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指出全球化过程中关于全球互动的核心问题是文化同质化和异质化之间的张力，而文化这一概念最有价值的特质正是其差异的概念，它是事物间对比的而非自身的特质[1]。数字文化代表了新时期全球化与数字化的重要趋势，数字文化的“出海”对数字全球化具有重大意义。“边界”存在于差异的交汇之处，当多元文化经由数字技术实现“出海”之时，世界各地不同文化遭遇之际所呈现出的正是数字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分野。经由对数字文化分野的观察与思考，可以从更加全面的视角深入审视当前数字全球化进程中的跨文化交流等问题。
2. 数字全球化与数字文化的“出海”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全球化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更是社会的、政治的与文化的现象，“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阿帕杜莱认为，“全球化不可避免地连接着资本目前在全球范围内的运行，在这一点上，它扩展了以前的帝国、贸易及其在世界上许多地方的政治控制逻辑”[3]。以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为代表的制度转型理论认为，全球化同现代性的扩散交织在一起会将世界文化引向新的高度[4]。作为现代化“代言”的数字技术与数字化很显然能够为当前的全球化理论与全球化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不可否认，随着数字技术的升级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将为全球化带来更多的创新与不可预测性。文化研究需要深入现象来探索本质，避免数字化与现代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交织所带来的遮蔽，进而思考全球文化交流背后的本质问题。
2.1. 数字全球化
“数字全球化是指数字技术、数字媒介和数字公司驱动下的信息和数据流动，经济关系和生产方式的数字化整合，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的数字化联通，以及思想和文化观念的全球传播和重构”[5]。通过对数字全球化概念的介绍，可以看到数字全球化属于全球化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是数字技术与全球化有机结合呈现出来的新样态。在《数字全球化：全球流动新时代》的研究报告中提出，爆发式增长的跨境数据流动正在改变全球化的轨迹，“全球化走向了以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为表征的数字全球化阶段”[6]。有学者认为数字全球化是自“超级全球化”、“有限全球化”之后全球化的全新阶段的体现[7]。
全球化从本体论上改变了“地方和疆域本身”，当前的空间关系已无法再“锚定”在特定的“地方”或“地点”[8]。阿帕杜莱提出“流”的世界(a world of flow)，并从全球流动的五个不同的维度提出了不同的景观，例如媒体景观和技术景观等[1]，面对数字全球化的全新阶段，阿帕杜莱关于全球化的理论仍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数字全球化作为全球化发展的新阶段，它既有全新的特点，同时却也要面临全球化过程中相似的困境与问题。首先，数字技术所带来的风险与不确定性正与日俱深。数字技术在推进数字全球化的进程中一方面展现了现代技术的创新性，作为一柄双刃剑也同时呈现出各种不确定性，贝克(Ulrich Beck)认为当今世界的风险具有全球性的威胁，数字技术变革的背景下，使其变得更加难以预测[9]，数字风险与数字伦理的讨论正在成为热点话题。其次，文化同质化与异质化的张力相较以往更加明显。正如阿帕杜莱提出全球流动的不同维度对全球化的关注，同质化与异质化的张力成为了塑造全球景观的重要力量。西方试图通过数字资本建构和主导的单边全球秩序的企图已然落空。早期互联网时代，随着西方对于数字技术的占有优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西方文化与价值观在全世界互联网空间的单边扩张，但是伴随着不同国家与地区数字文化“出海”的实践，对西方数字技术垄断地位的突破，数字全球化过程中的数字文化正在呈现多元化趋势。
2.2. 数字文化“出海”
实际上，文化的“出海”古已有之。从全球化的发展历程来看，历史上世界各地都曾经进行过有关全球化的活动并伴随着文化的跨国传播，如我国古代张骞出使西域、郑和下西洋都是有关全球化的早期实践。古代朝贡体系的出现也是国际化与全球化的体现，物品交易的同时，也促进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到1522年麦哲伦完成环球航行，地理大发现(Age of Exploration)实现了各个不同的大洲之间的航路联通，促进了彼此间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因而早在数字文化“出海”之前，文化“出海”的现象实际上已然出现过，前面的诸多全球化事例中都体现了早期文化“出海”的现象。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发明，多元文化的交流互动日益频繁，除了所谓的“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之外，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了“文化全球化”的趋势。
