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藏象学说是中医学理论体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素问·六节藏象论》中，“藏”指脏腑的内藏功能，“象”则指外部表现出的生理与病理现象。藏象学说主要探讨脏腑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其相互关系。该学说源自历代医家在长期医疗实践和对人体解剖知识的积累基础上，通过类比、分析和推演等思维方式，逐渐形成高度抽象和概括的理论体系，凝结了人类经验的智慧。古人常以形象相似、情景相关的事物，通过比喻、象征、联想、推类等方法，赋予其理性内涵，这一思维方式被称为“取象比类”[1]。任秀玲[2]认为，“取象比类”是指从被研究对象的不同状态及外部表现中，选择与阴阳、五行、四时等自然模式相符的特征，进而推测未知领域的属性。这种思维方法是《黄帝内经》通过已知推导未知的基本方式，已具备从概念到判断、再到推理的完整逻辑过程。因此，“取象比类”不仅是构建中医藏象学说的核心思维模式，还是生成概念隐喻[3]的重要因素之一，其过程体现了典型隐喻思维的应用，即将源域的特征转化为目标域的特征。
因此，中医藏象学说中充满了大量概念隐喻。诸如“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肝者，东方木也”、“肝主疏泄”、“胃为水谷之海”、“六经为川”等等。一方面这些隐喻式的陈述为中医藏象学说增加了新内容，但另一方面也为中医藏象学说的解读与传播造成了较大的难度。笔者试图借助认知语言学的概念隐喻理论，从隐喻认知的角度分析对比中医藏象学说中的相关概念，探讨英汉两种语言在隐喻翻译中的文化差异和挑战。
2. 中医术语的隐喻认知及英译研究
中医语言本质上具有隐喻性，隐喻承载着中医理论和文化，是中医术语阐释的重要基础。中医术语中的隐喻现象，源于日常生活的实践和古人“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思维模式。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从认知角度研究中医术语中的隐喻，探讨其对中医概念和理论体系的澄清与构建的重要意义[4]。申光[5]指出，中医学典籍的“取象比类”思维与认知心理学中的概念隐喻相符。马子密[6]运用认知语言学的隐喻理论分析了中医“取类比象”的结构，得出了这一结构实质上是“中国式隐喻”。由此可见，隐喻不仅在中医语言中普遍存在，而且与中医药翻译研究的结合也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反映出隐喻作为人类认知的基本方式，源自于个人的生活体验。
近年来，学者们越来越关注从认知角度探讨中医术语隐喻的翻译问题[7]。文树德[8]于1986年翻译出版《难经》(Nan-ching: The Classic of Difficult Issues)时就注意到中医语言中体现了一种“模式的知识”(pattern knowledge)，并开始有意识地以凸显隐喻的方式翻译中医术语。郭瑨[9]具体阐明了中医语言的特点，提出了隐喻取舍的依据，如概念独特时使用音译，内涵相似时保留隐喻形象，或替换形象以传达喻意，或舍弃形象直接译出医理，或通过解释说明进行综合翻译，旨在使译文既传递中医术语的医学内涵，又能体现其文化和哲学意蕴。兰凤利[10]提出中医术语的英译应立足于“取象比类”思维方法，通过反映中医术语隐喻内涵的翻译策略进行翻译。曹琳琰[11]等学者通过分析中医语言特征，总结了隐喻性中医术语的翻译策略和方法。黄婧[12]则强调，翻译中医术语时应保留隐喻的本质含义，提出直译以保留原喻体，必要时通过转化喻体来意译，传达中医的基本医学思想。李成华与孙慧明[13]认为，中医术语的多义性要求采用多元对等的翻译策略，提出应遵循阐释医理和保持民族特色的原则。
