘制农村互助养老的美好蓝图。
4.3. 资源嵌入重构
深化医养融合机制，筑牢健康养老基石。针对农村医疗资源不均、人才短缺问题，构建三级联动医疗服务体系。县域推动二级以上医院与乡镇卫生院建立专科联盟，下沉资源；村级依托互助养老站点设健康小屋，监测老人健康指标；人才建设实施“银龄医者计划”，建立传帮带机制[9]。重点发展“互联网 + 医疗”模式，开发适老化远程问诊平台。同时，探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与互助养老组织对接，实现健康档案共享和慢病管理协作。另一方面。构建“内生造血 + 外部赋能”[10]双轮驱动机制破解资金瓶颈。对内推行“银龄经济”计划，根据老人劳动能力分级开发适老化生产项目[11]。对外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养老 + 产业”融合模式，引导互助组织发展庭院经济、开发复合业态，鼓励金融机构创新产品，推动村集体盘活闲置资产反哺养老。如发展艾草种植合作社实现双赢。其次，强化政策协同效应，构建长效保障体系。建立多部门联席会议机制，统筹涉老资金与惠农政策，将互助养老站点建设纳入规划[12]，给予养老关联产业政策倾斜，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完善“时间银行”制度，建立志愿服务积分兑换体系，形成代际互助循环。
4.4. 文化嵌入重构
通过村庄为老组织整合老年食堂、老年大学、合唱团等互助平台，以兴趣特长为纽带组织活动，推动老年人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有机统一；依托节日庆典、文艺演出、手工工坊等文化活动搭建社交网络，建立低龄助高龄、邻里互助等关爱机制，既满足老年人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又以“自助 + 互助”模式培育社区养老文化，最终构建物质保障完善、精神生活丰富、个体价值实现、集体归属感强的多维养老生态，形成服务专业化、文化特色化、参与可持续化的爱老社区。具体而言，老年食堂解决日常用餐难题，老年大学提供知识技能培训，合唱团等艺术团体激发活力；手工制作、节日联欢等活动促进代际互动，增强社区凝聚力；低龄老人通过照料高龄群体积累“服务积分”，形成互助循环体系。这种以兴趣驱动参与、以文化凝聚共识、以机制保障运行的模式，既盘活老年人力资源，又强化社区内生动力，实现养老资源集约化利用与养老需求精准化匹配，为农村地区探索出一条“政府引导、社区主导、老人主体、社会参与”的可持续养老路径，让老年人既能获得生活照料与情感关怀，又能通过技能展示、经验传承实现自我价值，真正构建起物质与精神并重、个体与集体共融的养老新生态。
5. 结论
本文基于嵌入性理论，对甘肃省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困境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从组织、认知、资源、文化四个维度提出了机制重构路径。研究发现，甘肃省农村互助养老在政策支持、设施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面临组织嵌入不足、认知偏差、资源匮乏、文化缺失等困境。通过机制重构，可以推动农村互助养老的可持续发展，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展研究范围，对不同地区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出更具普遍性的经验和模式。同时，可以加强对农村互助养老长效运行机制的研究，探索如何建立稳定的资金筹集机制、完善的管理运行制度和绩效评估体系，以确保农村互助养老的可持续发展。此外，还可以关注新技术在农村互助养老中的应用，如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为农村互助养老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