文化全球化不能等同于文化同质化[1]，“在地化”和全球化的互动实践，呈现出的是全球化过程中文化的同质化与异质化彼此遭遇，不同文化的传播生产和再生产等一系列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并全面推进国际传播工作，对我国的国际传播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在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的总体框架下，“打造协同性、联动性战略传播共同体”的目标[10]。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发展目标，要求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11]。数字文化的“出海”是数字文化“走出去”的形象表述，有学者认为，数字文化是“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形成的新型文化形态，主要包括文化数字化和数字文化两个方面”[12]。需要指出的是，数字文化的“出海”实际并非新的模式与概念，早在互联网时代的初期就已经能够看到端倪。从阿帕杜莱有关全球化中媒体景观和数字景观的论述中就已然能够看到数字文化“出海”的相关模式，再比如进入21世纪初期的日本二次元文化的推广、韩国娱乐产业制造的“韩流”以及欧美影视行业的电影文化大行其道，都是伴随数字全球化的趋势而进行的数字文化“出海”实践。
3. 数字文化“出海”背景下的多元文化分野
“分野”指的是区分范围和不同事物的边界，在我国古代的“边疆”概念原本也是指的“文野之别”。然而随着世界各地的联结以及不同人的交往，作为载体的人将不同的文化进行全球性的传播，随着电子信息技术和现代化的数字技术的发展，传统的边界已经很难去阻挡以数字信息技术为载体的文化传播。但是，文化的传播并非单向度的传递，复数的文化在遭遇之际形成更多文化意义上的“边疆”，这使得“边疆”不仅是区域概念，还是一种历史进程，即所谓的“文化接触地带(zone of cultural contact)”[13]。作为数字全球化重要“标志”的数字文化“出海”实践，带来多元文化交流的同时，也必定会产生更多文化意义上的“边疆”，进而会产生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分野。
3.1. 全球化时代数字文化的内涵
数字文化并非简单地对“数字”与“文化”两个概念进行简单叠加，有学者指出数字文化是随着数字技术与互联网的发展而产生的特有文化形态，更是全新的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对于数字文化的研究可以从“文化的数字形态”和“数字的文化表征”两个层面来进行[14]。概括起来可以看成文化的数字化与数字的文化这两类不同形态。前者是将文化通过信息化与数字化进行“转译”来提高其传播效率和传播范围，进一步丰富文化形式；后者则是数字信息时代所产生的新文化形态[14]。
全球化的不同阶段都必然伴随着巨大的变迁，如工业革命带来的产业升级与技术革命，进一步加速了全球化的速率以及世界各地人们的联系。轮船和飞机的发明，使得“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时代一去不返，而数字信息化的快速发展，更加打破了传统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方式。过去被称为“摇椅上的人类学家”会通过旅行者和传教士等人了解异国他乡的文化获得相关知识，后续则是通过传统交通手段去往田野点进行实地调查，而如今的互联网时代则改变了文化获取的途径与方式，呈现出文化的新形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承，改变了传统对非遗文化的研究，同时结合新型的数字技术手段，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得以创新和传播，更大程度上提升和促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与发展。通过数字信息化技术，人们交往的模式和生活方式也在发生巨大变化，如各种短视频社交平台和图文社交平台的出现，使得全世界的网友可以共享信息和分享资讯，突破了物理上的时空界限，呈现出的正是数字时代的新兴文化形态。
3.2. 全球化“张力”下的数字文化“出海”
马克思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资本的全球化配置以及数字资本的全球化运作成为早期全球化的基本运作模式。随着数字技术不断打破物理的“藩篱”，超越时空维度的限制，与此同时，在阿帕杜莱关于媒体景观与技术景观的描述中，资本在新时期数字全球化的流动中也在不断产生新的“悖论”。他指出现代媒体在数字全球化的实践中创造出的社群是“无地域感的(no sense of place)”，吊诡的却是如今我们所处的世界一方面不断提出理论去解说那些异化及个人与群体间的心理疏离，同时另一方面却在营造着电子媒介下亲密感的幻想[1]。数字全球化的“张力”在资本运作与数字技术的“加持”下正以更加鲜明的形象呈现在人们的眼前。综上所述，全球化的出现始终与“资本”等概念相关，而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传播与“出海”和全球化过程中的“张力”密不可分。