其次，许多学者针对具体中医典籍的隐喻翻译问题展开研究。例如，李莫南与张斌[14]从概念、语气和形态等方面分析了《黄帝内经》不同译本的表达模式，并建立了语料库以选择合适的翻译方法。孙凤兰[15]通过分析结构性隐喻、方位隐喻和本体隐喻三个概念，对《黄帝内经》不同译本进行了比较研究。谷峰[16]在对《伤寒论》的研究中认为，隐喻性英译过程中，始源域与目标域具有相同的“概念域”时，可采取“以隐译隐”的翻译范式，特殊的文化术语可采取释译或音译+注释的翻译范式，文本外增译，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文化补偿，以达到原文与译文平衡。学者们通过将隐喻理论运用于不同的中医典籍译本中，从概念隐喻的角度进行研究，为翻译实践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翻译策略，丰富了隐喻翻译的研究领域。
3. 《黄帝内经》中藏象术语的隐喻翻译分析
隐喻语言的理解依赖于其所在的语境和文化背景。隐喻的性质以及翻译的目的决定了译者不能仅仅进行字面上的翻译。隐喻的翻译需要考虑其产生和认知的语境，而这一点对于藏象术语的翻译尤其重要。藏象术语的翻译过程不能仅停留在语言层面，它要求译者深入探讨其隐喻认知的文化根源。翻译不仅是语码转换或形式对等的简单过程，更是根据隐喻的发生语境和翻译目的，基于语义对等的原则对隐喻意象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的过程[17]。
因此，译者的任务是将基于“取象比类”思维所形成的藏象术语，承载其中的中国文化和医学思想，准确再现到英语文化语境中。隐喻的翻译实际上是一个互动过程，涉及从深层思维到语言表达的转化，也是源语、译者与译文读者之间的交际活动。在藏象术语的英译过程中，译者需要确保从源语到译者，再到译文读者的交际过程能够顺利进行。为了实现最佳的翻译效果，译者必须对隐喻意象的价值进行判断，并在此基础上采取适当的策略，决定保留、修改或舍弃某些隐喻意象[18]。
本研究所选译本为美国医史学家伊尔扎·威斯(IIza Veith)译本《黄帝内经》The Yellow Emperor’s Classic of Internal Medicine威斯母语为英语，并且熟练掌握法语、德语、拉丁语和汉语。正是对《内经》的翻译，使得威斯获得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史学研究的博士学位。其译作是第一部正式出版且相对较完整的《内经》译本，研究《黄帝内经》中藏象术语中的隐喻翻译时，译者采用隐喻式隐喻翻译、移植式隐喻翻译和白描式隐喻翻译[19]并对三种翻译方法进行分析、揭示理解、转换隐喻的深层次内涵对中医药文化的理解与翻译产生的影响，并分析中医药隐喻的相应翻译手法，促进中医药文化广泛、真实的传播。
3.1. 隐喻式隐喻翻译
隐喻式翻译作为一种翻译策略，旨在尽可能保留原文隐喻的直接性和形象性，通过直译或字面翻译方式传递隐喻的意义。这种方法不对隐喻进行解释或重构，而是力求让目标语言的读者接收到尽可能贴近原文的比喻和形象。隐喻式翻译通常适用于两种语言文化和认知背景相似的情境，这样目标读者可以理解并感知原文中的比喻。
例一：
原文：上热下寒。(《素问·调经论》)
译文：excessive heat in the upper body and cold in the lower
这一表达通过“上”和“下”这两个方位隐喻，传递了身体冷热失调的情况。在中医理论中，“上热下寒”描述的是一种典型的阴阳失调状态，通常指身体的上部(如头部、胸部)处于过热状态，而下部(如腹部、腿部)却处于寒冷状态。这种隐喻反映了身体内部的阴阳失衡。威斯在翻译时，保留了原文的隐喻形式，并通过“excessive heat”和“cold in the lower”来呈现身体冷热失调的概念。尽管他在“上热”和“下寒”之间进行了适当的补充，如“excessive”和“in the lower”，但整体翻译仍保留了原文的隐喻结构，体现了上热下寒的身体不平衡状态。通过这种隐喻式翻译，威斯帮助目标读者理解了原文中的隐喻形象，虽然略有扩展，但核心的隐喻关系(冷热失调、上与下的对立)被忠实传递。
例二：
原文：肝藏血，心藏神。(《素问·五脏生成篇》)