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的确打开了传统的时空壁垒，加速了资本与文化的传播速率。有学者提出数字全球化的现实是数字资本抽象力量的普遍同质化建构，而数字资本的全球扩张进一步地驱动世界历史实体内容的演进[6]。但是数字全球化并非意味着已经解决全球化的固有矛盾问题，甚至数字技术的发明使得固有问题之间的“张力”更为明显，诸如“全球化与在地化”、“同质性与差异性”等矛盾张力始终贯穿数字全球化的过程中。数字文化的“出海”正是在这样一个数字信息技术发展与数字全球化的进程中出现的。它标志着一种新的全球化时代的新文化样态，也为数字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局面。特纳(Frederick Turner)曾经系统地阐述了美国的“边疆”战略文化以及传统地缘战略中关于“拓疆”的模式，这一点在西方的全球化实践以及资本的全球化配置中都可以观察到。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以及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2015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受到多个国家地区的欢迎，也为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中国式的全球化思考与方案。数字时代的不同全球化思考与更加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成为了当前数字文化“出海”的一个重要背景。
3.3. 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分野的呈现
文化“出海”的表述或许是一种创新的表述形式，但是文化“出海”的实践却并非新鲜事。从前文的介绍中可以看到在生产力落后的时代，世界各地的文化与经济交流已经开始形成。如公元7世纪可萨汗国作为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中转站，促进了欧亚大陆各民族、各区域之间经济文化交流及人员的交往。专业学者指出“早期东西文化交流大约发端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历经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三大阶段，形成草原北道、绿洲中道和高原南道三大通道”[15]。早期的文化交流伴随着贸易活动开始，而没有形成规模性的文化交流，人们通过交往形成关于“自我”与“他者”的认知，可以看作是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分野的雏形。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交通运输日益便捷，大大降低了时空环境的阻碍，促进了世界各地人们的交流活动。科技信息技术的大力发展，更是将文化传播的速率与覆盖面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早在上世纪的数字全球化的起始阶段，欧美和亚洲的一些发达国家已经进行了他们各自的文化“出海”实践。阿帕杜莱生动地对此进行了描述，他指出：“当费城的韩国人通过韩国传送的卫星信号观看1988年首尔奥运会时”、“艾耶尔描述的菲律宾人对美国流行音乐不可思议的亲近，为超现实的全球文化提供了生动的证明”[1]，上世纪作为媒介的好莱坞与香港电影工业(Zarilli, 1995)，促成了武术的跨国流动，诠释了历史悠久的武术传统在新时代的文化发展与跨文化的结合[16]。资本的全球化扩张逻辑始终围绕着人与资本进行，马克思指出了资本逻辑二重性的矛盾运动，资本作为生产要素需要不断“增殖自身”，而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则依照它的需要去构建新的世界[6]。数字的全球化加速了多元文化的交流交往，在不同文化的“出海”之际，文化分野呈现在大众视野中。这个时期的文化分野已经不再是一种明确的界限，随着资本制造的“增殖”，不断填充文化断裂之间的“间隙”，因而可以把此时的文化分野看作一个可供多元文化交流的“中间地带”，互联网空间与数字空间等概念的兴起也为此提供了重要基础。
4. 从数字文化“出海”到数字文化分野：数字全球化时代的再思考
人类学者用“文化涵化”的概念来表示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不同文化在接触过程中，相互采借、接受对方文化特质，进而使得文化相似性不断增加的过程与结果，将其作为文化变迁的一种主要形式[17]。全球化与地方化的互动中，文化涵化等现象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来，而传统的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和濡化(enculturation)都是需要漫长的过程来实现，但是数字技术却不断催化和加快这些文化进程，伴随着数字文化的“出海”实践，从时空维度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分野，如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异以及代际之间的“数字鸿沟”等现象。从数字文化的“出海”到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分野，需要重新思考和审视数字时代的文化全球化发展。
4.1. 数字文化传播与数字文化分野
全球化始终围绕着“人”来进行，并非一个纯粹的自然过程，其巨大的发展进程中无不伴随着众多的主体参与其中。数字全球化仅是全球化发展阶段的呈现形式，不能因数字技术的现代性而忽视了全球化的本质。早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就已经开始进行，随着工业革命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扩张的脚步逐渐加快。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2]。全球文化的交流过去以人为重要载体，本尼迪克特(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中曾指出印刷资本主义作为重要途径，使从未谋面的群体得以想象自己是其他地区的人[1]。而数字技术更是加深了这种文化互动过程，人们此时可以在电子设备与互联网的支持下了解世界的不同地方文化，进而加速了关于文化分野的呈现。不同文化交织在数字信息建构的“空间”之中，人们对于“自我”与“他者”以及各自生活的情况有了了解，不同的人们通过数字信息技术在跨越物理层面的时空维度的阻碍下频繁“遭遇”。