译文：The liver stores the blood, the heart stores the spirit
在这句话中，“藏”作为一个隐喻性动词，传达了脏腑对特定功能和物质的“存储”或“保护”作用。此处，肝与血、心与神的关系并不是字面上的“存储”，而是指它们之间的功能关联和相互依存的关系。在这一翻译中，威斯保持了原文的隐喻性表达，采用了“stores”这一动词，以延续原文“藏”在中文中的含义。通过“stores the blood”和“stores the spirit”，他尽量保留了原文隐喻的直接性，并通过直译确保了读者能够感知到肝和心在中医理论中“存储”各自功能的比喻。尽管“stores”这个词在西方医学语境中可能不完全契合，但威斯依然选择了隐喻式翻译，以保留中医的象征性表达，使目标读者理解原文中的功能性隐喻。
例三：
原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素问·气交变大论》)
译文：Water can carry a boat, but it can also capsize it
这句话通过“水能载舟”和“水能覆舟”两个部分，使用水的比喻来表现阴阳、权力、社会等相互依存的关系。水既能承载船只，也能翻覆船只，体现了事物对立面的双重性质。
威斯的翻译同样采用了隐喻式翻译策略，保留了“water”作为比喻核心，并通过“can carry”与“can capsize”来传递水对船的双重作用。这种翻译忠实地保留了原文中水的象征意义，直观地向读者呈现了事物对立统一的关系。虽然英文读者对“water”这个比喻的文化理解可能不同于中文读者，但通过隐喻式翻译，威斯尽力保持了其形象性和直观性。
威斯在翻译《黄帝内经》中的隐喻时，常常采用隐喻式翻译的方法，力求保留原文的比喻形象和隐喻结构。他的翻译忠实于原文的隐喻形式，尤其在那些文化背景相对接近的情况下，通过直译或稍作调整来确保隐喻的传递。威斯虽然在某些情况下为使翻译更流畅而做了一定的补充，但核心隐喻的表达没有发生改变。这种隐喻式翻译策略适用于那些文化和认知背景较为接近的语言对，使得目标读者能够通过保持形象性的隐喻来感知原文中的深层含义。
3.2. 移植式隐喻翻译
移植式隐喻是一种翻译方法，其核心在于保留原文隐喻的基本含义，但将其转化为目标语言和文化中更为常见的比喻或表达方式。这种方法的目的是确保目标语言的读者能够理解隐喻，同时使其更符合目标文化的语言习惯。移植式隐喻通常会根据目标文化的背景，将原本可能生硬或陌生的比喻转换为该文化中更容易被理解或接受的形式。
例一：
原文：气者，血之帅也。(《素问·调经论》)
译文：Qi is the commander of the blood.
在这句话中，“气”被比喻为“血之帅”，即气是血液的统帅。这个隐喻表达了气的引导作用，即气在人体内的运作能够调节血液的流动和分布，体现了气与血之间的相辅相成和协调关系。威斯在翻译时，采用了移植式隐喻方法，将原文中的“帅”直译为“commander”，这个词在西方文化中有类似的指代作用，通常指指挥或领导者，这样的比喻使西方读者能够轻松理解气的主导作用。尽管“帅”在中文中更具指挥官的象征意义，但在西方文化中，“commander”同样可以传达领导和指挥的含义，且比“leader”或“guide”更贴切，符合目标文化的认知。
例二：
原文：心者，君主之官也。(《素问·调经论》)
译文：The heart is the ruler of the body.
在这句话中，心被比喻为“君主之官”，这是一种把心脏比作治理国家的君主的隐喻，强调了心脏在人体中的主导地位。心不仅是血液的源泉，而且对全身的生命活动起着指挥作用。威斯选择将“君主之官”翻译为“the ruler of the body”，这里的“ruler”是一个广泛使用的比喻，能够表达权力和控制的含义，符合西方读者的认知背景。与中文原文的“君主”相似，英语中的“ruler”也具有领导、指挥的含义，适当地表达了心脏在人体中的统治地位。通过这一移植式隐喻，威斯确保了目标读者能够理解心脏的重要性，同时使翻译符合英语文化中的常见比喻。
例三：
原文：肝者，将军之官也。(《素问·调经论》)
译文：The liver is the general of the body.