资本主义早期的工业革命推动了世界历史的进程，资本主义的文化的“出海”也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进程波及整个世界。随着世界各国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带来了巨大灾难，客观上推动了战后和平时期的技术发展，但是却依然没有阻止资本主义推进的全球化的脚步。电子信息技术与互联网兴起阶段，美国等西方国家依然试图通过对数字信息技术与互联网的垄断地位来推进它们所主导的全球化秩序的建立。美国战略学家明确指出：“新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爆炸性的成长导致了数字空间的产生。这些的确创造了一个新的领地，也就是说打开了一个新的边疆。而美国作为开拓和利用新边疆经验最丰富的国家，应当有这样的文化传统来抓住数字边疆(cyber frontier)所提供的机会”[18]。经由对数字技术的掌控，美国长期通过“大众文化”的输出向全球营造美国的国家文化形象，同时也在相关领域创造了经济收益。数字信息技术提供的便捷诚然为推进资本主义的数字现代化提供便利，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忽视了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生产力技术与科技创新所带来的不可控。随着不同国家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科技水平的提高，过去掌控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在失去他们的优势，不同的文化“出海”以及数字技术的日新月异，标志着传统全球化阶段资本主义一家独大的局面正在失去它的优势。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于新兴国家的科技技术打压为例，他们试图遏制传播技术的发展，还有老牌西方传统媒体正在遭遇越来越多人的“抛弃”也能看到数字文化“出海”的必然性。
从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都在借助数字技术来推进它们的文化“出海”实践，并根据发展实际来选择不同的出路。经由数字技术的发展，日本的动漫文化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不断提高，日本政府推动所谓的“动漫外交”，仅2003年日本动漫产业收益高达43,159亿美元，是同期日本出口美国钢铁收益的4倍之多[19]。韩国则是通过所谓的“韩流”文化来创造收益，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韩国经济持续低迷，到2005年《大长今》等电视剧的播出，给韩国带来超过600万的游客，“2006年达到617万，其中来自亚洲地区的游客占到74.9%，美洲游客为10.8%，欧洲游客为8.5%”[20]。我国文化“出海”的实践一直都存在，而形成规模体系的实践策略却晚于一些发达国家，但是我国文化“出海”的速度却是远超这些国家。2024年“海外自研游戏实际收入约为1353.79亿元人民币，中国游戏整体收入在全球占比37.89%。我国出海游戏收入占比前五的国家分别为美国、日本、韩国、德国和英国，其中美、日、韩收入占比分别是31.06%、17.32%、8.89%”[21]。我国的短视频平台和网络文学在全球占比上升，其中短视频平台字节跳动旗下的TikTok、快手旗下的Kwai和Snack Video，以及Likee等形成了“一超多强”的出海阵容，TikTok在北美与欧洲的下载量和用户活跃度、广告覆盖等方面更是呈现出极大优势[22]。随着我国过境免签时长由72小时和144小时均延长为240小时政策的出台，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开始将中国作为首选旅游目的地。受海外的短视频平台与互联网“流量”的影响，“中国旅游”(China Travel)标签的热潮持续在海内外互联网平台发酵。我国的数字文化“出海”的“走出去”以及国外游客来华旅游的“走进来”的模式，彰显出我国数字文化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同时，文化的“出海”与数字平台的兴起，打破了西方某些传统媒体对我国形象的扭曲和刻板化，随着数字文化的推广，呈现出多元文化在数字时代交流交往的新形态。
4.2. 数字全球化中的文化分野
2025年1月13日至16日期间，社交平台软件“小红书”在美国地区App Store社交软件免费榜下载量排名跃居第一。后面一周时间内，小红书在美国的用户下载量增长了300% [23]，更是引发后续一场中美网民“大对账”的现象。而引发这一连锁现象背后的直接原因是2025年1月10日美国最高法院以国家安全为由，加速审理涉及短视频社交媒体平台TikTok的相关法案，让众多的TikTok美国用户担心平台被禁，因此才以所谓的“抖音难民(TikTok refugee)”身份涌入小红书平台。2025年初的这场“逆全球化”的网络事件实际上暴露出了全球化时代的矛盾性与文化全球化的复杂性。