这句话中，“肝”被比作“将军之官”，强调肝在身体中的调节与统帅作用。肝脏在中医中被认为是能够疏泄和调节气血的关键器官，具有主导和调节作用。在这个翻译中，威斯使用了“general”来替代原文中的“将军”。“General”作为一个英语中常见的领导角色，与中文“将军”的象征意义高度契合，都是指挥和领导的象征。通过这种移植式隐喻，威斯将中医的比喻与西方文化中的军事术语联系起来，使得目标读者可以清晰地理解肝脏在中医理论中的重要作用。
例四：
原文：脾胃为后天之本。(《素问·调经论》)
译文：The spleen and stomach are the foundation of postnatal life.
在这句话中，“脾胃”被比喻为“后天之本”，表达了脾胃在人体后天生长、发育和健康中的重要性。这个比喻突出了脾胃作为消化和吸收中心的作用，也是生命力和健康的基础。
威斯在翻译时，保留了原文的比喻核心含义，但将“后天之本”翻译为“the foundation of postnatal life”，这一表达方式通过“foundation”这一词汇使得隐喻更具普遍性，并且更符合西方文化中对“基础”和“支持”的理解。通过这种移植式隐喻，威斯使西方读者能够轻松理解脾胃在中医中作为后天健康基础的功能。
威斯在翻译《黄帝内经》中的隐喻时，巧妙地运用了移植式隐喻的策略，保留了原文隐喻的核心含义，同时调整了比喻的表述方式，使其更贴合目标语言和文化的背景。例如，在“气者，血之帅也”中，他将“帅”翻译为“commander”，在西方文化中同样具有领导和指挥的含义；在“肝者，将军之官也”中，他将“将军”翻译为“general”，同样传递了指挥、领导的象征意义。通过这种方式，威斯不仅确保了隐喻的准确传达，也帮助西方读者理解中医理论中的比喻，并使翻译更符合西方语言的表达习惯。
移植式隐喻翻译方法的优势在于，它能够通过目标文化中熟悉的比喻来传递原文的深层含义，避免了直译可能带来的文化陌生感，使目标读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原文中的隐喻，同时也保留了原文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内涵。这种翻译策略在跨文化传递过程中尤为有效，能够更好地实现原文的文化适配。
3.3. 白描式隐喻翻译
白描式隐喻是一种翻译方法，旨在对原文隐喻中的比喻元素进行释义和解释，而不是直接保留隐喻的形象性。这种方法通常适用于目标语言和文化的比喻表达与原文相距较远或难以理解的情况。在白描式隐喻的翻译中，翻译者会通过明确的、直接的语言来替代隐喻的比喻性表达，从而帮助目标读者准确理解原文的含义。尽管这种方法牺牲了原文隐喻的形象性，但它有助于确保目标读者不会误解原文的文化和哲学内涵。
例一：
原文：心肝脾肺肾，五脏各有主。(《素问·脏腑经络论》)
译文：The heart, liver, spleen, lungs, and kidneys, the five organs each have their own functions.
这句话中的“心肝脾肺肾，五脏各有主”使用了一个隐喻式的表达。在中医理论中，五脏(心、肝、脾、肺、肾)不仅仅是解剖学意义上的器官，更是与人体生理、情感、精神等方面密切相关的“主宰”角色。这里的“主”并非指具体的领导或管理角色，而是通过比喻来表达人体各个脏器对整体健康、生命活动的关键性作用。每个脏器在中医理论中都有其特定的功能和作用，它们共同协作，维持人体的平衡和和谐。威斯在翻译时将“各有主”直接解释为“each have their own functions”。这是一种非常直白的表达方式，强调的是每个脏器的功能，而忽略了原文中的隐喻性。原文中的“主”并非指具体的“功能”，而是更侧重于表达五脏各自的核心作用和其在人体中的支配性角色。因此，这个翻译没有传达出原文中的象征意义。
例二：
原文：肾藏精，精生髓，髓养脑，脑为知命之官。(《素问·五脏生成论》)
译文：The kidneys store essence, which produces marrow, which nourishes the brain; the brain is the organ of consciousness.
原文通过隐喻性语言展现了肾脏、精气、髓、脑之间的相互关系，体现了中医学中的哲学观点。这段话采用了一系列隐喻来表达人体内在相互联系的理念。首先，“肾藏精”将肾脏比作精气的储藏库，强调了肾脏在维持生命精华方面的关键作用，不仅仅是物理上的存储，还隐含了肾脏作为“生命守护者”的功能。接着，“精生髓”通过“生”字表现精气是生命力的源泉，象征着精气不断生发，滋养身体其他重要物质；而“髓养脑”则象征髓是脑部功能的源泉，脑部的智慧和意识依赖于髓的滋养。最后，“脑为知命之官”这一文化隐喻则进一步阐述了脑部不仅是生理器官，还承担着掌控生命智慧和“命运”的功能，强调了中医的整体观和宇宙观。与此对比，威斯的翻译采取了白描式隐喻翻译策略，将隐喻性的表达转化为直接、功能性的语言。在这个翻译中，“肾藏精”被简化为“The kidneys store essence”，虽然“store”传达了存储功能，但失去了“藏”字中蕴含的深层文化象征，未能表达肾脏在生命维持中的“守护”功能。“精生髓”则被翻译为“produces marrow”，尽管传递了精气转化为髓的生物学过程，但缺少了“生”字所包含的生生不息的隐喻含义。“髓养脑”被翻译为“nourishes the brain”，虽能传递滋养作用，但未体现“养”字的文化深度，失去了“保养”和“滋润”之意。而“脑为知命之官”则被翻译为“the brain is the organ of consciousness”，虽然解释了脑的意识功能，但忽略了“知命之官”在中医文化中作为掌控生命智慧和命运的象征意义。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威斯直接解释了原文的意义。这种翻译方式虽然确保了目标读者能够理解字面含义，但却未能保留原文隐喻的文化深度和哲学内涵。原文中的隐喻不仅承载了生理学的信息，还蕴含了中医对生命和宇宙的独特理解，而威斯的翻译则侧重于传达生理过程和功能，未能传递原文中隐喻所体现的更深层次的文化和哲学思想。
例三：
原文：肾者，作强之官也。(《素问·调经论》)
译文：The kidneys are the source of strength.
这句话中，肾被比喻为“作强之官”，意思是肾脏是身体力量和活力的来源，负责维持身体的强健与活力。威斯在翻译时选择了“source of strength”这一表达，而不是直接使用“作强之官”。通过这种白描式隐喻翻译，威斯用“source of strength”这一明确的术语解释了肾脏的功能，去除了原文的比喻性，确保了目标读者能够理解肾脏在中医理论中是如何被视为生命力的源泉。威斯在翻译《黄帝内经》时，采用白描式隐喻翻译方法的例子可以看出，他在某些情况下采取了更加直接的语言来解释隐喻的内涵。这种方式虽然牺牲了原文隐喻的形象性，但能够确保目标语言的读者能够明确理解原文的意义。在如“肾者，作强之官也”这样的句子中，威斯通过翻译为“source of strength”清晰地表达了肾脏在中医中的功能，避免了文化和认知差异带来的理解障碍。
白描式隐喻翻译着重于传达原文中隐喻的内在含义，而不侧重于保留原文的比喻形象，它直接呈现了原文中的隐喻含义，而无需读者具备特定的文化或背景知识。这种直译隐喻的方式可能会失去比喻的文学表现力，但更有助于读者理解并体验到原文的情感和意义，而不会因陌生的比喻而感到困惑。
4. 研究启示
隐喻式隐喻翻译、移植式隐喻翻译和白描式隐喻翻译是翻译策略中三种不同的方式，它们在中医典籍的翻译中具有独特的应用和作用。中医典籍，如《黄帝内经》，含有丰富的文化和哲学内涵，其中使用了大量的隐喻和比喻来描述人体、疾病、治疗等概念。不同的隐喻翻译策略可以帮助解决跨文化翻译中的挑战，并确保目标语言读者能够理解原文的深层含义。