美国对字节跳动旗下的社交平台TikTok的一系列打压，实际上也打破了数字全球化时代经由数字技术与现代化所试图缔造的“想象的共同体”。联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质生产力”等关键词，结合当前的国际问题才能够深刻意识到数字化时代的全球化进程中所面临的诸多不确定性。文化“出海”是全球化的重要体现，但是文化的“出海”背后却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提高以及文化软实力的增强，我国文化“出海”的成功正是我国综合实力的证明。与前文国家不同的地方在于，我国的数字化发展与建设是走独立自主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1999年我国在全球电子商务交易中的占比仅为不到1%，而到2020年已经上升到52%”[24]。电子设备制造业方面，我国的发展也是突飞猛进，但是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引起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敌视，有学者指出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争端“它反映了作为世界第一超级大国的帝国主义美国对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社会主义中国的迅速崛起的防范和压制”[25]。这体现了新时期数字全球化中存在的不对称性和不确定性。
历史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完成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过去的全球化进程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全球化秩序的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互联网和数字信息的兴起，美国等西方国家试图继续沿着旧式的文化逻辑，通过利用数字资本来对数字空间进行掌控，进而实现他们在数字空间中“开疆拓土”的企图却难以实现。回到阿帕杜莱有关于流动的全球化以及他对于媒体景观和技术景观的描述不难看出，数字技术的发展加深了人们之间的交流，文化的流动和交往必然会打破数字资本建构的“信息茧房”。需要重申的一点是，文化全球化不是文化的同质性过程，数字资本主义也无法实现“一家独大”，数字信息时代的生产力发展与技术的创新会呈现更加多元的声音。2024年8月20日，单机动作角色扮演游戏《黑神话：悟空》一经发布，获得全世界游戏玩家的瞩目，上市一周就在全球最大的综合性数字发行平台之一的Steam销量排行登上榜首，我国传统古典文化受到热议。2025年初，DeepSeek的发布引起世界科技领域瞩目，其开源核心的特点，打破了GPT-4等资本主义生成式AI技术的垄断，DeepSeek模型体系“首次实现了技术在普惠性、可解释性、健壮性、开源性的三重突破，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技术锁定’进行解锁”[26]。
随着“新质生产力”等重要概念的提出，可以看到数字时代的生产力与科技创新将会对全球化带来巨大影响。数字时代的文化全球化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会呈现更加多元的形态，文化的分野也不同于传统泾渭分明的壁垒，而是可以形成文化互动的“地带”。“一带一路”倡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向世界呈现出具有中国智慧的全球化方案，中美网友小红书“大对账”等事件反映了差异文化在数字社交平台的直接交流互动，为数字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5. 总结
数字全球化是全球化的表现形式之一，数字文化的“出海”则是数字全球化时代的重要标志。过去全球化进程受制于物理时空限制的局面经由现代化数字信息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的发明创造而被打破，数字科技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正在实现和促进全球多元文化的交流和互动。与此同时，不同文化的相遇必然会产生更多的“分野”，而数字时代的文化分野却不同于固有的“边界”含义，而是形塑出多元文化得以持久互动的“空间”概念。
全球化的核心问题依然无法避开文化的异质与同质的张力问题，而这也是全球化得以发展的动力来源。数字文化的“出海”不仅会带来差异文化之间直观的“文化震撼”与跨文化比较的思考，更重要的是通过数字时代的媒体呈现，文化不仅实现“走出去”，也会实现不同地区人们“走进来”的互动。随着近些年来的跨国旅游观光与自媒体分享等多重互动形式的出现，数字文化的国际推广与全世界人们的积极参与，使数字全球化时代正迈向一个新阶段。人们在数字全球化的跨文化比较中也对未来的全球化发展方向有了进一步思考，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既有传统西方资本国家的单边主义全球化路线，同时还有我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呈现出的多极普惠包容的全球化路径。数字文化的“出海”促进了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同时在差异文化的互动中开拓了人们观察世界的视野，并提供不同的全球化思考角度，为未来迈向新时期的全球化道路奠定了重要基础。
基金项目
本文为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年度项目(2021CTY029)“新时代体育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演化规律与引导机制研究”、2025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2025KY0361)“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广西‘数字边疆’建构路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