隐喻式隐喻翻译保持原文隐喻的形象性和比喻形式，通常适用于两种语言之间有相似文化背景和认知结构的情况。在中医典籍的翻译中，隐喻式隐喻翻译能够最大程度地保留原文的文化特色和哲学思想，尤其是对于那些深刻反映中国传统医学理念的比喻，如“肝者，将军之官也”或“心者，君主之官也”。这些隐喻不仅描绘了生理功能，还蕴含了中医的哲学体系，暗示了人体和自然之间的和谐与平衡。对于具备一定中医文化背景的读者，隐喻式隐喻翻译可以帮助他们理解人体及其功能的深层含义。在这种情况下，翻译者尽量保留原文的隐喻形式，使读者能够通过比喻直接感受到中医的独特视角。然而，隐喻式隐喻翻译在面对跨文化的读者时，可能面临一定的挑战。不同文化中的比喻和认知结构差异，可能使一些隐喻难以理解。因此，在某些情境下，隐喻式翻译可能需要结合其他翻译策略来确保传达的准确性。
移植式隐喻翻译是一种将原文比喻转移到目标文化中常见的比喻表达方式的方法。在中医典籍的翻译中，移植式隐喻的应用非常重要，尤其是当原文隐喻和目标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较大时。移植式隐喻翻译帮助目标文化的读者通过更为本土化的比喻来理解中医概念，从而减少文化隔阂。例如，在中医典籍中，“气”常常被比作“将军”，或者“肝”被比作“君主”。这些比喻与西方文化中的传统观念存在差异，因此采用移植式隐喻翻译策略，可以将“将军”或“君主”等比喻转换为西方文化中更为常见的比喻，如“leader”或“commander”，从而更好地适应目标文化的语境。这种翻译策略帮助了西方读者更容易地接受和理解中医文化中的复杂概念。通过移植式隐喻翻译，目标文化的读者能够将中医的思想与他们已有的文化认知联系起来，从而减少误解和文化冲突。
白描式隐喻翻译是一种通过释义和解释来直接表述原文隐喻的方法，而不是保留其隐喻的形象性。在中医典籍翻译中，白描式隐喻翻译常用于那些隐喻不容易被目标文化理解，或其比喻形式与目标语言文化差异较大的情况。通过白描式翻译，翻译者能够用明确的语言直接传达隐喻背后的概念或原意，避免目标读者的误解。例如，在中医经典中，像“气者，血之帅也”这样的句子，如果仅采用直译，西方读者可能难以理解“帅”在此处的深层含义。通过白描式翻译，翻译者可能会选择解释为“气在血液中起到指挥的作用”，这种翻译方式清晰、直接，能够帮助读者准确理解原文的含义。虽然白描式隐喻翻译可能会削弱原文的艺术性和形象性，但它在确保读者理解的准确性上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在跨文化的翻译过程中，能够有效避免文化误解或概念模糊。
这三种翻译策略——隐喻式隐喻翻译、移植式隐喻翻译和白描式隐喻翻译——在中医典籍的翻译中具有不同的功能和作用。隐喻式隐喻翻译保留了原文的比喻性和形象性，使得翻译更加贴合原文的文化和哲学精神，但可能面临文化差异导致的理解障碍。移植式隐喻翻译则将原文的隐喻转化为目标文化中易于理解的比喻，帮助目标读者通过本土化的比喻理解中医的概念。白描式隐喻翻译则通过直接的释义和解释确保目标读者能够准确理解原文的含义，尤其适用于那些与目标语言文化差异较大的隐喻。在中医典籍的翻译过程中，翻译者通常会根据具体的情境选择适合的隐喻翻译策略。有时，为了保证文化的传递和理解，可能会结合这三种策略，以达到既保留原文文化特色，又确保目标读者理解的双重效果。通过灵活运用这些翻译方法，中医典籍能够在跨文化传播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使西方读者能够真正理解和接受中医的理论与实践。
5. 结语
本研究为隐喻的翻译提供了深刻见解，在中医翻译的理论探索与实际操作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隐喻翻译不仅充满挑战性，同时也蕴含着丰富的创造潜力与多样的可能性。通过对不同类型隐喻及其翻译策略的细致分析，译者能够更有效地传达原文的文学意义与情感内涵，兼顾目标读者的接受与理解。本研究从新的角度审视了中医翻译中隐喻的处理方式，期望为相关领域的持续研究与实践带来积极启发，进一步推动跨文化的交流与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